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介绍了德国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思想，指出：拉德布鲁赫创立了法学上的相对主义价值学说，他总是试图超越应然与实然、价值与现实、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思想，但却又总在这个二元主义的矛盾中挣扎和游移。他在具体的行文中处处展现对法律现象的深邃洞见和超人的智慧，但却没有承袭德国人那种（特别以黑格尔、康德为代表的）独特的思辨传统，为其理论架构纯粹推论的概念（形式）体系；他天性反感法律学术，却偏偏首先选择需要教义学（释义学）天赋和兴趣的刑法研究作为志业，而且在刑法研究和法哲学这两个法学领域均做出了骄人的成就。他在西方国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在东亚（日本、韩国）却像神明一样被人信奉，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他的著作在日本的译介，重新铸造了日本法学家的心灵和理论旨趣，从而改变了日本在二战以后法学发展的方向。[77]有台湾学者在德国考夫曼《法律哲学》的译序中指出：虽然台湾地区的法律深受德国影响，但是直接由德文法律著作翻译的书籍并不多见，法律哲学方面更是绝无仅有。考夫曼的《法律哲学》值得翻译的理由，书与人两方面都有。考夫曼教授（出生于1923年）研究法律哲学、刑法有五十多年之久，其研究题材及影响里遍及世界各国，许多著作已有十八种语言的翻译。一般而言，法学学术层次愈高，抽象性也相对提高，但考夫曼教授法学研究的特色，绝非象牙塔或天马行空类型，而且也充满了人文气息及高度学术性。[78]

    有学者介绍了现代日本自然法学的特色，指出：最初被介绍到日本的西方法律思想是法国的自然法思想，它在日本明治资本主义法制的建设中曾发挥过指导性的作用。战后得到复兴的现代日本自然法学主张“法学上的自然法”、“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然法”、“儒学和理学的自然法”和“对西方正义论的批判”等，并且与西方的一些学者看不到“礼”与自然法的相通和相似、批评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的态度不同，它不仅直接从传统的儒学，而且还认真地从中国的“新仁学”中寻找启发，把东方的自然法论与西方的自然法论相提并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单一的新自然法学。当代日本自然法学思潮中，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合理因素。[79]

    三、结语

    与去年相比，2004年的法理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学界发表的著作、译作和论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特别是在“依法治国与法治”、“司法改革”、“民间法与习惯法”和“外国法理学与法哲学”的研究方面，呈现出了加速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一方面，2004年的法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接近我国的现实生活，并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以说，在我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等主要领域，都开始有了法理学者的声音，尽管有的声音还比较微弱。另一方面，一部分法理学者的问题意识接近了同年国际法理学的研究水平。如在法制现代化、法治和司法改革的法理学研究中，有些观点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埃里克•A•波斯纳教授等研究的“作为普通正义的过渡时期的正义”，实际上处在了同一水平线上，即我国的法律、法治和司法制度上的变迁实际上与波斯纳所考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变革一样，具有“实用主义的理由”（pragmatic reasons），而没有全球性的理由（global reason）。[80]有的学者所研究的法治的“人本精神”、“公正原则”和“人的尊严”等内在道德规范，与国际上法治研究的走向是一致的。如同年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安德烈•马莫教授对“法治及其范围”做了系统研究，认为有关法治的最共同错误是混同了它与良法的统治和法的仁慈之理想，例如尊重自由和人的尊严等的区别。尽管法治是一个好事，但是说得太多也可能是有害的，因此对于法治理论的挑战是要阐明（articulate）什么是法治，为什么它是好事和它的范围是什么？为此，必须格外重视法治的美德（virtues）和法的内在道德（the inner morality）。[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