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引起国内外无数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中国崛起进行了各种解释。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仅用经济学理论还解释不了，必须用政治经济学，或从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视角、两个维度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原因。

　　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已出现过一次经济起飞，但西方人没有关注这个特点；从1952年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9.2%，已经高于同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7.3%），但十分可惜后来很快结束了，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这一时期的增长，实际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资源在推动。中国共产党以其特有的政治资源，使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或者说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实现了强有力的经济起飞，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可以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改革模式确实不同于一般国家，无法用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解释。中国的改革是 “基于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经济改革”，即思想解放模型。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政治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经济学上的解释是相当有限的。当然，政治原因已经作为假定和暗含放在经济学理论中了。所以我把政治因素界定为中国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成功经验。

　　思想解放与观念变革做法类似于Ideas（观念、主意、知识、经验、创新等）增长模型。由于Ideas是一个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的投入，我们暂且把它称之为“无形要素投入”或“软投入”，以区分于资本、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或“硬投入”。即使是在没有增加“硬投入”的情况下，“软投入”仍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地增长。

　　毛泽东在1963年就已谈到，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就是毛泽东的重要观点：精神财富可以转变为物质财富。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外界或外部强加的，而是内部改革型，是领导人自身根据内外部挑战主动提出、主动发动、主动推动的，因而这种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也是自我发展的。这种情况大大不同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经济改革之初，中国是通过思想解放“换思想”，而不是采取“大换血”的做法。此外，全党学习的政治传统促使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去研究当时中国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中国的这套话语，不是经济学的话语，但是对中国来讲却是最适合的。

　　总的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来自三方面的稳定：首先是宏观经济的稳定。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效地避免了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几大目标，这从过去50多年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变化上可以看出来。

　　其次是社会的稳定。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协调整个社会之间不同利益人群或阶层的矛盾。这在经济学上基本是不讨论的，只是就收入分配这样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实际上，和谐社会是保证经济高增长、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的社会环境。

　　第三就是政治稳定。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稳定问题，经济学也基本是不讨论的。实际上它是假定社会已经是稳定的。但我们发现，所有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挑战和最大悖论就是政治始终不能稳定。什么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了，这个国家就可能实现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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