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逮捕权滥用的后果
第一，没有严格依法办案,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没有逮捕必要应当属于当事人的权利，而非司法机关的权力。“过去我们比较突出强调打击犯罪，仅仅把检察机关看做惩治犯罪的国家机器。按照现代司法更加科学、民主、文明、公正的发展趋势来看，司法工作面临很重要的转变。我们要转变到更全面的观念上来，要通过司法活动不光惩治犯罪，同时保护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合法权益”，“通过诉讼活动打击犯罪固然是一层意义上保护，保护了国家、社会和被害人的权益。但在法治社会的诉讼活动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法律关系、法律利益是需要关注和考虑的。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更充分、更全面地保障各方面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成为现代法治对司法工作提出的一个鲜明要求。”
第二，不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审理，定罪处罚，从法律上讲，他（她）还是个“无罪”的人，因此除非确系必要，不应当逮捕而剥夺其人身自由。
此外，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也不利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更好贯彻，不利于减轻检察环节的国家赔偿压力。
第三，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没有逮捕必要而逮捕，致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看守所经常处于超定额羁押状态,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看守所只能容纳羁押八个人的监房里，却羁押了近二十人，致使羁押人员晚上只能坐着睡觉，客观上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休息权利，也不利于看守所的管理及羁押人员的卫生、健康等，从而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在这些被捕的人中，却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必要逮捕的。
第四,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其目的除了惩罚犯罪，通过对犯罪人本人的处罚，达到特殊预防，并警示他人外，还有一个改造、教育的功能，这就是改造、教育当事人，使其改邪归正，回归社会。而对于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这种严厉的强制措施，在客观上会在其心灵深处投下阴影，不利于其今后顺利地回归社会。另外也不利于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使一些初犯偶犯以及青少年犯在羁押过程中成为传授犯罪方法或教唆犯罪的对象。
4、国际人身强制措施,的发展趋向
鉴于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本身的风险性,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基于保障人身自由权才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这一共识,各国均对人身保全措施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而防范强制措施风险的另一有效方法,是保释制度。在西方国家,除少数特殊情况外,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原则上都可以被保释。正是由于保释制度的存在,使刑事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控制降低到了最大限度,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强制措施可能带来的风险。
在英美法系中,羁押的释放主要体现为保释制度。从渊源上看,美国的保释制度起源于英国,因此两国均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从理论上,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两国均创立有一种有利于保释的法律上的推定,除少数情况外,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应保释出去等待审判。
二、关于对犯罪嫌疑人慎用捕权 ，保障其基本人权的几点构想
（一） 树立无罪推定，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慎用逮捕权。
惩罚犯罪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但在司法实践中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往往会发生矛盾冲突。如在在审查逮捕中，司法机关往往过分强调对社会公共权益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私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普遍存在着“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而根据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和政策,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不能偏废。如果只注重打击犯罪，忽视人权保障，势必导致蔑视法制、滥用捕权，这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而且，这样做不仅不能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相反将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为严格把握逮捕条件，慎用逮捕措施,首先要认真把握“有无逮捕必要”的立法精神，坚决摒弃“以捕代侦”的错误做法和“有罪逮捕即不错”的错误认识。全面正确理解、严格执行关于逮捕强制措施的法律和政策。据此，笔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一般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