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观点将高等教育定义为公共物品，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建立了现行高等教育体系，然而正是这种定性，导致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高等教育财政困难。针对这种状况，本文通过对俱乐部物品、人力资本产权和居民承受能力的分析论证了高等教育私人付费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由此证明私人或私人机构承担全部费用的可行性，从而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关键词：俱乐部物品 人力资本产权 私人付费
一、 高等教育的俱乐部物品性质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任何产出的接收者都应为其所获得的物品和劳务支付费用。但市场效率依赖于产出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和竞争性（rivalry），如果产出不具备相关性质，生产者就无法获得相应的收益，从而不能寄希望于市场提供足够的产出，教育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于是，传统观点将高等教育视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并要求公共部门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却往往导致高等教育永久性的财政危机。鉴于此，本文认为高等教育并非纯公共物品（pure public goods），也不满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2]。
纯粹意义的公共物品（Samuelson , 1954）具有以下特征：①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一旦某种物品或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则没有使用这种物品或服务的人不能被排除在使用这种物品或服务的效用之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效用是强加的。②非竞争性（Non-rivalry）。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额外的消费者提供的边际成本为零，每个人最有效率的消费单位是无穷大。但是，纯公共物品几乎不存在。所谓的公共物品都有其服务范围。地区公共物品（Local public goods）不能对外地人服务，全国公共物品(National public goods)不会为外国人服务，特别是国防。国防和公共服务等一直被当作公共物品的产出也具有竞争性，因为没有人可以同等得到。边陲小镇和首都获得的国防不会相同，同一城市不同社区得到的警察保护也可能有差别。即使像有线电视这样每个付费者都能欣赏相同节目的服务，亦受线路宽度的影响。事实上，“设计这类非常狭窄的定义是为了说明，也许存在社会想要，但不能由自发的私人市场提供的一类活动”，只不过现实中大量的公共支出“都是能够排除一些人享用的、即能整体也能部分消费的、技术上可以付费才能消费的公共支出的重要类型”（Steiner ,1977）[3]，高等教育即属于这种类型。
首先，高等教育具有排他性，存在排除学生获得服务的手段。高等教育消费的非整体性，使其消费在技术上易于分割。如同公共图书馆的大门可以向未付费者关闭（尽管对有效供给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能否从教育服务收益中排除其未付费者，而非从教室中排除未付费者），到目前为止，即使不通过收费手段，也有足够的方案屏蔽某个个体于高等教育之外，譬如分数、家庭出身、民族、宗教、性别、国籍。笔者不排除未来社会教育发展变化的可能，但从人类已有历史看，高等教育具有足够的排他性。当然，这种排他性并非严格排他，消费者要获得某种利益是比较容易的。根据台伯特模型（Tiebout model）[4]，居民可依照对不同社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偏好，“用脚投票”选择他们的社区。对高等教育而言，求学者可自由选择城市和学区，以获取具有一定可替代性的教育服务。
其次，高等教育具有竞争性。参与经济活动的都是理性人，由于信息获取差别、利益差别、偏好不同，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各异的偏好次序和实现方式，而个人的偏好并不能事先观察和预测，因此按“不可能定理”（Arrow,1951）试图在任何条件下，从个人偏好次序中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确认社会福利函数的存在，帕雷托改进不能实现。反映到教育领域，就是面对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一个学生获得的多了，另一个获得的就少。如左图所示，当更多的人加入高等教育行列时，因规模经济的效益，边际服务成本MRC逐步下降，同时，边际拥挤成本MCC因日益拥挤而上升。把边际拥挤成本和边际服务成本结合起来就得到右图下凹的边际成本曲线。其下凹的原因是：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偏好不同，知识背景、接受能力的差异。根据实际推断原理，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即使在相当规模的组织内，同质的个体也不会出现。）所导致的教育资源对不同学生的低可替代性。以课堂为例，课时固定而学生接受能力不同，按某一特定标准对所有学生授课就会造成损失。班级规模越大,损失越多,因此有必要保持较小的规模。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的调研数据显示，学生对1-10人的班级评价最高，对35-100?说陌嗉镀兰圩畹汀＜丛诟ǖ慕逃低衬冢形ㄒ坏淖钣叛浚坏┏庖皇浚略龅牟斡胝呔突岫砸延械牟斡胝庠斐筛盒в茫粢笸刃в茫呒食杀揪突嵘仙Ｔ谟彝贾校孀湃耸龆啵导啡找嫜现兀徒氡呒食杀旧仙腂C段。高等教育是重要社会资源，高质量有特色的高等教育更是一种稀缺资源，在系统拥挤时，其更加稀缺。当整个系统达到拥挤点 (point of congestion) ，边际成本无限上升[5]，如座位坐满的教室不可能再为其他学生提供座位，这就须要新设一个班级，因此在原有MC线上又有一条新的MC线。这一过程的重复也就意味着MC不断提高，当其达到极点时，系统崩溃，只有新建系统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因新增成本将平摊至学费中，导致学费升高，搭便车的可能性消失（free rider）。
从以上分析可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求学者付费才能享受高等教育服务，而高校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排斥未付费者。第二，高等教育服务存在拥挤现象，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第三，拥挤达到一定程度时，形成新的组织较有效率。因此，笔者将高等教育定义为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 ）[6]，即排他性公共物品（excludable public goods）的一种。在布坎南眼中，俱乐部是人们自愿形成的协会，其排除非会员不需要成本，会员间没有歧视，并由会员分摊相同的成本和收益。俱乐部中存在有效成员规模，同时最大化个人效用实现。效用来自三个方面：①物品或劳务的使用②分摊生产成本③享有会员资格，高等教育同样具有这些特点。首先，高等教育服务一般由多人共同享用，私人单独接受这种服务可能带来低效率。尽管因个人偏好不同带来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他人带来负效用，但在规模适度的高等教育俱乐部内，这种负效用是极其有限的，而正是受教育者人力资本异质性才促成了高等教育服务的多样性，使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次，高等教育服务生产成本由参与者共同承担。再次，高等教育服务的接受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正所谓“今日我以×大为荣，明日×大以我为荣”，诸如芝加哥?笱У呐当炊被竦谜撸炒笱У牟际病⒖肆侄佟⑿〔际病＃└叩冉逃蔷憷植课锲罚饺司陀Φ蔽渲Ц斗延茫馐堑谝徊糠值慕崧郏彩侨牡睦砺刍 ?/P>
二、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
高等教育提供的是服务，这种服务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生产性服务。一方面教育服务对劳动的再生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7]强调对普通劳动力微乎其微也正体现了高等教育对提升劳动力从事复杂劳动的技能的作用。既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中包括教育费用，由谁支付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这种服务一旦与人体结合，就会形成潜在的人力资本，而潜在的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奖形成真正的人力资本，并带来巨大的收益。然而通过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Rosen，1985），同时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离（Becker, 1993），因而人力资本不可能像物质资本的产权通过分割来降低风险（其载体无法分割），这就要求受教育者依据“利益获得原则”（谁从教育中获得收益，谁就应支付教育的经费，支付的数额与获益得多少成正比）买断人力资本全部产权。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支付高等教育费用，就是买断人力资本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政府制定计划。学生免费入学，公费医疗，毕业生统一分配。对不服从分配者取消分配资格作为惩罚，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同时作为对未受教育者的补偿，人为缩小受教育者的工资收入，使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与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别小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别，即受教育者多为社会作贡献。其理论依据是:由政府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投资收益属于整个社会，私人不因人力资本存量而享有收益索取权。
从过程上看，这一套制度并无不妥之处，但是由于先天原因，它和计划经济下诸多制度一样存在严重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严重阻碍劳动力自主选择和和自由流动，抑制教育的配置能力[8]。“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固然强调了党和政府配置人力资本的强大能力，在人力资本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因为这种强制力，才完成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人力资本贫乏，就更应当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人力资本较强的专属性，挪作他用不但是对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配置要求①计划者有充分信息②计划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取向或价值取向相同，即目标函数相同，因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存在、不可能定理使得上述条件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浪费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限制人力资本载体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导致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割，就决定了人力资本运用程度取决于载体的主观能动性。一般而言，只有载体的兴趣爱好得到满足、创造欲望在一定条件下激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当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需求层次得到满足时，“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一定能成为什么”（Maslow, 1954）[9]。要想让人力资本所有者发挥潜力，就需要消除不满意，提供满意（Herzberg, 1959）[10]，满足其权力需求，归属需求，成就需求（McClelland，1953）[11]。用人单位被动接受毕业生，学生不能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偏好选择适当的职业和工作单位，最终结果只能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因此过分强调螺丝钉的崇高境界，不但不能使社会人自我实现，更是对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侵害。如果不考虑民族情感，那么在既定范围内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以达成自我实现的情况下，为避免人力资本贬值，向外发展是唯一的选择，智力外流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以结构平等代替机会平等，抹煞三大差别，扭曲劳动价值论。单纯追求收入分配数额平等，是表面的公平，只有机会平等，让每个成员都享有同等的可获得的机会、可参与的程度、可进入的领域，才是真正的公平。抹杀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重复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差别，不仅使劳动者收入的层次没有按照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得以反映，也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扭曲。
这种制度严重影响了正确观念的树立，即高等教育只是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非就业本身，以至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人怀念分配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享有人力资本产权，自主择业，并为形成这种人力资本的高等教育支付费用，不是负担，而是权利。如果仍要求回到政府分配的老路上，不过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放弃产权罢了（这应当看作是民主意识不足的结果，于制度本身无关）。马克思早就说过，“凡是工人有这种支出的时候，这种支出都是生产的，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12]，“而劳动能力所以是生产的，是因为它的价值和它创造的价值之间有差别。”[13]，这部分被资本家拿去了，“但是，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劳动剩余，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也就是说他创造新价值。”[14]，“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5]，那么，个人就应当为这种提升其劳动能力的教育支付费用。
三、私人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可能性
Jee-Peng Tan 和Alain Mingat 1992年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NP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经回归分析[16]（李文利、闵维方，2001），这一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人均GNP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模拟
资料来源:李文利、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现状和潜力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1（2）本表假设人口负担率0.5不变。人口负担率（dependency ratio）指14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占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
由表1可知，在既定的人口负担率0.5下，随着人均GNP的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上升趋势。人均GNP为750美元时，毛入学率为15.5%，人均GNP为2000美元时，毛入学率为19.09%。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负担水平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理论上完全可以达到15%这一2010年的政策目标。但现实中2000年毛入学率仅为11%，与模拟值相差4%。如此大的差异，从表象上看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有关，本质上则是现行高等教育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即在僵化体制下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过低的表现，这就要求私人承担更多的高等教育费用。以下分析居民对高等教育费用的承受能力。
第一，过度需求对高位学费形成有力支撑。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高等教育需求过度现象十分普遍。其原因是：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量补贴，私人能以较低成本获得巨大收益，即私人收益过高学费相对较低。而在由学费和在校生人数构成的高等教育市场上，私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曲线是下倾的，当价格（学费水平）过低而没有达到均衡水平时，必然造成即定价格下的过度需求。只要学费水平逐步提高，过度需求就会逐渐减弱，最终达到供求平衡。均衡价格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学费提高的过程。
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高等教育的现实支付能不断增强。对中国家庭来说，由于传统文化洗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迫切希望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但需求是有购买力的欲望，因收入限制，往往有效需求不足，甚至一些家长为了满足子女的高层次需求而放弃自我的低层次需求[17]。因此，收入水平提高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决定意义。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三个阶段或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阶段，恩格尔系数缓慢降低，教育支出比例不变，居民能够将更多的资金用于高等教育消费。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收入提高的初始阶段。此时，尽管私人收入增加，但大部分增长被物价上涨抵消，因而居民消费仍以生计消费为主，具有一定奢侈性的高等教育消费暂不考虑。于是恩格尔系数变化不大，教育消费支出比例亦无明显变化；第二阶段，恩格尔系数迅速降低，高等教育支出比例迅速上升[18]。此时生计消费已趋于稳定，经济增长放缓，新增收入主要用于服务性消费，特别是高等教育消费。消费相当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群还未摆脱生计消费，但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发展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只要提供足够数量并且合理的机会，居民有充分的教育投资动机；第三阶段，恩格尔系数降低趋缓，居民实际教育支付能力大为增强。此时居民的食品类消费不再是简单的生计消费，而由数量扩张型转向质量提高型，因而恩格尔系数不再发生显著变化。但在前述阶段积累的消费支出比例和继续增加的收入双重作用下，居民有能力承担更高的高等教育费用[19]。以上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独立的按时间顺序进行，而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这里仅为说明问题而划分。
第三，我国人口负担率呈稳步下降趋势。人口负担率（dependency ratio）指14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占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对社会而言，这一比较越低，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越轻，从而私人分担教育成本的能力越强。对家庭而言，人口负担率降低意味着子女体力和智力发展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如表2所示，我国人口负担率从1995年的50.22%降至1999年的46.14%，不仅增大了私人投资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也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表 2 全国人口负担率 单位：%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国人口负担率 50.22 48.81 47.09 46.5 46.1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0 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四，我国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阶段，相当比例的受教育者有较好的家庭背景和承担较高费用的能力。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并不意味着享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来自高收入家庭，但在较为苛刻的条件下，由于客观原因，来自高收入阶层的求学者显然占有优势。如表3所示，在四年级学生中，来自高收入家庭和次高入家庭的学生数量（48.48%）比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数量（40.69%）高7.79个百分点。即使是扩招后，在一年级学生中，亦有42.81%来自高收入家庭和次高入家庭。这些家庭一方面具有教育消费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具备低收入家庭无法达到的教育支付能力。高收入者为保证本人与其子女收入的源头不致枯竭，往往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
表3 不同收入区间的学生比重及其吉尼系数 单位：%
资料来源：赵海利《重新审视成本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与陈晓宇、闵维方教师商榷》《教育发展研究》2001(8)
在通常的情况下，学费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应过高，但在教育模式发展的不完善时期，短期内较高的学费是无奈的选择。8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人均GNP相当于3名学生的高等教育经费，而最不发达国家3个公民创造的GNP才能够支持1名大学生就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1975年韩国高校人均学费相当于人均GNP的97.6%，随着人均GNP高速增长，这一比例逐步下降，尽管如此，1995年仍高达44%[20]。
四、付费方式的选择
尽管一系列研究表明教育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如果根据边际成本原则制订收费标准，可能导致私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达不到社会最优水平，这并非政府资助公办教育的理由。公办教育的一个目标是使贫困学生开发其人力资源，并通过将部分教育服务成本由接受服务的学生转到纳税人身上实现。而现实中政府资助的大学并不是为了将购买力从纳税人向贫因家庭的学生转移而设计的，大多数学生来自高收入家庭，搭便车现象严重，对其他部分更加贫困的非大学生家庭课税来赞助中等收入和富裕家庭的学生显然有失公平。如表4所示，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中高收入家庭，最低和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较少，尤其是最低收入家庭比例更低。
表4 不同收入区间的学生比重及其吉尼系数
资料来源：赵海利《重新审视成本补偿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与陈晓宇、闵维方教师商榷》《教育发展研究》2001(8)
出于下面原因①高等教育具有外部性②资本市场不完善③信息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在对社会而言最优的高等教育需求水平上，人们并不愿意承担全部财政费用，一般看法这也是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依据。请注意这三点是针对全部高等教育而言的，但在实际中由于人为将公办和民办高校对立，却成为不公平待遇的基础。尽管民办高校对公办高校产生了负外部性[21]， 但其正外部性并不因此消失，要求民办高校学生按市场价格支付全部显性成本而公办高校学生享受部分免费亦不公平。同时在学校内，由于热门专业预期收益高，而冷门专业一般也是基础专业因预期收益低，就会发生社会的人才需求与本人的生存需求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显化为货币，面对相同的外部成本，只能导致冷门专业学生质量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自给(相对于政府支持高校而言，并不要求学生全额支付，只是强调资金流动不通过教育系统)是唯一选择。首先，只有学费等于全部显性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外部性暂不考虑）；只有让价格体系在全部高等教育服务中发挥作用，才能解决高等教育永久性的财政危机，继而实现高校良性发展。这种方法由于学费补偿全部显性成本，学费成为学校主要收入来源，教育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大学间就可以展开效率竞争，并将在提高教育服务的项目设置及技术上产生大量创新。对学生而言，这是以其综合素质提高、适应能力增强、预期收益提高为基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平等的人力资本配置是人们之间的收入更加平等”[22]。至于基础专业，应提高其预期收益，使之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其次，遵照两个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不管学生家境贫富，国家和社会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学生的受教育机会；费用负担相均衡原则：各阶层负担的费用与其支付能力相适应），由社会向贫困的学生直接提供教育费用（例如政府发放补贴，学生自主选择院校，政府不应当支付搭便车者）。由于正外部性，当政府想提高受教育者人数和质量，可以增加接受政府支持条件的学生人数，并降低条件。对于政府资助的标准，可按收入实行负所得税。
由于政府不可能资助全部费用，必然有一部分资金要从资本市场获得，鉴于助学贷款无息无抵押，同时接受者无法用高等教育投资的未来收益作抵押，由商业银行运作显然不合适（这也是公办院校享有的待遇）因此可以考虑发行教育彩票[23]（李刚，2001），并由非盈利机构负责运营并向学生发放贷款。非盈利机构运营属于慈善行为，在适当监督下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彩票存在的问题是收入不适当地来自低收入家庭，多项调查表明，彩票业是一种累退性的稳含税，低收入者、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将家庭收入用于彩票赌博的比例远高于高收入家庭（Charles T.Clotfelter and Phillip J. Cook,1987）[24]，以美国伊利诺伊州为例（该州彩票业的收入被指定用于教育），“教育因彩票业收入而获益，该收益又落实到伊利诺伊州购买彩票的低收入家庭，这减轻了（隐含税的）累退性，但远未达到消除它的水平”（Mary O.Borg and Paul M. Mason，1988）[25]，只是目前尚无比发行彩票更好的办法（与政府支持相比，回馈低收入者的资金较多，两害相权取其轻）。
此外一个办法就是企业买断学生人力资本，为其提供学费、奖学金或贷款，典型的如共建学院、委托培养，国防奖学金也属这种类型。
[1]作者简介：孙镭(1980- ) ，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 99级经济学基地班学生。
[2]Blaug在1970年，Becker在1974年,Levin在1987年分别论述了高等教育是准公共物品(quasi-public goods)；在国内，厉以宁亦区分过公共物品的教育、准公共物品的教育和私人物品的教育。
[3](转引自)《集体选择经济学》第75页 乔·B·史蒂文斯 杨晓维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转引自)《集体选择经济学》第161页 乔·B·史蒂文斯 杨晓维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5]拥挤的公品（Congestiable public goods）从拥挤点开始容纳或供应一个追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大于零。
[6]同①第156-16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5页1972
[8]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1998(5)
[9] (转引自)《管理学精要：亚洲篇》第302-303页 约瑟夫 M.普蒂等著 丁慧平、孙先锦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9
[10]同①第74页，第303页
[11]同①第306-30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210页 197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22页197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143页 197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 1980
[16]李文利、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现状和潜力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1(2)
[17]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1999年底发布的信息，我国90%的家长希望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北京这一比例高达97%），69%的家长表示愿意举债支持子女就学。
[18] 1999年对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储蓄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子女教育，明显高于选择就医（51.4%）、养老（46.2%）、购房（37.1%）的比例。因此，只要提供足够而且合理的机会，居民有充分的教育投资动机。
[19]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2000年1月对北京市居民教育需求的调查报告显示，75%的被访者表示可以接受3000—5000元的学费水平，1/3的被访者愿意支付10000元以上的学费水平。
[20]杨全成《韩国私立大学的学费政策评析》，《外国教育研究》2000(6)
[21]孙文基《一次性将全部高校推向市场》，《经济学消息报》No.440
[22]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23]李刚《可否像哈佛、耶鲁那样》，《经济学消息报》No.439
[24](转引自)《州和地方财政学》第425页 R·费雪 吴俊培总校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5]同④第425-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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