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及其政策主张至今仍然是西方各国政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制订经济发展政策的主基调。我国近几年实行的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赤字、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内需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质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的政策主张。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推行的国有企业名为改革实为“改制”政策，造成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方的不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因此笔者建议国有企业改制应慎重，国有企业改革应调整方向，回到使国有财产保值增值，并保障处于弱势的广大职工权益的轨道上来。

关键词：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国有企业改制；内需不足

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由于其在理论、方法和政策这三个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和主张，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并标志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创立。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了正统，并指导西方国家进入了从1950-60年代期间经济繁荣和失业率不高的“凯恩斯时代”。尽管，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滞胀”局面（按照凯恩斯理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失业，过度需求则引起通货膨胀。所以，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者不可能成同方向发生。）曾一度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严重挑战。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宾(1990)所指出的，“70年代滞胀之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如同30年代大萧条之于古典派正统观念一样”。新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甚至把1970年代的“滞胀”完全归咎于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错误论断和错误处方的后果。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50周年之际，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断言:“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然而，现在看来，不是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而是新自由主义越来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到198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不仅在西方国家“官方经济学”中逐渐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调，而且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微观基础和总供给—总需求的分析框架，这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愈来愈走进自由放任死胡同的新自由主义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先明，1997）。1990年代，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采取了积极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将减税改为增税，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增加对民用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其实质是凯恩斯主义（克林顿总统自称走的是介于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综观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内涵及政策主张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于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除传统理论所说的“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外，还有“不自愿失业”，若不加救治，这类失业将引发自下而上的革命。因此，他改变了传统经济学强调物价稳定的战略目标，而主张把保证“充分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和实现经济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二，对于经济危机及失业根源问题，凯恩斯归结为由“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和货币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平恰恰取决于“有效需求”。他认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将导致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其三，对于如何实现就业均衡的问题，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在自由放任的状态下，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为此，就需要扩大政府机能，对经济进行干预。
可见，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就是“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反复强调，“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量之限制”[1，P91]，这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出发点。鉴于在自由放任的社会状态下，“非自愿失业”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单凭自发的供给和需求，或自发的储蓄和投资的均衡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决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把增加和稳定就业的希望寄于增加和稳定投资上，但他不同意把投资完全委托私人资本家，而是主张实行“投资社会化”，由国家、政府来总揽。“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的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的境界，其唯一办法，乃是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 [1，p325一326]。
对国家总揽投资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来源问题，凯恩斯提出以“举债支出”，即推行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与此相适应，他抛弃了传统自由经营论的货币数量论和物价稳定的理论，设计出一个“半通货膨胀”理论:在就业不足的前提下，增加货币数量可以扩大社会支付能力、压低利率，从而刺激消费、诱发投资，促使“有效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在保持货币工资不变的条件下，用提高物价的办法还可以消弥或缓解政府的债务压力。
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的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从1998年到2003年共计8000亿元，今年又发行1100亿元）、增加赤字、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也是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针对当时的有效需求不足。当时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之一，是基于实行的多项货币政策措施效果不显著、中国经济落入了“凯恩斯陷阱”之中的判断，实行赤字政策可以将经济拉出陷阱，然后再丢掉赤字“拐杖”（黄飞鸣，2003）。对此政策效果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曾做出过评价，详情请参阅黄飞鸣（2003）、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马拴友（2002）以及刘国光（2002）和王美涵（2002）等。这里笔者不再赘述，而对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想从国有企业改革或改制的角度加以分析。

二、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思想导向及评析
从扩大自主权和利润留成算起，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近20 年的历史。如何评价这项改革的成效？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十几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是失败的。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种不成功可以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人所共知的事实，并被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企业经理、以及普通民众所分享（张维迎，1997）。
罗先初(2004)认为从1990年代初开始，为优化和调整国有企业的产权体制，国家就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兼并、联合、重组、破产、承包、租赁、经理人和职工持股等，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但从国有企业改制的效果来看，因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企业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问题，所以国有企业改制的目标还远没有实现。
这里我们应注意：国有企业“改革”与“改制”只差一个字，涵义却相反了。按照中央的方针，国企改革的本意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将国企搞活、搞好。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本来应当是形成足够有力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在这个前提下以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保障职工权益，减缓改革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福利的冲击。
而“国企改制”，是指我国对国有企业从产权制度入手进行的改革，是要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将国企搞死，乃至消灭。请看近20年来的流行思潮的关注点：就是单纯强调发展其它所有制成分的企业，企图以此逐步缩小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而使其消亡。对国有企业本身，它先是鼓吹“放权让利” ，后是大力推进“产权交易”、不同所有制混合经营，最近几年则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改制”为旗号，公然将国有企业逐出中国经济活动的舞台，实行少数人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权贵私有化。
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不但造成了先于收入两极分化的消费两极分化，为社会上的财产两极分化提供了土壤，而且使国有企业的财务运作陷入混乱，经营状况越来越坏。许多暴富者由此而掘到所谓的“第一桶金”，而大批的国有企业则因此而衰败。
　　 由于至今为止我国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此后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财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张维迎（1997）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个人以各种形式所“占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变成法律上的“所有”。就是十多年来这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绝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
　　 这里笔者无意于更多的评判国有企业“改革”或改制的是与非，仅想谈谈由此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不足问题。

三、国企改制与内需不足
有效需求的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两个方面。
（一）国企改制造成的投资需求的不足。根据凯恩斯理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将导致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决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国有企业改制政策之一是其“退出竞争性行业”。诚如这一政策主张者所言，国有企业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着投资资金的最大部分，且常常带来投资过度和经济过热。但是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就一直构成了投资需求的主要源泉。非国有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当然也热衷于通过银行贷款而造成投资需求，但是由于它们自有资金极为有限，商业化经营后的银行害怕坏账风险而不敢多贷款，因而从资金上限制了它们的投资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下推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政策，等于强行下了一道“不要向国有企业投资”的禁令，只能导致投资需求大幅度减少，造成投资需求不足。
　　 在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时髦理论中，本来就不承认“自然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差别。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竞争性行业”，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就等于国有企业从一切行业退出，等于消灭国有企业。在这样一片“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鼓噪声中，许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地强行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甚至本来生存得不错的国有企业也强迫其“退出”（这有历以宁“靓女先嫁”理论的作支持）。由于对这些还能经营的企业不能通过关闭来强制其“退出”，地方官员们就强迫其“改制”即私有化。这不仅造成了极大的分配不公平，而且造成了许多混乱和职工失业，也妨碍了资金的融通和投资需求的扩大。
　　 在主流的理论思潮里，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晰，认为其必然亏损，进而认为向国有企业投资会增加国家的金融风险，因此而主张不向国有企业投资。不说这种论调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就是在实践经验上也并非一定如此。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20年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有良好的业绩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就是在这20多年中完全新建的国有企业，有许多也经营得极其成功。范例之一就是宝山钢铁公司和大连的华录录像机生产公司。它们的经营成功表明，只要有足够的投资规模和严格而科学的管理，向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是可以有利可图的。在当前投资资金过剩（从2003年银行存差额近5万亿元人民币，城乡居民存款11万亿元人民币反映出来）而投资机会不足的环境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学习宝钢等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加大国家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解决投资需求不足和下岗就业问题。
（二）国企改制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
近十几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使企业的管理层与一般员工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造成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企业管理层少数人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权贵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的几千万员工剥离（1998—2002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多万人，见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也不仅意味着他们按西方国家的定义陷入失业境地，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在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使这些被“剥离”的原国有企业员工在将来可能得不到养老保障。
笔者认为造成我国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也是起因于国有企业改制。十多年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改制”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不归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国企改革20多年来，国有企业职工的人数一直没有增加，最近几年还大幅度地减少国有企业职工，使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越来越多，这不能不增加每个在职职工负担的领取养老金人数；又由于每个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增加值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增加缓慢，而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只能来自于这个增加值扣除工资以后的余额，这就使每个国有企业职工能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越来越低；再加上1990年代某些部门和企业大幅度提高了退休人员的养老费，在当前实行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制下，造成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20多年来的国企“改革”方案都想尽量减少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的职工人数，而无权享受社会保障的职工也没有义务缴纳社会保障费，这使我们面临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越来越少的尴尬。因为至今为止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国有企业。那些消灭国有企业的政策更是会使我们马上面临得不到社会保障资金的困境。以“改制”的名义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在“出售”的招牌下白送国有财产给少数个人。这样造成的国有财产流失不仅加剧了分配的不平等，而且减少了未来可以出售以弥补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的国有财产。
根据乘数原理，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的作用效果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相关，只有增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稳定居民对未来收支增长的预期，使边际消费倾向增大和稳定，才能发挥财政投资支出的乘数效应。然而，国企改制人员剥离，不但没有扩大就业规模，相反失业率逐年提高，城镇登记失业率2001年3.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2002年为4%，2003年为4.5%，加上隐蔽性的失业，中国失业率已经相当高。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的上升会导致实际GDP的下降，美国的经验数据是失业率每上升1%实际GDP下降2%。此外，就业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以及粮棉流通体制等各项改革，加大了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增长不确定的预期，根据袁志刚等（1999）的研究，对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是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主要原因，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严重下降，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微乎其微，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难以实现。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权重最大（约占60％左右），经济增长根本驱动力是最终消费。从中国目前经济状况分析，是需求总量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量增长慢，致使投资乘数变小，加速系数也变小，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发挥不出来，这也使经济增长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四、简短结语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及其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在1950、60年代的西方国家曾独领风骚近30年，“滞胀”的出现也曾使其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挤出了西方国家“官方经济学”的舞台。但吸收融合了自由主义的成果并建立了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又使凯恩斯主义在近十几年来得以复兴，重新占领了西方国家主流经济的宝座，也成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石。中国自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特别建设国债，搞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即所谓的赤字财政策来扩大国内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中国近些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引起的。笔者从国有企业改制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推行的国有企业名为改革实为“改制”是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源，国企改制直接带来投资需求的减少，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国企改制大量原国企人员下岗失业，收入锐减，保障降低，又导致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减少，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因此笔者建议国有企业改制应慎重，国有企业改革应调整方向，回到使国有财产保值增值，并保障处于弱势的广大职工权益的轨道上来。
这样论述，笔者无意于否决国有企业改革或是阻碍国企改革的进程（当然也阻碍不了），但对国企改革的方向应须做出调整，基于产权改革的所谓国企“改制”必须调整，应关注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职工权益，减少改革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福利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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