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理论框架下,无因性适用的范围很小,主要适用于债权合同解除的情形。但在这种情况下,承认物权行为与否,处理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国家,因为所有权已经发生了移转,而所有权并不会因为合同的解除又自动恢复原状,因此,也应当适用不当得利规则处理。这与适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解决实际上是相同的。顺便指出,无因性具有解释基于给付产生的不当得利制度的作用,但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因为如果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那么在债权行为被撤销或者无效后,因为所有权的移转是基于物权行为发生的,那么很难说取得所有权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德国民法采用了“给付原因”来解释,最终还是回到了债权行为上。这一解释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而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理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解释这一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如果认为债权行为无效,所有权的移转也无效的话,那么出卖人当然就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买受人也就不存在得利(除了占有利益之外)了。那么,这里成立的不当得利只能是基于占有的不当得利,而不是基于所有权的不当得利了。这确实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二)物权行为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
雅各布斯教授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创立时并没有考虑交易安全,其目的仅仅在于解释基于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如果认为物权行为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而设立的,就有点“高射炮打麻雀”的味道了。关键问题还不在于此。我国学者反对无因性的一个理由是,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不动产的公信力制度可以取代物权行为,起到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这实际上是误解了物权行为无因性的适用范围。因为物权行为作为一种处分行为,必须以具有处分权为要件;而善意取得制度和公信力制度中,处分人都没有处分权,因此其中的物权行为的效力待定,但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用强制性规范补正了其权源上的瑕疵。可见,物权行为无因性与善意取得、公信力制度的适用不同:物权行为保障的主要是连环交易中的交易安全,它以有处分权为要件;而善意取得和物权公信力保护出卖人无处分权的交易,不需要处分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在法制史上,善意取得制度与物权行为无因性出现的时间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也才能理解雅各布斯教授的观点。
(三)物权行为无因性与法律的公正
在赫克的分析中,物权行为无因性对出卖人最为不利的情形是:(1)在买受人没有完全履行合同时即破产或被强制执行;(2)买受人将物处分给恶意第三人(移转物的所有权或在物上设定他物权负担)。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为什么我们很敏感地考虑到出卖人的利益,而不考虑买受人的利益3比如买方预先交了钱,但是没有拿到货物时,出卖人破产或被强制执行时,买受人的金钱所有权也适用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而且因为金钱所有权移转上的特殊性,在占有转移之后,就只能够作为一种债权请求偿还了。这对买受人也同样是不利的。因此,如果考虑到物的流通秩序,必须意识到,物权行为无因性承认的是交易中的正常风险。另一方面,对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学者之间没有任何争议,其原因就在于,流通性是票据赖以存在的根基;这种流通性是受国家权力强制保护的。这里必须注意到法律中物的价值的变迁。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发达使产品极其丰富,甚至颠覆了传统的富人、穷人的区分标准,因此,物的价值也主要是交换价值,而不在于物本身的使用价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学者我妻荣会得出近代法上债权居于优越地位的结论,这不是法律构造的结果,而是社会变迁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观念性的权利,人们对物的享有利益常常可以为金钱代替。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进物的流通性呢?而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