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留所服刑罪犯家中发生重大情况。大部分留所服刑罪犯入监后产生一种被社会、家庭抛弃的孤独感，迫切希望得到亲人的关怀和谅解。如果他们的家庭发生突变，如家庭与其断绝关系，妻子闹离婚，家人生重病或死亡，家人被欺负等等，都使留所服刑罪犯情绪产生波动和影响，如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就会焦躁不安，心急如焚，难以控制内心的痛苦，思家心切，便想方设法逃跑回家看看。也有的留所服刑罪犯认为脱逃后能得到家庭的包庇纵容，有亲友处落脚，就会千方百计脱逃，逃避惩罚。
4、过度重视劳动改造，忽视思想改造。毛泽东同志在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改变世界的伟大理论的基础上，在如何改造罪犯这一现实性世界难题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创造性地提出了对罪犯要用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教育他们，强迫罪犯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改造他们。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被依法确认的我国罪犯改造工作的重要经验，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监狱、看守所的显著标志。但是，一些看守所版面追求经济效益，让留所服刑罪犯承担大部分的生产劳动任务。留所服刑罪犯大部分的改造时间和精力都被用去参加生产劳动，无法系统地接受监管改造和教育改造；再加上经常参加超体力劳动，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过长，生活卫生条件太差，容易产生规避劳动的脱逃心理。当面对包括脱逃在内的各种危害看守所安全因素的“诱惑”和刺激时，违法犯罪的思想观念没有知名度转变的留所服刑罪犯是很难抵御的。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同志1962年3月22日在听取原公安部领导汇报时指示：“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不要在经济上做许多文章。”1962年4月28日，刘少奇同志对劳改生产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这几年不是改造第一，而是生产第一，搞奴隶劳动，越搞越坏，对立情绪很厉害，生产也没有搞好。” 周思来同志1956年7月15日在《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长联系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劳改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改为新人，政治教育是第一，使他觉悟，劳动是增强他的劳动观点，而不是从犯人身上生产出来的利润办更多的工厂，这还是第二。如果倾向第二种，是有毛病的，结果：忽视政治教育，会使犯人劳动过度，这就不是人道主义。你第一不加强政治教育，他将来不能成为新人，劳动的结果对新政权更加不满，那怎么能改造他呢?刑满以后他还是不满，出来后又犯法，结果还是关起来，......。”这些指示虽是三、四十年前作出的，但至今仍振聋发聩，富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影响留所服刑罪犯脱逃心理形成的客观因素还有管教干部的管教方法不当，简单粗暴以及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自然因素等，这些虽然不是主要因素，但也构成其脱逃心理形成的条件，也应予以注意。
三、留所服刑罪犯脱逃防范对策
高度重视，实施严格管理——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基础工程
我国看守所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严格管理。它要求对包括留所服刑罪犯在内的所有看守所羁押对象都要严格按照法律和制度的规定，采取有效的方法、措施实施监管。但长期以来，许多看守所只重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严格管理，忽视或者说相对忽视了对留所服刑罪犯的严格管理，导致对留所服刑罪犯的监管工作漏洞百出，形成了很大安全隐患。我们必须严格对留所服刑罪犯的管理。这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程。
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不但看守所领导要重视，而且全体看守干警也要重视。要切实转变以往的认为留所服刑罪犯刑期短，平时表现“好”、“不会脱逃”而可以放松或适当放松管理的麻痹心理，提高警惕，增强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的安全意识，从而将留所服刑罪犯与脱逃可能性更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视同仁地进行严格管理。这是前提。如果思想上不重视，即使建立完善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也会在管理中有章不循、循章不严，使规章制度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