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介绍了西方对新闻访谈的研究。该研究采用个案分析方式，选取政治性访谈作文本，以含糊理论为框架，在验证该理论的同时，进一步提出面子理论，并着重论证了面子理论对含糊理论的基础关系。

［关键词］新闻访谈；含糊；面子

新闻访谈在西方一直是新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许多学者以其为文本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Bavelas以及其同事（Black，Bryson和Mullett）提出的含糊理论（theory of equvocation）比较引人瞩目。该理论于1988年首次提出，1990年发展成熟，其核心思想为： 当人们在被采访的过程中处于两难境地——每一种回答都有消极影响但又非回答不可时，就要使用含糊行为。为进一步阐释两难境地，Bavelas等人以政治性访谈为例。他们指出，选民分成几派，针对这几派就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政治家通常不正面支持或批评每一种立场，以免惹恼大批选民；另一种情况是由回答的时间限制引起的，如果政治家被问到一复杂的问题但又被要求答得简洁，他就必须在两种不大有利的办法中作出抉择——回答得简单、不完满或者规避（冗长、绕弯子）；而且，如果这个政治家对一个政治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他（或她）还必须在承认无知或临时应付一个回答间进行不幸的选择。

1996年，Bull等人（Bull， Elliott， Palmer和Walker）选取新闻访谈中比较常见的政治性访谈（1992年英国大选中3个主要政党领导人John Major，Neil Kinnock和Paddy Ashdown的18次访谈）作为个案，对Bavelas等人的含糊理论进行验证，其结果证实了该理论在政治性访谈中的可信性。更重要的是，Bull等人对该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掘，认为之所以在政治性访谈中会出现含糊现象，主要是面子（face）问题，面子理论（theory of face）为Bavelas等人提出的导致含糊的两难境地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石。

在该个案研究中，Bull等人从两个方面对面子在政治性访谈中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 政治性访谈中面子意义的理论阐释

Bull等人认为，在政治性访谈中，面子是最为重要的。

他们的理论基础首先来自Jucker对面子理论的研究。Jucker于1986年研究了政治家、专家、新闻记者的访谈，他作了大量的分析，包括做了一个访谈的结构流程图，研究话语中“好”（well）、“现在”（new）、“但”（but）等词的功能，另外还区分了访谈过程中政治家面子有可能受到威胁的13种方式。

通过分析，Jucker认为新闻采访中最重要的就是面子。他进一步深入说：“新闻采访中最重要的是被采访者的‘积极面子’”。（根据Brown和Levinson在1978年提出的观点，“积极面子”就是获得别人的尊重，而“消极面子”就是有行动的自主权。）Jucker认为，对由公众选举出来的政治家来说，在新闻采访中获得“积极面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政治生命要靠他们选区中大多数选民的支撑。而消极面子在新闻访谈中则意义不大，因为既然答应了接受采访，就是已同意了将自己的行为交由访谈的约束。

由上可知，Jucker的理论又建立在Brown和Levinson 1978年的观点即礼貌理论上，该理论认为保持面子是交往中达到目的的最重要条件。Brown和Levinson还认为，面子在所有文化中都是重要的，它可以失去，也可以保持，也可以提升。 他们理论的基本原则就是“一些行为从本质上会威胁面子因此需要软化”。Brown和Levinson专注于研究通过积极或消极的礼貌策略实施的个别的威胁面子的行为。比如说命令和抱怨行为，他们还详细列举了有关积极或消极面子的专门的话语艺术；实际上，在他们的礼貌理论里，一些详细而精确的话语艺术都是用面子理论来解释的。

然而，政治性访谈中面子重要的观点并不是就单纯起源于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理论。Brown和Levinson的研究还建筑在一篇Goffman 1967年发表的很有影响的论文——《面子建构》上，Goffman在文中认为：在所有的社会场合中关注面子都是第一位的。而且，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仅要维护自己的面子，还维护其他人。在政治性访谈中，政治家往往维护同僚和本团体的面子，同时他们不愿意维持他们认为利益不一致者的面子，比如说政治对手。Goffman进一步指出，在许多团体中，大家其实共享一个面子，所以如果有第三方在场时，一个成员举动不当将使全体蒙羞。这在英国政体中政党最重要的理念下尤其明显。在该理念下，在电视上露面的政治家是作为本政党的一个代表来提升全体的面子。最终，在Goffman论断的基础上，可以说，以下政治家需关注三方面的面子：他们本人的、本政党中重要人物的以及他们代表的整个政党的。

事实上，面子在政治性访谈中比Goffman和Brown、Levinson所推断的还要重要。对这三个人来说，保持面子更多地只是社会交往中的一种约束或条件，而不是交往的目标。而Pearson在1988年提出：保持面子可以被从更积极的角度看成一种策略，谈话者在社会交往中熟练操作它们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实际上，还可以比Pearson更进一步认为，在政治性访谈中保持面子不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目标。从这点出发，政治家的最高目标就是为自己和自己的政党展示最好的面子，并通过打击政治对手的面子来提高自己的。

由此看来，面子在政治性访谈中最为重要的论断就有了一个层次分明而且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该论断可为前文中Bavelas等人提出的导致含糊产生的两难境地提出一个理论基石。比如说，Bavelas等人指出不同的选民有不同的政治观念，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去发表让大量选民感到受了冒犯或不可接受的言论，这完全可理解成为保持面子才这么做的。再比如采访中回答的时间限制问题，政治家自己的面子最重要，因为他们自己不希望被视为不称职（对问题进行简单、不完满的回答）或在故意回避（冗长、绕弯子）；如果候选人被问到一个自己缺乏了解的问题，他的面子就要受到威胁——要么面临被视为不称职的危险（当众承认无知）或在将来丢脸——如果一旦检验出当时的回答并不足够正确的话。

实际上，面子理论不但可用来解释含糊产生的原因，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政治家要回答问题。比如说，如果一个政治家被要求解释一项政策，不能作出一定合理解释将被视为不称职，或被人认为政策本身不大高明，或两者都有。

2、政治性访谈中威胁面子问题的结构分析

Bull等人将政治性访谈中有可能威胁面子的因素作为一种独立类型提出来进行研究。这个研究类型建立在对1992年英国人选的3个主要政党领袖的18次访谈中。这一套研究材料的好处在于可在三个政党之间进行系统的对比，因为每个政治家都被相同的6个人采访。

Bull等人从这18次访谈的所有问题中共找出19种有可能威胁面子的因素，按政治家必须维护的面子分成3个大范畴：自己的面子，政党中重要人物的面子，所代表的政党的面子。有了这个比较细致的分类做参照，就可对访谈中所有问题进行区分：怎样回答都危及面子和可以不危及面子。

（1） 怎样回答都危及面子的问题

在这18次访谈的所有问题中，怎样回答都危及面子的问题占了40.8%。比如说，Robin Day就给工党候选人Kinnock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问道，在一个工党政府领导下，工会是否能得到像撒切尔政府之前的那许多权利。如果Kinnock答“是”，他将冒触犯反对工党的选民的危险，这将有极大的不良影响；若回答“不”，他将冒触犯拥护工党的选民的危险，同时又触犯了工会本身以及自己党内的工会支持者；如果不回答，他将被看成刻意回避。于是，每一种回答都会对面子构成威胁，最终，Kinnock险中取胜，仅仅阐述了工党的工会政策，而没有明确答复工会在工党政府下是否重新得到在撒切尔政府前的权利。

如上所述，在这40.8%的问题中，政治家所能采取的任何一种回答方式（包括不回答）都会某种程度危及面子。对这些问题来说，很难明确指出哪种回答最少危及政治家面子，因为这些威胁面子问题的不同是很难比较和评估的。这些问题就导致了Bavelas等人所提出的两难境地的产生，而根据Bavelas等人的理论，此时会出现含糊行为。从这个分析的统计结果看，这些问题中有44.9%没有得到回答，进一步18.9%被以含蓄的方式回答或回答得不完全。在Bavelas等人的含糊理论里，这63.8%（44.9%＋18.9%）都被看成是含糊行为，于是，只有约36%的问题得到了直接回答。 这63.8%的含糊机率，是我们平时想当然所认为的两倍之多。应该说，这次分析的具体结果为Bavelas等人的假定——遇到两难类问题时就给含糊提供了有力佐证。

（2） 可以不危及面子的问题

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将政治家置于两难境地，也有一些问题政治家可以回答而不会危及面子，即回答时不会触发上述19种面子威胁因素。这种问题在本研究中被称为“不必然威胁面子”问题。

比如说，有些问题是很有利的，这就给了政治家积极展现他（或她）自己以及所代表的政党的机会。 例如，Day问Major，“为什么您领导下的保守党能获得现代英国人从未给过别的政党的‘厚爱’——连续四届任期？”回答这个问题，Major就有了给自己和保守党挣面子的机会。当然，这个问题回答失败将会极大危及面子，因为这将意味着他和保守党政府都不配连续四届任期。

在18次政治访谈中，“不必然威胁面子”的问题占到问题总数的59.2%。这些问题是很关键的，因为它们可用来直接检验面子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政治家总是选择“不威胁面子”的回答。这次分析的结果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有可能选择一种“不威胁面子”的回答，不管是直接还是含蓄的方式，这都会是政治家的选择。比如说，最经常发生的“不必然威胁面子”问题都被表达成是或不是的形式（占66%）（Quirk， Greenbaum， Leech和Svarivik 1985年的研究结果）。对这种问题有3种回答形式：予以肯定（一般答“是”）、予以否定（一般答“不”）或用一些模糊行为不正面回答。如果一个问题被认定是“不必然威胁面子”问题，那就可以用上面3种形式之一进行回答而不会危及面子，从而每一种“不必然威胁面子”式回答的机率是约33%。实际上，最终统计结果表明，对这些是或不是形式的问题采用“不必然威胁面子”式回答的机率为86.8%。这就有力支撑了上述本研究的主要假定——当不必然威胁面子的回答成为可能时，不管是何种回答形式（直接、含蓄或不做回答），政治家肯定会选用。

从对以上两类问题的定量分析，我们可知道在政治性访谈中，Bavelas等人的含糊理论——当要回答两难类问题时就得含糊是站得住脚的，也知道政治性访谈中政治家的原则：尽可能选择不危及面子的回答方式，后者也使我们认识到了面子的重要性。

通过对政治家访谈的个案分析，Bull等人就得出如下结论：其一，Bavelas等人的含糊理论对分析政治性访谈具有一定实用性；其二，在政治性访谈中，面子最重要，面子理论为Bavelas等人提出的导致含糊的两难境地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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