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1941年生,1968年获得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历史学系和电影与传播学系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并同时受聘于该校的信息科学院和比较文学系。着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研究领域:西方文化思想史,批判理论,新媒体研究。
主要着述
《互联网怎么了》(2001)
《文化史与后现代主义》(1997)
《第二媒介时代》(1995)
《信息方式》(1990)
编译有鲍德里亚
《生产之镜》
《鲍德里亚文选》
《政治理论与当代文化》等
最新的着作
《请给我信息——互联网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将于下个月在美国出版
媒介的历史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倒背如流,从口头传播到纸质媒介再到电影电视直至今天的互联网。然而在马克·波斯特的书中,媒介不仅仅具有一种物质性的进化意义,而且成为了一种划分文化时代的标志。他的书中充满了历史的厚重和哲学的思辩、哲学、历史、媒介三个看似不相干的学科,在他的书中构成了关乎人类自我发展的主题。
波斯特的文风艰涩难懂,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代最有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学家。在《信息方式》一书他将信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而备受学界瞩目,在《第二媒介时代》中从后现代的理论视角系统地树立西方批判学派的思想,考察了新传播技术的蕴意。每一本书既有对于媒介特质的哲学思考,也有历史学家对于人类的思考与探索,也正是因为其多元的复合媒介分析方法,吸引和启发了众多国内外学者。
哲学、历史、媒介三级跳
波斯特坦言自己最喜欢的学科是哲学,当时在选择历史的时候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我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籍,他能让人思考的更为深入,但是很多哲学的研究却过于严格而且也不是那么有趣,所以我就当了逃兵选择了历史系。”波斯特风趣地说。
传统的历史研究重视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背景,是一门“考证”的学问。但是波斯特却并不喜欢这种具体的思维方式。他曾经这样描述过历史学家的责任:“(历史学家)不仅仅是描述过去的受害者以认清当今的体系的不足,而是要研究为什么当时的社会结构使得这些人成为了受害者,并且成为了稳定的维持这个体系的因素。”这种批判性和宏观的思维最终让他选择了更为自由的思想史专业:“思想史更加松散和广阔,作为学问来说它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你可以不必像哲学那样一本正经的思考这么抽象的东西,也不像传统的历史研究如此的具体和严格,它让我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
虽然舍弃了哲学专业,波斯特对于哲学的热爱却并没有减少。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哲学促使了他最终转向了媒介研究。对于哲学的兴趣使得波斯特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特别关注,而批判性的历史思维又使得他对西方批判理论情有独钟。尤其是以阿多诺、本雅明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影响很大,像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波斯特将自己的视线越来越多转向了日常生活,转向媒介,从而把电子媒介通讯与后结构理论联系了起来,并且用自己丰富的思想史知识将其发展成了自己的理论。
新媒介的兴起让西方尤其是美国,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在波斯特教授看来,随着新媒体的媒介的产生,媒体在个人的主体性的塑造方面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主体性并不是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哲学,社会学的问题。哲学在这个方面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而从媒介入手则是一个更新更具体的命题,目前美国的哲学家还并没有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提到主体性的问题。
波斯特教授也非常感谢自己那一段历史研究的经历:“我认为历史研究中有很多先进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值得媒介研究者借鉴。”他指出,很多新媒体的研究者对于媒介发展史的研究不够深入,方法也过于陈旧。“有意思的是,现在美国的新媒介研究趋势,恰恰是用一种更新颖的方法去研究诸如报纸之类的早期的媒介与新媒介的关系。我认为对媒介研究既可以通过理论的角度,也可以通过历史的角度,因而媒介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应该更加紧密一些才对。但是在美国历史研究中对于媒介的发展关注还不够,我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更多的历史学家对媒介研究感兴趣。”
“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波斯特在他的第二本着作《第二媒介时代》中曾说道:“既然风车与封建制度、蒸汽机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那么我推想马克思同样也会接着说,电子通讯应当与信息方式相联系。”类似的对于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引用和继承在他的书中比比皆是,足以见马克思对其的影响之大。
谈到马克思时,波斯特很爽快地回答道:“我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时候人们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愿意正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对于媒介的研究。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很多研究媒介的学者也一直在受到他的影响,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等等。马克思虽然对于传播和媒介也有只言片语的描述,但我想他却从来没有把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重点。”
不同的时代背景,使得波斯特和马克思所关注的媒介问题也并不一样。马克思所在的时代是工业化的时代,但是波斯特所研究的时代却是后工业时代,因而波斯特认为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之下,核心的问题不是像马克思一样去构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而是如何摆脱工业和资本给人们带来的桎梏,这才是马克思留给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虽然在着作中提到媒介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深入地涉及媒介研究和主体的塑造问题,他认为媒介是一种精神交往,而非一种物质力量,并不具备改变社会的力量。波斯特却认为鉴于西方工人运动的失败,如果要改变社会就需要从文化层面上着手。因而,对于主体的塑造,就是这个改变过程的关键。2001年出版的《互联网怎么了》这本书中,波斯特把媒介描述成为一种物质,一种文化的物质力量。启迪他的就是马克思对媒介的商业或者政治控制力量的那种批判性思考方式。
波斯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中与启蒙运动有分歧的地方却是最有趣的。这也是他对于马克思的思想中最为感兴趣的方面:“例如在马克思观点中,工人对自身状况以及自身巨大的阶级力量的自觉,这就是一个如何构建工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也是我研究的时候最为关注的一点。”
互联网与现代性
互联网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是现代性观念的产物,但是在互联网上文化却具有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因而,对于人对现代性的思考就成为了波斯特媒介研究的核心。早在1986年波斯特就开始接触了互联网,虽然那时仅仅是通过调制解调器来上BBS。在波斯特开始写作《信息方式》的时候,万维网还不存在;当他的《第二媒介时代》1995年出版的时候,万维网也只是刚刚起步。波斯特自己从未想过从1990年《信息方式》出版到现在仅仅十来年,互连网就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他强调尽管互联网发展迅速,十年前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互联网最重要的特征——无限的可能性,并没有变化。因此,就像人们研究电视电影和“沙发薯片”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波斯特所追问的是互联网可以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人格,而不是技术上的改变。
波斯特也提到现在的互联网发展遇到了新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个人隐私问题的凸显。人们在上网时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一个私人的场合中说话,但是实际上网络是一个公共场合,在这个场合中人们所发布的任何的信息都有可能被别人阻截并且修改、复制。波斯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隐私是和城市化以及理性思想的发展联系起来的,从而带来了家庭从公共空间的分离。但是网络改变了这一切,即使坐在家中,只要打开电脑连上网络你依然是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原有的定义和对于个人自由的保护已经不再适用了。人们应该基于更加公共的意识去研究新的“隐私”的基础和自由的定义。
尽管在着作中波斯特把网络作为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分界,并且对于这种网络的后现代文化持乐观赞成的态度。但他对于现代性思想的起源——欧洲启蒙运动与人文主义仍然是抱着十分推崇的态度的。他肯定了媒介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在当时可能不能够直观的看出来,启蒙运动中的个人主体性的塑造也是一种媒介化的人格而表现出来的。至于人文主义,他也认为是一种宝贵的思想遗产。他并不认为人文主义可以解决目前世界上的文化冲突、种族冲突等问题,波斯特指出人文主义被很多批评家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联系起来,要解决目前的文化冲突问题,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
互联网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曾被无数的知识分子寄希望于真正的“公共空间”,并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雏形,是人民平等的交流政治意见的地方。然而波斯特却对此持谨慎态度:“我觉得,当我们说互连网是一个公共空间的时候要尤其谨慎。在西方,当我们提到公共空间的时候就会想到沙龙,议会厅,教堂这样人们可以面对面交流的地方。互联网却并不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网络上的交流,是以处理信息的机器作为一个媒介化的中心而存在的。尽管我们是在建立联系,但是我们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机器。”波斯特在另一篇论文中也曾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机器曾经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现在的互联网拥有比以前大的多的能力和作用,它已经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含义了。人们应该在更为广阔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来研究网络而不是用一个旧的理论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来进行套用,互联网更像是一个集体空间而非公共空间。
虽然网络未必是完美的公共空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们交流的自由和范围却大大的扩展了。在波斯特的几本书中都着重讲到了新媒体时代人的主体性的提高。个人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兴趣在网络上组成不同的共同体。这种行为在一定的程度上挑战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让原先铁板一块的民族国家观念由于新的媒介的出现慢慢转变到个人的观念,由此大大地促进了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个人主体性的发挥。这直接导致了一种新的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流行文化的产生,这是一种全世界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网络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各种恐怖活动通过网上传播的方式日益猖獗。有很多观点认为互联网的这种易用性,广泛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繁殖恐怖主义的温床。波斯特对此却不以为然,相反他认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是与西方的入侵和思想的传播具有直接联系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对于西方几百年来文化和经济入侵的抵抗措施。从恐怖分子到十二岁的小孩,每个人都可能使用网络,由于网络的使用者是没有限制的,它的使用者的群体自然就比其他的媒体大得多,从而给予了其使用者以更大的权力。的确,在互联网上发生了很多让人不愉快的事情,在互联网上也有一些危险分子,贪婪,缺少理性这些人性的阴暗面很容易在网上显现,恐怖主义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会出现。所以恐怖主义仅仅是可能与互联网有关,但是也可能是由于全球化的原因。
对于如何评价媒介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本雅明是乐观的,而阿多诺、哈贝马斯则是悲观的,波斯特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阿多诺认为大众媒介的产生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丧失,然而本雅明却告诉我们可以通过新媒介促进自由,我更同意本雅明的看法。例如传统社区的消失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不适,我们就可以通过新媒介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好媒介来促进我们的自由发展。”
“中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个舶来词,是一种西方话语的体现。波斯特并不否认自己的研究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波斯特表示中国的互联网也是他一直以来感兴趣的话题。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来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
虽然并没有来过中国,波斯特却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情况。今年,他们的系就专门聘请了研究中国电影电视的教员。波斯特表示自己对于中国的印象大部分都是来源于中国的电视电影而不是欧美媒体:“那些媒体有些时候会给我们一些不真实的信息,我更喜欢从中国的电影或者电视中寻找中国。”
波斯特表示有些中国的电影很不错,他看过几部张艺谋的电影:“这些片子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很有意义。中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在这片古老大地上同时发生,这是西方所没有遇到的问题,也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我希望来到中国后可以和这里的新媒介学者们充分地进行交流。中国的道路与西方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欧洲和美国,他们的道路也不一样。每个国家的文化发展都有自己的路径,希望在北京论坛中通过和中国学者的交流,找到中国文化发展路径与西方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简直太令人兴奋了。”
“我想我一定会满载而归!”波斯特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论坛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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