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甚至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活原则。 ------奇士劳斯基
享誉国际的波兰电影大师奇士劳斯基(Kieslowski),已于三月十三日走进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弃世而去;享年五十四岁。消息传来,令许多关心电影文化发展的爱好者感到痛惜,国际影坛又失去了一位具有人文省思的导演(注一);没有想到他的「三色电影」─《蓝色情挑》、《白色情迷》与《红色情深》─竟成为绝响之作。
此刻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交替浮现《红色情深》里孤寂的退休老法官和奇士劳斯基黯自思索的脸孔;不知他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和这世界?在一股扼腕叹息与信仰探求的驱使下,尝试从奇士劳斯基惊艳欧洲的成名之作《十诫》和「三色电影」,一窥他的宗教信仰和人生信念。
其实,奇士劳斯基的电影事业是滥觞于记录片;独特的拍片风格使他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波兰影坛独领风骚。在他的片中不断地揭示社会制度之下的生活困境,以及共党政府的不实宣传,企图唤醒当时社会的良知;后来与电影界菁英份子,如华依达(Wajda)、赞努希(Zanussi)等人,推动『道德焦虑电影』(Cinema of Moral Anxiety),强调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意识。
奇士劳斯基视记录片这个媒体可以忠实地描写人世;他曾说过:『当我拍记录片的时候,所拥抱的是生命,接近的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生命挣扎,这驱使我更了解人的行为─人如何在生活中克尽其责地扮演自己。』因此,他常投注许多的时间来观察周遭之人的生活,并关心人在波兰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如何自处。
然而,奇士劳斯基亦了解到拍摄记录片先天上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不会让你拍到他们的眼泪,人们想哭的时候便会把门关上。当摄影机接近人这个主体时,人就渐渐在镜头前消失了(注二);于是,他便将拍摄兴趣转向剧情片。但是,在后期的剧情片作品当中,仍然是以一些想法和信念为主;重视个体的生命和生活,仍旧维持早期拍摄记录片的原则。
奇士劳斯基宣称他所拍的每一部电影,除了《工人》之外,都是在讲论人的,而非政治的故事。经过三、四十年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生活历练之后,他觉得政治其实并不是如此的重要。当然,从某个角度而言,政治可以决定我们的社会角色、生活型态、以及外在的生活举止;但是却无法干预或是解决最重要的人性内在问题。
因此,当他摆脱政治的压迫性桎梏之后,电影的创作主题就明显地深入触及普遍而人性化的生活课题─人性的本质为何?何以为人?以及人的命运等问题(注三)。
八O年代中期,紊乱和脱序的社会现况宰制著波兰,紧张无望的情绪,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弥漫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心中。奇士劳斯基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知道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甚至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活原则。』(注四)
他尝试回头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撷取灵思:改编圣经伦理道德诫律─十诫;拍摄十部描述关于十到二十位都会男女的故事,他们各自面对生活中道德与伦理抉择的困境。每部电视剧情短片所讨论的道德议题,并不是直接引自圣经十诫中的某一条诫律;相反地,他却将十诫教义重新诠释(注五),或是根本的偏离,以背道而驰的辩证态度,反映出将十诫教条化的荒谬性(注六),逼使观众思考它的真义。
因此,对于每部影片所提出的道德困境,奇士劳斯基从未提出任何的解答,而只是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观众自己去思考评判。所以,在他许多部电影的结尾,总会出现主角黯自思索的画面,让观众直视生命中道德两难的抉择困境;因为,这是我们无法逃避或是摆脱的,必须勇敢无畏地面对它。
奇士劳斯基拍摄《十诫》时,已将拍摄的重心从外在政经环境的描述、社会事件的影响,转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挣扎,尤其是那些回到家里,便关起门面对孤寂自我的人们;他尝试去发觉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以何种的生活原则与他人互动。因此,他抽离影片的社会政治背景,架构在一个封闭的生存空间、人物故事反覆循环的结构中,在在地显示他想要建筑一个空中阁楼,以探索人的精神和信仰世界、宗教与道德的冲突,以及人际间的疏离异化关系。
奇士劳斯基认为每一个人─不论生活在何种政治制度之下──都有两张脸。一张脸适合在外面的世界装戴,戴给陌生人看;另一张脸则是赤裸地摆在孤寂自我的面前。因此,在每天的人际互动与人事处理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作为和决策,都是没有其他出入的结果,永远不能十分笃定地说:『我很诚实』或是『我不诚实』;『诚信』是个极其复杂的组合--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在构思《十诫》的期间,他常想到这些问题: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何谓诚实?何谓不诚实?它们的本质为何?又该以何种态度来对待它们?奇士劳斯基认为能够提供绝对的仲裁标准的确存在。不过,当他说他想到是上帝时,指的是旧约的,而非新约的上帝。
旧约的上帝给予所造人类极大的自由与责任,他观察我们的行为而加以赏罚,想求得他的宽恕是不可能的;而新约的上帝却是为蓄著白发,宽容而良善的老头子,无论我们做任何事,都可以得到他的原谅。但是,他却不认为这个世界有绝对正义这回事,而且我们永远无法得到它。唯一的正义存在我们心中的那把秤上,而我们的秤又非常微小;我们又卑微,又不完美(注七)。
事实上,在《十诫》影片中,最被奇士劳斯基看重的是对生为人与做人价值的尊重;因为『新生命的降临是美好的』(出自《第二诫》中丈夫安德瑞之口),以及『没有任何的思想和理念比孩童的生命更为重要』)(出自《第八诫》中伦理学教授苏菲亚之口)。
然而,上帝的问题在片中并未直接地被提出来讨论;在《第八诫》中只是被引喻为「那个住在我们内心的人」,作为良心的声音与道德评判的标准;只有在《第一诫》中小孩保沃问其姑母:『上帝是什么?』姑母并未直接回答他,而以拥他入怀的方式来说明上帝是爱。可是当保沃因溜冰而溺毙时,奇士劳斯基似乎藉著其父推倒教堂里圣坛之举,质疑了千古以来虔诚信徒心中坚守不移的信念。
《十诫》影片中的每一诫都是可以成为各自独立的单元,而导演也动用了不同的演员和摄影师,来赋予此一系列不同的情感、风格、与视野;不过,各诫影片中也有一些相同的基调,例如单调的色彩、同一样式的房屋、以及一位神秘的「沈默目击者」,贯穿各诫主角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
这个神秘人物曾引起各界人士臆测纷纷,他到底代表了什么?命运?天使?上帝?还是奇士劳斯基自己?奇士劳斯基曾如是说道:『他对情节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当他出现时,会引导剧中人去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他是一个思考的源头。他凝视剧中的角色人物,让他们对自己提出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位『沈默的目击者』是奇士劳斯基心中『不说话的上帝』。当他颁布人间的道德规范──十诫──之后,便以冷冽的目光,偶而带点责难,注视著芸芸众生的一言一行;当人们面对生活中的道德困境时,十诫却成为逃避抉择的藉口。
在《第一诫》片头开始,这位「沈默目击者」的出现极具象徵意义;他坐在湖边取暖,而这个湖却淹死了《十诫》影片中唯一问『上帝是谁?』的小孩。因此,我个人认为神义论(Theodicy)应是奇士劳斯基信仰的障碍;在他的绝响之作--「三色电影」,就放弃了与「不说话上帝」的对话,而代以机缘巧遇(chance meeting)来面对生命中不可知与不可解的挣扎。
如果说《十诫》是八十年代末期最重要的信仰反思之作,那么「三色电影」--《蓝色情挑》、《白色情迷》、《红色情深》--便是九十年代初期最深刻的人文探索瑰宝。
奇士劳斯基延续《十诫》影片的构想--以当代的观点,从人性心理出发,深究现代都会男女的心灵困境,并印证旧约圣经的宗教诫律关系和价值意义;重新探索西方世界追求的人类文明精神--自由、平等、博爱,并尝试从人性化、隐私和个人的层面,来探求它对人类心灵重建的现代功能与意涵。
《蓝色情挑》的序场始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顿失丈夫和女儿的女主角茱莉,选择了斩断所有人际关系,逃离旧时生活的「自由」;影片中从未出现她探访墓园或是观看过去的居家生活相片。茱莉已下定决心,刻意遗忘过去:拍卖旧宅家俱、安排佣人与年迈母亲的晚年生活、丢弃丈夫生前未完成的音乐稿件,以及隐居在无人认识的小公寓里,重新开始「新而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是,因著情感和嫉妒的缘故,茱莉又不可避免地卷入他人的生活之中:与丈夫助手奥利维的情感纠葛、妓女露西耶的友情发展,以及丈夫情妇多明妮的爱妒交杂,这些人事情感威胁著她的新自由,这是她无法逃避和控制的一面。
奇士劳斯基在剥除所有表象的自由之后,让我们看到更深一层自由的真义--精神与灵魂的自由;受造有限的人类到底拥有多少自由呢?
《白色情迷》片首的法庭答辩词--「平等何在?」,道出了一位旅居异国、言语不通、性生活失调,因而导致婚姻失败的波兰男子卡洛的不平之鸣。
因此,当他历经千辛万回到祖国波兰之后,便不断地藉由不法的经济手段,快速地累积财富;最后,计诱前妻飞抵波兰,在证明他的男性雄风之后,就诬陷前妻以谋害亲夫之罪入狱,使得女主角多明妮饱尝身为异乡人的不平等对待。
奇士劳斯基选择法院--现代文明制度用以落实「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理念的机制--开展「平等追寻」的主题,正显示出他洞悉人类追求平等的矛盾:每个人都想「更平等」。
「平等」在「白色情迷」影片中隐含一种权力的拉扯,带有强烈的政治气味,包括两性爱情的政治、法国与波兰两国社经发展的政治、波兰与苏联两地人命生死的政治,以及因落实平等理念所需威权的政治;显示出人类除了出生与死亡二个生命环节平等之外,在生存的过程中,何尝真正平等过?
《红色情深》是三色电影系列的最后一部,亦为奇士劳斯基导演生涯画上完美的句点。由《蓝色情挑》唯心观点,诠释精神与灵魂存在的自由真谛,转入《白色情迷》由唯物观点剖析欲望扭曲下,人世间追求平等的种种假相;而《红色情深》则综合以上二片的大成,无论在视觉上、主题上都为三色电影作了博大精深的总合(注八)。
《红色情深》开场那段电话线路的推轨镜头,音轨满布了密密麻麻的对话,点出了电话作为二十世纪科技产物,不仅不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工具,反而常使相爱之人陷入猜疑、困顿的情境;电话线两端的人藉著话筒刺伤对方,彼此煎熬。
《红色情深》是一段孤寂老法官和热情少女相互提携、启聩的生命成长之旅:老法官的窃听行为,使得女主角范伦媞娜明了人心灰暗的一面,即使我们关心别人,替别人著想,亦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女主角的热情关爱,则将生命的阳光引进老法官灰黯萧寂的心田,使得他能够破茧而出。
博爱的精神在本片中显现于法官对待小狗的情感上;老法官曾对他的牧羊犬希妲的生死无动于衷,随著希妲产下七只小狗之后,他将它们抚抱于身,对小狗态度的改变,亦如实反映他重新以悲悯的眼光关注人世(注九)。
此外,「三色电影」中的角色,时常在他们的生活中相互擦身而过,却从未与对方生命发展具有意义的关系;甚至两个未曾谋面且身处不同时代的人,竟不断重覆彼此的生命轨迹,例如《红色情深》中老法官与年轻法官奥古斯特的故事,生命情境中似乎充满了许多同样难解的机缘巧合之事,有待每位角色真诚地面对与抉择。
奇士劳斯基似乎比我们多一对眼睛,看到生命困境的映象不时地在人生角落中重演,必须以爱来回应。在「三色电影」中有一椿共同出现的小插曲,便是一位佝偻的老太太吃力地要把玻璃瓶放入垃圾桶内。
《蓝色情挑》的女主角茱莉沈浸在新生的自由里,未曾意识到她的存在;《白色情迷》里顿失一切的男主角卡洛,看著比自己更无助的老太太,嘴角漾开幸灾乐祸的微笑;直到《红色情深》的女主角范伦媞娜才伸出援手,帮助老太太将瓶子放入垃圾桶(注十)。
奇士劳斯基透过此一小插曲,道出了「三色电影」的主题与他的人生信念:孤独的个体惟有靠著彼此的关爱和互助,才能重建心灵与自我救赎。然而,这样的救赎仅止个人的责任和能力范围之内;作为一个导演的他,也仅能救助他所创造的角色--《红色情深》片尾海难幸存的人。
「三色电影」是奇士劳斯基用现代的眼光诠释法国大革命以降,人类追求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努力,以及其中所遭受到的挫折与失落感。他对此问题并没有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只是深刻地刻划生命中的困境供我们深思;因此,三部影片的结尾都是主角流泪黯自思索的脸部特写。
然而,在这人们挣扎思考的尽头,却潜藏了上帝流泪启示的开端(约翰福音11章35节:耶稣哭了。这是圣经最短的经文,表露出最深的情感)。惟愿圣灵光照世人,让世人看见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自由,--「天父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正的平等--「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以及真正的博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时处台湾社会失序、价值混乱、以及心灵受创的今天,盼望上帝的救赎大爱能透过他的儿女们,早日降临在失去生命方向的台湾人民身上;以此救赎之爱作为心灵重建的泉源。
注释:
[1] 去年12月间,法国名导演路易.马卢(LouisMalle)亦撒手人寰。
[2] 朱淑卿和林玉芬著,〈谁是奇士劳斯基〉,影响11期,1990
[3] Danusia Stok编,唐嘉慧译,〈奇士劳斯基论奇士劳斯基〉,台北:远流,1995,页208-209。
[4] Phil Covendish,〈Kieslowski's Decalogue〉,Sight&Sound,spring,1990,p163。
[5] 如《第一诫》并不谈及崇拜其他的神只,而是否定替代上帝的替代品。如《第六诫》是讨论不可杀人的诫律;但是,在片中我们看到社会制度却拥有杀人的权力,并虚伪地佐以宗教的祝福,以完成杀人的仪式。
[6] 资料来源同注3,页213-214。
[7] 王志成,〈声色之谜〉,台北:万象图书,1996年,页66。
[8] 王子维,〈关于《红色情深》的四个命题〉,影响52期,页60~62。
[9] 资料来源同注3,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