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家在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启蒙的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背负着传统反传统的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或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冲突，即以学习西方、批判传统、革故鼎新为手段，以保持和发扬传统为目的；或表现为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即表层意识、自觉意识里是反传统，深层意识、潜意识里却是再现传统、复归传统；或表现为出发点与归宿的矛盾，即以批判传统、抨击传统开始，以皈依传统结束。不仅如此，中国近代这一独特的文化批判方式一般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既爱又恨，即试图超越有无限依恋，激烈的破坏心理与强烈的关切心并存，爱得愈深切，破坏得愈彻底。这种心态颇类似弗洛伊德所谓"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故本文借用"矛盾情结"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
    矛盾情结的一面是对传统不满，否定传统，抨击、破坏乃至要求毁灭传统。人们起初承认自己的技术不如人，到后来则认为整个文化以至人种都不如人，非彻底改造中国人种不可。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思想家总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爱意，眷恋之、向往之、渴望复兴之。这种眷恋之情即使被表面上的偏激冲刷的破碎、模糊，但情感之根尚存，有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眷恋，因而也是造成整个矛盾情结的文化根源，乃是儒家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中国文化特别是名教文化的强大魅力在于儒家文化所宣扬的道德理想，它包括理想价值（忠孝仁义、大同理想）、圣人境界和人伦精神（对天地君亲师之敬）。中国文化中若隐若现的这一终极底蕴，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审美色彩，而为世世代代所追求。在这一文化氛围里成长的近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总有对这种理想的眷恋之情，有意无意地为这一价值所支配。近代知识分子可以超越传统文化的其他层面，却难以摆脱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诱惑。他们就像一位与旧家庭决裂出走的儿子，对家，对父亲既怨恨且爱恋。道德理想主义浓郁的温情，一次次唤起这些叛逆者们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们回到传统理想温暖的怀抱。
    近代文化批判者的这一矛盾情结，对启蒙运动的影响甚深。就个体来说，近代思想家对传统反思的深刻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这一矛盾情结的释解；从总体看，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矛盾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近代思想家的文化批判方法和价值系统，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选择。而且，我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一个矛盾情结，故这个问题仍有现实意义。
    二
    近代文化批判大体沿两条思路发展：一条是从传统文化体系中分裂、演变和形成近代启蒙思想的过程，另一条是以革命的方式摧毁传统文化的支柱--专制政体，以此推动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运动。前一过程发韧于龚自珍、魏源等人，经洋务运动、维新派，至"五四"思想家达到高潮；后一过程始于太平天国，经义和团、辛亥革命，至党人达到高峰。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粗略的和相对的，因为近代文化批判的各种思想相互影响和转化，构成一整体思路。本文关心的是：这两种倾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感态度却是相似的。
    近代文化批判的先驱龚自珍、魏源、郑观应等人开始睁眼看外国文化时，感到了传统的危机，但他们试图以捍卫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危机。这种态度是由中国的近代化和启蒙运动的特殊背景决定的：西潮的冲击使得他们不可能像18世纪西方思想家那样单纯地反思历史，批判传统。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撞击表现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威胁。结果，保种图存的忧患意识与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结合，使得先驱人物的文化批判以护卫和拯救的方式开始。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从旧营垒里分化出来，并且具有了较明显的反传统倾向。他们第一次比较深刻地对传统文化作了反思和批判--狭隘虚娇的夷夏观念、空浮不实的学风乃至腐败的官僚体制。但是，洋务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正基于对传统的爱恋。他们批判传统，不是恨传统之保守，而是忧传统之衰微。他们的理想价值仍然是传统的名教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反映了他们的感情完全沉浸在传统之中，虽然他们也对传统不满。洋务派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情结支配了他们"振纲纪，正人心"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
    洋务派对名教文化的矛盾情结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批判传统是手段，复兴传统是目的。
    近代文化思潮到了维新人物那里才有了真正的启蒙性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伟大人物第一次站在时间和空间即历史和世界的高度俯瞰中国文化。有趣的是，启蒙思想的深化亦伴随人们对传统文化矛盾情结的深化。维新派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政治制度、行为模式、伦理教化、价值观念乃至人种都被否定。 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超越名教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感圈。例如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圣人救世精神、历史进化模式以及托古改制的方法，反映了他对儒家文化价值理想的痴情。对儒家文化中价值理想的忠诚信念和执著追求，倒成了维新人物反对传统弊症的强大动力！
    这种矛盾情结使得维新人物走了一条从反传统开始到回归传统的圆圈。起始，他们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猛烈抨击旧文化。这里，西方文化是新文化，是现代化的依托。当人们参照西方文化抨击旧文化时，他们实际上把西方文化理想化了。事实上，西方文化又是异民族文化、殖民文化。当人们从这个角度考察西方文化时，他们又看到了作为"蛮夷"文化的种种弊端。维新人物用了双重标准：批判传统时用的是时间标准、历史进化标准；对西方文化失望时用的是空间标准、民族标准。他们接受不了物欲横流和弱肉强食的社会，在他们心灵深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仍高于科学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的价值。潜意识里对名教文化的依恋情感，使维新人物最终都带着忏悔的心态回归旧文化：忠君孝亲、礼仪廉耻、圣人大道等。
    维新人物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情结既表现为意识与潜意识的矛盾，又表现为起点与归宿的矛盾。许多学者发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却偏要激烈地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了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坏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议论现象。 这种矛盾情结在"五四"人物那里尤其突出。"五四"是近代启蒙运动的高潮，它的伟大在于：一方面，人们试图以科学和民主（或人权）为核心，重建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人们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些思路与西方现代化的思路是相似的。不同的是，"五四"思潮有过多的情感因素和理想主义。"五四"启蒙的重点不是正面建构文化格局，冷静的历史沉思相对缺乏，更多地是满腔义愤地否定旧文化，虽然偏激程度因人而异。当笛卡尔思考"我思故我在"时，当卢梭描绘人的自然状态时，他们似乎在对天说话；中国思想家没有这种冷静和超脱。他们不仅要"打倒孔家店"，甚至要废灭汉字，剿灭中国文化。有人甚至说，"若要中国好，除非把中国人种先灭绝！" 难道"五四"思想家真恨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其实这种恨是因爱而恨，是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这种矛盾心结的典型表现。"五四"的偏激并不证明新文化的旗手们真正超脱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我们不仅可以从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 和李大钊"铁肩担道义" 的誓言中看到儒者的忧患意识和救国宏愿，更能从他们倾向乃至献身于社会主义的选择中，看到儒家道德理想的影响（详后）。
    三
    由于诸多更为直接和现实的原因，如社会矛盾的复杂和尖锐、民众灾难的深重、知识分子的脆弱，中国社会难以如西方通过启蒙完成近代化，许多人物选择了单刀直入的革命的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斗争方式之所以被全社会接受，道德理想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革命的思想武器--圣人救世、大同理想、仁爱精神，是广大民众的渴望和憧憬，也是极具感召力的纲领和口号。
    近代中国革命的基础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作为旧制度的被压迫者，他们对旧文化的批判是在更为直接、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下进行的，因而他们的批判更具有朴素的情绪；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文化的限制，他们更容易非反思非批判地接受社会和道德理想价值。这一矛盾注定了革命思想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矛盾情结。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英雄们对旧文化的批判及对西方文化的排斥，都带有强烈的情绪。典型的如洪秀全捣毁孔庙、焚烧经典、以荒诞的宗教语言让孔子这一"阎罗妖"接受天父天兄的惩罚。农民思想家对名教文化的偏激并不亚于"五四"思想家。然而支配他们与传统决裂的精神支柱恰恰来自传统，来自儒家的道德理想、圣人境界和仁爱精神。太平天国乌托邦的实质不是基督教，而是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仁爱、平等、公正；天下男人都是兄弟，女人皆为姊妹；无此疆彼界之分，无尔吞我并之念，大家共享大同太平--改了装的"三代盛世"景象。农民思想家也像士大夫一样，对名教文化的价值理想如痴如狂地迷恋，虽然也无情地批判之。
    不仅如此，这一矛盾情结还表现为农民思想家对天地君亲之人伦精神的复杂情感。名教文化的人伦精神、江山社稷观念、纲常观念，是直接为专制王权服务的，因而下层民众对它怀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太平军英雄既用批判的武器，也用武器的批判对这种人伦精神进行了扫荡。然而他们恨的正是他们爱的。他们打碎为清廷服务的人伦纲常，不过是要确立为自己所用的人伦纲常。太平军一举事就有十足的称王做皇帝的瘾；定都天京后，他们更是提倡尊孔读经，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开始向他们反叛过的传统复归。
    近代农民革命的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情结还表现在意识与潜意识的矛盾以及起点与归宿的矛盾。
    辛亥革命批判旧文化的方式是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发展，其理论思路则是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重新思考。章太炎、孙中山等人都把对旧文化的批判指向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推翻满清帝制。但如何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他们又陷入了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感纠葛之中。
    章太炎猛烈地批判专制主义，致力于个性解放和自由民主。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和个性解放不是民族虚无主义，恰恰相反，是复兴传统，弘扬国粹。这当然不无道理。问题在于，章太炎的国粹主义充满痴恋传统道德理想的浓郁的保守色彩。加上他对西方文化的失望（因其不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章先生便从中悟出个"俱分进化"的哲理来。由于善亦进而恶亦进，乐亦进而苦亦进，文明进步带来的是兽性的扩张，所以章氏拒绝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工业文明，完全回到传统的道德本位立场。道德理想主义的魅力使得一代伟人终究没有走出传统的圈子。
    孙中山同样对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名教文化进行猛烈抨击，并把这种抨击转化为革命的实践和对新文化的构思。象康、梁、严、章一样，孙中山的文化批判和建构以欧美文化为参照系，但又对欧美文化产生双重的失望：一是欧美经济的发展与广大人民的贫困并存，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口号与广大民众无人权之实情并存；二是欧美人不是文明的使者，却是掠夺和宰割中华民族的列强。总之西方文化只有强权而无公理，是霸道而非王道。失望之余，孙先生也回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之中：远古大同社会、先王教化文明、唐虞孔孟的"民权"、人类的互助原则、忠（改忠君为忠国忠民）孝仁义等。
    孙中山的文化建构模式，尤其是民生主义，始终在历史尺度和道德理想尺度的二难中徘徊。他既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发展现代工商业，又希望避免欧美工业发展的阵痛。导致这一矛盾心态的无疑是他思想深处的道德理想主义。孙中山明确指出："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此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从大同理想出发,他断言中国的重要问题不是患寡而是患不均。为了均，他提出了"集产社会主义"、"平均地权"等方案，并部分地接受了主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大同理想表明孙中山也是作为一个圣人来救世，而不是作为思想家来推进理性的。
    最后，作为近代文化批判和启蒙的各种思潮，都汇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自有其必然性。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很关键但又被我们所忽视的一点是近代人物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矛盾情结。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和农业大国，它的民众基础是农民。这一社会主体的心声不可能靠纯学理的沉思来实现，而必须首先诉诸生存斗争。一方面，革命对旧文化的批判，情感的怨恨多于理性的冷观，从而，革命的激情压到理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未必能产生共鸣，但大同理想对他们却极富吸引力，道德圣人（"人民救星"）对他们极具感召力。主义正是在这点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结合点，从而引起了中国人广泛的共鸣。启蒙思想家也不例外，陈独秀、李大钊、甚至鲁迅、胡适都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这不能不说是道德理想主义强大的魅力。
    四
    近代中国文化批判和启蒙都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批得那么忿激，恋的那么深沉。结果，人们越是想超出传统，就越是陷入传统之中。我们能从中得出哪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呢？
    第一，文化的批判、选择和重建应避免实用主义式的急功近利，文化价值的重估应具有一定的超功利性。
    近代文化批判是在西潮的打击下激起的，因而具有紧迫的功利性，难以站在一定的高度冷观，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必须看到，实用主义式的急功近利导致浮躁和偏激，理性的冷观不够深入。这样，我们既难以把握西方文化的真谛，也难以把中国文化放在新的时空中正确定位。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解决好了。例如为了赶超某个目标，为了达到某项计划指标，为了某个政治任务，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结果导致大量短期行为乃至重大失误。文化批判应尽可能冷静些，超脱些，深沉些。康德 "无目的地合目的性"原则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文化选择和重构。
    第二，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固然能激发国民精神,但它毕竟不是科学方法,历史和文化的现实发展是超情感、超激情的。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以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为特征。具体表现为：1、它以王化和伦理教化的方式，在人们心灵深处树起一套人禽之别、华夷之别的价值标准，激起耻感和羞愧感的情绪体验；2、中国文化虽然缺乏宗教理想意识，却有强烈的道德和乌托邦（大同）理想观念。这种思想的基础是情感和审美心理，而不是理性。在此文化中熏陶出来的近代思想家，当然也摆脱不了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影响。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比较：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思路可以说是按"解构-建构"的方式演进。他们在做文化批判时，往往点破前人思想体系的逻辑基础，重建新的逻辑基础，有基础而后有体系。中国思想家不然，他们重在文化优劣好坏善恶的评价。支配西方近代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理性主义，它重实证和逻辑；支配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是激情感染和理想憧憬。情绪、激情压到理性时，文化的批判就会在激进与保守、狂热与消沉中摇晃。
    第三，文化启蒙和建设是远比政治斗争复杂得多、深沉得多的历史任务，不能简单地用政权更替代替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元垄断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1、不允许多元势力存在（否则就会通过战争，强胜弱汰），一切社会力量都必须统摄于唯一最高权威之下；2、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都纳入宝塔式权力体系之中。这种模式固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秩序，但也把各种矛盾集中到政治斗争这一焦点上。由此可见，近代文化批判的矛头指向专制王权是必然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效应：近代思想被激情和理想所左右，妨碍了理性的独立性，影响了它的深刻性；把现代化理解得过于简单和狭窄，忽视了文化转型中大量深入细致的基础工作。
    总之没有很好地释解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矛盾情结，是近代思想家的普遍弱点，这一特点影响了近代化的深入和完整。如何超越这一矛盾，仍然是今天思想界的任务之一。
    五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存在一个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情结。具体表现为：彻底否定传统、痛斥"酱缸文化"等因爱而恨的偏激；复兴儒学和道学、鼓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恋古情结和本位意识；按大同理想和道德理想理解社会主义；以个人道德修养代替公共秩序建设（如"以德治国"）；不断制造道德楷模的神话。从方法上说，我们注重道德理想性尺度而不注重历史性尺度（如"道德滑坡"论），情绪的抒发多于理性的分析，功利性判断高于科学实证。凡此种种，应该是文化批判和启蒙不深入的结果，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今后的现代化。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设想：
    第一，文化的批判既不是超越传统，也不是复兴传统，而是推进传统。传统是不可能超越，不可能决裂的，无论是民族、团体还是个人，都是传统中的一环；传统也是不可能完全复兴的，它只可能是一种再创造。因为传统就是历史文化，而历史文化总是一维的，不可重复的。文化和传统是由我们自身构成并推进的奔腾不息的河流，我们的任务是汇集百川，把握大势，把它推向前进。
    第二，文化的批判和建设理路，应以科学理性主义为经，以理想主义为纬。我们固然需要道德理想主义，以避免西方社会那种人的价值危机和存在感的失落；我们更要科学理性、分析和实证精神、"建构-解构"模式。文明进步和文化转型首先是就历史尺度而言，它必须靠科学和理性切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在不同的历史尺度和文化层次上，可以有相应的道德理想主义。以科学理性主义为经、以理想主义为纬，就是要在新的层面上重钩文化，其中就包括一定的道德理想主义。
    第三，文化批判和建设的重点不应是对传统文化的优劣短长的评价，而是对新文化建构的可能性进行操作性研究：如何以新的格局重建传统？为认为，关键的是改进文化模式和格局，使文化要素呈现较佳功能和价值。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由许多因素决定。主体方面包括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客体方面包括时间（历史）、空间（地域、民族）尺度、网络结构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使文化呈现多样性和随机性。我们如果能从中找到组合效果的最佳模型，庶几是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