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认为，技术规则是作为一种目的理性的（或工具的和战略的）活动系统。他解释说：“我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二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这些预测本身可以被证明是有根据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而战略又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分析的知识包括优先选择的规则（价值系统）和普遍准则的推论。这些推论或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目的理性的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但是，当工具的活动按照现实的有效控制标准把那些合适和不合适的手段组织起来时，战略活动（das strategische Handeln）就只能依赖于正确地评价可能的行为选择了，而正确的评价是借助于价值和准则从演绎中产生的。”[51]

    而社会规范则是作为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制度框架的交往活动系统。哈贝马斯说，“另一方面，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die Verhaltenserwartung），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社会规范是通过制裁得到加强的；它的意义在日常语言的交往中得到体现。当技术规则和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经验上是真实的，或者分析上是正确的命题的有效性时，社会规范的有效性则是在对意图的相互理解的主体通性中建立起来的，而且是通过义务得到普遍承认来保障的。”[52]

    这样，哈贝马斯对这两种行为规则的定义、机制、功能、合理化基础和受破坏后的制裁进行了比较，并列表如下（表1）。[53]

 

   这种分析就改变了马尔库塞试图再次保持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纯洁性”的倾向，将以道德为基础的制度框架和以目的理性为基础的子系统统一起来。由于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们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的彻底性，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几乎是走上了一条毅然决然的无归路。因为他们的理论缺乏建构性，无法面对科技不断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哈贝马斯通过论证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及其合法性基础，将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所以，哈贝马斯的这种分析，实际上是为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寻找到了一条发展路径。这大概就是国内学者称哈氏不仅着眼于“破”，而且还希望有所“立”的地方。[54]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哲学实际上是现代人对17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工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的一种反思，也为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作为一种批判的科技哲学，该学派对实证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实际上是批判了“科学主义”思潮，力图以人本主义出发，确立一种与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单面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批判性或否定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批判性或否定性正是西方哲学的精髓，——因为我们只有拒绝赞美现在，才能保证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哲学动摇了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想基础，也几乎瓦解了由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梦想。科技、现代性使人异化，使生命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情感与文化内涵的完整整体的意义消失。而这种意义的消失，导致了人的基础价值的不复存在，使人类失去了共同奋斗的更高的价值目标。这样，“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它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住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时期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它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55]尽管这种描述听起来使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但它确实指出了那种唯技术论者在对待技术问题上的乐观主义倾向所潜在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思想使我们认识到了游荡在这个世界中的“幽灵”——技术理性，这无疑是为我们敲响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