赌博，按法理学的解释，是以金钱或财物作赌注，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各种形式的输赢较量后，使赌注在参赌人之间发生转移的一种行为。
赌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源远流长，据《古今图书集成·博戏部杂录》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已较普遍。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此时，通称之为“博”（或簙）、“博戏”、“博揜”等。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赌博现象更是渗入各个阶层。赌博，作为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唐律疏议》中的《博戏赌财物》条，首次把“博”与“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这可视为赌博一词的雏形。北宋苏轼在一篇奏议中记道：“城中有开柜坊者百余户，明出牌榜，招军民赌博。” [1] 晏殊亦有词云：“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 [2] 赌博一词正式形成。到明清时期，各类赌博更加活动猖獗，被称之为国粹的麻将（原称马吊）开始出现，并迅速弥漫全国，一些斗戏更是发展到高峰。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洋赌术诸如跑马、轮盘赌、扑克等引入中国，使得中国的赌博文化更显纷繁庞杂。赌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赌博的社会危害与宋元禁赌
１、赌博之危害
赌博前提就是利己，而这种利己又是以损人为前提。宋元时期，因赌博盛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亦相伴之而生。以至贪赃枉法、扰乱社会，甚至杀人越货等现象，在当时亦时有发生。
其中《宋史·王安石传》有载：“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 [49] 而《燕翼诒谋录》则更明确记载：“世有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 [50] 《武林旧事》中谓此等人为“白日贼”，他们“穿窬胠箧，各有称首。以至顽徒如拦街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 [51] 赌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宋《名公书判清明集》记有这样一个案例：“支乙之妻阿王，娼家女也。支乙于衢州南市楼上，开置柜坊，楼下开置茶肆，以妻为饵。徐庆三、何曾一、王寿、余济皆与逾滥，与以钱物，群聚赌博，实为欺骗渊薮。”名为茶肆，实为妓院赌场。一次支乙、郑厨司诱陆震龙至，其同伙余济等“能将骰子两只，当留六面大采靠拢”，使陆震龙很快输光了身上的二百五十贯。二鼓时分，不愿服输，且不明究里的陆震龙，回家取来仅有的一百五十六贯，孤注一掷。余济等故伎重演棗出老千，“共骗赢陆震龙一人钱物”。陆震龙再次典当身上全部衣物来赌，但照样一去不回，且倒欠二十贯。以至他“深夜欲归，无衣可着”。但无赖支乙仍“急欲陆震龙赎当还钱”。因“取之既急，恐之又甚”，陆“在家自缢而死”。 [52] 大臣蔡久轩断此案曰：“财者民之膏血。膏血既竭，身其能存？是支乙、余济等虽不杀之，势实致之死地。”“奸猾之徒，动辄十数为群，以赌为名，欺骗取材，次等风俗，安可不辑！” [53]
其实， 赌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远不止此。由于柜放赌局公开招军民赌博，赌风也渗入军队。这不仅败坏军纪，影响战斗力，更增加社会不安的因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真宗时“巡卒三人，因寒食假质军装赌博，既不胜，遂谋以五鼓未尽伺击陌上行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贸易，以赎所质。” [54]
而一些官吏在嗜赌成瘾后，贪赃枉法者亦大有人在，此则危害更深。如北宋初年龙捷都虞候田绍斌，“尝盗官马，贸直尽偿博进。” [55] 而贾似道斗蟀误国，则更是罪及千秋。以至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不防其微，必为大患”。 [56]
由于赌博不是通过正当的劳动，而是仅凭“运气”，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发生频繁转移。而这种转移丝毫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益处，反而养成一种侥幸和投机心理，增加了社会动荡和不安的因素。赌场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寡廉鲜耻等一切社会丑恶现象，在这里一览无遗。礼仪和廉耻在这里不见了踪影，从而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而一些赌徒的孤注一掷，以致造成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更是给社会带来遗患无穷。故此，自秦汉以来，历代政府均颁布了一系列禁赌措施。宋元亦不除外。
２、宋元时期的禁赌
宋立国之初制定的《宋刑统》中就规定“诸博戏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其停止主人及出九和合者，各如之。” [57] 对赌博按盗窃罪论处可谓处置亦严。鉴于赌风太盛， 太宗于淳化二年二月再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 [58] 对此诏令，《宋会要辑稿·刑法志》记载更详：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诏曰：京城先是无赖之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其同罪。” [59] 对赌徒处以此等重刑，可谓历史罕见。而在宋真宗年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立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立之诘问。立之引伏。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 [60] 即使是登科进士，只要以前犯有赌博罪，除革除功名外，罚铜四十斤，还要处以流刑。这说明至少到宋真宗年间，对禁赌诏令的执行还是相当严格的。
与宋并立的辽金王朝，也颁布了相应的禁赌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 而且金世宗还为之解释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 [61] 世宗希望通过重点打击品官赌博来制止社会上的赌风。讲礼仪和廉耻，对嗜赌成性的赌徒来说，似乎是对牛弹琴，杖刑自然也无法遏制猖獗赌风。于是金世宗再次下诏：“犯赌博者，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亦此意也。”试图把对官吏赌博的处罚，同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挂钩，可是同样收效甚微。但金朝这一品官犯赌博法的制定，开创了明令禁止官吏赌博的先河，为明清时期法律中禁止官员赌博律文的出现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元则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详尽的禁赌法令。元世祖在至元十二年二月下诏：“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 [62] 《元史·刑法志》更有具体律令：“诸赌博钱物者，杖七十，钱物没官，有官者罢现任，期年后杂职内叙。开张博房之家，罪亦如之。再犯加徒一年。应捕故纵，笞四十七，受财者同罪。有司纵令攀指平人，及在前同赌之人，罪及官吏。赌饮食者，不坐。诸赌博钱物，同赌之人自首者，勿论。诸赌博，因事发露，追到摊场，赌具脏证明白者，即以本法科论，不以展转攀至革拔。” [6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赌博罪行的认定、处罚的细节、职官的责任，均有详细的规定。由此从另一个侧面，亦反映出当时赌博现象之普遍。
面对社会这种赌博恶习，士大夫中一些有识之士和地方官吏，纷纷发出禁赌倡议并尝试禁赌措施。
《清波杂志》载：“苏东坡云：如人善博，日胜日负。王荆公改作：日胜日贫。坡之孙符云：本乃月（应为‘日’）胜日贫。吕正献尤不喜人博，有胜则伤仁，败则伤俭之语。” [64] 宋神宗年间，改革家王安石更明确提出，赌博废事失业，极力反对。据《拊掌录》载：“叶涛好奕棋，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奕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65]
而地方官吏对赌博的危害则认识更深，并尝试禁赌。大臣方秋崖曰：“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赌博，终而盗贼；始而嬉戏，终而斗殴；始而和同，终而必争。败事丧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所必禁也。” [66] 于是，一些地方官吏在政府禁赌不力的情况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禁赌。“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胡颖（胡石壁）宣布：“本府严赌博之禁，与禁盗贼同，盖以赌博不已，必至为盗故也。” [67] 《宋史·薛季宣传》亦载，时患盗，季宣行保伍法，“禁蒱博杂戏，而许以武事角胜负。” [68]
在中国历史上，对这种带有病态的文化活动，历代政府均出面加以制止。对赌博处罚最为严厉者，首推宋元时期，轻者罚金配遣，重者处斩。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赌博的种类辈出，有关赌博的述作层出不穷。举国上下，上起皇帝官僚，下至平民乞丐，纷纷参加。至于辽道宗晚年以掷骰来量彩授官，更是前所未有。
赌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至今影响颇深。但史学界对之一直重视不够，宋元时期更是如此。查阅近年来的宋元史研究成果，仅有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出版的《中国赌博史》（萧梅花、郭双林著），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出版的《黑白二十四史》（杜永明主编），两书对宋元时期的赌博现象均有论述，但都局限于对当时几部赌博专著的阐述。而有关专题论文，至今亦尚未发现。本文试就宋元时期的赌博活动进行较全面的探讨，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宋元时期赌博的种类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曰：“夫博者，……且长行、叶子、博簺、弹棋，近世无传者。若打褐、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鄙俚不经见；藏弦、樗蒲、双蹙融，近世废绝；选仙、加减、插关火，太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戏、奕棋，又唯可容两人；独彩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 [3] 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赌博品种纷繁复杂，但多已失传且难以理解。
考宋元时期流行的赌博种类，在继承隋唐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的赌博种类，按其用具的不同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１、 球类赌
主要有蹴鞠、击鞠和捶丸。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球戏发展的一个高潮。承袭隋唐以来的蹴鞠和击鞠，在这一时期得到兴盛。尤其是蹴鞠，由于得到大宋皇帝的垂青，得以迅速发展，并传入辽金。这种博戏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两队比赛以进球多者为胜。亦有二人、三人比赛，但不用球门，仅凭控球技巧取胜。击鞠和蹴鞠类似，但击鞠为骑马击球，类似于马球。由于蹴鞠和击鞠对抗性太强，宋元时期在其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新的球戏棗捶丸。这是一种杖击球入窝的博戏。以击球入窝所用杖数少者为胜。此项活动场地和人数限制不大，加上当时宋徽宗和金章宗的提倡，在士大夫中得到迅速发展。蹴鞠、击鞠和捶丸本身是一项体育运动，但和隋唐时期一样，这类球戏被用来赌博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尤其是捶丸。元代出现的捶丸专著《丸经》，更是对捶丸赌法有详细的规定。球类赌由于受场地、规则等限制，一般多流行于上流社会。
２、 奕棋类赌
主要指围棋和象棋。围棋在这一时期得以继续发展。而隋唐时期衰落的象棋，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由于两宋皇帝大都喜欢象棋，尤以徽宗赵佶为甚，而且徽宗还用其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并据曹勋《北狩闻见录》载，甚至在其被掳北去时，也未忘记带上象棋。南宋时高宗赵构等帝王更是大力推广。从而使得象棋在当时得到迅速普及。原来种类众多的大小象戏（及象棋）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这在现代中国象棋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在隋唐时期博弈开始分离。博戏进一步粗俗化，成为一种谋取财物的手段，奕棋则成为与琴、书、画并称的所谓雅戏。不过，这种博弈分离，在当时只是相对而言，但实际生活中弈棋赌从未中止，弈棋赌仍然是当时一种重要的赌博方式，且盛行于各个阶层之中。如前李清照的叙述，就认为大小象戏（即象棋）、弈棋均为博戏。而南宋的洪遵则更是明确指出：“博之名号不同，其志于戏一也。然弈棋、象戏，家澈户晓，至双陆、打马、叶子，视明琼为标的，非图则无以得仿佛。” [4] 当时，弈棋赌流行于各个阶层，文人士大夫等上流社会更是钟情于此。
3、掷骰类赌
宋元时期，除了球类赌和弈棋赌外，还有很多种赌博方式。这里我们把需要掷骰子（及色子）的，皆归为掷骰类赌。此类赌博品种主要有承袭隋唐的双陆、彩选以及宋元时期新出现的打马、除红、响屟等。此类赌戏玩法各异，且复杂多变，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均需要用骰子，另有枰（棋盘）、马（棋子）、图谱（根据所掷彩数的贵贱，决定进退的各种规则）、筹（参加者每人出相同数量的钱作为赌注）。很明显，这类博戏均来源于三国时期的波罗塞戏和樗蒱。其中彩选，风靡各地，并有刘邠加以发展，著有《汉宫仪》一书。双陆，虽有洪遵的《谱双》问世，但因赌法繁杂，南宋时在中原地区逐渐衰落，但在辽金极为盛行。中原地区代之而起的是打马、除红、响屟。流行的打马，由李清照对当时源于双陆的几种打马进行精简而成，并施以文采，附有专著《打马图》。而此时出现的响屟，玩法同打马类似，但亦有用美女代替棋子在地毯上行走的玩法，则称之为“肉棋”。宋扬无咎对之进行研究，著有《响屟谱》一书。至于除红则是仅用四粒骰子和一份图谱，不用棋子，简洁易行，俗称“猪窝”。元末明初时，杨维桢对此种博戏的骰彩重新立谱，撰有《除红谱》一书。其中彩选和打马至明清时期仍流行不衰。由于掷骰类赌，极为富丽，赌注较大，玩法相当复杂。除掷彩需凭运气外，还需在行棋过程中斗智。显然，这类赌戏是达官贵族、闲雅文士的专利。
４、斗禽虫类赌
斗禽虫这种古老的赌博方式，先秦时期即已存在。 斗鸡、斗鸭、斗鹅、斗鹌鹑、走马、走犬及斗促织等在宋元时期都非常流行。其中源于唐朝的斗促织，在这一时期获得迅猛发展，并有多部专著出现，尤以贾似道的《斗促织》影响最大，并为明清时期斗促织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由于这类赌戏不受场地、人员、赌注等限制，故在当时风行于各个阶层，尤其是民间非常流行。
５、钱币赌
宋元时期民间还流行直接用钱币来赌。钱币赌通常有两种：一为摊钱，又称意钱，办法是随手取钱币若干，放入器皿中摇动，开时数钱币，以四为盈数，其余数为零，一、二、三，押得者获胜。《容斋五笔》曰：“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为之摊。” [5] 另一种为捻钱，又称掷钱。“今人掷钱为博者，戏以钱文面背分胜负，曰字、曰幕。” [6] 字、幕即正面反面。这种赌博方式简单快捷，主要流行于中下层社会。
６、 关扑赌
随着宋元时期赌风的盛行，赌博活动亦深入到当时蓬勃发展的商业领域。并形成了一种新的赌博方式棗关扑。有关记载，在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所谓关扑，即商人的所有商品既可以卖，亦可以扑。关扑双方约定好价格，用头钱（即铜钱）在瓦罐内或地下掷，根据头钱字幕的多少来判定输赢。赢可折钱取走所扑物品，输则付钱。很显然，关扑由钱币赌发展而来。由于关扑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故关扑有其特殊性，即一般不赌钱，而是赌物。也正因为如此，过去史学界一般均把它归之为娱乐。事实上赌物也是一种赌博。而且当时的关扑还不仅限于日常生活用品，有时赌得很大，“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 [7] 故此，作者认为关扑也是一种明显的赌博。关扑这种亦商亦赌的方式，简洁明了，且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故在民间非常盛行。
此外还有叶子格戏（即后世的纸牌）、昭和牌（即牌九）等。由于赌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赌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此难以一一叙述。其中双陆、弈棋、钱币赌、关扑和各类斗戏最为流行。总之，这一时期的赌博，可谓种类繁多，并有了很大发展，对后来的明清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宋元时期参与赌博活动的社会阶层
宋元时期热衷于赌博的人士，上至帝王，下讫寻常百姓，以至地痞无赖三教九流，可谓是无所不包。
１、帝王嗜赌
宋元时期热衷赌博的帝王大有人在。如流传的《宋太祖蹴鞠图》，所绘的六个蹴鞠者分别是赵匡胤、赵光义、赵普、石守信、党进和楚昭辅。除了皇帝就是开国元勋。而南宋的孝宗赵眘更是迷恋到痴狂的地步，“时召诸将蹴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帟，布沙除地。群臣屡以宗庙之重，不宜乘危，交章进谏，弗听。” [8] 一次差点为之送了命。 此外两宋皇帝还酷爱象棋。其中尤以徽宗赵佶为甚，并且用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对今天的中国象棋的影响颇深。
当然，蹴鞠和象棋有游戏娱乐的成分，但这种带“博”意，论输赢的游戏，本身就很难同“赌”分开，二者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的蹴鞠是否是赌博，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宋元时期人用蹴鞠赌博则是史实，南宋时陈元靓所著的《事林广记·戊集》中就有对蹴鞠的赌法有详细记载。皇帝的垂青，无疑推动了这一赌戏的发展。至于民间传说太祖赵匡胤与道士陈抟赌棋输了华山，虽非史实，但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认为奕棋就是一种赌博方式。而《李师师外传》载，宋徽宗“与师师双陆不胜，围棋又不胜，赐白金二千金” [9] ，此则为可信。吕祖谦《紫薇杂记》的记载则更为明确：“熙宁间，神宗与二王禁中打球子，止（疑为‘上’）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 [10] 《太平治绩统类》对此事亦有记载：“上尝与二王击球，戏赌玉带。頵曰：‘若臣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法。’上不悦。” [11] 这里用的是球类赌无疑。神宗在此毫不隐讳地向大臣挑赌，大臣也立即应允。可见当时皇帝赌博乃常事。且帝王赌博，不仅赌钱、赌物，甚至可赌国家法令政策。
辽、金、元在引进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赌博文化。据《辽史·罗衣轻传》载：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元“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竟，前后已偿数城。”真是赌得天昏地暗。不久两人再赌，伶官罗衣轻出面制止：“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 [12] 兴宗这才罢手。居民城邑均可作为帝王的赌资，这种赌博真可谓惊天动地，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而更有甚者，辽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彩胜者官之。”可见道宗的赌兴也太大，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掷色子比大小，来决定官员的升迁。这次耶律俨最幸运，“得胜彩”，而兴宗也真的兑现，曰：“上相之征也。” [13] 于是迁知枢密院事。此举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至于宋元时期皇帝怂恿大臣赌博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史。这一点将在帝王纵赌中论述。
２、士大夫文人贪赌
正所谓“上之所尚，民必尚之”。有皇帝带头赌博，臣民们就无所顾忌了。
关于宋元时期士大夫贪赌的记载频出史端。宋安国军节度使郭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蒱博。” [14] 而“李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饮宴，（张）洎因切谏之，仲寓谢过。复数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泊随与之绝。” [15] 知错不改，可见其恶习之深。因为嗜赌之人犹如吸食毒品，往往本性难移。即使是在悠关大宋命运的澶州之战中，作为阵前总指挥的宰相寇准亦未忘记“与杨亿饮博” [16] 。而杨亿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棍。据《宋史·章得象传》载“得象尝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睡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反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 [17] 对这种豪赌，《宋史》作者却以一种夸耀的口气赞叹道：“其度量宏阔如此”，由此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再如《宋史·刘审琼传》，“审琼尝给事外诸侯，雅善酒令、博鞠。” [18]
如若把寇准的行为和东晋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的关口“围棋赌墅”相提并论，说成是有“庙堂之量”。那么南宋奸相贾似道则是个无可争议的赌徒。《宋史·贾似道传》：“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至执掌中枢后，仍迷恋斗蟀。元兵南下，赵宋王朝岌岌可危，“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国家大事、军国重任，全忘到了脑后。若赌友们一时不能凑齐，则“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 [19] 时人讥之为“蟋蟀宰相”。因为贾似道不仅嗜其斗戏，而且对蟋蟀作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促织经》一书。该书从蟋蟀种类、形状、体质、斗志、颜色以至到头、脸、腿、肉均作了一一论述，至于对那些优质品种如何捕捉、饲养、医治，以及斗蟋蟀的技巧等，更是详之有加。此书成为中国调教蟋蟀之祖本，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但可惜它并不是作为一部生物学著作出现，而是作为一部劝赌的著作出现的。从而使斗蟋蟀一度盛行。
这些官僚士大夫之赌，往往又都是一掷千金。《宋史·寇准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 [20] 此语也正是成语“孤注一掷”的出处。另据《陈辅之诗话》载：冯衮牧苏州日，多纵饮博。因大胜，以所得均于坐客。吟云：“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物，不堪回首乞闲人。” [21] 此均可谓当时士大夫豪赌之佐证。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赌风之盛。
中原官吏炽热的赌风，也为辽金所效仿。以致金王朝甚至制定了一条专门针对士大夫的禁赌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 [22] 可见其官吏赌博现象之严重。
由于赌博在当时常被一些文人视之为雅戏，故宋元时期文人贪赌者亦不乏其人。如前所述的宋初诗人杨亿嗜赌成性，常和文武大臣们赌博，有时赌得身无分文，甚至拿笔墨纸砚充数。而欧阳修等亦对赌博情有独钟。女词人李清照则更是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23] 正因为有这样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李清照对历代博戏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予以发展，故有《打马图》一书传世。打马在士大夫阶层中也曾盛行一时。陆游在《乌夜啼》中曾吟道：“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当然，文人墨客亦不乏借博戏消遣者。据载宋初徐铉曾和刘奂奕棋赌诗，徐铉输后赋有《赌棋赋诗刘起居奂》：“刻烛知无取，争先素未精。本图忘物我，何必记输赢。赌墅终归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视笑，高咏两三声。” [24] 此举可谓地道的雅事，但亦罕见，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故而一般赌徒则必然是“每赌必记输赢”了。
受官场上赌风的影响，一些应试举子也东施效颦，甚至公开招赌。据《春渚纪闻》载：棋待诏刘仲甫，北宋末年人，“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 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这可不是一般的切磋棋艺，因为刘仲甫“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搏负也。” 而当地嗜赌之人既不服输。“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 以至一时“观者如堵。” [25] 在钱塘这样的繁华市区，公然挑旗相赌，足可见当时社会风尚之一斑。
士大夫文人贪赌嗜赌成风，自然会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重大影响。
３、百姓爱赌
有关宋元时期民间赌博的记载，翻开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可谓比比皆是，且赌风炽盛。当时不仅出现了“穷富赌钱社” [26] 这样的专门组织，而且出现专门的赌场棗“柜坊”。苏轼在其奏议中更是明确记载仅一个汴京城就有“柜坊（赌场）百余户”，“招军民赌博”。《松漠纪闻》亦载，当时“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27] 遍布各大城镇的茶肆，也成了变相的赌场。宋西湖老人曾为我们详细描述了当时杭州城赌风昌盛的情景。“城外有二十座瓦子，……中作夜场，……赌赛输赢……每日如此。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 [28]
由于蹴鞠、双陆、彩选、打马、除红、响屟等手续繁杂或赌时需用图谱，故一般流行于
上流社会。民间更盛行的则是各类斗戏及关朴等。
斗戏主要有斗鹌鹑、斗鸭、斗鹅、斗鸡等。《岭外代答》称“番禺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 这些斗戏自然多同赌赌博相结合，而且有时“注以黄金，观如堵墙”。 [29] 而始于唐代的斗促织，在此时则尤为盛行。《西湖老人繁盛录》载：“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以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这些蟋蟀当然不光是为了观赏，更多的是用来赌博。“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买。每日如此。”这种赌博方式，每年直至“九月尽，天寒方休。” [30] 一些人更是对之痴之若迷，斗蟀“依稀乎命帅出征，仿佛乎拜将登坛。赌以王尘，注以金钱。” [31] 而贾似道《促织经》的问世，更是把此赌戏推向繁盛。
但民间最为流行的赌博方式为“关扑”。由于这种赌博方式，简单易行，老少咸宜。故风行一时。为此，北宋政府亦只得“顺应民意”，下令每年的元旦、冬至、寒食这三大节日，纵民关朴。“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各种物品皆可关扑。 此时就连一般百姓也接踵而来，试一把运气。“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此等热闹的场面，诱得那些一向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名门妇女，也纷纷抛头露面，“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 [32] 。由此处记载可知，孟元老认为关扑就是赌博，且称之为“关赌”。为满足民间的关扑欲望，每年三月皇帝的金明池琼林苑也对民开放，由民关朴。请看“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 [33] 好一般热闹的景象。
关扑之风到了南宋则更甚。据《云麓漫钞》载：“ 扑食物法有禁，唯元正、冬至、寒食三节，开封府出榜放三日。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它百物无不然。非如今常得 扑也。” [34] 由此看来来，南宋关扑更是不受限制，并日渐兴盛，“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盛，扑买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宵尤盛。” [35] 甚至还出现了流动赌场，“关扑船，亦不少。” [36] 故西湖老人有“扑卖盈市” [37] 之叹。就连大宋皇帝也为这种风气所感染。据《癸辛杂识》载“闻理宗朝春时，内苑效市井关朴之戏，皆小珰互为之，至御前。则与二三扑内供纯镘骰钱以供一笑。” [38] 这里的“珰”指宦官，“镘”通“幕”，即古铜钱无字的一面。由此，我们一方面可见宋理宗对关扑赌赌的热衷，另一方面亦可相信，在宋时的赌博中亦有“出老千”之举。
但是，有些关扑则非一般百姓所能为之。“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 [39] 可见关扑赌已浸染各个阶层。
这种炽热的赌风以至影响到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陆游在《老学庵游记》中记载，他在叙州（今四川宜宾）无等佛殿西庑堂，曾见“群蛮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为之，长寸余而扁，状若牌子，折竹为筹，以记胜负。” [40]
至于辽金元的民间赌博限资料有限，难以描绘其详情。但从下面所谈及当时政府禁赌律令之多，自可以断定赌风不亚于宋。
４、三教九流
随着赌风的昌盛，以至出现了一批以此为业的职业赌徒和社会无赖。如晏殊即有词云“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老学庵笔记》中亦载“市人有以博戏取人财者，每博必大胜，号‘松子量’。” [41] 出九（赌头）、和合（撮合聚赌）也相继出现。而“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头、快活三之类。” [42] 由于赌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对方钱财，于是赌场中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的现象自然屡见不鲜。三教九流、地痞无赖自然混迹其中。此等人在宋人笔记中多称之为“闲人”、“游手”或“囊家”。《都城纪胜·闲人》篇载，所谓“闲人”即“以闲事而食于人者。”他们“又有专为棚头，又谓之习闲，凡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赌博、落生之类。” [43] 《梦粱录》中亦有《闲人》篇，“有专为棚头，斗黄虫、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懴泻簰，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 [44] 另外《麈史》称：“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懝蛹覓，又谓之懩壹覓。” [45] 贾似道的另一部斗蟀专著《秋虫谱》则对此等人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有等好事君子，凡遇秋虫发动，则东闯西走，寻豪探富，说合两家，携虫赌赛，则从旁而赞之，假心虚意，挑拨成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或放钱，或抽头，或倒卸，百般用意，总是为己，而不为人。” [46] 正是在这种邪恶的赌风之下，一些江湖骗子也纷纷登台亮相。“柜放赌局，以游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 [47] 另据《东坡志林》载：“绍圣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买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乞头。道人亦善鬻术焉，戏语得千金。” [48] 在这种炽热的赌风中，种种由此产生的社会阴暗面开始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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