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0年代以来，关注中国近代佛教的学者渐渐多起来了，由于他们的努力，以杨文会、欧阳竟无和太虚、虚云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近代佛教史上的风云人物又出现在学术著作和刊物里，他们的传奇身世、甚深智慧和渊博学识激动了人们的心灵。这些曾经煊赫一时，后来又几乎全被遗忘的居士和高僧们的重新复活，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提供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对未来思想和学术建设的价值，而且体现在他们为法忘身的殉道者精神对于纠正今日中国文化学术界之浮夸虚伪的价值上。所以我认为应高度重视关于中国近代佛教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程恭让博士的大著《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1月第1版），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目前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欧阳竟无（1871棗1943）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佛教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热忱和孤愤气质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一个“能转时代潮流而不为时俗所移的大思想家”（王雷泉先生语）。他不仅提出了“独步千祀”的佛学思想，而且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佛学人才，其中包括象吕澂这样的本世纪数一数二的佛学大师，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对于这样的一位伟人，多年来没有全面整体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所以程恭让这部著作的问世是十分令人高兴的。

这部长达３5万字的著作，是作者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佛学思想研究的心血结晶，其中贯穿始终的深思慧解和人生与文化关怀，令我非常感动。本书表明，中国新一代佛学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观念、方法与研究手段上的进步将开辟中国佛学研究的新时代。多年来，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的佛学研究远远落后于国际佛学界，尤其是东邻日本，这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佛教大国的历史和现实极不相称。程恭让博士的才学和献身佛学研究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佛学界重新登上国际佛学研究颠峰的希望。

二

关于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事实上有三种诠释模式。第一种是站在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上，认为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及社会难以相容，真正对中国思想史有长久影响者，必是经过改造的、中国化的佛学。这种中国化的向度虽为许多学者所认同，实际上却大有问题。如果印度佛教思想真是与中国社会难以相容，则其断不会在中国获得传播和发展。中国人自己从印度请来了佛教，证明中国人需要它。佛教思想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但它能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高层次需求。至于中国化的佛学，虽然影响久远，但未必符合佛教的本义，需要如理如量的思考辨析，不应从民族立场出发而盲目予以赞扬。

第二种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反对对“佛教中国化”作“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辩解，而倾向于从“佛教化”的立场和向度来进行解释和评价。如王雷泉先生认为，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宗教传播学上的概念。在对华传播的过程中，佛教获得了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也因佛教的加盟而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因此，中国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国弘传的历史，是灵与肉、精神与物欲、法性与无明此消彼长的心路历程。其次才是世俗层面的中国文化重建内容的演进史。（《中国佛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红尘滚滚话人生》，民族出版社2000年１月第一版第72-73页）这种观点从佛教的立场看自然是正确的，但一般佛教外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恐怕难以认同。

第三种就是程恭让博士在本书中提出的“面向中国佛教思想创造自身”的解释模式，在我看来这是迄今最好的中国佛教思想诠释模型，能够圆满地解决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佛教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生长规律，以及佛教思想加诸中国文化的影响等诸问题。其要点为：中国佛教的思想创造，乃是在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这一特定及前定的结构中，所进行的佛家思想创造活动。因此，中国佛教的思想生发必然要表现出两种思考的向度，一是“佛教化”的思想向度，一是“中国化”的思想向度，前者指向佛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或根本理念，后者则尽量应对中国文化的特殊境遇。一部中国佛教思想史，就是“佛教化”与“中国化”这两种思想倾向相互竞争和相辅相成的历史；任一高层次、高品位的中国佛学思想体系，都必然要以一定的方式，来表现和解决这两种思想向度之间的紧张及矛盾。

“按照这一解释模式，所谓‘唯识之学’的思想性质及成败得失问题，就绝对不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是否融合的问题，而是在‘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结构之下，中国佛教思想活动中‘佛教化’之一问题！”（第14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真知灼见，对于走出以往唯识学研究的误区具有重要意义。

三

欧阳竟无的佛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问，而是“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的生命智慧的表现。程恭让博士用本书大部分篇幅，以简别体用为线索，全面整理了欧阳佛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深入阐释了欧阳佛学思想的深刻意蕴。他这一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欧阳的佛学理论特别是建立在法相思想基础上简别体用的佛家形上学理论模式进行了深入的阐述。简别体用理念，是欧阳一生佛学研究及佛理思考的核心。这一理念区别或辨析了佛法形上思想中本体与现象的存有属性，亦即确认了佛法的本体与现象在存有之属性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传统佛学的一系列失误，则与对本体和现象的混淆有关。（二）对20世纪中国佛学中的两大公案棗“《大乘起信论》疑伪说”和“唯识、法相分宗说”，做了仔细的考证与辨析。欧阳的唯识、法相分宗之说，是欧阳在《瑜伽》学系研究阶段取得的一个重大学术成果，其内涵是要将法相思想的意义予以提升及普遍化。本书对此一见解及围绕其所展开的学术论争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唯识学的真实精神。欧阳的《大乘起信论》疑伪说，从佛法形上学简别体用的理论模式入手，辨析《起信论》在佛理模式上有“以体为用”的严重错乱，对于欧阳这一著名观点，本书一方面判定，欧阳的批评大体符合《起信论》的学理实情。同时又依据“面向中国佛教思想创造自身”的解释模式，善巧和成功地证明，《起信论》的佛学价值应是毫无疑问的。（第475页）（三）对欧阳晚年定论学说做了详细的评说。包含三方面内容：佛法宗趣思想；判教思想；孔佛一致思想。在第一个方面，欧阳的教法宗趣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无住涅槃到无余涅槃的转变，其晚年所提出的“无余涅槃是佛法唯一宗趣”的思想，体现了“佛教化”的思想倾向。在第二个方面，欧阳的教法思想体系，以复现佛法的真实精神为首要目标，倾向于从佛陀“圆音”的角度来理解佛法的性质，提出了“佛境菩萨行”的教法纲领。一方面对中国传统判教思想展开激烈的批评与排挤，另方面对印度佛教的传统判教体系也不无批评和超克。第三方面，欧阳的孔佛一致思想是以“佛教的真精神”作为主导，在佛义格局中所进行的孔佛二家的究竟会通。

总起来说，“欧阳的这一佛教思想体系，结构宏大，理念深澈，既对佛家思想的本义及真义，作出创造性的回应，表现出晚清民国中国佛教思想‘佛教化’的考量向度；又站在急剧变化及错综复杂的时代环境中，对中国文化的根性及时代的繁难课题，作出了相当程度的应对，表现出晚清民国中国佛教思想‘中国化’的考量向度。总之，欧阳的佛学思考及其佛教思想体系，乃是在‘佛教化’及‘中国化’的思想张力之间，来生长及伸展的，这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思潮中的一次高品位的思想创造！”（第123页）作者以上这段极富概括性和总摄性的评论，应是他对欧阳佛教思想的内涵及特质深入体会及阐解的最后结论。

四

欧阳竟无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把杨文会所开创的近代佛教复兴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程恭让博士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欧阳竟无的伟大贡献。第一，欧阳对佛教思想史研究的贡献；第二，欧阳对佛教经论刊刻的贡献；第三，欧阳对现代佛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贡献；第四，欧阳对中国佛教思想创造的贡献。在本书问世以前，从没有人如此清晰地总结过欧阳竟无对中国佛教和佛学思想的创造性贡献，一些学者对此甚至满怀偏见。如陈荣捷在《中国哲学资料书》中的下述提法：“除冯友兰和熊十力以外，在二十世纪还有其他人，特别是欧阳竟无、太虚和尚和梁漱溟也企图重建传统哲学。欧阳竟无和太虚两人只是复兴唯识论哲学，而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陈氏此说即其一例。所以本书对欧阳佛教事业、佛教思想的评述意义十分重大，不但有助于纠正国际学界对欧阳乃至对近代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些错误看法，而且对重新整理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具有重要价值。

从程恭让博士的研究中，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欧阳的伟大人格和思想魅力，这部书的凝重典雅的风格即部分来自于欧阳的熏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欧阳的生命已经融入了作者的生命并通过作者而复活。但这本书的意义决不局限于欧阳研究。实际上，本书涉及了中国近代佛教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和重大问题，本书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虽未必能获得一致认同，但作者揭示了未来中国佛教的重要发展方向：吸收和消化中国近代佛学的研究成果，消解“佛教化”与“中国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实现中国佛教的重新整合。我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能够出现契当代之机而不为当代所转的佛学理论，和“能转时代潮流而不为世俗所转”的大佛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