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日子过的真快。十年前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苏联土崩瓦解、一朝覆亡，那一幕幕历史戏剧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尽管我们都知道盈虚消长、盛极而衰的道理，但苏联的崩溃所带来的历史震撼毕竟是太强烈了，十年来它持续地吸引着人们的思绪；苏联的崩溃使历史发生了断裂，从巨大的缝隙中我们可以窥探历史变动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解体为人们观察、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十年前的苏东巨变，应当说也是一场社会变革，然而却没有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社会对抗，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甚至是暴力冲突、战争。与以往许多社会变革比，这一次要平静得多，似乎没有多少人激动、抗争，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西方人形容这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
苏东巨变引起了人们无数的思索与争论，然而最发人深思的当数苏东巨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这种巨变的貌似平静的方式。一句话：为什么是“天鹅绒革命”？
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的思绪，夸张点说，简直就是魂牵梦绕。在苏东巨变十周年之际，整理一番十年来的观察与思考，概括起来说，我认为“天鹅绒革命”有三大原因。
社会主义版的“经理革命”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原苏联政治权力体系的最上层发动并推进了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改革。苏联的改革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中间遇到了来自党内和政府内部的不少阻力，其间也有一些人，包括曾是苏共党内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把手利加乔夫等人的反对。但是，所有的不同意见，所有的反对力量都未能阻止住苏联的崩溃。甚至，如叶利钦在他自己的自传中所说：所有的反对者都是搬起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所有的反对都导致了叶利钦的进一步的胜利。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被越反越强，说明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改革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问题在于：在原苏联和东欧的那种看似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的体制里，似乎一切都是高层权力运作决定的，人们很难看到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所本应具备的社会阶级基础的作用。然而，实际上苏东的演变是具有社会基础的，只不过这个基础、这个新的阶级，是很难用传统的一些分析方法即可直接地加以认识和说明的。
毛泽东在论述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时，有句名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句话曾引起广泛争论，包括在语言的形式逻辑上也曾遭到质疑。但如果把这句稍加点化，变成“资产阶级就在体制内”，以此来形容苏东巨变的社会基础却是相当恰当的。
在长期的具有垄断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后来进行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中，厂长经理等经营者逐步异化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的特殊阶层。这是苏东演变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基本原因。
匈牙利著名改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1989年后坦言：在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经理们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懂得应当怎样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
经营者阶层的异化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分权模式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从理论上对改革实践进行了概括与阐释，并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首先提出了分权理论。布鲁斯认为选择分权模式的目的是赋予国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特征” ，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符合社会所有制的两个基本标准：第一，对所有制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第二，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分权模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 —— 集权模式的区别在于：集权模式在中央和企业两级均采用集中决策方式，只是在个人消费决策上采取分散方式，而分权模式将“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分散化，即由企业主要依据市场机制自主决策。由中央和企业分别掌握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是分权模式。
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首先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首先表现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早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就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并加以阐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伴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乃是20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
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权膨胀及经营者侵占所有者权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日本的“经理革命”。所谓“经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阶层凭借其经营者地位，逐渐以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家阶级日益分为所有者（投资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两大阶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人格化表现。在日本，作为职能资本家的经理阶层，经过长期的经营，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家族资本垄断日本经济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家族资本集团与个别资本家的新资产者阶层。
由经营者对所有者权益的侵占造成的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东欧改革中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表露了出来。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杜尚·比兰契奇在1973年发表的《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 -- 1973)》一书中指出：“60年代开始前，政治结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而后，特别是从1965 年经济改革起， 社会进程日益使‘经理’和‘专家治国论者’执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把政治结构论者管理经济的权利夺过来，并交给工人集体管理。但是,‘转移’给工人集体的权利， 大部分是转给了工人集体中的领导集团，而很少交给直接生产者。这种并不完善的自治概念获得了一个政治思想的合法称号，即所谓的‘专家治国论结构’。” 可见，比兰契奇在当时就已注意到了，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的动机与效果并不统一。而这种现象，正是分权模式的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其它一些东欧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波兰著名学者雅罗舍夫斯基在80 年代中期指出：“技术贵族—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逐渐使直接生产者不能再对经济、社会—政治决定施加影响，并削弱了代表机关和工人自治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促使了?袼兄葡颉饺思拧兄频淖！?nbsp;
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阶级’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阶级’。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 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 ％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
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 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 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 ，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
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内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政治制度剧变之后商人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这个掌握社会的广泛经济权力的重要阶层始终推动着苏东改革朝着有利于其既得利益方向发展，这就是苏东改革不可逆转的原因。
赶超的陷阱
苏东垮台不少人几乎未加思索就将其原因归结为“经济没有搞上去”，其实这个看法与其说是肤浅，还不如说是错误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在欧洲，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斯大林时期于1928年至1937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十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如果说苏联综合国力强大而人民生活水平与之不够相当的话，当年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则相当不错。以匈牙利为例，在卡达尔时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种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内，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居于世界前茅。当时世界银行依据汇率计算，也将东欧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而今乐事他年泪。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赶超的陷阱”。如果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或好的经济机制，一个落后的国家就能在经济上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
当年东欧、苏联党人的政治合法性首先在逻辑上就出了问题。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利，从全世界集中资源，转移利润，使经济持续发展，建成了所谓“富裕社会”。而苏联、东欧集团只能主要凭借自己的资源与自我的积累进行发展。所以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西方进行经济竞赛却还是勉为其难。其实，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制度竞赛”的问题。历史总是具体的，制度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原因。硬要与西方比“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方面只好拚积累、拼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寅吃卯粮，借钱发展。当年东欧政权瓦解，与其说是因为经济没有搞上去，还不如说是盲目发展经济，盲目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目标造成的。
80年代人口仅一千万的匈牙利欠西方国家的外债高达200亿美元，人均近2000美元，波兰欠西方国家400多亿美元，人均比例与匈牙利差不多。1989年西方国家提出：要么还债，要么展开“圆桌会议”让反对派合法化。东欧党的政权是在迫不得已之下自己放弃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时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难以为继。东、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制度竞赛，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不等于就是美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可惜当年东欧的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当年东欧、苏联人民在心理上也陷入了相当尴尬的境地。东欧、苏联人民与西方的比较，是一个金字塔的底座与塔尖的奇怪比较——一个宣布并在事实上确实比较均等的社会中的普通百姓，却要与在全球分化中产生的西方国家中再经社会分化产生的富有阶级比富。比不过，那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曾带领匈牙利人民进行改革，在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匈牙利国内也曾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在1989年政局不稳时，重病中的卡达尔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抗议浪潮百思不解，他一生清廉、兢兢业业。1956年他上台收拾乱局，团结人民，把国家建设得一天比一天好。结果到头来居然大家要和过去告别，他真是痛不欲生。
苏东执政党的教训太深刻了。他们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上面是尽心尽力了。但是，殊不知欲壑难添。物质生活的享受是无限的，多少算够呢？与西方比是比不了的，况且西方还要用“新教伦理”来千方百计地制约着人民的物欲。而苏东的执政党竟然幼稚地认为，只要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会满意，党就能稳坐江山。其实，人非草木，不是有吃有喝就悄然无声。在苏东当年的导向下，人民被引向物质追求，结果越发展，胃口越大，苏东政权却在徒劳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形成总会超过需求的满足，就象追逐自己的影子，永远也是追不上的，犹如精卫填海。
将经济发展列为至高无上的社会目标，作为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导致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问题。其中之所以采用分权模式，之所以奉行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执政哲学，都与无条件的经济优先性的信念有关。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这套政治哲学还可以勉强实行，但经济发展毕竟是具有自身规律的，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永远增长。一旦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而苏东的执政党理论上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理由解释经济发展的困难，在实践中更拿不出稳定社会的任何有效办法。最后连执政者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政权的瓦解自然是无可挽回了。
意识形态的失语症
不受约束的演变与无人抗争的崩溃还表明了苏东执政党是意识形态上的失败者。意识形态本是党的“强项”，但普遍信奉的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把东欧党人的搞傻了，搞僵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少了辩证法，多了形而上学。
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在总结中国历史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迅速崛起和急倏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曾问道：强大的秦国竟败于“一夫作难”，是因为秦国“不施仁义”。秦国为何“不施仁义”？他指出，并非秦国有何克服不了的困难，也非秦国没有智识之士，而是秦国“多忌讳之禁”，这也不许说，那也不让讲，结果“忠臣不谏，智士不谋”。壅闭伤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缺乏言论自由，缺乏民主。在古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缺乏民主都会造成如此的损害，何况现代社会。
苏东党人掌权几十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在民主条件的下执政，始终没有找到通过真正意义的选举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方法。在原苏联体制下，“民主”与“专政”始终是对立的。许多问题、矛盾本来是因为不民主或民主不够，但却要靠加强“专政”的方式来解决。结果越强化控制，民主就越少；民主越少，政权基础就越小，问题就越积越多。在和平时期没有民主政治环境的锤炼，东欧党人变得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专政搞到了头，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需要放松，结果问题、矛盾又一起跑出来，掉进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在意识形态方面，苏东执政党囿于经济决定论的桎梏，无法主导社会的思潮流向，一味地利用控制手段封杀不同意见。但长此以往，由于执政党的主流话语日益脱离实际的社会生活，反而导致了执政党的主流话语的自我边缘化。执政党不仅不能掌握社会思想的领导权，反将思想领导权拱手让给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
1989年政治巨变时匈牙利党内的重要人物波日高伊，就曾说过：“这次制度变革中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主张改革的党人，二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三是参加1956年事件的流亡国外的人。” 流亡国外的人是个“外因”，而所谓“主张改革的党人” 也是臣服于自由派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人，或者说是党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这种话语革命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形态发展演变方面的背景，也可以说是所谓现代性方面的原因。
社会发展在结构与文化层面的意义是，社会契约化和理性化的程度提高，作为其表现的社会心理、舆论的影响扩大，换言之，大众的话语对政治的压力增大。这是社会现代性发展的一种典型表现。社会在文化、心理和话语层面的发展最终使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作出反应，逐步地推进社会政治结构、制度、体制发生变迁。据此，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不再简单地以暴力为建构原则，而转而采取社会协商、舆论监督、选举、议会民主等理性化原则。由于这些原则的实施，原有的、前现代的国家特征逐步地而深刻地发生了变化，使其取得了二重特征，即在继续具有暴力、强制性特征的同时，又获得了社会同意、认同的特征。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现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成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象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并且通过所谓舆论机关——报纸和社会团体表现出来。因此报纸和社会团体的数量在一定条件下人为地增强起来。” 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已经演绎为：强力 + 同意，即现代国家在保持传统国家的暴力特征的同时，增加了契约和社会同意的特征。
由于现代国家特征的演绎，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掌握了国家机器、拥有了暴力，即可以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远远不够了。现代的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还需要建立在获得社会的“同意”基础上。这就意味着：政权和执政党必须掌握对于社会话语的引导，必须有能力引领社会的思想文化潮流，必须掌握思想文化的领导权。一句话，若要领导国家，先要引领思想。以德治国就是要建立全社会统一的道义，掌握思想文化领导权。
苏东诸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其表现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文教发达。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教育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发达，知识份子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逐步提高。80年代的一些统计表明：苏东国家青年人中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在世界上属最高之列。如匈牙利大约排在前五位以内。又如医生在人口中的比例匈牙利是世界上最高的。这种社会结构使人民的理性思维十分发达，社会舆论力量强大，没有舆论的赞同与支持，政府很难办成什么事。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的控制力量的“国家机器”即强制性的政权机关——军队与警察等，对社会影响则大大的降低了。
“天鹅绒革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的社会变革。苏东党人掌握的官方话语实际上退出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下，苏联、东欧国家在80年代后发生了广泛而深刻思想转化，形成了强大的颠覆性的社会语境。在“众口一词”之下，苏东党政权除了下台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回头看，当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经济困难，政治反对派的势力也并不强大。如果那样的经济困难即可使制度瓦解，政权垮台，今天这个世界上社会动乱与政权更迭恐怕会让人目不暇接了。苏东巨变在意识层面是以社会思想转变为动因，以颠覆性话语为手段的“思想—话语”型的社会变革。可以说那时一次“话语的革命”，而当时颠覆性的话语又是以一部分主流知识分子主导，所以也可以说是一次秀才造反。以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这次秀才造反则一蹴而就。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苏东巨变对于旁观者来说，是一个观察社会历史变迁的难得机会，思想家、理论家们会在很长的时期内去讨论、争论苏东巨变的是是非非。而十年前的巨变，对苏东国家中的人民来说则是一次命运的转换。希望我们仅仅是在意识中演绎苏东巨变的逻辑，而无须在生活中直接地加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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