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在俄国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思想流派，这股社会思潮一经滋生，与俄国特定的社会条件结合，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在俄国的旧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之后，甚至在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岁月里，尽管作为思潮传统载体的民粹派逐步消亡，但就其思想趋向而言仍或多或少地隐藏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继续对俄国历史的发展施加特有的影响。俄国蜿蜒曲折的革命历程提出哪些问题，革命者又是如何解答的，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粹主义向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历史性跨越，提供一种思考的维度。

    一、早期民粹主义的革命实践

    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仍旧是由沙皇专制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但在西欧资本主义的

    冲击之下，封闭的小生产型农业经济似乎已走到尽头。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此举标志着俄国正式步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路途。俄国资本主义是沙皇政府出于维持专制制度大局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主动培植的。它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在其复杂的运作机制里极权专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并行不悖，互为条件的。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滞后，而农奴制残余势力强大，工商业资本家集团力量微薄，辅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专政机器，类似西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始终难成气候。

    民粹主义不是舶来品，恰恰是当时知识分子对扭曲的社会制度的扭曲反应而已。在民粹主义那里，俄国的沙皇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常是受到共同抵制的。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民粹派的鼻祖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时代法国党派斗争》一书中强调了“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两种概念。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民主主义”者注重的是消灭贫富分化和实现平均，而“自由主义”则只注重抽象的自由权利，而这种“抽象的权利”1）因为会被资产阶级所垄断而变得一文不值。他所谓“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后来为民粹主义所接纳，成为一代民粹派革命斗士所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

    六、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的主张趋向激进，他们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反抗沙皇专制统治。不过，民粹派眼里的社会主义，并不同于西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资本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而民粹派却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本能反感而热衷于“走另一条路”。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有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农民的“主义本能”就能阻止其在俄国的发展。特别让他们倾心的莫过于俄国的农村公社，村社据说是保证了俄国不致出现类似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这一说法源自德国人哈克斯特豪森2），却被民粹派人士广为颂扬，视为俄国无须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而径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凭证。于是，“到民间去”的著名口号提出来了，“人民的精粹”胸怀高昂的革命斗志，开始反对专制统治的漫漫征程。

    鉴于自由派贵族对专制制度的依附性，民粹派知识分子只能向下寻求俄国农民的支持，这是小农经济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为此，民粹派制定的革命纲领被赋予鲜明的小农社会主义色彩，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被引证为俄国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天然亲和力。力主“民意”的民粹派并没能赢得农民更多的理解，事实上知识分子们也不真正看中农民的力量，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有这些“人民的精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后来将其形容为“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而批判之。

    即便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仍然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业。进步的革命家在铁血纪律与权威之下秘密结合起来，通常是通过策动叛乱甚至以个人谋杀的手段夺取政权，典型的如成立于1979年的民意党就是个高度集权的密谋组织。他们的理论已计划好一切，一旦专制统治被成功推翻，以村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之路就自动打开了。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们之所以能与密谋夺权联系起来，到后期近乎成为无奈而唯一的选择，有其深刻的原因。研究者经常强调的沙皇专制的严酷，军警镇压机器的完备，使得任何公开的持不同政见活动都不可能进行，更遑论大规模的鼓动与民间造反。的确，暴政的压迫是一切革命者铤而走险的客观原因，但具体到民粹派的个案，我们却可以找出更为充分的理由来。彼时的俄国，工业化尚刚刚起步，谈不上工人运动的力量，传统农民往往反抗与保守的禀性兼而有之，这也就决定革命的不彻底性，知识分子的不得已地“单干”。既然俄国不存在自由派运动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上就只有民粹派能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现象不会因人们的喜好而凭空产生，内心里极度厌恶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却阴差阳错扮演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色，这个事实也许让人感到不快，时间的延递却展现出民粹派的革命努力固然频频受挫而式微，接过革命接力棒的却依然不是理想中的自由贵族和地主，而是“初生牛犊”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二、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仅就两者共有的革命倾向而言，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确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虽说，民粹主义主要源于自发形成的小农式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而在同时代的西欧，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可能对此完全无动于衷。何况在诸如“革命”、“批判”之类共同语言基础上，他们似乎还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这也就解释为何当年的民粹派会以罕有的热情地去“推销”马克思的学说。不论是激进的布郎基主义者如特卡乔夫，还是饱含学识的丹尼尔逊、考夫曼等理论家，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而大声喝彩。当然民粹派无意放弃自己的基本立场，在他们的字典里，马克思更多地类似抽象的词汇，可被随时引用。这样，民粹主义革命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

    马克思本人的态度却耐人寻味，总体上他对俄国民粹派随意歪曲他的学说感到不满，民粹派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落后的俄罗斯社会的倒影而已；可稍后马克思又从俄国革命形势得到启发，认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传统上盛行一种　“亚细亚”生产方式，而这些落后国家存在不经由正常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即是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民粹派的确无力承担“跨越”的历史任务，但“跨越”的设想一经提出，内里就暗含着不易觉察的思想焦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焦虑还是潜在的有限的，直到二十世纪初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大论战当中才深刻的显露出来。

    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联系到民粹派之前长期从事的译介工作，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所深化。七十年代后期，民粹派运动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开始走下坡路，内部出现分化现象。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经过痛苦的反思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是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而另一部分人，从实践领域向理论退缩，放弃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纲领，走上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聚合成所谓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派别。整个八九十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民粹派在理论上你争我夺，笔战打得不可开交。双方的主要分歧列举如下：

    1、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

    民粹派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在国家庇护下发展的，“人为”的痕迹浓烈，不具有普

    遍性。普列汉诺夫则着力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指出这一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普列汉诺夫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对于民粹派提倡的“另一条道路”的选择，那种不受客观经济条件限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列宁也指出“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3）可见，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认同态度，列宁与他的前辈普列汉诺夫毫无二致。

    2、关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主义民粹派走上向现实妥协的道路，在革命性消退的背后，其敌视西方民主的一贯态度，也堕落为替沙皇专制的图粉抹汁的空洞说辞。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资本主义民主局限性的经济根源，但并不因为它主要供富人或资产阶级享受而否认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列宁严厉批判了那种将政治自由当成“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5）。这也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的主流观点。自第二国际成立以降，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和平改良、议会斗争步步为营、成果不小，理论界自然有所反应。无庸质疑，政治自由之于对专制的否定与更替，普选制之于民主制度，在当年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通往社会主义目标的必由之路。

    3、俄国的具体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分析

    首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农村公社已在资本主义的侵蚀下逐步解体的客观现实，

    认为村社固有的封闭性与保守性正在发生动摇，农村阶级关系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从而在客观上否定民粹派走村社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城市，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俄国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有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是必需而迫切的。俄国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优先于工人运动的开展，理论的自觉性反过来对历史的进程施加不同寻常的影响。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的局势有力地证明上述可能性。

    的确，在一系列界限分明的分歧当中，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是有力的。问题在于，民粹主义不是书本里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斗争中不得不重复当年民粹派面对过的难题，究竟如何看待民粹派革命的历史遗产？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思考的出发点不尽一致。普列汉诺夫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偏重理论性的研究，当然有其长期旅居国外缺乏接触社会的原因。列宁不似劳动解放社的早一代理论家，他首先是革命者，残酷的斗争环境塑造他坚强的性格，也更讲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孰敌孰友的辨识当中，普列汉诺夫指望社会民主党人协助俄国自由派完成预想中的民主革命，列宁正相反，他的革命理念支撑着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而计划的实施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革命政党。

    三、布尔什维克的选择

    1905年，俄国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政权汲汲可危。年轻的社会民主党

    人为提前到来的革命形势而欢欣鼓舞，但同时又恼于事先的准备不足。原来革命爆发前夕，围绕着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党的组织策略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已经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党的分歧首先是策略上的，不久就扩散至理论体系的各个层面。社会民主工党也因此最终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过俄国的民主革命不仅时间上大大滞后，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与西欧有很大不同。俄国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先于资产阶级成立的工人政党的存在是以往资产阶级革命所不曾有过的新情况。在列宁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看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孟什维克则固守俄国资产阶级为革命主导力量的传统看法，认为工人阶级应协助、逼迫资产阶级完成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

    前文已表，列宁在与民粹派交火的过程中就早早流露出不同与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观点，

    现在逐步的发展起来。普列汉诺夫与一些孟什维克领袖在可能的同盟者问题上忽视了农民，这的确与前期他们对代表农民情绪的民粹派斗争有关。普列汉诺夫曾说过“无产者与‘庄稼汉’是政治上真正地对立物。”相反，带民粹主义倾向的激进组织社会革命党大力鼓吹当前农民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显然被夹在中间，他在承认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的同时，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4）也许是在如上的判断之下，列宁有条件地认可农民“土地平分”的自发倾向。在《俄国政党分类尝试》一文中，列宁将社会革命党归之为劳动派，大致可以了解他思想的天平倾向何方。如果说俄国农民是革命可以信赖的盟友，那么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典型资产阶级政党就不那么可靠的，他们总在幻想同君主制搞妥协、制止革命，妄图使资产阶级的剥削永世长寸。于是列宁得出结论，应尽可能的排挤与孤立自由派，让无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早在1897年，尚在流放的列宁就写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在这本著名的小册子里，划分了社会民主党的两种斗争，社会主义的斗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在强调比较差别的同时也指明两者是不可分割、前后相连的。如果说此时的列宁已流露出点滴的超越式叛离的味道，在1905年前后列宁的激进观点就已达到与他党内同仁无法协调而不得已公开摊牌的地步。持传统观点的人不敢深究，工农联盟主导的民主革命的完胜究竟意味着什么？

    列宁排除了拱手出让政权的投降路线，主张尽一切可能创造积极有利因素向社会主义进军。果如是，在专制政权与社会主义之间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完善的过程。如此颠倒，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日后的命运，而俄罗斯与他们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会是“走另一条路”的起点吗？

    四、“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在俄国这么一个高压统治的沙皇专制国家里，民粹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切反体制的行为所要承受的巨大风险与代价。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列宁从“70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5）那里找到解决办法。这就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原则，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权威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6）唯其如此，革命政党才会是真正强有力的。在著名的《怎么办？》一文内，列宁全面阐述他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激进思想，由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的互动关系入手，提出少数革命家对多数“自发性”工人群众灌输理论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后来奠定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各项原则，刚出炉之际就争议之声四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论是普列汉诺夫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理论宗师，还是孟什维克的笔杆子们都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列宁提倡党的“驯服工具”论，是用中央委员会代替党员的独立思考，把党员变成“齿轮、锣帽和螺栓”。7）至于“灌输理论”也被指责为“新版本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是早期民粹主义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则针锋相对地反驳，在铁腕镇压手段之下，党有可能民主公开的与邪恶阶级敌人斗争吗？在生与死、血与火的剧烈搏斗当中，还讲究“批评自由”，按照这类文人逻辑演绎下去，再有利的革命形势都难免会失之交臂。在这点上，孟什维克甚至还不如当年的革命民粹主义者，他们完全被书本的教条捆住手脚。

    历史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有关俄国道路抉择的记载与评论尤其如此。诚然，如果用“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功利原理，列宁是响当当的胜利者。他那难以割舍的革命情怀，和“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的个性，表白他似乎已预见到有朝一日历史会轻易地粉碎现在发生一切争论。果不其然，他亲眼见证了1905年革命中党内对手们的踟躇不定，见证了孟什维克在革命失败后的慌不择路　，也见证了他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团结一心英勇战斗，甚至他有幸看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的缔造。假使历史能够嘎然而止，伴随列宁的呼吸的停止而彻底终止，那么列宁是否自觉是个幸运儿而不落下一点遗憾么？我相信，列宁一定不会满意如此的结局。要不然又如何理解列宁晚年对党的机体里悄然滋生的官僚主义所作的慨叹，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兴味。

    一条更为真实的历史线索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协助下提供的。卢森堡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里较为系统的表达她对列宁组织策略的反对意见。在她看来，“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8）就革命性而言，卢森堡拥有着与列宁类似的倾向，他们都不能容忍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发展与长存，赞成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当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诋毁俄国的十月革命时，她却说：“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她本人最终也是选择革命的不归路。但，也正是她，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罗莎。卢森堡并没有收回过去对列宁的批评，反而深化了她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观点。她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模式的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

    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维埃民主的还是有所期待的。列宁在１９１７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9）而到了１９１８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10）此时苏维埃俄国已陷入沉重的国内危机与帝国主义侵略之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形式没有能够落到实处。卢森堡指出：“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受到世界大战、德国占领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异常困难的可怕压力，布尔什维克肯定完全会这样做的，而这种困难必然要使任何充满最良好意图和最美好原则的社会主义政策遭到歪曲。”

    回顾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在回应民粹主义者的挑战过程中，曾经对少数“社会主义者”依靠密谋夺得政权后的可能结局发表过评论。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该文后来被列宁誉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11））一文里，他断言，只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革命的“临时政府”让人民自由选择，必将是村社的瓦解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否则，将在“家长制的有权威的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找出路。在这些理想中只是作这样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的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12）　普列汉诺夫的预言恐怕对于“各式各样”以不同面目出现的革命者们都是有效的，即使数十年后的布尔什维克也不得不直面这一革命的“死循环”。怎么办？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也许没有，但请记住，这首先是真诚的革命者才会遇到的问题，而俄国革命本身已给时人以莫大的思想启示。

    注释：
    1）车尔尼雪夫斯基：《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时代法国党派斗争》
    2）哈克斯特豪森于1840年代通过对俄国村社的观察，认为村社保证俄国不致出现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
    3）《列宁全集》第十卷第55页。
    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81－82页。
    5）《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418页
    6）《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8卷第366页。
    7）转引自张光明的《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参见阿克雪里罗得：《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
    8）《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３卷第53页
    10）《列宁选集》第３版第３卷第５０１页
    11）《列宁全集》第4卷252页。
    12）《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