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与封建传统的彻底决裂，除了打倒孔家店，废科举，兴学堂，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等之外，还有极其重要的一项革命，就是革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反映到婚礼上，就是实行“文明结婚”。所谓文明结婚，就是放弃老式婚礼中那些新娘披红色盖头巾、坐花轿，拜天地等的仪式，改为西方的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装（或变通穿中山装、长袍马褂）。这种西式的文明结婚是不彻底的，如西式的婚礼要到教堂举行，接受牧师的证婚和洗礼等，中国人就无法采纳。
日本则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全盘学习西方，包括婚礼在内，但它纳新不弃旧，兼收并蓄。西式的婚礼要在教堂举行，接受牧师的证婚和洗礼，继之以婚礼派对等。举行毕，新郎脱下西装，换上传统礼服，新娘解除婚纱，换穿传统的和服，所有的礼节，一概照传统方式进行。可以仿“一国两制”称作“一礼两制”，而且这两套婚礼的举行，还以老式的为隆重。日本纳新不弃旧，当然不限于婚礼，其他方面都如此，不比中国，总是新旧势不两立，以致破坏了很多不该破坏的优良传统，这里不好展开论述了。
中国的新老婚礼是势不两立的，要末采用新式婚礼，要末采用老式婚礼，没有折衷的余地，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开始时新式婚礼属少数，后来逐渐取代了老式婚礼，但在偏僻的农村里，老式婚礼至今还有保留。
我的大哥是1920 年代的师范毕业生，他在儿童时代读的还是私塾，他正好处于“五四”潮流的冲击下，接受新事物比较快，所以他到结婚时选择新式婚礼，穿长袍，戴礼帽，新娘全身披婚纱服，拍了结婚照。那时选择新式婚礼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还很顽强，所以大哥结婚以后，两口子上街，还是大哥走在前，大嫂跟在后，两人不敢并肩行走，更谈不上手挽手走路了。那时就是上海人也看不惯西洋人男女手挽手走路，称之为“吊膀子”，是一种蔑称。
到我二哥结婚时，可能是父母亲的思想不通，二哥的婚礼又恢复了老式婚礼，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坐筵”仪式在内。
所谓“坐筵”，是民间传统婚礼中的核心部分，民间传统婚礼的内容十分繁琐细碎，用“繁文缛礼”形容最好不过。要说明坐筵，不得不全面扼要交代一下。
在传统社会里，男女互不认识，更缺乏交际的机会，所以婚姻的过程全由职业的中间人～媒婆介绍操作。先是媒婆把女方的生辰八字，送给男方，男方请算命先生算命，看看女对男是否相克，若是相克，便作罢。若没有相克，称为“好合”，成语“百年好合”本此。再写上男方的生辰八字，由媒婆来往于双方之间，商谈聘金和妆奁的多少等，议好了聘金，男方便向女方送相应的礼品，进行所谓“小定”（古称纳彩）。小定之后，双方商议“大定”的日期，大定的日期由男方择定“吉日”，经女方同意了，这婚姻便算是落实了。大定的礼品远较小定为丰富，女方收到大定礼物以后，将其中一部分分送亲戚友好，叫送“嫁饼”（因其中含甜食糖饼）。收到嫁饼的亲友，在女方出嫁时要参加“送嫁”。
完婚的前夕，男方要请人布置洞房，到吉日那天，女方家里在中午先摆送嫁酒，宴请女眷和送嫁人。男方一行人到女家迎亲，花轿停在女方大堂前，这时鼓乐齐呜（雇用专业的“吹班”，演奏鼓乐），爆竹喧天，新娘虽已妆扮完毕，要一再拖延时间，不肯上轿，直到日暮还要母女“哭嫁”，然后上轿。哭嫁不是形式的做作，母亲辛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女儿养大，一旦要和女儿从此分别，不再在一起生活，这种感情上的难舍难分，不说母女伤心恸哭。就是旁人也会心酸。
男方取亲要摆“三筵酒”，迎亲前一日晚上，摆的是“定场酒”（又称熏轿酒），宴请亲友。新娘过门的晚上，要摆“坐筵酒”，次日，摆“出堂酒”。坐筵酒和出堂酒都要“定位”，定位时都要有舞蹈及音乐相伴。
第一天新娘坐花桥过门，由两位伴姑（即现在的伴娘）作陪，新娘和伴姑有一系列的舞蹈动作，配以“小古场”、“小开门”等乐曲，这些舞蹈动作都与日常生活的细节、规矩有关，新娘必须熟练应对。舞罢，摆开酒席，新娘坐首席，伴姑作陪，三亲六戚及宾客依次按号入座。
新娘过门后的次日，中餐开宴前，摆出堂酒，行出堂定位。新娘要卸去珠冠、蟒袍、盖头巾等新妆，改穿罗衫、长裙等，表示以主人身份出间给姑君（婆婆）及宾朋坐。赞礼司宣唱婚礼程序，婆婆行交家礼，把钥匙交给媳妇，仪式很是隆重。这个过程中，定位舞的内容与伴姑跳的相同。为了博得好评，新娘出嫁前必须认真学习这些舞蹈动作，因为宾客往往把新娘的动作同伴姑作比较，以免相形见绌。新娘的优良舞姿带来满堂掌声，是整个定位的高潮。舞毕，开筵。这时的新娘改坐下位席，向宾客一一敬酒。
温州这种古老的婚礼，据说来自宋朝朱熹所写《家礼》中的“婚礼”，内容包括议婚、纳采、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和婿见妇之父母等七项。朱熹的“婚礼”后来由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下令：“凡嫁娶，依家礼办。”于是得到推广并流传下来。开始时只限于官宦之家，以后慢慢向民间推行开来。
回到我二哥结婚时实行的坐筵，那时我还年少，约才十岁左右，详情记不起来。想不到竟偶然从《随园诗话》里看到清初的袁枚曾在温州参观坐筵，并把经过记载下来：“温州风俗，新婚有坐筵之礼，余久闻其说。壬寅四月，到永嘉（注，即今温州市），次日，有王氏取妇，余往观。亲妇面南坐，旁设四席，珠翠照耀，分已嫁、未嫁东西班，重门洞开，虽素不识面者，听入乎视，了无嫌猜。心羡其美，则直前劝酒，女亦答礼，饮毕，回敬来客。其时，向西坐第三位者，貌最佳，余不能饮，不敢前，霞裳欣然揖而酬焉，女起立，侠拜饮毕，勘酒回敬，霞裳一时忘却，将酒自饮，嫔相呼曰，此敬客酒也，女大惭，嫣然而笑。即手授霞裳，霞裳得沾美人余沥，以为荣。大抵所延皆乡城粲者，不美不请，请亦不肯来也。太守郑公以为非礼，将欲禁之，余曰：礼从宜。事从俗，此亦亡乎礼者之礼也。乃赋《竹枝词》六章，有句云：不是月宫无思限，嫦娥原许万人看。太守笑1曰：且留此陋习，作先生诗料可也。”
袁枚所记的坐筵情况，与我的记忆相当符合，却与上述的三筵酒较有出入，譬如舞蹈就没有了，大概到清初已有所简化。但上述的三筵还流行于温州瓯江北岸的永嘉县深山楠溪村，这一带山区因交通不便，还保留较多的原初坐筵内容，但是像定位舞等也已没有了，1980 年代时，楠溪的岩头村还有个别老妪能跳定位舞，由浙江省文化厅派人进行录像，得到了保存。
1943 年是抗战的第六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苦，正值我大学毕业，准备结婚时，老式的坐筵在城区已经完全消失了，西式婚礼也谈不上，抗战期间，一切从简，我们只是到照相馆拍一张婚纱照，家里摆酒，宴请亲友而已。
从1950年起的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一切都要与封建主义及资本主义的方式决裂，婚礼自然不例外。既不能回到老式的婚礼，又不能实行西式的婚纱照这一套。1956 年我参加了一次由学校出面举办的集体婚礼，新郎新娘是四对助教，双方的父母亲及亲友，都不来出席，由校党委书记主持婚礼，贺客都是同事，坐满一个大教室，面前摆放一些糖果饼干，党委书记致祝贺辞后，新郎代表致答辞，大家鼓掌，要求新郎新娘唱歌，一边吃糖果，一边有说有笑，算是举例行了一次革命化的婚礼了。
接下来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后，物质供应尤其是副食品很紧张，样样东西要凭票供应，结婚自然更要从简。到1976年我儿子结婚时，没有条件宴请亲朋好友，只能是很少数几位在杭州的亲友，酒宴也摆不成，是请一位会烧菜的亲戚主厨，烧了几样可口的菜，算是很不错了。
19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来，人民生活的水平大大提高了，物质供应丰富了，反映到婚礼上，很快起了变化。首先是恢复婚纱照和西式的婚礼，旧式的新娘坐花轿，改为用漂亮的小汽车，新郎新娘的座车后面，还有一系列的亲友、伴郎、伴娘等的车子，车队披红带彩，浩浩荡荡，在街上缓缓驶过，十分注目。婚礼和婚宴放在宾馆里举行。为了扩大结婚的信息传播，分发喜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喜糖一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事同学都知道了，也都恭喜祝贺了。
特别值得一记的是拍婚纱照，婚纱照是结婚中的一件最重要的大事，因为只有婚纱照可以把结婚的美好印象凝固、保存下来，成为永久纪念。早年的婚纱照是到照相馆里拍摄，婚纱不必自备，照相馆里有出租。慢慢地拍婚纱照走出了照相馆，到公园、风景区里选择取景，在有树木花草和山水的真实背景下，显得自然融洽。加上一对新人在摄影师的启发和自我创作下，摆出各种不同的心心相印，此情脉脉的姿态，一一摄入镜头，积成结婚的纪念专册，更为丰富多彩。随着条件不断改善，在拍摄婚纱照的同时，还可以用摄像机进行结婚全过程的动态纪录，制作成VCD光碟，留下了动态的结婚纪念，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来放映，让青春的光阴常驻，青春的容颜常在。
凡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结婚的伴侣，限于当时的条件，失去了结婚拍摄婚纱照的机会，每逢双双到了纪念结婚逢五逢十周年的日子，只能翻看当年朴素的照片，总觉得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和遗憾。李叔同《悲秋歌》云：“花事匆匆，梦影迢迢， … 镜里朱颜，愁边白发， 光阴顿催人老， 纵有千金，纵有千金，千金难买年少！”的确，岁月不能倒流，回天无术。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商家推出了中老年补拍婚纱照的服务，不翼而飞地掀起了一股中老年竞拍摄婚纱照的时尚之风。借助于电脑技术，可以把拍摄下来的中老年婚纱照，对面部的形象进行一定的润饰修改，去掉讨厌的皱纹，老年斑、鱼尾纹之类，在脸形、肥瘦方面，都可以作适度的修饰，看起来，好像同样一对人，从中年回复到青年，从老年回复到中年，巧夺天工，还我青春，岂不妙哉。今日之我，竟是二十年前之我，明知有假，却假得令人喜欢。怪不得凡是补拍过婚纱照的同事友好，总是兴高采烈地把他们新拍的婚纱照，请亲朋友好大家共同鉴赏，分享他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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