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自20世纪末东欧集团瓦解以来，以核威慑为主的东西方对抗已经淡化了。但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又似乎在告诉我们，一切远未过去。同时，科学技术成为了一股绵延的更加强大的力量，改变了过去“党派”或“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成为了主宰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并克服了各种“离心的社会力量”。[34]

    在本人看来，这就是马尔库塞的独到之处：他从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显现的（如人的需求的增长、环境破坏、战争残酷等）和隐性的（“虚假的”意识形态、丧失自我、失去自由等）困惑与满足中，发现了技术正在日益增长的巨大作用，特别是揭示了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工人和老板欣赏相同的电视节目，打字员和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妩媚，黑人开着“卡迪拉克”等等，这些并不表明各个阶级的消失，只是表明下层人们分享“用来维持现存制度的各种需要和满足所达到的那种程度”。[35]他认为，虽然科技进步的成就避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指控并使合理性的“虚假意识”成为真实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相反，“在一定意义上说，发达的工业文化比它的前身是更加意识形态化的”[36]。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这种不合理中存在着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却足以遮蔽人们的视野而使人们忽视其中的不合理性。因此，马尔库塞只得无奈地写道：

    我们重新面临发达工业文明中最令人烦恼的一个方面：它的不合理性中的那种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率、它的增加和扩展各种生活舒适品的能力，它的变废物为必需品、变破坏为建设的能力，这种文明把客观世界改造为人的思想和肉体延伸所达到的程度，使得这个异化概念本身成了疑问。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中认识到他们自身；他们在汽车、高保真度的收录机、错层式的住宅和厨房设备中找到了他们的灵魂，把个人栓到社会的这种机制本身已经改变，并且社会控制在它引起的各种新的需要中得到确立。

    这些盛行的控制形式，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技术控制。无疑，生产性的和破坏性的设备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功效，一直是使全体居民服从于整个现代确立起来的社会劳动分工的重要手段。更有甚者，这样的一体化，常常伴随着各种更明显的强制形式：生计的丧失，司法机关，警察，武装力量。现在仍是这样。但是在现时期，各种技术控制手段是为了所有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作为理性的真正体现而出现的。它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都是不可能的。[37]

    于是，正如表演艺术家卓别林先生所扮演的那样，人们成为了整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零件，“随大流”地被迫不停地运转。一个失去了批判精神的社会被精密地组织在一起，人们无法在其中去发现其作为整体或系统的不合理性，也更不可能去对据此构筑的社会进行批判。此时，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现在已不再处于政治系统和社会生活的幕后，而是居于前台，对统治人们发挥着直接的工具性和奴役性的社会功能。并且，科学技术愈发达，人们所受到的奴役和统治程度就愈为深重。[38]

    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的眼中，科学技术的这种意识形态化是一种科学技术的“异化”，它阻碍了人们对于真实事物的判断，将人们的行为捆绑在技术、机器之上，使人被物化，并成为科技的附属物。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年）说，“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所有掩盖以对立面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39]而且，科技一旦被意识形态化以后，对于过去的统治方式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过去所进行的“双重统治”――即以人对自然和人对人的统治为特征的统治，现在则都以科技作为媒介或中介来完成；并且，在表现形式上，出现了设计精致而又无限膨胀的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