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曾明确指出:管怀伦教授在构造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时,使用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即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作一个而过程。“而‘过程’说的真正发明人是司马光”,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创的,管教授在方法上是“炒司马光的冷饭”。(1)对笔者的这一说法,管教授无论在致我的公开信中,还是私下谈话里,都坚决予以否认,他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因此谈不上我炒他的冷饭。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同时我在他的冷饭里又加了更多的热材料。”(2)对管教授这样表态,笔者不能不考虑是否有冤枉他人之嫌,因此有必要再写一文予以澄清。
一、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
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认为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对此,管教授在致我公开信中,既未明确承认,也未否认,我视其为默认。
为了证实笔者此言非虚,请看管教授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一文,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做(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罢黜刑法——剪枝弱干”;“议立明堂——公开较量”;“增置博士——表彰儒学”;“绌抑黄老——政治实现”;“制策贤良——理论完成”;“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等。(3)
可见,不管管教授自已承不承认,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无疑。
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不出自班固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最早源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西汉初期,即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无载,西汉时期的所有学者的著作文章对此都无载,东汉初期的学者包括班固的父亲班彪的著作亦无载,而且班彪是最早筹划撰《汉书》的人,班固撰《汉书》是子承父业,完成其父的遗志。
班固在《汉书》中,是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汉武帝初期一件重大的历史和思想史事件来记述的:
他在《汉书·武帝纪》中说:公元前,武帝七年,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鸣呼,何施而臻此与(欤)!今联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欤)!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他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对策的具体情况,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还特别载有董仲舒的对策——《天人三策》,在第三策中明确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班固还在该传的结尾处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另外,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注意: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虽然说过:“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但他并未将汉武帝“罢黜百家”当作一个过程来看,“魏其、武安侯”的“隆儒”仅仅是一般尊儒,而董仲舒的建议才是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以董仲舒的对策为据,并且对策本身就已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管教授说“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这有点不妥。
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是司马光首创
必须指出,班固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从东汉中期到五代六朝时期的北宋初年(4),都没受到重视,直至北宋立国约80年之后,孙复首次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5)此问题才受到学术界的吹捧。但接下来就有个问题,怎么能证明汉武帝在七年采纳了董仲舒这一建议呢?实证是什么?这是当时学术界思考的最致命问题。
为了解决班固这一“硬伤”,司马光才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次提出了“过程”说: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二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分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可见:第一,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由《汉书》中的汉武帝七年提到了汉武帝元年,这是司马光的一个创举;第二,司马光不像班固那样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破天荒地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董仲舒对策;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增置博士;郡国举孝廉;制策贤良等;第三,司马光的“过程”说与司马光当年“砸破缸”一样,确有聪明独到之处,它既紧扣核心主题,又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践过程完整地展示给了史学界,在当时做到了能自圆其说。同时,它既解决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问题,也解决了诸如“举孝廉”、“兴太学”等问题。
因此,司马光是“过程”说的鼻祖。管教授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这是可能也不妥。
四、笔者89年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批判与吸收
应当指出,司马光的“过程”说,也不是无懈可击。这一做法毕竟玩的是“砸破缸”的小聪明,并不“深遂”。后来,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多方质疑。但史学界的主流思想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都持肯定态度,他们或是扛“班固大旗”,或是扛“司马光大旗”,或是对二者进行调和,兼收并蓄。史学家们对此也都心照不宣。
早在1989年前,笔者就开始重视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研究,在89年南京市纪念“五四”70周年的大会上,就提出了自己的新说,认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谎言,实际应为田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在先秦,百家包括儒、法、道、墨、阴阳、名、农、纵横、小说、杂等家。其实,这些家真正涉及到政治问题的不过是儒、法、道、墨四家。汉初,墨家自行匿迹,四家只剩三家。此时道家(黄老)占统治地位,儒、法在野。据《汉书·武帝纪》载:早在董仲舒对策前,汉武帝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秦可。’法家即被罢;武帝好儒,窦太皇太后好黄老(道),武帝二年田蚡等以儒反黄老,被窦太皇太后免官;武帝七年,董仲舒才在贤良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是,早在武帝六年,‘窦太后(即窦太皇太后——引者)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道家即被罢。这能叫董仲舒‘罢黜百家’吗?”(6)
笔者认为:1、我的这一“过程”说,在方法上总的来说来自司马光,是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吸收;2、我抛弃了司马光把董仲舒对策提到汉武帝元年和坚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3、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其“过程”是: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田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4、我首次从“过程”说的角度,肯定了田蚡在汉武帝尊儒事件中的历史地位。
当然,笔者的这一观点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合适,就将其放弃了,于是就撰写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一文。
五、管教授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再讨论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我说司马光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的创始人、班固没有“过程”说、我本人89年采用过“过程”说,都不虚。而且,我们也已知道: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与司马光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不妨在作点比较:第一,管教授与司马光的目的相同,都为了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二,管教授与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相同点:1、“罢黜刑法——剪枝弱干”(管),卫绾罢黜刑法(司马光);2、“议立明堂——公开较量”(管),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司马光);3、“增置博士——表彰儒学” (管),增置博士(司马光);4、“制策贤良——理论完成”(管),制策贤良(司马光)等。可见,二者基本相同,只是管教授的说法有点花俏。
第三,管教授与司马光的的“过程”说的不同点:1、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汉武帝七年(管),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汉武帝元年(司马光);2、郡国举孝廉(司马光),管教授的大作无。3、“绌抑黄老——政治实现”(管),司马光无;4、“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管),司马光无。值得说明的是:他俩在董仲舒对策时间上的不同,只是主要点不同,不是根本不同,因为他们都肯定董仲舒对策事。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不同,都可忽略为零,因为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司马光比管教授多了个“郡国举孝廉”——当然,管教授可补上这一点,补上不是打补丁,是水乳交融。管教授多了两个“绌抑黄老”和“任用儒吏”,不能说司马光就没有,他是隐含在其中了。他的“隐含”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如果谁说司马光真没这两点,就会闹学术笑话,这正是司马温公的睿智之处。
请广大读者和管教授一起看看,我说他的“过程”说是“炒司马光的冷饭”,可能有点臭词乱用,但他吸收的是司马光的“过程”说,应当没有疑义。
管教授说:“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这话不假,可他忘了:吸收别人学说的观点、方法,不一定非要“引用材料”,没“引用材料”的吸收仍是吸收。
管教授说:“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吸收了司马光的根本方法,不高度评价司马光,反说不是来自司马光,这对司马光不公平。“不公平”本身就有“贬抑”的意思在里面。
由此可见,管教授否认他的“过程”说来自司马光恐怕站不住脚,他的其他辩词也没说服力,笔者说他“炒司马光的冷饭”是有事实根据的。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注:
(1)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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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怀伦:管怀伦就“罢黜百家”问题致孙景坛书;见附录。
(3)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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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410" TARGET=_blank>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410
(5)《睢阳子集补》。
(6)孙景坛:论“五四”时期反专制的局限性,《南京社联学刊》(内部刊物),1990年第1期(1989年增刊“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20century/l54sqfzzjxx.htm" TARGET=_blank>http://www.confucius2000.com/20century/l54sqfzzjx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