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里"必有不屑以吏为师者"是一关键所在。此中的道理不难明了。梁启超说："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03]正是说的这个道理。盖学术研究必有自由竞争之氛围，方能养成独立探索、以理服人之学说。所谓"以吏为师"，即先以官方的价值观为预设之取舍，则必不可能有公正、客观的价值判断，必不可能有求真、求善的执着，自亦不可能有自在独立之学问。
    下文谓"汉人不皆以吏为师……其后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郑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犹为此学，尤可见此学为当时所重，故弟子之传此学者，亦实繁有徒。法学之兴，于斯为盛。"
    将此段与下文作一比较，读者便能看出其中的蹊跷。
    "明设讲读律令之律，研究法律之书，世所知者约数十家，或传或不传，盖无人重视之故也。本朝讲究此学而为世所推重者不过数人。国无专科，群相鄙弃……此法学之所以日衰也。"
    何以汉代"诸儒章句十有余家"，法学之兴便"于斯为盛"；而明代研究法律之书者"数十家"，反到法学"日衰"呢？
    众所周知，清代自乾嘉以来，考据学大兴，其间亦不乏科学之精神，但就整体的学术而言，仍不足观。律学为清代学术之末流，其成就较之主流学术更有不及；虽如有学者所注意到的，在所谓注释法学、实用法学、比较法学、辑佚与考证、普法教育等方面不乏成就，但都是半截子学问，称其为法学盛世，那才是真的离谱了。萧一山先生曾对清代的考据学作过一番总括的评价：
    清代的考据学虽开拓了一时的风气，呈现出灿烂的奇观，对整理古籍的成绩，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科学归纳的方法，都有所成就；然而以经义训诂掩蔽一切，买椟还珠，日趋于琐碎支离，贻饾饤补苴之讥。章实斋说：'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他们最初又何尝不知道治学是为的明道救世？但欲灼知古今治乱之源，非由字通词、由词通意不可，东原说是犹渡江河，必赖舟楫。原意也是不错的。但后来只在字与词里'繁称博引，游衍而不得所归'，简直是只荡舟而不渡江河了。颜习斋说：'书之文字固载道，而文字不是道，犹车载人，车岂是人？'又说：'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可谓学琴乎？更有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谱果琴乎？'汉学家大有谓车为人、谓谱为琴的气味。学问只弄得半截，而风气却弥漫一世，使聪明才智之士，疲精瘁神于经传小学，忘其祖宗不得已之苦衷，国家社会，都缺乏正直指导的人才，而贪庸无耻的士大夫，却把持着宦途。文化学术变了质，政治经济脱了轨，乱阶由此酝酿，盛衰当然循环…… 汉学家不特忘记了治学经世的目的，而且忘记了学行一致的精神，加重'文人无行'的罪恶，狂荡恣肆，受人诟病，反以专业自诩。中国文化又遭逢一次厄运，离开中庸之道更远了。[04]
    将这段评论适用于清代的律学，大致也是不错的。何况法学以探究公平、正义为职志，更是"明道救世"之大学，若清代律学之沉湎考据，流于琐屑，不过无心、无本的小学，何言盛世？
    其二是学术与政治环境之关系。
    沈家本说："夫盛衰之故，非偶然矣。清明之世，其法多平；陵夷之世，其法多颇。则法学之盛衰，与政治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然则有极善之法，仍在乎学之行、不行而已。……有法而不守，有学而不用，则法为虚器，而学亦等于卮言。此固旷观百世，默验治乱之原，有足令人太息痛哭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