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世道衰微，但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却带来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自由学风。对上古“礼”制的反思与重构，是当时思想界讨论的主题之一，这些思想家历经几百年的思索，在礼崩乐坏中完成了对礼乐精神的总结与提炼，并在礼乐精神的指导下重构“礼制”。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一思想成果，对从秦汉至晚清的中国政治生态、文化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伴随着鸦片与枪炮席卷东方世界，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洋务运动的“师夷之长、中体西用”，到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批孔”，中华古国的礼乐文明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21世纪的桥头，反观这一个半世纪的历程，“礼崩乐坏”这四个大字不禁又浮现在脑海之中。

近二十年，中国渐离动荡而入社会转型之中，有识之士开始文化反思，古礼研究璨然成为显学，涌现出一批从事“礼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梅珍生博士的《晚周礼的文质论》，实为近年研究“礼学”的一部力作。

探讨礼的哲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哲学语境的还原，可以说，诸子对于礼的反思，正是中国哲学发生的主要进路，也是后人探讨中国哲学最恰当的方式。惜乎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使得今人对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的描绘、对中国哲学固有的范畴诸如天人、道器、文质等等，都只能依傍西方哲学的话语，才能为世人所了解。对于这种“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途托钵效贫儿”的研究方式，作者是颇不以为然的。作者精研原典，采铜于山，勾玄提要，用中国哲学自身的语言，对我们熟悉的语孟老庄荀等原典，作了全新的解读，为我们对先秦诸子的了解，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春秋战国时代，既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礼乐文明的奥旨得以充分阐扬的时代。梅珍生博士的《晚周礼的文质论》，在“晚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选取儒、道两家的思想为代表，围绕着礼的“文”与“质”关系展开论述。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依据“三礼”，着重探讨了祭祀的仪式与礼意、礼器与礼意、恭敬撙节退让的礼学意义，通过对郊祭、社祭、宗庙祭所体现的人文意义的分析，揭示了晚周礼的精神特征。下编则探讨了孔孟老庄荀五家关于“礼”的文质观，通过对他们礼学思想的具体剖析，揭示了晚周礼学产生与发展的内在理路。上下两编前后呼应、上下贯通，紧扣“文质”这对范畴展开论述，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

作者指出，礼的文质是一对极具涵盖性的范畴。从宏观上看，它们是对社会文明状态的总体概括，文质的不同，反映了一个时代礼乐制度的发育发展程度。在微观层面上，礼的文质关系反映的是礼的形式与内容、礼呈现的样式与本质的关系。礼之“文”既包括国家的重大制度，也包括人们的社会交往、婚丧嫁娶和饮食起居等日常活动的礼节仪式。相对于这些外在规范来说，思想家们对礼之“质”（包括礼的本质、功能、精神）更为关切，因为礼之“质”所反映的就是人的本质。

作者在探讨诸子对礼的文质关系的反思中，浓墨着笔，颇多创获。诸如将古礼区分为“重文”和“重质”两种类型，比较合理的消解了《老》《庄》文本中关于“礼”的论述的内在矛盾；从“文质”视角来理解“礼仁”关系，突破了以往对孔子的仁礼统一观之直观解释的局限，深化了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全书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以“文质”贯通各家的礼学思想，揭示了“文质”范畴的演进与晚周礼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全书梳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同时吸收了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立论精审，以具体的感性材料印证抽象的哲理，丰富和深化了先秦哲学的研究。

夫子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吾今曰：“作‘礼’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人文情节。孔孟老庄、诸子百家于礼崩乐坏之际，秉此忧患精神，纵论礼乐，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延续文化慧命；梅兄于三千年之大变局后，以守先待后之文化心态，纵论礼之“文质”，有述有思，梅兄其有忧患乎？

的确，在《晚周礼的文质论》的字里行间，流露了人文学者本能地对财神之于道德秩序冲击的警惕，也洋溢着作者对于人该享有的富于人性尊严的、文质符合的生活的呼唤。作者表露的价值取向与我们喧哗的时代呈现出了巨大的反差。在传统的道德秩序被财神的豪气冲得七零八落的时代，作者居然张扬礼的秩序意识；在这个为了利润人们甘冒上绞刑架风险的世风中，作者竟然揭橥礼的谦卑精神；在这个以损害良心的方式赚钱、用损害健康的方式花钱的时代，作者却固守在象牙塔中，呼唤礼的优雅、与富于人性尊严的文化生命。这一切都与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背道而驰。面对世俗形形色色为财神所装扮的珠光宝气、香车宝马之类的眩目之“文”，作者却不合时宜地记挂着与神奇的市场法则相反的礼的关爱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