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别有用心的政客才会坚持，人民用长期决策和他们所信奉的一般性原则来限制即时多数的权力的做法是“反民主的”。这些限制权力的措施在过去被认为是对人民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那些他们必须赋予其权力的人，而且从现在来看，它们也是人们在确定他们将生活于其间的秩序的一般特性时所能够依凭的唯一手段。
   
   
   
   
    三、法院承担“反多数”之权责：美国的历史与文化
   
   
    （一）对宪法和法官的高度尊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美国人在政治领域上是极具独创精神的，但在法律领域却是极不相称的保守。霍姆斯在1897年写道：“令人吃惊的是，沿用一条法律的理由竟然还是亨利四世时期制定该法律的理由。”[51]随着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法学保守主义而出现的是对于法律，尤其是法律之上的宪法至高无上地位的无比尊崇。“在西方各国人民中只有美国人使立宪制度成为一种宗教，使司法制度成为一种宗教规程，并使两者处于虔敬的气氛之中。他们使宪法成为最高法律，并使法院负起发挥联邦制作用的责任。结果最高法院几乎成为美国制度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组织机构。”[52]
   
   
    美国人对宪法的遵从几乎到了“一种对其原则不加分辨的、近乎盲目的崇拜”[53]。他们的崇拜溢于言表：“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54]有人将美国人对宪法的尊崇解释归结为宪法的来源：宪法由主权的主体——人民制定；有的认为美国宪法是由于一个在上帝领导下的民族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秉赋的产物”；有的认为是由于宪法的悠久历史，还有的认为宪法的制定出于“条顿民族”秉异的政治天才，诸此等等。
   
   
    无可否认，让美国人倍感自豪的宪政制度是他们的独特贡献。然而细究起来，在精神和思想上，美国宪法及宪政制度却深深地根植于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法治传统。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中，王希教授论证了美国宪法产生的制度背景：独立前，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治理都以法律上的契约关系为基础，并建立了内部的自治体制；独立后，各邦都制订了宪法。在争取和维护这一自治体制中，早期殖民者看重和强调的就是两条：1、他们赋予以特许状形式表现出来的成文法以“几近神圣的地位”；2、他们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相互承诺的契约关系。[55]
   
   
    爱德华. S. 考文教授在《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中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与王希教授的著作相比，他更为关注美国宪法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思想之源。他认为，美国宪法表达了一种更高级的法，它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心目中的关于自然、正义、平等的信念。美国宪法是正义的化身，他实际上是不完美的人最为完美地复制了布莱克斯通所至尊的“区分善恶的、永恒不变的法，这种法连造物主本身在其设定的所与管理制度中都予以遵守，而且只要这种法有必要来指导人类行为，那么造物主就使人类理性能够发现他。” [56]他的文章想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宪法的合法性、至上性以及对它的信仰和尊崇，是奠定在一个共同的、已经确立的基础之上，即人们深信有一种法高于人间统治者的意志，而美国宪法正是体现了这一“高级法”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的、永恒不变的正义——“有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他们凭借着自身内在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体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这些原则不是有人制定的；实际上，如果说他们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仍然表达了神的本性，并以此来约束和控制神。他们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互相浸透融通。他们是永恒不变的。相对于这些原则而言，当人法除某些不相关的情况而有资格受到普遍遵行时，他只不过是这些原则的记录或摹本，而且制定这些人法不是体现意志和权力的行为，而是发现和宣布这些原则的行为。”[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