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对抗式诉讼模式下，沉默权便以国家权力的对立物出现，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抗国家追诉行为的挡箭牌。
沉默权的理论依据，是“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它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个人尊严是—项与人性共存的自然权利，是个人作为人而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权利。按照这种理念，刑事诉讼是被追诉的个人同作为控诉方的国家之间的抗争，由于国家机关拥有强大的权力，当事人显然处于弱势，因而根据西方所谓的“民主宪政”精神，必须约束政府的权力，保障个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权是维持政府与个人之间利益平衡的客观需要。

五、沉默权制度的积极意义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彻底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鲜明地突出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警察和检察官必须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而被追诉者本人则无须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当然他更不必承担协助警方和检察官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
按照日本教授松尾浩也的解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有两项权利：一项是辩护权(包括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帮助进行辩护)，这可看做是“积极的防卫权”；另一项就是在接受官方讯问时享有沉默权，这属于“消极的防卫权”。①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两项权利可以同时行使，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不讲话，行使沉默权；他又可聘请律师为自己做无罪或罪轻的辩护，也就是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行使防卫权。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势必对警察的侦查破案和检察官的指控犯罪造成巨大的障碍(以下我们还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对警察讯问提出了挑战，从而为侦查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迫使警方去增加经费投入，改善装备、设施，提高自身素质和增强取证能力。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的诉讼实践证明，警方为应对沉默权的实施，确实做了巨大的努力，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这是实行沉默权制度的最大好处。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沉默权制度使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大大减弱了警方对口供的依赖心理，促使其改变原先寄希望于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式，并进一步导致警方为禁止刑讯逼供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警察队伍的自身建设，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这是沉默权带来的又一大好处。

六、对沉默权的反对意见

如前所述，西方各国实行沉默权制度，自有其充分的理由，并且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沉默权是一把“两刃剑”，它本身有其难以消除的弊端。因此，从开始实行沉默权制度以来，就有许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对它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而且这种抱怨之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就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沉默权，并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说沉默权是“人的思想所曾经发现的最有害和最荒谬的规则之一”，①他还以讥讽的口吻说道：“如果每个级别的罪犯聚集在一起，并且按照他们的愿望设计出一种制度，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除了这项规则作为首选，还会是什么?无罪者绝对不会利用这项规则，无罪者会主张说出来的权利，就像有罪者援引沉默权一样。”②
美国法学家庞德接受了边沁的思想，并在20世纪初期对沉默权提出新的批判。他不否认沉默权在历史上产生的必然性，但认为沉默权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因为沉默权不能帮助无罪的人，倒是职业罪犯通过律师滥用这一权利。③他还认为警察的讯问常常对贫困者、未受过教育的人滥用，富裕者、受过教育的善辩者则会拒绝警察的讯问，并在审判时主张沉默权，这就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①
迄止今日，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反对沉默权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有人甚至提出：通过肉体的或精神的强制进行讯问，当然需要禁止，但明确要求嫌疑人或被告人有陈述的义务，也未必就违反了正义的原则。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