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内外形势已日见兴旺。我过去向领导同志谈过，一旦国家大局好转，作为一名学者，我不再轻议国事。今后，我将把主要精力回转于我所一向爱好的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及写作。
    但是，对目前形势，我仍有一些深层的忧虑和若干建议，不避冒昧，谨再书之以拜呈尊览。

    一、关于国内政治问题
    （－）

    为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我斗胆建议一次性清理、重新处理“六四”期间被捕的全部知识分子，理由如下：
    1．此举在当前较好国内外形势下进行，可主动卸除一个政治包袱，消除美国及西方对我国“人权攻势”的一项重要内容。此策似为让步，但实潜具主动权的把握，可为进一步改善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开辟道路。
    2．客观地看，1989事件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历史事件。构成此事件的原因，乃是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背景，将其责任（包括法律责任）简单地追究于少数个人是不活富的。
    3．与1989事件有关的若干主要自由化知识分子（包括被通缉者），如方励之、万润南、严家其等，现都以不同途径出走国外，其中方励之是在美国庇护下出国的。而长期关押另一些知识分子，似会给人以执法不公正感觉。
    4．知识分子不同于在1989事件中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对后者，自然不适用此一建议。
    5．有条件释放在押知识分子，可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一种团结、和解、祥和、安定的姿态、气氛。
    但考虑到国内外仍极其复杂、潜流多变的形势，为免除此举对国家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采纳此一建议，则以下几点又似应防范：
    （1）应申明宽大释放绝不是为“89事件”平反，也不是为这一事件的翻案准备条件。可以适当方式重申，1989事件政治性质的认定（“动乱和暴乱”）没有错误。
    （2）对涉足1989事件的在押知识分子，做从宽处理应是有条件的。此条件即是在释放的同时，在原则上限制他们在今后若干年内的政治活动。
    此议似可以考虑以下三种办法：
    （1）以个案处理。如允许有病者取保就医。
    （2）对有悔改表现者缓刑、减刑等。但同时明确警告限制其迁徙及政治活动。
    （3）对本人要求出国者，可采取适当办法允其出境，但在若干年内限制回国，直到他们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已不构成潜在威胁时为止。
    应特别说明，以上只可施于与1989这一特殊事件有关的知识分子，并且下不为例。建议立法，对现行威胁国家安全的分子与集团，给予必要的打击。
    以上建议，不知妥否，敬请审酌。如谬，请谅。

    （二）

    “我最近研读了伦敦国际战备研究所《1991－1992年度研究报告》。注意到，该报告中对中国当前形势评述称：中国当前最大的面临问题是“政治接班”问题。云中国“由于面临第14次党代会，出现了权力斗争的紧张气氛”。
    报告称：
    “中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的紧张气氛已削弱了它们保持全面控制的能力。中央政府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加剧及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使下层政府官员能够推行他们可能不同意的比较保守的政策。”
    “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下降的另一点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权力正在日益加强。中央政府只控制着国家预算总额的大约40％。它能否得到其余的部分取决于各省是否愿意上交他们在当地收集到的资金。在过去的几年里，各个省越来越拒不同意将这种资金转移。鉴于中国国内各地区在发展、经济改革进度和进入国际市场机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各地，尤其是对迅速发展的华南沿海地区和内地其他经济发展先进地区行使权力的能力。
    此外，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少数民族的新的和相当坚决的反抗情绪。”
    “现在这个国家也许不会马上陷入危机。但引起前一次（1989）危机的内在原因仍未消除。隐隐约约出现的国内外挑战仍比不费力发展的机会大。”（以上请参看《参考资料》，这些分析似很值得中央领导同志给予注意。）

    （三）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提法）。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中心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核心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民主与法制难以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诚如小平同志英明指出的，在中国也许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才能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健全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体系。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与权威政治之间，有权威当然比无政府好。自然人们更期望，权威是贤明的权威。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核心领导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核心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能。但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的昌隆。“
    二、关于经济问题
    （－）
    中国十年改革的成功，是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总战略方针实施的成功。而并非一些经济学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试验的成功。这一点现在很有必要说清楚。因为现在在美国的陈一咨等，以及国内一些经济理论会上，某些经济学者颇以中国经改大政方针“设计者”自居。这是很荒谬的。不澄清这个问题，一些危险的经改方案，即仍可能影响决策，而将我国看好的形势搞坏搞乱。
    我窃以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固然是教条主义经济学的失败。但苏联及东欧近年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陷于不拔之困境，（叶利钦近日已不得不从激进经改立场后退，俄罗斯形势在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即将看乱--此信与国内目前广为流行的一种论调相反。）这与其盲目崇信西方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照美国药方推行所谓“休克疗法”是分不开的。
    有必要指出，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现状，是脱离经济实际的，水准也是很有限的。如用之于作为经济改革施政方针的理论指导，需要慎之又慎。
    关键在于，这里有两大迷信迄未被打破。一是对市场价格自动均衡机制（“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之类“休克疗法”的由来）的迷信，一是对美国式企业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迷信（“砸三铁’”口号由此来）。从南斯拉夫到波兰的危机，以至最近叶利钦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从激进市场改革方案后退，都已经一再表明了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休克疗法”的失败。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对此仍缺乏根本性的反省。

    （二）

    通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和政策的研究，我认为有根据指出，以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是一种伪科学经济学体系。
    简单说，“新古典”（又称“新自由主义”）的要义是：‘做手打开一切市场门户，扫除一切障碍，纯粹让价格升落调节供需。这种无障碍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最佳配置，达到最高经济效率的最好经济机制。资本主义以之强，社会主义以之败。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只要放手让价格机制自动起作用，就永远不会有供给过剩。供求失衡的问题”。
    这个理论是非常具有欺惑性的。但是五六年来，它影响甚至支配了我国经济理论中的主流经济学派。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已写了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研究，目前尚未发表。关键在于，在这一理论所暗含的政策建议中，包涵一些让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走上自我摧毁道路的观念。此又与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建议禁止中国国营企业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而促中国国民经济瓦解的提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文中难以深谈理论，但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1）美国、德国、日本以及西方七工业国，决不以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自身的经济政策指导。否则他们目前就不会搞保护本国市场的贸易政策了。（萨级尔森的书被作为我国大学中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教材。但他还没有死，在美国却无声无息。美国近年经济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不请他出来作政策指导呢？因为政界认为他的理论对美国没有实用价值。）
    （2）拉美一些政府自70年代后期曾接受这种经济学的政策指导，均堕入恶性通货膨胀与外债深渊至今不拔。
    （3）赵紫阳在1988-1989年曾日益迷信新古典一一新自由学派的政策建议，其所实施高通胀政策，并准备“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推行高赤字、高通胀政策，实际即实施后来东欧用过的“休克”疗法。遂将我国经济政治推上失衡动乱道路，这一教训不能忘。

    （三）

    我认为，批评赵紫阳的失误不是否定改革，因为十年改革胜利是邓小平路线的成功而不是赵紫阳路线的成功，有人故意混淆这个问题，目的是搞乱思想，封住批评赵紫阳失误者的嘴。近来，新古典经济的荒谬理论和政策建议又颇为流行。我认为，在经济上重蹈赵的政策．结果仍会引发恶性通胀、劳资对立、两极分化和政治动乱。
    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确已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无疑能够容纳市场经济。但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在一些重大方面应有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但姓社的市场经济，应有区别于姓资的市场经济？其实，即使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不同国家也有很大不同。最近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
    “日本建立在集体服从基础上的市场资本主义，德国组合主义的‘社会市场’体制，与美国式的个人利己主义自由市场体制具有重大不同。90年代世界经济意识形态上一个辩论的焦点就是：什么形式的市场最能适合于一个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时代要求？”（引自5月1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理查德·伯特的文章）
    日本、德国政府在二战后都断然拒绝接受美国曾向他们推销的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我深信，如果日本、德国在当时照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那么现在他们将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而绝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强国。
    我对美国二战后的世界政策研究已久。我认为，美国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它的导弹核武器，而是其意识形态包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把软刀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这一意识形态武器，使它达到对敌国兵不血刃的攻心和内乱战略。 
  （四）

    三年治理整顿功不可没。虽然对一些具体措施是否-一得当，可以具体分析。但在总的方向看，正是治理整顿巩固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修正了一些重大失误政策的偏差。治理整顿巩固了改革而不是否定了改革。而现在经济学界有些会议上，有人到处宣传一种观点，指责“治理整顿”三年否定了改革开放。令人怀疑此论何所居心？
    当前在经济中隐隐浮现三个阴影。一是主要威胁中下层群众日常生活的物价涨势有所发展（外币兑率超帽上升亦是通货膨胀的信号之一）。二是许多国营企业中工人对自身前途有所不安，一些企业中劳动者与管理者矛盾有尖锐激化之势。三是社会中少数靠金钱投机游戏不劳而获者（食利者）增生，金钱在少数人手中积聚甚快，而生活奢侈腐败，已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并日益　激起下层人民的愤懑。我认为，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将导致社会再
    度不安定的因素。谨提请决策方面在政策上给予必要注意。

    （五）

    泰国近日的动乱值得引起我国的警惕。港台舆论近年一直在大吹“新四小龙”腾飞。曼谷动乱发生后，一些外间舆论又把问题归结到所谓“民主化”潮流、政治民主等问题上。我认为这是欺人之谈。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和社会上，政治问题只是表现而已。《费加罗报》5月19日评论指出：“被国际金融界当作样板的曼谷如今尝到了经济发展失控的苦果。曼谷严格按照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灌输的那一套自由化方法去做。但无可否认的是，自由化和经济开放也会使国家付出代价。”
    与洛杉矶街头一样，勇于闹事的总是社会中最下层的穷人。而恶性通胀、穷富尖锐对立、富有者的奢侈和腐败，可以说在任何国家，都总是足以引起动乱的三大基本因素。这是人类的全部历史所不断证明的。
    因此我窃以为，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同时保障和发展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一些社会保障因素），而不是倾向于消除那些因素。（以终身雇佣制来说，日本大企业至今保留这一制度，它是日本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一些问题尚未极端化，但智者防于未乱。

    （六）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个根本谬误，是其否认市场有限，否认市场规模对生产力发展构成重大限制这一原理。（在经济中有一最根本规律，这就是一种工业品，其利润机会与利润可能指标，与其面对的市场广狭有成正比例的关系。）
    这一否认，涵有一种对工业发达国家有利的政策性意义，就是否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特别是实施国内市场保护的必要性。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平等竞争条件、不平等技术条件和不平等贸易条件的环境中，这种反保护、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客观上必然有利于发达国家侵占和控制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我们不会忽视，各发达国对自己本身的国内市场，随时在进行何等强有力的保护。
    我窃认为，我国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内市场份额有限这一原理，并巧妙地制订和形成一套办法，使得既能有效引进利用外资，同时又最大可能地保护我国国内市场，使之首先有利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与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相悻离，但中国经济学主流派最近一些年主要受影响于新古典的教条影响。所以他们不懂国内市场上已出现由于市场不足导致的利润下降，也无视当前国内外厂家为争夺市场机会进行的激烈生死竞争。
    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似不懂在经济中，市场不仅是贸易地，而且是一种极宝贵的经济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侈谈市场经济，却并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
    总之，我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必须学会审慎地保护和控制市场。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市场调控。在这一点上，请国家认真研究一下台湾在对大陆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是如何巧妙的保护其本身市场的。
    以上所谈问题，不是理论政府问题，也不是学派之争，而是关系到我国开放政策能否长远实施成功的根本问题。故特强烈提出，吁请决策方面给予适当注重。

    三、关于外交问题
    （一）

    三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其开拓殖民地运动就是为开拓外贸市场这一目标服务的）。美国、日本、欧共体一一七发达国，一切发达资本主义的立国之本是对外贸易。并且，他们并不是在国内需求已满足后才发展对外贸易的。他们国际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交换剩余--利润。这是他们的经济与我们经济在战略上的根本差别。（美国的国务卿就是外交和外经部长--因为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世界贸易。）亚太“四小龙”之所以强，其经验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勒紧裤带，埋头苦干，外贸致富。
    而东欧、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单纯由于经济管理不善，不是由于微观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以满足内需为主导的经济战略（来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封闭的经济体制，致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在技术上落后，在经济效率上日低，在改革中又选择自我摧毁方针而导致惨败。
    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第一有赖于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技术进步，第二有赖于经济转化为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第三有赖于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依靠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体系，强劲保持了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在赵时代，曾有人提出“国际大循环”。这一方针从其面向世界市场是对的。但其根本着眼点，仍是内需主导，先内需，后外贸。这是错的。但这一理论最大的错误，是它主张接受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垂直国际分工，建议让中国仅作为资源和劳力供给国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方针如果真的实现，只能使中国坠入成为西方新殖民地的地位，遭遇类似于南美和菲律宾的命运。这两块地区论资源应属于世界最优秀的，但至今是世界上最穷区域之一（1．南亚， 2．非洲， 3．南美， 4．菲律宾）。并且只要有美国人控制其经济，就永远不会让他们富。
    许多人常常问：发达国家为什么富？这个问题人们谈了很多。有人认为是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这是片面之谈。
    西方为什么富呢？简单说，其实发达国无非就是世界经济中的工业国。他们的富裕，与一个国家国内市场中工业化城市的富裕原理是一样的，靠制成品与原料和劳力交换的剪刀差致富。　　　　　　　　　　　　　

    （二）

    5月9日，中美签约联合开采南海石油，引起越南抗议。我窃以为，虽然南海主权属于中国，但此时此举正如同不久前的钓鱼岛事件一样，是外交上的不智之举，于收回主权无补，但却造成了与周边国家的敌意和紧张关系。
    中国1989年后，实施团结巩固周边国家的战略，打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封锁和国际孤立。但最近是否由于国际局面有所好转而有所疏忽，以致在对日关系、对越关系上均出现不必要的阴影？这后面，似也未必没有美国战略的影子。（美国公司介入南海是耐人寻味之事，仅出于经济考虑吗？）谨吁请决策方面给予注意。
    目前看，国际形势发展方向仍深不可测。从美国欲控制全球的战略总意图看，尚不能排除有朝一日西方多国孤立我国的可能。善胜者胜于无形。我窃以为，我国在外交上仍应坚持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方针。暂时搁置历史遗留问题，集中力五搞好国内工作，同时在国际上、政治上多空朋友，而经济上多开辟新市场。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应有态度．但不宜激化矛盾。在目前有争议的区域，即使有眼前小利，与其取之，不如暂不取之。

    （三）

    我个人认为，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日益明确，随着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活动为中心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我国应该逐步形成一整套新的外交观念。第一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性外交观念，第二是为国家战略性经济目标服务的外交观念，也就是围绕国家的战略经济利益而进行国际活动的外交观念。
    什么是我国的战略经济利益？我窃以为可注意以下几点：
    ①形成和保卫中国的海外市场。
    ②加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看到，在国际关系中，经济战略利益的考虑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划分敌友。美国是最典型的。它据此原则处理与一切国家包括和盟国的关系，毫不含糊。后冷战时代的特点，就是国家战略经济利益高于一切。
    所谓世界主义的外交观念，就是说，建立在世界中的中国观念，而打破孤立主义、作为孤立国家的中国观念。必须扩大对中国生存空间范围的理解。要认识到世界整体经济政治环境，都与中国在未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这样一种理念下，才能形成中国的系统外交战略。
    我窃以为，我国外交在1989事件后一直面临两大基本选择：
    1．一种选择是，甘心屈居于作美国的依附国，在国际政策上配合美国甚至协助美国构造以美国作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但这一新秩序，从战略发展的观点看，第一不会容许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第二不会容许中国作为强大统一的新兴工业国而在亚洲崛起。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导致中国走向南斯拉夫、前苏联的分裂瓦解之路。
    2．另一种选择是，在不正面对抗美国及西方的同时，在政治上稳步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集聚各种国际力量，逐步形成制衡美、日、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从而创造出对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本国战略经济利益的最佳国际环境。
    目前的世界局势，看起来是平淡的，实际上局面是错综复杂的，有许多矛盾还没有展开，有许多变动中的、难以充分估计的因素，还未显现。可以说，仍是一个事变纷至，前景扑朔迷离的动荡时代。当此之际，我国外交究竟将何去何从？深望决策方面及早决断。

    （四）

    联合国近期发表的一系列统计材料确切表明，80年代以来，除最少数国家以外，不发达国家的境遇是普遍地更加困难了。
    在本世纪末，人类面临着两大问题：
    1．发达国家进入了结构性的、频繁发作的经济衰退期，普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强行保持速度，将引起高通胀率，社会不稳定。要么减缓发展；则失业上升，经济不景气，也引起不稳定。
    2．不发达国，正普遍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家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尖锐分化。
    我窃以为，这两点，是今后十年的一种长期趋势，它后面有深刻的世界经济规律。当前全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经合发展组织”在关于世界未来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所概括的：“由于地球上可资利用的天然资源有限--而且正在迅速耗竭，同时受生态系统净化能力和净化成本的制约，在全球人口仍迅速增长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在目前的人类技术水平上，正在　趋近极限”。
    （技术水平措：一些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的东西但在经济上由于成本太高而不可能得到大规模应用，如水中种稻，大功率太阳能发电、水分解发电。）
    可以说，美国为首的七个主要发达国，对这一全球问题是有最深切认识的。也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它们形成了要确保本国国民生存（生活水平不下降）和竞争优势的全球战略。并以此战略为指导制订着具体的各国政策。
    这一点，从目前正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环境发展会议上，通过美国与其他国以及南北方的战略性对峙，可以看得相当明显。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我国的外交理念不应当过于天真。对于90年代人类危机和全球问题的严峻性，应有清醒的估计。千万不可对未来世局设想得过于乐观。
    综上所述，我个人对我国外交方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尽量避免与美国以及与西方任何国家，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进入直接对抗或恢复冷战状态，尽最大努力谋求对我国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2．但同时，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复杂性、险峻性应有独立、清醒的认识。绝不应接受、轻信美国战略家灌输的国际关系格局或方案。务须保持对我国战略利益、民族利益的清醒认识。要看清美国的未来战略利益在若干重大基本点上，与中国是不吻合的。
    3．以全球多元多边外交，挫败美国一国称霸的图谋，充分利用西方内部矛盾，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4．适当削弱美国控制操纵世界局面的力量，而不是帮助美国达到一极为主的新秩序，这才是最有利于我国发展的。
    5.在外贸方针上尽快实现市场多面化、多元化，以亚太为主同时要重视开拓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