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困境：一方面，如升值将影响国际收支和就业等方面；另一方面，若保持稳定，中国又面临西方国家外交上的政治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本文就人民币如何走出升值困境以及就解决内外部困境的措施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 困境 升值压力
一、研究背景
2008新年伊始，严格管制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走高，创下中国自2005年7月放弃盯住美元以来幅度最大的3日涨幅，2008年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于7.2934元人民币，较2007年初上升6.73%。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及美国经济呈现出放缓的迹象，中国将面临华盛顿方面更大压力，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本文认为人民币无论升值与否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如升值将影响国际收支和就业等方面。毕竟中国经济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很大，2007年上半年，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保持高水平，据估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四分之一，仍然保持着2006 年下半年的高水平；另一方面，若保持稳定，中国又面临西方国家外交上的政治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估计2008年中美的经济战略对话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还将继续交锋。
二、人民币升值的困境
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利益集团开始参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根据陈钊等人（2008）的研究，目前企业家（特别是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参政议政出现了积极的趋势，使得政府政策的制定更多地受来自于新生力量的影响，并且企业家参政议政更多地吸纳了来自与大企业的经济精英，这种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模式可能使获得了政治权力的企业家更多的代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权势的阶层的利益。
从国内层面上讲，影响人民币汇率制度灵活性选择的多元产权利益集团有三方：出口商或外汇供给者，进口商或外汇需求者及政府。在人民币制度公共选择当中，前两者会竭力通过其在政府决策层中的代言人（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学术权威、专家协会等）列出诸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向政策决策者施加压力，来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汇率制度安排。而政府当局作为具有相对独立之目标函数的第三方，一方面要平衡前两方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另一方面也要力求实现自己的目标函数（例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所以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内部困境就是政府需平衡各自利益，选择最有利的制度使得三方利益最大化。
从国外层面上来看，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国内部经济问题无法回避国外政治与经济压力，必须要考虑国际关系协调问题，对国外政治经济压力进行回应。为了攫取美元霸权利益，达到削减逆差，增加竞争力和改善经常账户的目的，同时缓和国内政治压力，美国自2002年一直推行美元贬值的政策，并且一直向人民币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实行灵活汇率制度。
对人民币应该升值的问题，美国采取的是咄咄逼人的态度。美国政府早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就开始敦促中国允许市场来决定人民币的价值。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放弃了这种努力，因为人们担心中国让人民币贬值，进而导致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的货币进一步贬值。因此，当时美国还曾高度赞扬中国保持货币稳定，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与此相反，美国政府现在则是一再逼迫中国将人民币汇率进行升值，认为人民币汇率固定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倾销，阻碍了美国商品的对华出口，尤其是伤害了其纺织服装、家具、塑料制品、机械设备等几大制造业部门的利益,迫使他们面临来自中国低成本进口品的竞争，增大了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于是，从2003年9月开始，美国财政部长几次对华进行“汇率之旅”。2005年4月,美国财长斯诺在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公开呼吁“中国应当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在财政部半年一期的对国会报告中也多次提到人民币汇率问题，认为“中国盯住美元汇率是对世界市场的扭曲。”在2005年中国取消将人民币汇率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和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汇率机制以后，美国仍不顾人民币已较大幅升值的事实，要求人民币按照美国的愿望进一步大幅升值。对于美方的不合理要求,中国政府明确声明：“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不能被动地迫于其他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压力来进行”。此后，中国领导人又多次重申，人民币汇率政策并不追求出口顺差，而是确保经济的平稳发展。为了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美双方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数次接触与谈判，甚至成为中美双方首脑会谈的主要内容，中美经贸关系也因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而波澜不断。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遭受外国政府制裁付出的代价以及中国政府抵制美国政府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抵制成功的概率越来越小。这也就是目前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困境，虽然人民币已经改革，形成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波动的区间非常小，央行干预仍然是比较强烈，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定汇率制度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今后中国将面临西方特别是来自美国更大的压力，人民币的外部困境——升值压力将越来越大。
三、缓解人民币升值困境的措施
1.缓解外部困境的措施：
(1)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化改革已推出两年，从汇改的实际绩效来看,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使中国贸易收支的失衡得到有效改善,相反失衡却在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汇改也没有使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国际游资得到有效抑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国际清算银行(BIS)关于汇率制度以及外汇交易的概念的论述,一个有效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上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有机结合。宏观方面包括汇率决定理论以及汇率制度、汇率政策的选择；微观方面则包括具体汇率水平及其交易规则的确定,或者说就是指外汇交易体制。关于宏观机制上的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认为中国应该根据内外因素逐渐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外部和内部的对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的冲击减小到最低程度,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中国汇率制度应该遵循从短期到长期的这样一种路径安排。
①短期，应该改钉住美元为参照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在迈向开放经济的背景下，汇率制度的趋向应该是逐步走向独立浮动的，因此钉住的汇率制度，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所以浮动汇率制将是必然之选，但是跳跃式地选择浮动汇率制是危险的。独立浮动汇率制必须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政府高超的调控手段，而这些在中国还不完全具备。所以中国可以选择参考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2005年7月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开始实行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②中期，改参考一篮子货币为汇率目标区制度。
从中期看，如果人民币进行目标区管理比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将使我国央行更为主动,则应尽快建立起汇率目标区管理式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是中心汇率的确定和汇率波动幅度的设计。
第一，中心汇率的确定。结合我国实际，对于中心汇率的确定，国内学者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心汇率。本文认为由于购买力平价是以“一价定律”为先决条件的，而“一价定律”与现实吻合度不高。所以应该代之以能够使国际贸易品市场出清的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作为中心汇率。
第二，汇率波动幅度的设计。我国2005年7月进行的汇率改革规定：“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兑人民币的交易价人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理论上说规定每日的汇率波动幅度不符合汇率目标区的基本思想。在此，本文就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幅度设计，提出三种选择：其一是小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如中心汇率的上下1%～2.25%。这是参照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1971年史密森协议规定，较小的波动浮动可以在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保持宏观经济的增长。其二是中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如中心汇率的上下5%～6%。其依据是参照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中意大利里拉的波动幅度。在我国国际顺差持续加大时，这种中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可以缓解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其三是大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如中心汇率的上下10%～15%，为了短期内抑制大规模的投机性冲击，在不采用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汇率较大幅的浮动来阻止投机。这与完全放任的自由浮动不同，在冲击过后可以恢复对汇率的调控。
③长期，退出中间制度，跃向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
从长期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后，目标区制度就不适宜。但是开放资本账户需要很多条件，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国内金融体系的深化、高效稳健的金融监管、合适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等等。然后这些条件也是选择浮动汇率制的前提，因而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其实是互动的。
以上分析可见，我国汇率制度选择独立浮动将是长期安排，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安排。
微观方面应该从两个方面调整:
第一个方面：结售汇制度的调整。2007年8月13日，国家外管局发布境内机构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通知，标志着中国境内机构、特别是企业拥有了外汇持有的自主权利；表明在中国实行了13年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从结汇开始发生了局部的调整。由于更深层的售汇制度还改变不大，显然中国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的政策也没有根本改变。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运转的直接后果就是：伴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也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的不断增加。这种基于中国进出口总额高速成长的外汇占款制度，已经导致了外汇占款越大，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也就越大，货币的乘数效应也就越高，这种倒逼机制催生的货币流动性，正对中国经济增长发生着重大影响。
本文认为, 改造目前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可以采取分期推进的方式进行，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全面整合强制性结售汇的有效资源，先改变强制性结汇制度，后改变强制性售汇制度；第二，可在有条件的城市直接推进自主结售汇制度试点；第三，实行全面的企业和个人自主结售汇制度，并营建完善的人民币与外汇市场的交易体系。
第二个方面：交易产品的创新。2006年3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达成协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可为我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交易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不涉及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产品提供技术平台和清算服务。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合作项目是促进中国外汇市场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它意味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能够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的外汇交易产品。鉴于此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逐步取消一些非市场化的远期结售汇准入原则, 本着审慎的监管原则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 允许有条件的资本项下的业务通过远期结售汇进行保值, 进一步放宽外汇管理限制, 结合远期结售汇、掉期、期权等衍生产品的特点, 研究制定统一的人民币与外币衍生产品管理交易制度。尽快完善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创造条件建立人民币衍生外汇市场, 为投资者提供汇率套期保值的工具应是近期我国外汇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2)加强国际对话，增进了解与互相信任
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 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 中国的进口也快速上升。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将促进亚洲与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 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所以在处理贸易摩擦的问题上，中国应该加强对外宣传。
①建立多边对话协商机制。当前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我国较大的贸易顺差。因此,有必要积极建立畅通的双边对话协商机制,通过协商缩小中美、中欧及中日在双边贸易差额统计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同时适当调整、调控外汇需求和外汇储备增长速度,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目前中美进行的战略经济对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平台。
②及早制定应对报复性措施的议案。2007年美国国会提出几十个大部分针对中国不公平竞争方式的贸易制裁议案，有些议案提出对所有中国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进口关税。在人民币处于升值压力下,此类对华贸易制裁预计将会大量增加。我们应有足够思想准备,针对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种种贸易制裁措施及早准备预案。
2.解决内部困境的措施:
(1)加强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在人民币完全浮动之前，我国的出口企业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面对国外企业的竞争以及人民币浮动带来的汇率风险。在进入WTO后过渡期和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形势下，我国应该保持对外贸易的高速而健康的的发展，努力实现从“贸易大国、品牌小国”到“贸易强国、品牌大国”的转变，加工制造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企业应该在世界产业链中向高附加值的金字塔上端跃迁。
①培养自主研发及自主创新的能力，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定价话语权。
②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企业到境外投资设厂。鼓励到那些拥有中国紧缺战略物资如石油、铁矿砂、铜等的国家投资开发资源。鼓励企业搞产品转移, 将在国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品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继续生产。鼓励企业对产品进行垂直整合, 到国外建立产品生产基地。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战略向依靠内需转变
中国是一个大国, 经济增长应建立在依靠内需上。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提高农民收入。要抓好再就业工程, 使下岗职工再就业。一方面要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从制度上遏制腐败, 缩小两极分化。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住房制度改革, 改善居民未来收入预期同时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通过各种长短期措施, 确保内需稳定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推动人力成本升级，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样在相当程度上可避免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的下降。
(3)货币政策手段的创新
目前面对国内的通货膨胀，央行可利用的货币工具比较少，并且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而美国面对次贷危机，美联储接二连三地使用货币手段，例如加大与欧洲央行及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规模；为增加市场流动性，将贴现率由3.5%下调至3.25%；同时为20家金融机构设立新的融资工具。美联储手段如此之多，干预领域如此之广，中国央行与其相比较就显得有些单一、单薄。因此，中国货币政策手段必须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勇闯新路，才有可能应对人民币升值以及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挑战。
从上面分析可见，单项政策的调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内外困境。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应该从扩大内需、调整外资优惠政策、加强国际对话，增强贸易摩擦的应对能力、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以及汇率浮动等多方面来进行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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