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使确立了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目标，而就社会资源的来说，毕竟是存在一个“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简称“PPF”）。所谓生产可能性边界，就是在技术知识和可投入品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经济体所能得到的最大产量；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可供利用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无法拥有它想要拥有的一切东西，它必然要受到资源及可供利用之技术的制约。那么，由于生产公品和代表自由市场的私人物品生产之间存在选择和平衡，必然影响发展中如何有效利用资源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用图表为我们示意了人们在私人物品（按价格购买的物品）和公品（用税收支付的物品）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a）在一个贫穷的、未开发的社会里产出只能够糊口，较少能承担公品，如高速公路、公众保健和科学研究等；（b）随着经济增长，把较高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公品和政府服务（道路、环保和教育等）。

    这种选择，也包含了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原理。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中，某种选择就意味着放弃另外一种选择，那么这种选择的机会成本就等于放弃的物品或劳务的价值。那么，在政府提供公品时，如何寻找一个与私人物品生产之冲突的平衡点，就是我们产业技术政策的一个关键。

    同时，生产可能性边界理论也为产业政策中的三种思路提供了理论支持：（1）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避免社会资源闲置；（2）发展科技，提高单位资源的效率；（3）引进经济体之外的资源，如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等。

    我们还是以公品和私人物品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极端的设想是，如果我们利用所有资源生产私人物品可以获得10个单位，而如果我们利用所有资源生产公品可以获得5个单位，那么各种生产可能性就可以列表如下（表2）

（a）如果存在资源闲置——即有些资源不能“派上用场”的情况下，那么生产就达不到A、B、……F曲线边界的状况，即出现X点的情况；（b）而如果公品或私人物品的生产技术改进，可能出现现有资源能够生产出6个单位公品或12个单位私人物品情况，也即出现Y的状况；（c）如果有经济体外部资源注入，则随着可利用资源增加，公品或私人物品的单位量也会增加，同样会出现Y的状况。这样，我们便可以解释产业技术政策中的下述现象：提倡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提倡一种创新的制度与文化；提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倡进行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等等。这些，实际上涉及三个方面的制度：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技术创新制度和技术引进制度。

    归纳而言，在市场逻辑的框架下提出产业技术政策问题主要包括一种观念、两个连结点和三项制度。一种观念就是，公权力的干预应该是间接的方式，即主要是在市场逻辑下提供公品[93]；这是一种后福利政策，为个人发展提供一个平台，为社会进步提供一种激励机制。两个连结点就是：（1）技术成为某项产品或服务是否必须成为公品的一个标准，也是一个连结点；（2）无论何种理论（技术论、契约论或利益衡量论），目的就是要寻求公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平衡，这也是资源配置的连结点。三项制度就是：（1）有效利用现有科技成果制度（如科技成果转化制度）；（2）建立活跃的技术创新制度；（3）科技交流和技术引进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