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几年前还名振大西北,享誉海内外的“亚洲钱王”王刚现在是四面楚歌;最近在西安采访,有关他的负面消息不绝于耳。尽管坊间传闻不足以为凭,但实地查实,曾经风光八面的金泉大厦已经物是人非,至于金泉公司也是今非昔比,少有的留守人士苟延残喘维系困局,金泉的掌门人王刚则不知去向。
王刚赚钱: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
“我喜欢钱,我爱赚钱,赚钱是一种天分。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要是不做生意的话,简直亏死了。大家都是生意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对我来说,赚钱是一种天生的爱好。”无论在何人面前,王刚从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欲望。
1978年,《大众电影》刚出刊的时候,在西安的发行量很少。14岁的王刚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加上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到邮局将杂志全部包揽。1毛6分钱一本的杂志,他1块钱一本出售,很快脱销,利润率高达600%以上。西安的广播电视报刚刚问世时,王刚如法炮制,以3分钱的价格买进,再以3毛钱的价格卖出,毛利润也达到了300%。
类似的事在王刚身上多不胜数。有人说这小子打小就掉进了钱眼里,不务正业;也有人说,这小子长大以后了不得,是个栋梁之才,说不定将来国家财政部长就是他。王刚对此并不在意,他就是喜欢赚钱。
18岁那年,王刚当了兵,来到了新疆库尔勒。那时候当兵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翻冰达坂,过死人沟,什么样的苦头都吃过。半年后,王刚就从大兵“以工代干”当上了营里的司务长。之所以说“以工代干”,是因为在部队,司务长这个“官儿”一般都是由副连级的干部担任的。王刚之所以能得到破格提拔,关键在于他很会“算计”。连队的伙食经费有限,战士们训练、干活又辛苦,对吃喝的要求相对较高,既要营养好,又要品种多,这样的难题不是一般人能够解决的。王刚却当得轻松自在。1毛7分钱的盐,王刚1毛5能买回来。精打细算的本事,在部队也派上了用场。
3年的服役期很快就满了。复员后的王刚被分配到西安市煤气公司,那可是个旱涝保收的好单位,在西安首屈一指,原因很简单:资源垄断,工作轻松,收入又高。直到现在,煤气公司里那些与王刚共过事的人,没有几个人辞职出来的。王刚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显得极不自在,他说:“如果继续这样呆下去,我的一生就毁了。”
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国内深化改革的迹象日渐明显。“再不走就晚了。”王刚咬咬牙,毅然辞去人人看好的肥差,把自己彻底推向了社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刚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一位跟着王刚干了多年、曾在金泉钱币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要职、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人对记者说,“倒卖服装,搞副食品批发,开歌舞厅……更多的时候是靠小聪明与运气,根本就没有正经从事过企业的经营管理。”
不过,王刚的“小聪明与运气”的确帮了他不少的忙。1991年,王刚捕捉到一个商机。当时西北各省的燃气灶生产企业寥寥可数,大多数燃气灶都来自于南方,尤其以广东居多。主要原因在于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民营经济活跃,燃气灶生产企业多,产品丰富,价格便宜。王刚心想,如果在广东办一家企业,将生产出来的燃气灶运往西北,凭着自己在西北的人脉资源,肯定能够迅速打开市场。
王刚当机立断,筹集资金,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办了一家燃气灶贴牌生产企业。凭着精明的生意头脑以及在煤气公司学到的技术,王刚很快便占据了西北市场。据说在最兴旺的时候,西北70%的燃气灶都来自于王刚之手。
在广东的5年,王刚完成了他的原始积累。“做燃气灶最红火的时候,我往西安发一车货,就能净赚20万元。”王刚曾这样向金泉公司的下属们夸耀。几年下来,王刚已是一个百万富翁。
不过,王刚并没有在燃气灶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行业,原因是做同类产品的企业越来越多,利润越摊越薄,没多少钱可以赚了。“商人的思维应该是哪儿赚钱去哪儿,什么赚钱做什么。商人的事业,实际上就是一个赚钱的过程。”王刚说。
1995年从广东回来以后,王刚沉寂了一段时间。不过,王刚的“钱瘾”很快就发作了。1996年春节,王刚用20天时间,策划了一个名为“芝麻开门”的寻宝行动。在西安市革命公园,王刚租了几百平方米的地方,搭建了一个儿童乐园。乐园里有吃的,喝的,有滑梯有秋千,还有彩电冰箱VCD,以及许许多多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气球。乐园建好后,王刚印制了15万张传单,聘请了一批年轻人,在西安乃至咸阳、宝鸡等中小城市派发。传单上写明大年初二至初八,在西安市革命公园有一个“芝麻开门”寻宝行动,欢迎广大家长朋友带5岁以下的小朋友参加。至于寻什么宝,怎么寻宝,传单上没有说明。适逢新春佳节,家长正愁孩子们没有好玩的去处,寻宝行动一下子便引起了成千上万家长与小朋友们的兴趣。那几天,公园人山人海,全陕西的小孩子似乎都聚集在革命公园,在西安市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究竟寻什么宝呢?原来,就是让5岁以下的孩子们,花100元钱买门票,到乐园里又吃又喝。吃饱喝足之后,铃声一响,孩子们可以指什么拿什么。乐园外面隔着一个透明玻璃墙,是隔音的,家长们可以看,但无法把声音传递过去。结果铃声一响,旋即出现这样一个奇景:家长们声嘶力竭、捶胸顿足,只恨自己不能钻进乐园,手把手地教自己的孩子抱彩电,搬冰箱;可是孩子们呢,无一例外,全部涌向那些气球以及几块钱的小玩具,抓到手就迫不及待地跑了出来,还一个劲儿地向大人们炫耀自己的“战果”。有些家长们不甘心,让孩子们往返三四回,门票花了三四百,满心指望将彩电冰箱抬回家,可是最后到手的还是几只气球。大人们的贪欲与孩子们的天真在这里相映成趣。王刚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大赚其钱。初二至初八,短短七天时间,王刚收入几十万。
“亚洲钱王”:3年速成,泡沫辉煌
一次小小的古代钱币展,会成为自己事业的重大转折点,这是王刚以前所没有想到的。
1996年秋天,在西安市有一个古文化节。为了给古文化节增添一些亮点,政府召集了十几位古钱币收藏家,同时举办了一个古钱币展。有人想起了王刚,说这小子手里也有不少古钱币,不如让他一起来参展。王刚如约而至。
十几个人参加的古钱币展规模不大,又湮没在古文化节的热闹氛围里,更不显眼。但王刚就是这样一个人,善于抓住机会。人家都在那儿老老实实地布展参展,他却搞出了一个中国历代古钱币册,一共5000册,上面贴的是历朝历代的古铜钱,都是真钱,当然也都不甚值钱。就是这样成本只有几十元的东西,标价450元一册,竟然出人意料地被一抢而空。王刚一下子赚了200万元。
精明的王刚立刻意识到这里面蕰藏着一个巨大的商机,是一座尚未开发的大金矿。“从广东回陕西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没想到机会就这样来了。”王刚创立金泉之初常对人这样说。
发现了金矿的王刚却不声张。古文化节一结束,他就发帖子将全国有名的十几位古钱币收藏家请到了西安,好吃好喝好招待,还在西安南城墙上给大家办了一个古钱币展。一切完了才告诉大家,自己想收钱,不是一枚两枚地收,而是成千上万地收。不论珍、罕、稀、少、多,也不论贝币、刀币,铜、铁、金、银、锡,只要是古钱币,自己就收,有多少收多少。
古钱币收藏家们不知王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些人走南闯北,纵横江湖,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就是没见这样的阵势;什么样的人都接触过,就是没接触过王刚这样的人。
尽管大家一头雾水,但有一点他们还是明白的,那就是王刚摆的不是什么鸿门宴,王刚只不过是想利用他们的专长与资源,大量收购古钱而已,说不定也是一名“古币发烧友”。于是,他们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很快便替王刚张罗起来。
王刚开始收钱了,8块钱一公斤地收,整车整车地收,像收萝卜白菜一样。古钱币一车一车地被拉到像大窖一样的地下仓库里。很快,采购回来的古钱币便突破了500多吨,堆得像座小山似的。据参观过金泉仓库的专家们估计,王刚收购的古钱币,大约要占到当时中国已经发掘出来的古钱币资源总量的70%以上。
这时,王刚才向业界“抖”出他的想法:“要想经营古钱币,势必先垄断资源。古钱币和普通商品不一样,虽然不如文物一样值钱,但却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在中国,比我有钱的人多如牛毛,我这点钱算不了什么。如果其他人都产生了如我一样的想法,那么,即使他们在收购方面抢不过我,价钱也势必会因为大家的哄抢而水涨船高,我为之付出的成本也会大幅提高。现在多好,不声不响地就将钱收了进来,等到他们醒过来时,我的收购行动已经结束了。”
完成了资源的“垄断”,王刚立即着手他的下一步计划:物色钱币人才,为我所用。后来担任金泉钱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陈林林就是他“猎取”的目标之一。
王刚与陈林林从相识到相知到共事,颇有一番传奇色彩。原来,当初王刚从广东回西安之后,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金银币生意。在这一行,上家与下家都是单线联系,相互之间秘不示人,为的是怕别人撬行,抢生意。王刚做生意的时候,拿货的上家就是陈林林的下家。他的上家从陈林林那里拿到货,再转手给王刚,价格就要涨一大截。为了直接联系到上家的上家,以便拿到更便宜的货,王刚费尽了心机。最后,他想了一个妙招。当他的那位上家再次从陈林林那儿拿到货给他送到西安的时候,他就将这位上家安排在一家上等的宾馆里,管吃管喝不算,连电话费也免了,全部由王刚买单。这位上家走后,他把电话账单一打,将无关的电话一刨,剩下的就按照电话账单上号码挨个打过去问,果然找到了陈林林。
王刚直截了当地向陈林林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我是西安市的一个批发大户,以后拿货就直接找你得了。大家都是生意人嘛,相信你能够理解。”
王刚第一次就从陈林林那里要了200万的货。陈林林给他送到西安。当时是星期六,银行都关门了,也没有办法办汇票。王刚对陈林林说:“要不我帮你打个条吧,星期一你凭条来,我给你钱。”陈林林说:“不用,我正好要到宝鸡去3天,我从宝鸡回来,你再给我钱也不迟。”说完,陈林林把皮箱往地上一撂,就走了。当时金泉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王刚办公的地方也是在酒店租的,如果他把房子一退,货一拿,陈林林根本找不到他。可是,陈林林还是这样毫不设防地将货留下了。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考验。所幸的是王刚经受住了这一考验。3天后,王刚亲手将钱交给了陈林林。
不过,王刚买陈林林的货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让陈林林加盟公司。当时陈林林正在上海,王刚与陈林林约好在上海见面。等王刚赶到上海时,才发现陈林林已经到了南京,前后仅差半个小时。王刚又打电话,约陈林林在南京见面。谁知当王刚马不停蹄地赶到南京时,陈林林早已到了郑州;王刚赶到郑州时,陈林林又到了西安。换了一般的人,对屡次失约者很难保持耐心,但王刚是个例外。他认定了陈林林是个难得的人才,即使“三顾茅庐”,也一定要请回来。最后,王刚在西安“逮”住了陈林林。
见到陈林林后,王刚谈了邀请他加盟的想法,让他负责整个公司的进货。陈林林说:“要我加盟可以,但有一点我得问明白,就是你把公司的进货任务交给我,全由我负责,几千万上亿的资金由我调动,你就不怕我从中侵吞,中饱私囊?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看我还是不来为好。”
王刚说:“这个不是问题,你第一次到西安给我送货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你。你当初那么信任我,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能信任你呢?”
陈林林说:“这不一样。你当初给我条子我不要,是因为我知道,我就是拿上你打的条子,你想跑的话还是会跑,有条子没条子都一样;你如果不想跑,即使不打欠条,你也不会跑。还有,我当时一眼看你就不像坏人。”
王刚说:“你当初看我不像坏人,我现在看你同样不像坏人。”
两人相视一笑,击掌成交。
公司的另外几位骨干,王刚也是用类似的手法挖过来的。
积累了大量古代钱币,网络了大批钱币人才的王刚,在业内声名鹊起。1998年,上海吉尼斯总部授予他“古钱币收藏之最”的证书,王刚也在短短3年时间内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亚洲钱王”。
就在王刚荣膺“亚洲钱王”美誉的1998年,西安金泉钱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也随之成立了。为了迅速打开市场局面,将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王刚非常高调地开始了一系列的运作。“砍头行动”便是其中之一。
何谓“砍头行动”?就是将一些被人称之为“古币之头”的孤品大珍,不惜代价地纳入囊中。几年来,从内地到香港、台湾、澳门,从中国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到处都留下了王刚“砍头”的斧影。西夏仁宗李仁孝天盛年间铸造的天盛元宝,被王刚以50万元人民币夺得;民国时期出产于赵国武阳,据说如今全国仅存三五枚的“武阳一两”三孔布,被王刚找到并花巨资买下了;在1999年上海举办的一次文物拍卖会上,王刚“大打出手”,最终以27.5万元的价格,将一枚有着“清钱之王”称号的咸丰通宝·大清壹百收归囊中。类似这样的顶级孤品珍品,在金泉的库房里收藏有40多枚。尤其值得王刚向业界炫耀的是,他还收藏有一块世界上仅存的金代铜钞版,为金卫绍王崇庆年间(公元1212年)所铸的小额钞版。当1998年此版在西安展出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外电评论说:这是一项不亚于秦王兵马俑的发现。
王刚如此不惜血本地“砍头”,并非出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而是有商业目的的。据他自己说:“我‘砍’来的这些‘头’,都是一些遗世仅存的孤品珍品,这些奇珍异品有助于树立我们公司的品牌形象;其二,我们花巨资购买这些钱币,充分向业界表明了我们公司强大的实力,试想,如果没有上亿的资金,谁敢一掷千金却只为几个古董呢?”
不过,“砍头”得来的“宝贝”,王刚不会轻易出手。卖了它们,金泉也就没有了“镇山之宝”。王刚真正要卖的,是那些论斤称来的钱币。
金泉公司成立之后,王刚组织员工们花大力气对那些锈迹斑斑的古钱进行整理。梳理出每个古钱币背后的故事后,对其进行分拣、清洁,或镶嵌镜框中,或封存在书册里,或一枚枚串结起来,编制成各种工艺品。王刚这样定位金泉的产品:是一种集历史文化内涵和钱币实物真品于一身的特殊商品,传递的是一种文化,具有极高的鉴赏及收藏价值。而生产这些产品的金泉公司的员工们,就是一个个“文化布道者”。既然文化切入点与商业卖点进行了巧妙地对接,因此,其物超所值就理所当然了。
比如,金泉推出的号称能护财镇宅的特色产品“青蚨剑”,选取宋、清等时期的古钱真品编制而成,分大、中、小三款,分别由250、180、150余枚古钱编制而成,宋代剑价格相应为998元/小剑、1860元/中剑、2600元/大剑。而用来编织“青蚨剑”的古币品相通常都不好,单枚价值很低,总共成本仅200元左右。据称,金泉开发的产品有书册、贺卡、水晶、承制礼品等6个系列、100多个品种,价钱从100多元到1万多元不等。
再如,一套市价7000元的中国钱币珍品集锦,包含从原始社会到民国时期的钱币272枚,被编制成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大历史”钱币实物产品,再装进特制的金丝楠木雕花箱子,就堂而皇之标价5万元。做这样有创意的钱币文化产品,是王刚和他那些“宝贝”钱币专家们的拿手好戏。姑且不论这些产品销售情况如何,仅仅因为它们成本与价格的天壤悬殊,就使得业界内外对金泉公司刮目相看。
金泉公司正式成立之初,办公地点设在西安市安东街。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小办公室。房间里没有空调,没有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如电脑、传真等等。为了改善办公环境,以无愧于“亚洲最大的专业钱币文化开发公司”这一光荣称号,王刚决定,投入巨资,在西安市和平路18号建一座金泉大厦。
“金泉大厦的办公环境不仅在西安市首屈一指,在全国也绝对是一流的。”一位曾在金泉公司担任高管的年轻人对记者说,“置身于金泉大厦办公室,你会误认为是在一座高贵典雅的剧院里:红毯铺就的走廊,檀木做成的门窗,雕梁画栋,美不胜收。办公室会客厅里,安放着一个恒温玻璃水箱,红的、蓝的小金鱼在水箱里悠闲地游着。普通员工们所在的大通间式办公室里,锃亮崭新的电脑整齐地摆放在桌面上,每个小区间用红砖砌成的小墙壁隔开,平添了一种特殊风情。”如此豪华的办公环境,是王刚引以自豪的资本之一。在公司总部从安东街搬到和平路之后,王刚曾经一再“提醒”员工们:“今天新的高楼大厦,漂亮宽大的办公环境,中央空调系统,智能电梯……朋友们,你们享受的这些东西是经过金泉创业者们的辛勤努力换来的,希望你们能继承金泉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把我们的金泉建设得更加美好!”
除了“砍头”、文化布道及建造豪华办公楼之外,金泉在“造势”方面的最大手笔莫过于建连锁博物馆了。王刚认为,一个企业的发展必须树立一个品牌,树立品牌有多种形式,应该结合自己的产品特点来进行。金泉公司的产品是以钱币为载体的文化礼品,若用它来打造品牌显然缺乏震撼性的力度,而用展览的方式作为切入点,创造社会效益,以此提升企业的无形资产,打造企业的品牌,则不失为一种快捷方式。
王刚早在1997年前就建了一个小型博物馆。1997年至1999年间,王刚每年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租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地方举行一次大型的展览,这些展览都产生了世界级的轰动,许多国内外的钱币爱好者、收藏家们,都在观展之余光临过王刚的小型博物馆。“我们的小馆还接待过国家领导人呢,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等。”王刚说。
1998年,王刚在北京建了西安之外的第一个博物馆,标示着金泉正式走向全国。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召开之前,王刚购买了上海多伦路名人街名人故居“汤恩伯公馆”,建立了上海金泉钱币博物馆。金泉在西安之外的第三个博物馆落户于厦门,厦门博物馆主要针对闽台地区钱币从远古到现在的交流情况而设立,坐落于鼓浪屿原英国领事馆。
如果不是后来资金链发生断裂,王刚还准备在深圳、天津、武汉、兰州等城市继续建造博物馆。他的想法是“让博物馆不仅仅传述钱币实物,而且要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广为传播”。
泡沫破裂:金泉一泻千里
一笔区区300余万元的担保贷款,一次意料之外的经济官司,揭开了金泉公司繁荣表象掩盖下的真实面目,还原了一个流星般昙花一现的“亚洲钱王”。
金泉钱币公司在全盛时期,头脑发热,为一家没有多少资质的公司作担保。结果这家公司因经营不善,不到两年即告倒闭,老板卷钱潜逃。银行为追回那笔钱,只好一纸诉状,将为那家公司作担保的金泉钱币公司告上了法庭。
“金泉被银行告了!”消息一出,金泉便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在西安古钱币收藏界颇有影响的吴先生对记者说:“金泉钱币已经不行了,他的倒闭对我们影响较大,因为金泉钱币是以古钱币文化为其产品,它的产品附加值比较高,而我们相对要便宜得多,所以一般人愿意来我们这里买。他们的收购一般是在陕西境外,内线也多。这么大的公司一倒,可能有很多人要失财了,挺可惜的。”如此言之凿凿的说法,在收藏者中不在少数。
另有一位泉友也说:“金泉早在2004年8月25日就已经倒闭了,手续都办了。金泉是替别的公司担保,那家公司卷钱跑了。金泉钱币没有办法,宣布倒闭,王刚躲了起来,几个董事把钱一拿也走人了,剩下收购的钱币抵押给政府了,真是亏了政府。”
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区区300万元的诉讼资金,对号称拥有12亿总资产的金泉而言,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认为是担保贷款导致金泉公司面临倒闭处境的说法,完全是夸大其辞,转移视听。
“事实上,导致金泉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其混乱的管理、单一的研发以及落后的营销。”曾在金泉钱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要职、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人对记者说。
金泉喜欢模仿西方跨国公司的管理模式,却又往往因为不结合中国国情,从而导致“画虎不成反类犬”。去过金泉的人都知道,金泉公司设置了一间与众不同的场所:发泄室。在这间小屋子里,可以抽烟,可以将自己的不快、不满情绪用笔写在墙壁上,可以涂鸦。王刚的本意是“为员们创造一个释放自己怨气的地方”,以促进工作的开展。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能够用于欧美发达国家公司的方法,原样照搬过来,往往是要吃苦头的。发泄室发展到最后,成为员工们相互指责、谩骂、攻击的地方,弄得员工们越泄越怨,不得已,只好将墙壁重新粉刷一遍之后,明确规定:发泄室改成抽烟室,仅供抽烟,不许贴“大字报”。
金泉公司注重外部形象的宣传,却不太关注自己员工的生存环境。据一名从金泉公司离职的人介绍,金泉公司从来没有为员工们办理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职工们没有归属感,因此,离心力有余,凝聚力不足。据调查,在2003年王崇皓担任总经理之前,金泉公司先后更换了六、七个总经理,几乎一年一个。更为可怕的是,公司的部分中层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金泉公司从安东街搬到和平路之后的销售经理某某,曾公开对客户说:“不要将钱打到公司账号上来,我告诉你一个私人账号,你直接打到我账号上来。”主管企划的某某某,掌管着每年几百万的宣传费用,工资收入除外,仅靠吃回扣这几年就赚了20余万。腐败往往与堕落相伴相生。在金泉公司研发部门,有一个年轻女孩,进公司之前是个餐馆服务员,初中文化水平,对古钱币一窍不通。她能进研发部门,据说与某高层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些市井传言在西安市闹得沸沸扬扬,难辨真假,但却招招见血,对金泉公司形象的打击非常沉重。
金泉公司发迹于书册。《中国历代钱币册》、《宋代钱币册》、《钱币与书法》、《中华龙脉》、《中国节趣》等书册为金泉在国内赢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除此之外,金泉还把眼光投向全球,由他们策划出版的《世界货币大全》一面世,就引起一阵抢购浪潮。也许是因为书册的确是经营古钱币的最好模式,所以金泉后来发展壮大之后依然迷恋于书册模式。可是,消费者却不买账了。那些金泉公司相对稳定的客户不满地说,第一次是书册我非常喜欢,觉得形式新颖,好看,有收藏价值;第二次仍然是书册我碍于业务员的情面,勉强掏钱买下;第三次当我看见摆在我面前的产品仍是以书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再也不想买了,难道金泉公司除了以书册形式表现古钱币之外,就没有别的招数了吗?
为了最有效地推广金泉产品,王刚在全国各地兴建博物馆。这些面向观众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在树立企业形象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卢山冰认为,让消费者从认识到认知到认同最后心甘情愿地掏钱购买,这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让消费者知道有这家博物馆,需要推广;知道之后是否就会进去参观,这是一个未知数;参加之后是否能够产生购买欲望,而产生这一欲望之后又是否会购买,这些都需要科学的论证与分析。王刚最初的想法与创意是好的,可是过于简单,对复杂性估计不足,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据记者了解,金泉公司已经开业的几家博物馆,每年仅物业管理费就高达数千万元;此外,金泉钱币这几年在全国十几个省市设有30多个征集点,大量收购钱币,这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资金快速积淀的过程。这给公司的现金流带来了空前的挑战。懂经营的人都知道,保持企业的现金流对于任何企业,包括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任何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现金流与流水一样,不能干,也不能溢,要追求一个平衡。现金流能否管理好可以衡量一个企业经营水平的高低,甚至决定企业的成败。在企业中,要有全面的预算,让企业全面的工作计划与现金流相衔接。想入非非是不行的,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但却想着去做那么大的事情,那么现金流就很有可能枯竭,企业也就难以维持正常,休克甚至死亡。
实事上,从2002年开始,金泉公司就已经显露出了衰败的迹象,这可以从公司对股东们派发股息一事上窥见端倪。在公司发展的鼎盛时期,王刚曾将资金委托给西安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其向社会融资,并向股民们信誓旦旦地保证每年高息派发红利。基于对西安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信任和对早期金泉公司发展情况的看好,不少市民都几千上万、或多或少地买了金泉公司的股票。王刚就是靠着这些股民们的钱维持着公司的运转。到了2002年第一次派发股息之前,金泉公司的资金就已经比较紧张。可为了给股民们一个交待,王刚不得不硬着头皮说:“股民朋友,我们宁可暂停员工们的工资奖金,也要给你们派发股息。每股5分钱的红利,一分不少。”
每股5分钱的利?!股民们尽管难以相信号称“亚洲钱王”的王刚出手如此小气,但事实如此,有总比没有的好。于是,他们在派发当天全都赶到了金泉公司。股东大会安排在金泉公司地下室召开,里面有一道暗门,王刚已经派人悄悄地将锁打开。因为他知道,一旦感觉到吃了亏受了骗的股民们动起怒来,说不准会群起而揍他,他还是留一条退路的好。所幸那天股民们没有骚乱,王刚侥幸逃过一劫。
可是,转眼又到了第二年,资金状况依然没有好转的王刚,这次想了一个妙招。他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个豆腐块大小的广告,上面声明:金泉公司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西安市城郊某度假村,为公司的股东们派发红利,每股5分钱。那些中小股民掐指一算:到城郊没有公交车,“打的”过去,所得红利还不够付车费的;而且一去一来最少得一天时间。算了!不要股息了!事后业内人士笑谈:“亚洲钱王”王刚,其实是一个惯于与爹爹婆婆(中小股东大多数是老年人)们捉迷藏的人。
“亚洲钱王”泡沫破裂之后,“钱王”王刚捉迷藏的对象除了股东们,又增加了法院、工商与银行。这一次他是否还会有如往昔的运气,就很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