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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20世纪90年代文化史的关键词,"网络"肯定是一个发烫的词条。这个词犹如一阵旋风冲入90年代,俨然代表了某种强大的历史力量。因特网于1991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解禁;(1)至少在当时,没有多少人预见到这个揭幕仪式如同开启了潘多拉盒子。事实上,计算机网络已经默默地存在了二十余年。第一个计算机网络――阿帕网络――于1969年秘密问世。然而,解禁之前的计算机网络不过是一项保密的军事技术隐藏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办公大楼。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历史青睐,那么,如同许多有趣的发明那样,因特网的意义也只能封锁在技术范畴之内。
突如其来的历史青睐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涉及了众多方面。迄今为止,"网络"这个概念业已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之一。谈论人们置身的时代,网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词汇――"信息时代"的主体部分离不开网络的组织。网络的意义远远地突破了技术范畴而介入了经济、文化乃至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按照某些人的预计,网络会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传统的社会制度。换言之,网络似乎正在赢得某种万众瞩目的特殊位置。
这种荣耀为什么姗姗来迟――为什么如此伟大的发明竟然沉寂了二十多年?在我看来,网络所产生的深刻震撼不仅源于一系列既有的技术指标;现今人们认定的网络的历史意义无宁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之中被制造出来的。历史似乎正在临近一个巨大的转折,一批高瞻远瞩的思想家纷纷发表种种惊世骇俗的预测和历史构思。从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到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系列新的历史目标逐渐浮现。网络被组织到这幅图景之中,并且委以重任。不长的时间内,网络被描述为未来的经济形式和文化形式,进而与民族国家的基本战略目标联系起来。一些人甚至不无夸张地断言:"是否加入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2)如果说历史进化论乃是许多人擅长的论证逻辑,那么,网络与历史进化论的理论联姻已经表明了这项技术发明所拥有的文化政治身价。网络是历史的必然――这种描述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网络具有了显赫的公众形象。一时之间,网上冲浪、雅虎、网吧、电子邮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没有听说过悬浮列车或者哈勃望远镜情有可原,即使没有上网的人也必须意识到,网络代表了时代的前沿,对于网络一无所知即将被未来的历史所抛弃。
这些认定的成型需要一个强大观念体系的复杂运作。这个观念体系不仅包含了未来历史的阐述,同时还包含了对于网络历史位置的阐述。换言之,这些阐述必须将网络的涵义融洽地纳入一套历史理论,并且成为一块举足轻重的拱石。这个意义上,这个观念体系的运作不仅是向人们许诺无纸办公、远程教育或者改善图书馆设施,以上阐述必须产生莫大的煽动性从而赢得巨额的投资,或者说服权力机构给予制度性的庇护。这一切显然会遇到有力的质疑。因此,以上阐述还必须包含抵御种种质疑的防线。
我将这个强大的观念体系以及种种阐述称之为网络的话语。事实上,这些阐述业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话语漩涡。大众传播媒介对于这个主题的狂热令人惊讶。如同比尔·盖茨形容的那样:"报章杂志竞相撰文,电台电视群起喧声,还有大小会议漫无边际的臆测,真可谓无休无止。近几年来,不论在计算机行业内外,人们对于这个题目一直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兴趣。这种兴趣所到达的范围,不仅己超越发达国家,甚至超越了数量庞大的个人计算机用户。"(3)不言而喻,网络的话语线索纷杂,歧见丛生。"网络"在种种相异的形容之中犹如千面郎君。现在,我试图分析的是,网络的话语资源是由哪些主要方面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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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译著之中,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与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无疑是网络话语的两本早期启蒙读物。对于年轻一族以及某些精英圈子,谈论这两本著作无疑是一种必要的文化时髦。
对我而言,比尔·盖茨《未来之路》所赢得的声誉超出了想象。这部著作包含了很强的自传意味,比尔·盖茨的未来设想很大程度地交织在自传内容之中。这部著作乐观地作出了一系列形象的预言:信息高速公路必将制造出某种更有魅力的生活。或许必须承认,《未来之路》并没有提出太多的重要观点。先进的通信系统穿透了国界的铁幕,国与国之间更加相似;信息高速公路将对政治产生独特影响,政治家可以立即看到公众意见的调查,人们可以使用袖珍计算机投票;信息高速公路可能增进一个国家公民对于邻国的了解,因此缓和紧张的国际关系(4)――比尔·盖茨的这些描述无非是一些合乎逻辑的猜想,人们很快就耳熟能详。
在我看来,《未来之路》令人瞩目的原因在于,这部著作推出了一种新型的偶象。比尔·盖茨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时又是一个极为成功的计算机商人――他所领导的微软公司出产的是技术商品。许多人的心目之中,一张娃娃脸的比尔·盖茨已经变成了一种当代英雄的伟大化身。他在自传之中告诉人们,技术如何敛财。著名的微软公司仅仅占有一幢小小的楼房,但这家公司却制造了巨额的财富――比尔·盖茨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上首屈一指,富可敌国。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迹。现今,资本己将世界市场瓜分完毕;资本的运作是财富增长的决定方式。一种严密的财富分配机制业己在市场体系之中形成。如果不是偶然的运气,没有人还能赤手空拳赢得一片江山。然而,比尔·盖茨的身世却雄辩地表明,仅仅依赖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就可以改写命运。这表明,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开始为网络英雄的个人表演提供了驰骋的疆场。个人的智力成为一种新的资本与货币资本分庭抗礼。按照比尔·盖茨的自述,他的种种成功都在饶有趣味的创造之中发生。比尔·盖茨的功成名就象征了某种历史机遇的真正降临。更早一些时候,只有一些著名的运动员可能凭借自己的身体打入商品世界。对于街头那些穷小子说来,只有个人的身体是他们的潜在幻想。激烈的体育竞争是他们实现致富理想的唯一希望。迈克尔·乔丹、马拉多纳和泰森均是因为体育而一夜成名,从贫穷的阶层脱颖而出。现在已经到了智力担当传奇故事主角的时代。技术产业的利润以及飙升不巳的网络股让乔丹们望尘莫及。这个意义上,比尔·盖茨代表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突破――我相信,这是《未来之路》无言的魅力。事实上,尾随比尔·盖茨之后一系列相似的故事――例如杨致远和雅虎、张朝阳与搜狐以及硅谷种种传奇式的发迹――无一不在重现智力与财富的互动关系以及神奇的致富速度。人们逐渐明白,网络是一代技术精英的冒险乐园。也许,现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还会对《未来之路》的美妙想象惊奇不置。种种神话气氛逐渐消散之后,这个行业的真实主题开始赤裸裸地浮现。网络已经顺利地踏入了资本、市场的运行轨迹。这一切拥有一个美妙的名称:新经济。2000年4月7日的《南方周末》推出"IT群英会"专版。这个版面领衔的大标题即是真实主题的写照――《比一比IT精英看谁钱多》。
相对地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更富有理论意义。这部著作反复地告诉人们的是,人们即将遭遇的比特世界与传统的原子世界具有哪些重大差异。尼葛洛庞帝认为,数字化生存必将出现四个改变人类生活结构的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与赋予权力。(5)显而易见,这四个特征更为投合尼葛洛庞帝的政治理想。
在尼葛洛庞帝看来,只有在网络出现之后,传统的中央集权才会真正解体。电脑之间随机连接而形成的网络无形地废除了"中心"位置,这是机器制造的民主。他在《数字化生存》之中解释说:
长时间以来,分权(decentralism)的观念倍受称道,但是实际去做的时候,却寸步难行。互联网络提供了全球性的交流通道,可以不受任何新闻检查的钳制,因此特别盛行于像新加坡这种新闻自由很少、而网络却无所不在的地方。(6)
分权的后果必然是,个人享有更多的自由。这即是尼葛洛庞帝心目之中的后信息时代:"这里的个人化,不仅仅是指个人选择的丰富化,而且还包含了人与各种环境之间恰如其分的配合。其间,机器扮演的角色是使这种配合能够接近过去没有机器时的自然与和谐。这就要求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人不再被物役,而是物为人所役。在科技的应用上,人再度回归到个人的自然与独立,不再只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7)后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帝国逐渐瓦解。传统的传播媒介――例如广播、电视――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信息的强制性播放,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甚至形成信息的暴力。网络与传统的传播媒介不同,比特远比原子善解人意;它们将按照个人的独特需求分门别类地进入一个个家庭。这意味了智慧从传播者那里转移到接收者这端。不久的未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时挑选电视节目,甚至广告也会变得非常个人化,以至于人们无法分辨广告与新闻。(8)无疑,尼葛洛庞帝同时将这种网络的结构想象为政治结构:"因为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9)
显然,尼葛洛庞帝期望网络有助于填平贫富悬殊的巨大鸿沟。在他看来,传统的阶级范畴开始过时了。新的一代将从数字化的环境之中脱颖而出,网络的特殊结构可能使他们摆脱传统的偏见而产生某种新型的亲善关系。尼葛洛庞帝不相信这种担心:"社会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阵营: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他宁可认为,"文化差距其实会出现在世代之间";"社会的、种族的或经济的力量都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力,代际差异才真正举足轻重。现在,年轻人是富有者,而老年人是匮乏者。"(10)孩童远比他们的父母擅长生存于网络社会之中,阶级冲突被代际的差距所替代。这肯定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政治局面。有趣的是,尼葛洛庞帝已经将他的网络社会学扩大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下一代同样自如地生存于数字化环境之中;事实上,物理空间对于网络生存无关紧要。的确,物理空间是民族国家的存在基础;民族国家的政权边界设立于物理空间之中。然而,这一切也将遭到网络的挑战,"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将会改变,让位于大大小小的电子社区的价值观。"(11)
比尔·盖茨宣称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尼葛洛庞帝也宣称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们都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化生存给予乐观的描绘。可是,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又有多少理由轻信这些许诺?这样,我想转向另一本著作――刘吉、金吾伦等著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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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直树曾经犀利地指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非一个单纯的纪年顺序,这个顺序始终是与地缘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地缘政治的意义上,现代性往往意指西方模式;非现代性通常被视为非西方的概括。(12)这个巨大的理论陷阱暗示了现代性话语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压抑。网络话语的出现某种程度地扰乱甚至解除了上述的对照关系――网络话语之中,发展中国家似乎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显然,发展中国家决不会轻易地放弃信息时代抛来的缆绳。《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这部著作的绪论之中,作者引述了"跳越发展"之说――历史的巨大转折仿佛造就了一个重新定位的时机。发展中国家意外地发现,它们竟然被甩到了前列:
……这次信息高速公路可谓全球响应。发展中国家也大有可为,而且还具有某些比发达国家更有利的优势。例如,像美国通信电缆早己遍布全国,要更换成光纤需资金7000亿美元之巨,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这种历史负担了,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跳越发展"。(13)
《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某种程度上,这部著作代表了较为权威的专家观点。人们可以察觉,《未来之路》或者《数字化生存》对于网络时代生活情趣的大量描述已经退出视野,民族国家的经济地位正在作为一个重大主题得到了反复的论说。如果说前者更像是发达国家的奢侈想象,那么,后者才是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问题。换一句话说,即使网络时代也无法更改一个持续己久的传统:民族国家是一个远比个人重要的利益单位。
这个意义上,尽管《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重述了网络的信息自由,重述了赛柏空间对于权力与等级制度的拒绝,重述了网络对于个人的解放,(14)但是,这部著作的焦点始终集中于网络象征的历史转折以及民族国家的历史机遇。的确,根据历史的必然逻辑谈论民族国家的命运,这是同样是一个由来己久的论证传统。
《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如此界定近代的历史阶段特征:19世纪是铁路的时代;20世纪是高速公路的时代;21世纪则将是信息网络的时代。(15)信息网络时代,信息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这即是所谓的知识经济:"尽管所有经济制度都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但以往未被计入成本,只有信息化时代,这种资源才成为主要资源。它可以共享,可以倍增;可以’无限制的’创造。知识取代资本:人力资本比货币资本更重要。"(16)因此,现今规定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黄金、货币和土地均己陈旧,权力和财富的新基础是思想、技术和通信――即信息。这部著作引述了德鲁克的观点:16世纪18世纪,资本和技术并不稀奇;重要的是它们扩散的速度和范围。这种扩散导致了工业革命,并且使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网络时代的信息片刻之间传遍全球,这必将制造另一场彻底的革命。就业结构上已经显示出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农业就业逐步消失,制造业就业下降,生产服务和社会服务比例上升,管理性、专业性和技术性职业快速增加,形成以半技术性的职员和销售工人为主的白领无产阶级,如此等等。这些历史迹象向民族国家预示了传统逻辑的中断和种种崭新的可能。如何加入这个时代?未来的人们相会于网络之上――未来的口号是:谁不入网谁就不存在。(17)
尽管人们可以对技术的意义给予充分的想象,但是,历史的经验――同样必须提到历史――却告诫人们,必须克制乐观情绪。技术曾经是工业社会的助产士,然而,技术并未有效地缓解社会不公导致的冲突。因此,人们没有理由把网络表述为技术制造的天堂。这时,人们或许觉得,《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的某些论点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作者论证了网络时代对于"人"的关怀:信息文明不仅表现为智力,同时表现为道德和审美;表现为人与各种环境――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和谐,"还表现为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全球计算机网络使人们置身于彼此之间超越了国家、民族、地域和文化界限的、更广泛的联系和接触之中,也使全球成为一个整体。……它使我们经历更强烈的群体意识,要求人与人之间、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理解和宽容,以理智的方法公正地解决争端,达到一致或协调。"(18)然而,至少目前为止,这种迹象并不明显。相反,网络时代的特殊对抗已见端倪――有人称之为"e体化"的焦虑:
……互联网这个好像从魔瓶中释放出来的技术怪物具有魔法般的力量,它也许会成为世界经济加速分化的催化剂。一部分被推向金字塔的顶端,而另一部分则逐渐边缘化,最终被世界经济甩出去也未可知。
……
"e体化"的新经济使技术新贵一夜发达、富可敌国,同时使另一些人产生沦为社会弃儿的危机感。
对此,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首脑充满焦虑。南非总统姆贝基说,互联网带来信息革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因为发展中国家不掌握技术和资本这两大关键因素。(19)
可以预料,网络话语内部一个隐约的分歧肯定会进一步明朗。这方面的争执必将日趋激烈:网络正在改变既定的游戏规则,抑或既定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网络?网络是进入大同世界的入口,还是制造了另一个竞争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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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入的新世界,不会由于种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或者出生地的不同而产生任何特权或偏见。""在这个独立的电脑网络空间中,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其观点,无论这种观点多么的奇异,都不必受到压制而被迫保持沉默或一致。"(20)――《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不无赞赏地引用了《电脑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同时还在网络结构和技术可行性的意义上给予解释:
在电脑网络空间中,任何计算机都可以和其他的计算机通讯,无论它位于哪里。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特权;无论IBM公司还是美国总统在电脑网络空间中都不比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有更多的优势。权力、阶级、阶层甚至地理位置在电脑网络空间中都毫无价值,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中心,因而人与人之间也趋于平等,不再受等级制度的控制。虽然因特网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与资助下建立起来的,但进入90年代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网络。权力分散也就成为电脑网络空间最基本的精神。(21)
显而易见,《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已经意识到网络空间对于解除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意义。尽管如此,个人主义的主题并没有在这部著作之中得到充分阐述――这部著作主要兴趣无宁是民族国家经济复兴。这时,吴伯凡的《孤独的狂欢》接过了这个主题;在他那里,这个主题是网络话语不可或缺的另一个部分。
什么叫作"孤独的狂欢"?这部著作的封底打上这么一段话:
个人电脑造就的是一种崇尚少年精神、鼓励越轨、强调创造性的个人文化,它使中年期和更年期的文化返老还童,社会成员将像汤姆·索亚那样在不断的历险和寻宝中体会到了一种"孤独的狂欢"。
同时,人与人的交往抽象为机与机的交往,人类浪迹在虚拟的世界里,远离大地和尘土。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孤独的狂欢"。
吴伯凡曾经抱怨,中国的技术精英对于技术之外的文化内涵茫然无知。例如,这些技术精英就无法将电脑革命与嬉皮士文化联系起来。"中国的电脑技术人员太热衷于做’内行’了,太热衷于’主流文化’了,而没有意识到领导美国电脑’内行’和正规军的正是盖茨与尼葛洛庞帝这样的非科班出身的’外行’和’技术牛仔’。"(22)吴伯凡再三强调一个事实:网络行业之中,孩子称王称霸。在他看来,个人电脑与其说是哪一个博学深思的学者发明的,不如说是一些稚气未脱的孩子"玩"出来的。"’孩子’(我说的是没有未老先衰的孩子)总是喜欢新生的事物,他们本身就是新生的。相反,一个成人(我说的是孩子气已经脱尽的成人)总是喜欢安稳,喜欢既成的习俗,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习俗的一部分。"(23)毫无疑问,吴伯凡所说的孩子代表的是一种不可遏制的生机。
这部著作提到嬉皮士并非偶然。吴伯凡引勃兰德的观点说,网络不仅是技术专家或者那些没有灵魂的人的殖民地。这里的原则源于"60年代嬉皮士的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所谓的"电脑革命"与这批人的反抗精神息息相关。吴伯凡的想象之中,网络空间的嬉皮士即是黑客。这批人无法无天,不惧权威,犹如古代的江湖游侠。"黑客、准黑客、技术牛仔在这一国度里同时担当着政治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双重身份。黑客是电脑革命的革命家,但由于电脑革命是一场持续的革命,所以每一代黑客同时也都是匆匆的过客。"(24)从字义上考证,"’黑客’一词是英文hacker的音义两全的汉译。Hack有’乱劈、乱砍、碎尸、肢解’等义,hacker即’肢解者’、’捣毁者’。将’中心化控制’碎尸万段是黑们的基本企图。"(25)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客们对于美国国防部电脑系统的袭击无疑是挑战中心的象征性行为。
黑客的形象与那些成功的IT精英保持了很大的差异。与其说他们是在网络空间敛财,不如说他们刻意履行一种"黑客伦理"。黑客们伦理原则包括以下内容:
进入电脑的权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为一切人所有。
一切信息应该是免费的。
在电脑上你能创造出艺术和美。
电脑能改进你的生活。
显然,这些黑客不是循规蹈矩的工程师,也不仅仅是技术型的"网络狂人"。如同吴伯凡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离经叛道包含了对于网络的某种政治、法律设想。(26)他们闯荡网络空间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打破信息的垄断,让权力机构难堪。尽管多数黑客的最终逃脱不了被威胁、被制服、被擒获或者被收买的命运,但是,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以及他们那种来去无踪的神秘和诡异为网络空间制造了一种活跃而又不安的气氛。比尔·盖茨那种令人羡慕商业式的成功正在制造新的垄断;这时,黑客的存在从另一方面显明,网络空间保存了特定的自由精神。
孩子为王、少年精神、技术牛仔、黑客伦理――吴伯凡赞赏地将这一切称之为"美国的文化精神"。 (27)不论这种解释是否勉强,人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美国已经是名符其实的电脑王国。然而,这并不意味了所有的美国人都对网络的狂热点头称是。即使在美国,人们也可以听到激烈的反对之声。考察网络话语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时,我想转向一部美国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的著作《信息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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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崇拜》一开始就用讽刺的口吻说:"在过去四十年中,信息在大众词汇中明显经历了由’废变宝’的过程。""它就与我们经济生活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联系在一起,成为联结财团利益、政府和科学机构的纽带,最后被广告商和推销商用于说服顾客的花言巧语之中。"在西奥多·罗斯扎克看来,人们所以利用"信息"大作文章,这是由于"信息崇拜"的作祟。(28)由于某种话语的卖力操作,"信息"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为这个世界财富的首要源泉。
显然,西奥多·罗斯扎克对于信息背后所谓的"知识经济"并不信任。他宁愿认为,这是未来学家与广告商共谋的产物。未来学家轻率地将信息形容为下一个世纪的主角,广告商则是把这种论调巧妙地纳入利润的生产:"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受到广告商的青睐,他们有力量把信息从兴趣变成需要,从需要变成必需。"人们的言论之中,信息已经与财富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无宁说是话语的效果:"胡编乱造和唯利是图者已经用随意的隐喻、肤浅的比较、大量彻头彻尾的盅惑歪曲了我们对于信息技术的理解。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和某种社会力量的突然崛起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要作如此之举。"(29)或许,晚近网络股疯狂上扬与突然受挫某种程度地表明,这些话语可能利用"网络"这个概念制造了某种泡沫经济。(30)
西奥多·罗斯扎克看来,信息远不如一些人所吹嘘的那么重要。信息可能是一些废话,那些过量的、未经提炼和杂乱无章的信息让人们无所适从。网络空间垃圾信息的过度增长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种种没完没了的矛盾信息是制造混乱的漩涡。诗或者音乐远远不只是一些信息,荷马或者莎士比亚的身上永远存在某些计算机所不可企及的内涵。计算机的创作仅仅是一种拼贴游戏。报纸报道,计算机已经可以代替莫扎特作曲:人们事先将莫扎特的作品输入计算机,利用计算机的分析找到"音乐语法"――即作曲家的惯用修辞,然后对于种种"音乐砖瓦"重新组合,这就是一件新的作品。可是,这种计算机生产线制造的产品更像是零件装配的悲欢离合罢了。(31)信息可以论证某种观念或者驳斥某种观念,但信息无法制造观念。现代科学几乎都是从为数不多的抽象思想乃至审美思想之中衍生出来的,这些科学论断并非信息处理的产物。"伟人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基本上不包括具体的信息。即便包含了一些信息,于今日看来也只是昨日黄花,而思想仍旧健在,依然是设制法律、确立计划、制定政策的坚定的理论基础,就是从未读过这些思想家的著作的政治家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行事。"(32)许多专家将信息经济描述得神乎其神,然而,他们本身更像是信息经济的组成部分――这里,西奥多·罗斯扎克讥刺这些专家扮演的是计算机推销员的角色。
儿童天生地爱好计算机吗?西奥多·罗斯扎克宣称这是随意捏造的传言。同样可以称之为捏造的是,计算机是"最有耐心的教师"。这些捏造是为了拓清计算机入侵教育的通道。如果按照这些人对于教育的可笑描述,学生的"全部动作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屏和重复敲击键盘。"这些话语共同盯住了一个目标:校园是计算机制造商垂涎不己的巨大市场。美国的大学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它们在一九八四年总共在计算机上花了十三亿美元。它们计划到八十年代末花八十亿美元。较小的学校,如卡内基――梅隆大学(五千五百个学生),每年大约在新技术上花费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而像密歇根大学这样的大学校(共三个校区,四万五千个学生)一年预算要达到五千万美元。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九八一年的一项研究中估计在一所五千个学生的大学全部装备计算机要花费三千万美元;这大约是建造一幢新大楼的费用。一所大学必须花一亿到二亿美元。这些投资不是一次性的。随之而来的是维修和操作费,以及不可避免的设备更新费,这些设备常常在准备使用时就变得落伍了。更令人鼓舞的是,学校控制着巨大的学生市场,汇集着未来的高收入的专业人员和白领阶层,他们典型的计算机消费者。(33)
西奥多·罗斯扎克承认,计算机网络曾经有过电子民粹主义的企图。一小批参加过反战运动的计算机科学家聚集在一起探讨信息的政治意义。他们认为,计算机的普及将对技术官僚的精英统治造成威胁。早期的计算机迷没有多少商品意识,他们身上充满了叛逆精神。可是,西奥多·罗斯扎克不相信信息可以带来民主的复兴――不相信"信息的即索即得能创造出更深层次的民主。"相反,他担心的是,"计算机的全部能力太容易被用来摧毁民主的价值。这一令人恐惧的用途正是源于被吹嘘成计算机最大本领的东西:集中和控制信息的能力,这也正是计算机系统的高效率和可能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原因。"(34)这不啻于解构了一个迷信:信息自然地导向民主。总而言之,西奥多·罗斯扎克心目之中的信息时代乏善可陈:
不论信息时代的前景多么诱人,我们付出的代价从未超出过所得到的东西。对隐私的侵犯使我们失去了自由。选举政治的堕落又想使我们失去民主。计算机化的战争机器更是对人类生存的直接威胁。假如这些责任可以归诸于计算机的错误使用,或许可以稍稍抚慰我们受伤的心灵。然而,这正是那些发明了信息技术和在其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予以引导和资助的人渴望己久的目标。计算机是他们的机器,计算机的神秘性帮助了他们。(35)
从《未来之路》、《数字化生存》、《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到《孤独的狂欢》、《信息崇拜》,人们察觉到了网络话语的不同脉胳。当然,网络话语的兴盛首先表明了网络历史的正式开始。网络话语不仅是关于网络历史的描述和争执,同时,网络话语还制造了人们对于网络的期待。或许必须说,这些话语也是网络的历史。网络是由一批电子元件――例如光纤、芯片、硬盘、显示屏――构成的,但网络的真正运行必须更为广泛地依赖经济文化环境。网络话语无疑从属于这种环境的组成部分。这个意义上,不管网络还将创造什么样的历史,网络的话语必将是历史创造的参与者。
注释:
(1) 参见刘吉 金吾伦等《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310页
(2) 郭良《网络创世纪·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第一章第二节
(3) 参见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版
(4) 同(3),326、337、340页
(5)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269页
(6) 同(5),187页
(7) 同(5),见"译者前言"
(8) 同(5),74、30、48、199页
(9) 同(5),274页
(10) 同(5),14至15页,238页
(11) 同(5),238页,15页
(12) 参见酒井直树的《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辽宁大学出版社
(13) 同(1),11页
(14) 同(1),参见101、266、267、364等页
(15) 同(1),47页
(16) 同(1),52页
(17) 同(1),参见170、56、401等页
(18) 同(1),394页
(19) 刘洲伟《全球化是福是祸?》,《南方周末》2000年4月14日21版
(20) 同(1),278页
(21) 同(1),269页
(22) 吴伯凡《孤独的狂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5页
(23) 同(22),39、43页
(24) 同(22),68、69页
(25) 同(22),71页
(26) 同(22),72页
(27) 同(22),40页
(28) 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前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1版
(29) 同上,16、40页
(30) 近期网络股的突然受挫可参见2000年3月17日《南方周末》23版《新经济:泡沫还是革命》标题下吴敬琏的《要制度还是要泡沫》和姜奇平、方兴东的回应文章《致吴先生:别给网络泼冷水》以及4月21日《南方周末》27版《挤泡挤泡:知识英雄受煎熬》
(31) 参见1997年10月15日《文汇报》10版的《电脑真能替代莫扎特吗》一文
(32) 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80、104、153、154页
(33) 同(28),42、47、55、50页
(34) 同(28),126、149、166页
(35) 同(28),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