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国防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怀内斯综合83个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军费增长与GN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899。在发达国家，投资于国防（均指一定范围内）的就业乘数为1.8,而投资于民用的就业乘数为1.6,国防工业产业关联性强于民用工业。约翰.E.林奇计算,美国每10亿美元军事采购可增加35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非军事采购为25000个。希奇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１５％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比更明显；同时，国防投资可以使私人部门从中得到高额利润。美国西部地区即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弗罗里达、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这些地区人均军费开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国防采购给这些地区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40万个就业岗位。80年代里根政府的ＳＤＩ计划中仅６种核武器系统，就在这些地区雇工人数占全国雇员人员的３０％多。而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中期美国国防费的下降，使这些地区经济进行调整期，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登.亚当斯写下了《转产：一种死胡同的战略》一文，痛?戮芽陆刀缘厍貌焕跋欤缶鹿ひ蹈春咸宥哉┭梗哉秸熬吠饷澄治鞑康厍梅⒄埂＝隹扑魑终秸芳又苯庸婪眩福耙冢ぜ聘庑┑厍黾泳鸵到?0万。美国1999年出口武器300亿美圆,占全球武器贸易的40%,即使是俄罗斯,也还有48亿美圆的武器出口.1996年,以美国带头,全球一轮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军费每年平均增加6%.
中国百年来生产力布局两次向西部大倾斜都是在外部战争环境下逼出来的。
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比例,从3%上升到50%,从此结束原始农业社会,进入二元结构社会.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投入2000亿，增量投资占国家新增投资的1/3，西部地区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仅四川，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变为制造业与电子产业为主，成渝、宝成、川黔等干线铁路通车,铁路从5000公里发展到80000公里.围绕国防工业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贡、内江、德阳等60多个中小城镇。大型军工企业集团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支柱产业,如西飞、成飞、长虹、长安、黄河、嘉陵、建设等,目前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仍旧占30%,贵州占45%。
1979-1994年，我国国防费绝对值年增6.22％，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均上涨7.3％，国防费用每年降低1.08％;占GDP的比例,从5.57%下降到1999年的1.2%.而世界平均比重为3.4%,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为3%左右。发展国防产业,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必须,对于启动内需和开发中西部,也有直接的意义。不应该把发展国防产业与发展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实际上,国防产业的核心是高科技和基础设施,国防产业也必然需要广泛的采购,合作和配套,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比如我国规模庞大的航空产业在利润导向下,大批生产民用产品,70%的收入来自于非航空产品。如果能够以国家力量支持集中生产飞机,就可以给民营企业让出巨大的空间。
表： １９９７年度中国国防费与部分国家国防费比较（单位：亿美元）
国家 国防费
美国 ２６７１．８
俄罗斯 １６０
英国 ３５６
法国 ３６７
日本 ４３０
韩国 １７２
中国 ９８
（汇率按１美元＝８．２９元人民币）
表2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比例
年份 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１９７８ ４．６３％
１９８０ ４．２９％
１９８３ ２．９８％
１９８６ １．９７％
１９８８ １．４６％
１９９１ １．５３％
１９９３ １．２３％
１９９７ １．０９％
表3. 1937---1942年四川工业在全国的地位
1937年 工厂 占全国（%） 工人数 占全国（%） 资本千元 占全国（%）
四川 115 2。93 13019 2。85 2145 0。58
甘肃 9 0。23 1152 0。25 295 0。08
贵州 3 0。08 229 0。05 144 0。04
陕西 10 0。25 4635 1。01 2757 0。74
1942年
四川 1654 44 108205 44。70 2230012 52。28
甘肃 139 3。69 7888 3。26 619。6 3。19
贵州 112 2。98 4578 2。89 46264 2。39
陕西 385 20。24 23510 9。74 105319 5。43
三．外部环境的变化：
国家安全战略需要中西部开发的加速
上述论证已经说明：中西部开发决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发展，而是为20年以后的16亿人口创造生存空间；决不仅仅是经济效益问题，而同时是国家地缘政治战略，安全战略问题。
要完成上述历史任务，依靠22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思路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渐进改革和开放的3 个子战略就是：梯度开发，地方分权和分层次开放；基本原则是通过优惠政策创造市场机制，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以经济效益为核心，效率优先，鼓励少数人先富，甚至在实际上走了一条"权力资本化"的道路，以政府的腐败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润滑剂。我们承认这一条路线已经极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也必须承认它的局限性，特别是不能够依靠这样的路线进行中西部开发---这在本质上就是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路线。
在和平时期，要把重点真正转到中西部开发方面，的确很难，因为它只有政府投资的积极性，没有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只有中西部地区的积极性，没有沿海地区的积极性；只有大多数穷人的积极性，没有富人的积极性。国家只能加大政府投资，计划导向和优惠政策的力度。
如果中国的外部和平环境发生变化，大部分国力就会投入中西部开发。未来局势无法预料，但美国"设立假想敌"的战略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中国内政外交，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国家安全形势是改革开放22年以来最紧张的，而且将继续紧张下去。无论是战争还是封锁，保证国家安全比起经济发展更为重要，显然应该成为我国第一位战略目标。这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因为发展国防和战略产业，整治国土与农村城镇化，这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措施，同时就是启动内需发展经济和中西部开发的重要内容。
绝对不可能排除未来台湾悍然宣布独立，发生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战争也未必不可避免，关键是我们能够在此5-10年内，坚决进行国内经济战略和文化战略的调整，在经济上降低对外依存度，包括加速中西部开发。如果成功，中国国力将空前强大，加以政治外交斗争，避免战争破坏，和平统一祖国是有可能的。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硬道理：5 年之后，不是我们屈人家之兵，就是人家屈我们之兵。真正的战争不在军事，而在军事之外。在"软战争"中失利，硬战争就难以取胜。硬战争或者很短，或者打不起来，关键是看谁能够在软战争中，奠定战争胜利的思想经济基础，把握战争先机，赢得主动权。
如果2005年发生台海战争，我国受到西方全面封锁，经济损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3000亿人民币，按照1：8。3汇率，为10000亿美圆，外贸4743亿美圆，增加31。5%；出口2492亿美圆，增加27。8%；进口2251亿美圆，增加35。8%。顺差241亿美圆。其中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圆，增加32。9%；进口1001亿美圆，增加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增加24。1%，进口 926亿美圆，增加25。8%。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圆，增加36。9%，高新技术出口370亿美圆，增加50%；进口初级产品467亿美圆，增加74%，原油，大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30%。
外贸依存度是以外贸总额除以GNP，为47%。如果扣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外贸依存度为35%，全部扣除加工贸易，外贸依存度为23。5%。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汇率假设为1：5，国民生产总值为166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28。6%。扣除加工贸易为14。3%。
（二）假设中国沿着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国内外资源状况仍旧可以支持5年左右经济增长。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2004年为111553亿人民币，按照1：8。3汇率，为13604亿美圆。外贸总额919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67。5%。如果扣除加工贸易为39%。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1：5汇率，国民生产总值为22311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41。2%。扣除加工贸易为21%。
如果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到1：10，国民生产总值为11155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82。4%的历史最高水平。扣除加工贸易为41。2%。国内通货膨胀，按照购买力平价1：7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为1593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57。7%，扣除加工贸易为26%。
2005年出口年增加15%，为4358亿美圆，进口年增加20%，为4668亿美圆，外贸逆差达到310亿美圆。加工贸易年增加15%，出口2408亿美圆，工缴费500亿美圆。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年600亿美圆水平，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家外汇储备保持2000亿美圆。股票市场对外资开放，金融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三）假设2005年出现西方全面封锁。加工贸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占出口总额2492亿美圆的55。2%，加工贸易进口1001亿美圆，占进口总额2251亿美圆的44。5%。加工贸易总额2478亿美圆，占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圆的52。2%。2004年，加工贸易按照年15%增长率，可以达到2400亿美圆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断，损失是：
（1）外贸总额降低4500亿美圆，出口降低28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降低50%；
（2）4000万人失业；
（3）国家外汇收入降低500亿美圆；
（4）加工贸易全部使用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对国内产业没有带动效应，全部中断以后国内只损失20%左右的工缴费，2004年为500亿美圆左右，假设乘数效应为2，损失1000亿美圆。
（5）2004年的GNP是13604亿美圆，2005年如果继续增长8%，应该是14693亿美圆，现在减少到13693亿美圆，只增长0。6-1%，增长率降低7个百分点。
（四）从美日欧出口大部分中断。
2004年我国出口4358亿美圆，其中一般出口2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向美日欧出口占60%，1200亿美圆。
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20%以上，按照美国统计达到30%。我在美国出口份额中仅维持在2%左右。我对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也有依赖，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年为94.18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有些难以替代。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
> 欧盟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 1%。
> 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 1998年我国外贸的64.3%、约2071亿美元，是与美日欧的贸易（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我们获得的贸易顺差629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块，外贸将有逆差193亿美元。
> 假设2005年对美国日本出口全部中断，对欧洲出口部分中断，影响是：
> （1）出口减少1000亿美圆。2005年出口在和平环境下可以达到5012亿美圆，减去加工贸易2770亿美圆，一般贸易1000亿美圆，只剩下1242亿美圆，考虑到向其他地区增加出口，估计为1500亿美圆，降低75%，大约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年。
> （2）一般贸易出口的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加工贸易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内，有连锁性收缩效应。假设有3倍的收缩效应，即3000亿美圆，相当于24000亿人民币。用3000亿美圆除以2004年的GNP13604亿美圆，经济增长率降低22%。第二年下降更大一些，假设3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复。
> （3）出口产品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40%左右，如果降低75%，将使国内总需求降低30%，加上乘数效应，将使国内通货紧缩和企业破产更加严重，失业再增加4000万，共增加8000万。
（五）关键进口供应基本中断
2000年我国进口大类产品是：矿产品245亿美圆，化学品181亿美圆，塑料橡胶164亿美圆，纺织原料和制品166亿美圆，贱金属206亿美圆，机器电器852亿美圆，光学医疗设备82亿美圆。
> 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我国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1994年，工业对进口的依存就达到30%，现在可能超过50%。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关键部分依靠进口，影响更大。
（六）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七）沿海地区损失严重。
1989---1991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1990年又下降3.3%， 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西方制裁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大。东南沿海地区指华东华南，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
> 不含港澳，1999年有2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 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近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37%；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塑料324万吨，占全国40%；化纤385万吨，占全国60%；纱184万吨，占全国32%；冰箱530万台，占全国40%；洗衣机635万台，占全国50%；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
损失是巨大的，但不会使经济倒退20年。不计战争打到中国本土，只计2005年西方全面封锁的损失，中国将在两年之内，每年经济下降30%左右，经济水平倒退到2000年的水平。这样的经济损失，如果突然到来，我们没有准备，显然不能承受。如果有准备，则不难承受。加速中西部开发，就是主要的办法之一。
纠正经济片面性，全部考虑中西部开发的意义，确立以计划为主导的中西部开发战略，最直接的意义是第一，继续扩大政府投资；第二，考虑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方法，尽量以国家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利用市场经济有用的手段，比如公开招标；第三，必须加强监督，否则投资越多，腐败越大，效益越差。
我国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2000亿人民币，如果发行1500亿国债进行投资，加上地方政府和其它配套资金，投入中西部开发和国防等方面设计国家长远利益的投资，大约有8000亿元，占全部投资的25%，以计划为主导的投资比重如此之大，而我国又丧失了搞好计划经济的条件：干部的廉洁，社会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劳动的品质，能否组织好中西部开发，根本上是对政府组织动员能力的考验。我们希望全社会能够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并不具备全面实施的条件，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的思想，战略，文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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