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中国历史和儒家文化

　　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或许构不成一个独立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真切地触及了中国人在当时所面临的几个最大的问题。从认清问题本质的角度看，是否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第一个问题是民族主义。中国人在古时候并没有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只有笼统的"天下"，具体而言，也是某个王朝，外敌入侵的时候，捍卫的的是"大宋"或"大明"的江山。（在这里，儒家文化出现了一个悖论）

　　从伦理上说，臣子要对皇上尽忠，最好到死为止，那么明朝的遗老不该事清，另一方面儒家本质上又是文化主义而非民族（国家）主义的，就是说，只要儒家之道还被尊奉，谁统治其实是次要的，所以汉族文人为康熙的四库全书效力是理所当然。）到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一个特定地域，疆界，主权的"国家"始成型，由此而来的观念也逐渐强化。清朝灭亡前，这种民族意识首先表现为汉族对满族的不满，（孙中山言驱除达虏）也开始表现为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排斥。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初追求的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第二个是民权主义，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

　　认识到人民应当有基本民权并将之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对于中国这个从来视人民为草芥的国度是了不起的，也是近代西方文明影响的结果。接下来是民生主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存，生存而要成为一种主义，完全有拔高之嫌，按说这一条并不如前两者那样具有"主义"的崇高性形而上学意味，后世还有人讥讽说孙大炮不学无术，闹出了"民生主义"的笑话。然而民生主义不是笑话，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下，人民的生存恰恰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人民的生存成为问题，既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也不是清朝统治的结果，其实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痼疾，孔子到处游说，期望的是恢复周文王时期的统治，周文王时期据说是非常繁荣且安定团结的，只是后世"礼崩乐坏"了。孔孟都寄望于贤明的君主能施行仁政，恢复过去的祥和。不论周文王的黄金时代是否存在，按《孟子》的记述，至少在春秋时代，中国百姓就已经生活得相当凄楚。《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就对君王指出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就连好年景百姓也没有好日子过，灾害和战乱就更不必说，孟子把这种现象看作是统治者不体恤民情的结果，他和孔子对君主们的反复苦口婆心的游说恰好证明君主们中极少有把自己子民的生死福祗认真对待。

　　但是孟子一切的思辩的出发点，他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教他们如何更有效地管制人民。人民在孟子的眼中，需要体恤，也蕴涵着巨大的力量，但他们相对于君主贵族而言，是等而下之的。"劳力者治于人"就规定了中国社会大多数的民众永远合法地处在被管制的地位。而儒家思想倡导的严格的社会秩序，就是为了维持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压迫。所谓"仁政"，只是对君主的一种未必有效的劝说而已。

　　诸子百家当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家--墨翟和杨朱。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具有初步的和平主义和博爱的倾向；杨朱鼓吹追求个人利益。从今天的观点看，这两者很早就具备了西方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又经过启蒙运动才确认的个人权利和平等，博爱观念。如果这两者的思想能在中国有更大的影响，或许中国的社会发展会有所不同。

　　但是，对于孟子的正统思想来说，墨杨两家是全然不可容忍的异端邪说。《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评论这两家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儒家思想看来，强调自我的最大危害就是会损害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兼爱的罪过则是淡化了父权。在儒家竭力维护的君权和父权面前，一切个体都是微不足道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墨杨学说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两个本可以对中国思想文化有积极贡献的思想流派就此消失。另一个和儒家并存的流派是道家，道家的得以存在和它的消极本性有关。道家不是一种可以作出积极贡献的流派，它没有无父无君的罪过，但它的阴阳转化观，死生同一，出世避世的行为和观念却为中国的精英层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精神麻醉剂，也是积极干预时政的儒家的最后避难所。

　　儒家既讲仁政，在其登上了统治意识形态的宝座后，仁就应该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但事实是，汉代以后的民生艰辛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并没有比孟子的时代有所好转。在汉代的独尊儒术和政权大一统之后，中国并没有在民生和基本民权上有所进步，而是开始培育和发展起一个世界上最为完备发达同时也最为腐朽的精英官僚制度，相对于西欧和日本，这个制度的先进性在于它首先结束了封建领主的分封割据局面，从秦始皇开始，就建立了由中央任命地方官吏的郡县制，又在汉代得到加强。另一个重大发明是科举制。

　　科举制打破了贵族门第对权力资源的垄断，建立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官吏选拔制度。与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的西欧和日本相比，在中国，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之间通过年轻人的读书考试，获取功名实现了由下至上的流动。科举考试建立在对儒家经典的无条件接受之上，由此产生的社会上层精英就成了既有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以及其所有缺陷的负载者，比如轻视劳动和实证科学，技术，轻视商业等，这些都对后世中国的发展道路起了某种决定性的消极作用，并最终在19世纪后与西方的对垒中暴露无疑。

　　由于儒家文化对于人的权利和追求的压制和对君权父权的竭力宣扬，对商业技术的轻视和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整个中国社会围绕着伦理-父权，政治-君权的核心运转。代表这一核心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也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者和特权阶层，在掌握了社会权利和资源后，形成了一个日益庞大的，相互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身处下层的平民虽然人数众多，却处在实际的边缘状态。事实是：在社会阶层模糊，且具有流动性的外表下，中国社会分化为两层--既得利益和非既得利益，剥削压迫与被剥削压迫。尽管下层的部分人员可以通过求取功名跻身于上层，这种机会的相对平等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有一种平等的观念和行为。用鲁迅的话来说，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事实上，所有身处上层的人，不论其背景如何，都自动加入到了一个相互勾结，扩张和维护个人政治经济利益，以及漠视民生甚至压榨下层平民的既得利益群体之中。《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和《水浒》中的高太尉都是属于这个上层，西门庆则是依附于这个集团的外围流氓分子，这个群体同样非常庞大。普通的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小贩则统统属于社会下层。在掌握了一切政治，经济，司法资源的上层面前，下层非常脆弱。市民则被官府和流氓欺压。林冲这类社会地位上属于上层但社会关系上处于游离状态的人最终也会被挤兑出局，成为牺牲者。农民的土地被兼并，被高利贷者剥削，在荒年流离失所--中国的以官僚上层和皇帝为运转核心的体制对于下层的赈灾和其他福利是非常低效率的--最终被迫走上了暴力反抗的道路。上层总是在每个朝代的初期对下层作出一定让步，然后在中后期暴露出其贪婪和不仁的本性，在儒家道统的包装下，把下层的生存空间逐步逼迫到退无可退，只有以暴力相对。

　　儒家的仁义学说并不试图去解释统治者的残酷行径造成的悖论，也无力解释。因为权威统治的绝对性早已使"仁政"成为理想而非现实义务，它更无法提供一种有效缓解社会矛盾的治国方式，但它的圆滑性在于：当要求老百姓接受统治时，它的一切关于忠君的学说天然有效，而当民众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的时候，儒家又可以用另一种理论来使推翻一个王朝的行为合法化。即该王朝的天命已尽，如孟子所说，"王无道，民可诛之"。

　　孟子一边教会王如何制民，认为天经地义，一边又教民如何在适当的时候诛王，看作理所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人一面做顺民，一面做暴民，"彼可取而代之"的革命精神古已有之，而且怎么做都符合儒家的思想，但永远在被压迫与压迫中循环。

　　推翻一个皇帝和自己做皇帝都在同一个逻辑之内，所以中国任何朝代都是尊孔孟，读四书五经的，中国就这样被套进了永远无法摆脱的周期性社会震荡和以暴力革命实行朝代更替的死结。

　　儒家的另一个圆通理论是，一方面强调臣下对君主尽忠，所以中国人推崇文天祥和史可法，另一面，除了直接的军事投降外，也并不谴责为下一个王朝效力的前朝官吏。儒家本质上是非"国家主义"的，更多的是"文化主义"，任何一个外来政权，只要承袭儒家道统，就自动承袭了政权的合法性。

　　所以，虽然吴三桂作为军事将领带上"卖国"的帽子，但文人效命于康熙字典和乾隆的四库全书并无罪过。

　　中国的两极化社会的形成和巩固也根源于儒教社会中的价值单一化。读孔孟之书求取功名成为实现社会价值的唯一手段，社会缺少医生，律师之类专业人士及相应的尊重。商人则受到排斥，只有和官僚阶层结合才能获得一席之地。宗教力量--佛，道都是政府的附庸，不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制衡力量。最为可怕的是，每一次的革命的成功都把原来的革命者极其追随者改变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照样盘踞在下层民众之上。作为革命党的国民党在获取全国政权十年之内就转变为一个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和官僚集团。以至蒋介石在三十年代时目睹腐败现状惊呼：中国革命已经失败。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专门分析的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勒索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关系一般，很难说它代表哪一个阶级利益。费正清最后的结论是，国民党只代表自己的官僚集团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先进的社会理论指导下的一次。这次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土地制度，男权主义及上层对地层的残酷压迫进行了大规模清算。中国共产党超越于中国国民党的地方在于其鲜明彻底的革命性。在国民党统治后期，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蜕变成保守的传统文化和儒教的继承。它既排斥共产主义的激进革命，又不认同西方的民主，最终企图回归孔孟之道来寻求治国的意识形态基础。

　　除了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仇恨之外，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中国自身根本问题的理解。国民党认为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剥削和压迫，而农村甚至从古至今处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美妙状态下，并不需要激烈的改造，全然否定民生凋敝的现实和旧传统对人的束缚和压抑。中共则坚定的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尖锐的社会矛盾，社会的解放和进步必须依赖于一场由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实现下层社会的解放和"当家做主"的愿望。国民党政府中所依赖的社会精英层在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犹如沧海一粟。然而，当中国社会经过革命，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之后，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一元化，绝对权威的树立和对个人权利同样的漠视又开始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特权上层。这个上层的出现使得革命的理论和国家的政体变得尴尬不已，也是曾经使毛泽东备受困扰的一个悖论。

　　毛泽东想解决这个新特权阶层压制广大下层的问题，因为这不论对于他作为革命家的个性，中国革命的宗旨，成千上万人牺牲的革命历程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然而，当毛泽东想要解决这个历史痼疾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革命性的方法，同样未能逃脱历史宿命的规定。由于经验体制所限，毛不可能设想出三权分离，司法独立的西方模式，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样的地忽视共产党自身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可以产生的反映民意，调节社会冲突的作用。他更绕过他对之失望的党的官僚体系--在他看来以刘少奇，彭真为代表--而凭借个人魅力向青年学生和民众发起号召，要求他们起来直接冲击上层结构。毛的号召对于的确已经处在受压制阶层的民众无疑极具诱惑力，中国人内心的破坏欲，暴力倾向，"彼可取而代之"的反权威倾向又一次被激发起来，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国家领袖的鼓励之下，谁又能说，这不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呢？当狂热消退的时候，破坏已无以弥补，中国人为自我解放的梦想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上层-下层的社会关系基本模式，依然没有改变。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还有了进一步加剧的倾向，老政治特权阶层凭借权力迅速实现了经济贵族化。关键在于，当毛选择了民粹主义和大批判，夺权的方式的时候，中国又一次错过了在制度之内用合理有序的方式调节社会冲突，实现一定的人民权利的机会，又回到了逼迫-造反的历史老路上。不过，毛的"造反有理"并非无条件的。他可以鼓励学生和工人造反，却又不能容许右派知识分子提意见。这和孟子的思维方式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处。孟子可以接受民众造反，却认定墨杨是禽兽不如，认定社会动乱的根源是"处士横议。"就是说，异端邪说的传播远比百姓造反可怕。后者无论如何造反，最终脱离不了道统，推翻皇帝做皇帝，仍在传统中打转，但异端邪说的传播者，独立的思想家就不一样了。他们一旦得势，是要连整个道统都可能不想要的，是江山变色的大问题。按孟子的指责，墨子一旦搞起博爱论，不是连皇帝都不想要了吗？杨朱一旦宣扬个人主义，不是连他爹也不认吗？

　　中国的历史总不免让人想到近邻日本。不论在地理条件，民族性格和社会结构上，日本和中国可以说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经历了约800年的幕府时期。这个时期类似西欧的封建制--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封建制。而中国的"封建制"更适合叫做极权统治。"日本虽然名义上有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但掌握国家政权的是将军，大名则是地方割据势力。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与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没有迁徙自由，同时土地也不能自由买卖。（直到明治维新才解除禁令）从表面上看，日本的封建政治文化远不如中国发达，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日本的崛起时，眼光已经越过明治维新而试图从幕府时代找出其根源。幕府的800年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段长期的和平时期，而这段时间之内日本的各领地之间作为相互竞争的经济单位发展各自经济和技术。在中国已经可以换三至四个王朝的时间内，日本并没有发生过一次民众起义。社会稳定和经济，技术，教育的平稳发展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频频诱发农民起义的贫穷和腐败在日本社会并未引起社会由下而上的动乱。

　　其一，从伦理上，日本吸收了儒家文化中忠君和等级秩序观念，也效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天皇制度，但同时儒家文化也并没有在日本占据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一方面日本天皇制度不是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而是分封建制的地方自治。另一方面日本文化并不认同"彼可取而代之"的造反有理思想和暴民意识，因此日本可以很快接受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平等观念和法制意识。在二战日本战败之后，日本人并没有将责任归于天皇，因为天皇的神性注定其不会犯世俗意义上的错误。日本人决不会认为用暴力推翻天皇是理所当然的。其二，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虽然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甚至其与领主间有人身依附关系，但其农村阶级关系，并没有中国紧张。领地上的农民有法定的自耕地，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不致出现极度匮乏的局面。

　　同时日本农民的利益比中国民众的利益受到更多的国家照顾。在著名的研究日本人性格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菊花与刀》中，作者Benedict提到日本的农民为维护自身权益向政府申诉的例子。她指出，大多数这类抗议不公的请愿最终都得到了有利于农民一方的裁决。另一方面，领导请愿的组织者会因为以下抗上而受到惩处，两者并行不悖，民众则平静地接受对其首领的惩罚。这中间的涵义非常深远：政府既要维护现有伦理秩序，尊重现有法律，不鼓励暴民行为，

　　同时政府对民众的合理要求适时予以满足，从而有效化解了可能的社会危机。由此，在日本的等级社会中，每个等级的人，只要认同自身的特定角色，相关权益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这种保障使得社会暴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极度不公产生的群体性的压抑和愤怒--受到遏制。

　　而在社会两极化的中国，由于儒教伦理天然缺乏对下层权益的基本尊重，仅仅寄望于统治者实行"仁政"，政府和法律都不去有效维护下层民众的合法利益，民众在日益狭窄的生存空间中只能铤而走险，诉诸暴力。同时，法律由于成为上层压迫下层的工具，其严肃性在被上层扭曲的同时也受到下层的无情嘲弄和抛弃。《水浒》中的好汉都是法律意义上的罪犯，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和被逼杀人的背景下，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逃避惩罚是理所当然的。在体制内对危机的化解或许是日本社会近代演变的最大特征，而和平表达民意的管道的匮乏则是中国一再爆发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历史充满暴力和周期性，破坏性的社会震荡，但其整体延续性确实是举世无双的。改朝换代其实就成了中国文明内部自我革新的途径。在世界的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国文明是唯一留存至今，且仍然在试图自我革新的一种文明。和其他衰亡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有几个特有的优势。从地理上看，东面临太平洋使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不可能有来自东面的威胁，直至出现了近代的英国还上贸易和强权；而西部的高原大漠也阻隔了中亚文明的可能入侵，虽然唐朝军队在公元751年被阿拉伯军队打败，但地理的因素使阿拉伯军队没有机会象摧毁埃及一样打击唐帝国。从内部来看，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恐外，排外倾向。从北宋开始，中国在与富有侵略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就处在一种被动的局面。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人原本具有懦弱的天性，儒家文化对"文"的推崇和对"武"的轻视进一步使中国缺少真正强大的军事力量。北宋时期开始，政府就不断用物质手段来安抚其在军事上无法真正战胜的北方民族，以求苟安，但就是这样，辽和金也仍然把宋王朝赶到南方偏安，等到蒙古大军到来时，南宋已全然没有存身之地。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甚至指出，汉武帝的"和亲"其实就是一种软弱退让的态度，更是后世割地赔款以求和平的肇始。但儒家文化的内聚力也使得中国人不可能象印度人一样被英国殖民统治数百年，并且完成自身的西化。在封闭的宗族社会中形成的依靠"亲"，"熟"，恐惧陌生人和外界社会的文化心态在受到挑战时激起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最终会让中国人从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短暂清算走向对仇恨外敌，把一切罪恶委过于外国人的思维定势。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虽然开始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并发起了试图否定儒家道统的新文化运动，但随后的袁世凯政府对日媾和和凡尔塞会议外交失败，又让中国人走上了仇外的道路，从难能可贵的自我批判转向了对外批判，民族主义淹没了启蒙主义。一旦民族主义狂热发作，中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向儒教寻求精神指南。

　　假如中国一面加速社会两极分化而无法用体制内的合法方式加以调节，一面又再度膨胀狂热的民族主义，忽视内部弊病的累积或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纠错手段，同时无法解决最高权力合法继承的问题，现政权很可能又将是王朝更替链条中的一环，更替时的巨大的社会动荡和财产，生命损失，社会资源损耗又将再度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

　　从历史上看，似乎也有理由相信现政权可以维持相当长的稳定统治。中国在秦朝的短暂暴政之后是汉代的文治武功，隋朝的灭亡后有唐朝的鼎盛，在国民党时期的内乱外患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在付出了惨痛代价后也已在某种意义上重建了一个盛世景象，尽管内部危机重重。

　　毕竟，前代的教训是会被后一朝的人们铭记的，但问题是，新朝代的治理，领导者的能力和道德总是处在逐代递减的状态，而社会结构模式并没有实质性的重大变化。中国的将来，也总处在扑朔迷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