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对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过去在执行中确实出现过种种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如实坦白了罪行甚至有立功表现的罪犯，该从宽的没有从宽，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许多犯罪分子不再相信党和国家的政策，逼使其走向了顽抗到底的绝路。这对我们极其不利。二是对坦白者一律免除刑罚，搞成了宽大无边，造成对严重犯罪的打击不力。三是把正当的辩解一律当成“抗拒”，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重处罚。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所谓“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把是否“低头认罪”作为决定惩罚的主要依据，那更是把本末倒置了。上述偏差是确实存在的，有的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但问题并不是政策本身出了毛病，而是由于对这一政策理解错误，在贯彻执行中走了样。因此，现在不应该抛弃这一政策，而应当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明确具体适用的条件，进一步引导大家去严肃认真地贯彻这一政策。即使在“严打”期间，对于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的，该从宽的还应适当从宽；对于有立功表现的，还可以将功折罪，减轻甚至免除其刑罚；对于在犯罪后毁灭证据、互相串供、制造伪证甚至嫁祸于他人的，必须从严惩处。
正确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可以给业已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人留下一条悔罪自新之路，也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尤其是对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以及贪污贿赂等犯罪，更能发挥其攻心夺气、捣毁其团伙的功效。
其实，即使在西方各国，尽管没有像我国这样明确地概括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在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大都体现了类似的精神。例如：各国刑法大都规定了对自首者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拒捕或袭击警察的加重处罚；有的国家在允许被告人保持沉默的同时，又规定对作虚伪陈述或嫁祸于人的，要再加一个伪证罪或蔑视法庭罪的新罪，以加重对其惩罚。凡此种种，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与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却可谓“异曲”而“同工”。
英国自从1994年对沉默权实行变革以后，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先告知其有沉默权，随后又加上一段很长的“但书”，实际上也就是对被讯问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让他好好地掂量掂量，考虑是否要与警方对抗。其实际的效果，也近似于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美国在进入法庭审判阶段，允许控辩双方的律师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如何定罪量刑在庭前交换意见，俗称“辩诉交易”，实际上也就是采用鼓励被告人认罪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处罚。对于某些同案犯的罪行还可以进行豁免，以换取他对首犯、主犯的罪行作证。反过来说，假如被告方坚持作无罪的抗辩，那么，经过法庭审判并定罪后，面临的将是比庭前认罪较重的处罚，这不也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
综上所述，对于过去几十年行之有效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理应继续坚持，切忌轻言废弃不用。

十一、沉默权与警察的讯问权

沉默权是对抗式诉讼结构的产物，其最初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审判阶段，即允许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保持沉默，故曰“审判沉默权”。当沉默权被引进庭审前的侦查阶段后，其实际的功效就演变为犯罪嫌疑人对抗警察讯问的护身符。
按照英美法律的规定，为了侦破刑事罪案，警察有权传唤任何人，并对其进行讯问，要求他们协助调查并提供证据。但是，根据“不得被强迫自我归罪”的原则，当证人涉及可能使本人自陷其罪的问题时，他有权拒绝回答。因此，一旦被讯问人主张沉默权，警察就不得再对其进行讯问。由此可见，沉默权是作为与警察的讯问权相抗衡的一项权利而存在的。
如前所述，沉默权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可以制约政府滥用权力，减弱警方对口供的依赖程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但是，沉默权又给警察侦破案件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使某些老奸巨猾的职业罪犯轻易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一旦将其推向了极端，必定对社会治安产生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