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本质上是文化问题。应当认为，问题产生于所陷入的文化误区。由于文化的本体是哲学，因此，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最终应归结为哲学问题，人类所陷入的文化误区最终应归结为哲学误区。

文化存在的问题，使人类进行不断的理性探索。把人类文明导入正确的方向，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所以，人类的文化在没有达到大同之前，为了寻求最佳的文化模式，就不可能停止学术研究。人类的存在只要没有达到自在而自为的境地，就不可能停止哲学思考。对人类的文化积淀进行反思，推定文化的终极模式，“为生民立命”，“开万世之太平”，是学术研究应有的价值承诺。面对人类文化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决定了当代学术研究的多学科性。然而，由理性的基础所决定，首先应进行哲学研究，从而能对人类建构的所有文明形式──哲学、科学、及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建构普适性的人类哲学和文化模式，使人类的文明前进在正确的方向上。显然，由人类厚重的历史及文化积淀所决定，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在比较文化学、比较科学和比较哲学中进行深入的探索。

为了保证人类文明的正确路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其一，哲学体系的一以贯之，以保证对本体、主体和客体的正确认识；其二，文化模式符合人类的自然即自在的生存本质，自为和自在与生命统一，实现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其三，理论模式的可操作性和持久性，即理论模式应当与社会历史实践统一。

显然，只有这样的文化模式才能称为人类文化的永恒之道，简称“恒道”是也。中国文化早在几千年前就产生了恒道的理论形式，以为天下之常经。

“恒”在汉语中的意义，一般解释为“常”、“久”之义。“恒”之所以能“常”、“久”者，“恒”自为而自在于“中”也。恒之本体，为天地之“中”；恒之主体，为神思用“中”。是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系辞传》），“神也者，妙万物而言者也”（《说卦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帛书老子》）。由“恒道”而知，人的思想只有把握“中道”，才能把握天人地之大化流行，因此能以“恒道”应万变。就其理论模式论之，“恒道”者，中国之哲学逻辑是也。所以，把“恒道”外化为哲学理论形式，是推定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必由之路。

然而，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以西方哲学为座标的研究误区。学界论及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中国文化及哲学研究出现的代表性问题，是陷入西化误区必然发生的问题。如果把“合法性”问题一以贯之，那么，这即是一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这显然把问题的思想理路推进到了“西学东渐”之后产生的“体用之辨”及之后发生的“全盘西化”，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化的“合法性”问题，形成历史和逻辑的非统一性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反思中必然逻辑的论及中国文化的“恒道”，使“合法性”问题与推定中国文化的“恒道”，成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论之，中国文化暨中华民族究竟何去何从！如果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诞生了孔子、老子那样的思想家，在“轴心时期”创制了优秀的文化模式，然而，在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之后，却在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显然，这一历史和逻辑表明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这就是说，即使有孔、老这样的思想家，即使产生了辉煌的中国文化史，但是，中国文化却在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上存在着根本问题，所以最终要让位于西方文化。难道历史的逻辑是这样的么？难道先哲创制的中国文化就是为了在几千年后退出历史舞台吗！那么，何以解释中国文化能够绵延不绝、养育了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产生了浩如烟海、举世无双的文化典籍。这究竟是什么问题！我把上述问题称为中国文化的二律悖反。

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的“文化精英”在反传统文化的同时，许多西方的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表明了中西文化的二律悖反。可见，中国文化在现代陷入了双重悖论。在双重悖论中的中国现代文化，任其发展，最终不但断送中国文化，而且将断送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优秀民族。显然，只有解决了双重悖论，才能正确认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似乎表明现代以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历史和思想逻辑在基本性上取决于主体（“五四精英”）的浅薄和功利性，而不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进路所决定，那么，就有理由对现代历史和思想逻辑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对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全盘西化”以来进行的反思表明，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精英”们奠定了现代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化的二律悖反。

由于历史性之误（后儒对“轴心时期”建构的文化经典的误读）和现实性之误（“精英”们在后儒之误中又陷入西化的误区），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非常艰难曲折。问题表明，中国文化的二律悖反表现为现实的反历史性，西化是反历史性的基本原因。毫无疑问，人类的现代文化是把西方文化作为主流模式，这是中国选择西方文化的理由之一。然而，这是忽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有些甚至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所作出的选择。历史将表明，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选择，即有愧于先哲，更无颜于后世。在人类面对许多艰锐的问题、面对西方文化模式带来的灾难面前，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提供解决问题的思想理路，使人类的文明在符合人类生存本质的方向上发展，这既是历史的挑战，也是历史的机遇，我们应当有所贡献。

中国的现代文化进路决定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异化性质。由于受“全盘西化”的影响，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步入了西化的误区，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中国的“恒道”文化与哲学研究，是一个开拓性的学术进路，任重而道远。《恒道》辑刊肩负这一历史使命，将大力推进中国文化之“恒道”及“恒道”的哲学研究。显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无论是《恒道》辑刊，还是学者队伍，都需要在长期的工作中，进行学术积累。因此，目前《恒道》辑刊的选题只能是有关对中国文化正本清源方面的内容。所以，举凡《易》学、儒学、道学、佛学、中医哲学及有关中西哲学、科学的反思而论及中国文化之‘恒道’者，均为辑刊的选题。《恒道》辑刊以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努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建设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思想流派。

中国文化是否具有对人类存在的本质性认识和哲学本体论建构，决定了中国文化价值之所在，这是中国文化是否可能复兴和是否有必要复兴的前提。虽然“恒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但是，由于在历史上造成的曲解，使之在当代的人文环境中理解“恒道”，已十分困难。所以，在正本清源中追寻中国文化的“恒道”，这是《恒道》辑刊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中，将逐步明确中国文化的本质，从而建构以“恒道”为理论主体的中国文化体系。显然，距离这一目标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应当认为，“恒道”的本体论建构保证了中国文化的“恒道”性质。所以，从哲学角度论证中国文化的相关问题，将是《恒道》的中心内容。本辑的内容表明，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向前推进。

不理解西方文化，就不能在本质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我们绝不排斥西方文化中那些优秀的组成部分，借鉴西方文化的历史进路和思想理路，能够更好的推定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恒道》辑刊虽然以复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已任，然而，其理论建构在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都要求其与人类文化的发展进路统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尊孔读经”，而是以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精神，以中国文化为本体，中和贯通人类所有的优秀文化，这才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因此，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所有遗产，借鉴西方优秀的文化及哲学理性，使人类文化的“恒道”建构于坚实的理性反思中，这是《恒道》包容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正确的理性进路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中和贯通”。

我们的思想理路只有与历史和逻辑统一，才能正确推定中国文化的“恒道”，在“中和贯通”的基础上，进而建构人类文化的“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