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的民主飞跃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但他们的论述过于偏重结构性因素，从而忽略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欧洲工人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做出了旁人无可比拟的贡献。因此，他们为民主飞跃做出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并且这一贡献绝非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与通常的描述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工人运动内部实现其政治见解的最早和最举足轻重的政治活动家。通过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意志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们得以从自己对1848年革命和其后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亲身参与中总结出重大经验教训，从而播下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种子。

    在广受好评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中，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第141页)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对于民主的决定性飞跃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同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 1977）先前的分析一样，1 他们也发现，工人阶级的成功经常依赖于他们与其他阶级如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联盟。 三位作者强调，他们得出该结论所运用的框架“聚焦于民主的结构性条件而非政体变迁的过程性分析”（第33页），尽管这一框架并不完全忽视过程。然而，由于对结构性因素的优先考虑，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有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化过分地描绘成事先决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倾向。从他们给出的解释来看，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其它下层阶级，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 （第6页）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工人运动的总体评价中指出的，“罢工以及组织起来的意愿和将雇主阶级（‘资本家’们）视为主要的政治对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987，第127页）

    本文认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包括同其他阶级结成联盟的需要，要求有意识的领导和组织，即主观能动性。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两个人比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更多。那么，由此推论，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正相反，没有哪两个人对民主的飞跃所做的贡献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虽然他们对民主的历史贡献已经被令人信服地记录、整理在案（例如，Draper，1978; Gilbert, 1989）, 本文却首次明确地把他们的政治活动和主张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飞跃联系起来。为了论证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哪怕是象本文这样的初步尝试，也有必要超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视为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那种司空见惯的描绘，从而认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即把他们视为结成一个政治团队的革命活动家。2 我将按时间顺序考察他们的实践活动，以说明他们对于民主飞跃的贡献绝非是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3

    第一部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主义者

    要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化进程的贡献，就必须看到，他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主义环境中接触的团体虽然思潮庞杂，但却至少具备一个共性，即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普遍轻视。实际上，是英国的宪章运动而不是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教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4 更具体地说，是宪章派为争取政治民主，即通过其六项纲领（男性普选权；秘密投票；取消财产限制；年度议会；议员支薪；及选区平等）来扩大公民权和公民的自由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对两位年轻的德意志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教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德意志读者，恩格斯还同时强调，宪章派中的无产阶级派别需懂得他们要求政治民主的斗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要求社会平等的手段。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既在这里。”（1845，第524页）

    宪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资产阶级对在1832年改革法制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的工人阶级的背叛。这一历史经验并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较激进的英国无产阶级忘却。5 下面即将讨论的1848年革命高潮中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则书写着沉痛的教训：工人阶级唯有通过自身独立的政治行动才能得偿所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赋予这一结论以革命性的内容。

    还要记住的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主义者的。马克思很早就得出了只要社会不平等，也就是阶级社会存在，真正的民主 即“人民主权”就不可能产生的结论。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和自诩的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与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相联系时寻求社会正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功。这样，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就是民主革命， 争取政治民主是被压迫者准备掌权和自治的最佳阵地。 德雷帕（Draper）的洞察力几乎是无以伦比的，他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把为不断扩大自下而上的民主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的社会主义者……他首次把以彻底的政治民主为目标的斗争和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斗争融为一体”（1977，第5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和动力去实现“人民主权”的阶级，并以此为基石，第一次为主义派别，即在广阔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通常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的那一派制定出明确的纲领，从而澄清了它和民主斗争的关系。以恩格斯撰写的草稿为借鉴，马克思在《党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党人”中融入了这一立场的精髓：“党人的最近目标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标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接下来，正如这一部分随后所说，“争得民主”。（1848，第498页，第504页）6 因此，对于他们所描述的“民主政党”中最“先进”或者最“激进”的派别党人来说，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是一项根本的任务。

    必须强调的是，在从激进民主主义向主义的转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抛弃前者。恰恰由于他们从来没有将政治民主本身视为目的，他们便毫无疑虑地支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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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 马克思在1847年的一篇论战式文章中写道：和宪章派一样，德意志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1847，第333页）对这一观点的澄清把主义者同其他民主主义者区别开来。如同恩格斯在它的草稿中指出的，即使是后者中最先进的派别 – “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也不能理解“假如无产阶级（当其掌权时）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这一转变，“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1847，第350页，第355页）。7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的，政治民主虽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却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佳手段，因此，必须为此而斗争并捍卫它。当1892年一位批评家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了民主统治的形式时，恩格斯反驳道：“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第271页)

    唯有在此处我们才能够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把民主无国界作为前提，而这恰恰是因为“工人没有祖国”，如《宣言》所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自决 —— 如波兰和爱尔兰 —— 和民主的扩展紧密相联。同布鲁塞尔和其它地方的民主运动中的活动家们一样，他们早在1845年就已赋予这些立场以内涵。这与他们在1847年组建第一个有组织的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发表《宣言》的主义者同盟——的努力相关联。他们认为，建设主义组织应和推进民主斗争携手共进。正因为“民主之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先决条件，主义者必须在这场战役中被组织成最坚定的战士。在这一观点的武装下，他们立刻着手为欧洲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它的无产阶级部分提供能动力量。

    第二部分：1848年的经验教训

    随着巴黎、维也纳起义以及接踵而至的1848年三月德意志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把他们的战略付诸他们为之乐道的“历史的真实运动”的检验。他们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刚刚出版的《宣言》补充一个针对德国的具体的纲领，被称之为《党在德国的要求》。《宣言》——在很多方面仅是一个预见性的声明——只是提出了德意志战略的纲要。在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中，主义者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无论何时只要它采用革命的手段，以反对绝对的君主政治，封建地主政治和小资产阶级。”恩格斯1888年译文中的“无论何时”其原文是“一旦就”，这表明，如德雷帕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抱有很高期望。本文后面将论及，这种期望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是不正确的。（1984，第255页）

    《要求》为德意志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举了17种措施，包括了一些来自宪章派的纲领，为这一总战略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调整。8 他们没有将小资产阶级视为敌对势力中的一份子，而是号召这一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小农”联合起来为《要求》而战。将小农包括进来并要求结束他们的封建义务的号召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宣言》对待农民的方式使人们广泛接受一个神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不起农民。这一被恩格斯在其早先的著作中称为“人民联盟”9 或在其它情况下称为“民主”的联盟正是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革命中为“赢得民主之战”而竭力打造的阶级联盟。如宣言中所解释的，在那场胜利之后，“反对资产阶级自身的斗争即将展开”——这正是他们后来所说的“不断革命”。

    在他们新的总部科隆，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求组织主义者同盟并实施他们的想法。一个直接的障碍是工人运动对人民联盟的宗派主义态度。受到在另一种背景和时间条件下会被诊断为“经济主义”的问题的困扰， 同盟的成员们——他们同时还领导着德意志虽小却极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该阶级的主要构成是手工业者，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问题的物质根源所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增进，因此认为与较广泛的民主运动，特别是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没有必要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地批驳了这条路线，他们仍然通过对德意志革命（及以后的事件）达一年之久的参与，不止一次地同这一倾向作斗争。这些都说明，工人们，至少在他们当时的发展阶段，必须被争取过来为民主而斗争。这一努力所要求的那种积极的能动力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提供。10

    工人们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子所持的合理的疑虑是这一宗派主义倾向的基础。这样一种担心，即一旦资产阶级确立起基本的民主权利以增进他们与封建贵族相冲突的利益之后，他们就会将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拒之门外，是可以理解的（看看宪章派的经历吧）。《宣言》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于是在最后一部分号召一旦赢得民主斗争的胜利，“立刻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基于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以及工人运动的实际经历，他们将能够对这一粗略的建议进行详细的阐述，以便在将来革命爆发时对付资产阶级。

    在直接参与德意志事态发展的一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诉诸了各种战术和战略的转换——如暂停主义者同盟的决定——以便创建人民同盟这一他们坚信将维持“不断革命”的联盟。他们的总的战略是推动民主革命尽可能地向左发展，从而为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培育最有利的土壤。他们的报纸《新莱茵报》和由马克思领导的编辑班子成为了逐渐被称之为“马克思党”的有效的政治和组织中心。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这段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以“民主机关报”为副标题的《新莱茵报》——“德国最大的、读来最具激情的报纸之一”（Felix, 1983, 第84页; 参看 Sperber, 1991, 第212页）——是全德意志最坚定的争取民主的声音。到1848年深秋时，马克思已成为日益遭受威胁的民主空间的最富战斗性的捍卫者们事实上的领袖了。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怀疑资产阶级会试图将革命仅仅局限为一场政治革命，但在三月革命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连资产阶级是不是会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似乎都不太确定。事实上，是人民大众在三月充当了民主革命的排头兵。到1848年底，基于前八个月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结论：德国的资产阶级在完成这场民主革命方面并没有任何兴趣。正如马克思向《新莱茵报》读者们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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