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论

世界是自在自为，自是自有的存在，而人做为高等灵智生物，自也有他对世界的追寻与诠释，此种追寻与诠释当然有其价值，但是究极来说，此种对世界真实相的追寻与诠释，基本上也只是一种心智建构，并不足以代替世界自在自为的存在。因此，某人对世界的诠释，只能是他自我世界观的一种投射一种表现，导演是他的世界观，而其论述所使用的论点论据，都不过只是受导演〔世界观〕指挥的演员，而他的世界观，也就是通过他的经验、信仰、想象、心态、利益………..所综合创造出来的思维、价值、意义是非的总体框架。世界通过他的眼目，通过他的心灵，通过他的世界观，也就有了他的理解与判断，有了他的论述与诠释，也就有了他安身立命的总体世界图像，于是他凭借此世界图像，导引他一切日常言行与反应，呈现出个人特定的风采与见识。

以上的诠释如果转成儒学式的论述，我们也可以说成体用问题，心性问题。

天道天德下贯而成就人心人性的问题，这在个人来说就是他的天生禀赋。而他后天的学习与各种经验的诠释与积累，就依赖此禀赋之特性而发展，终而形成其思维、价值与意义的总体框架。如果他在每一天每一个事态上的思考与作为是用，那他思维的总体框架就是体。如果他当下思维的总体框架是用，那么他的天生禀赋与学思历程就是体。体是指普遍性，本体性，根源性的存有，用是指具体性，现实性，现象性的存有。在人生过程中，他要学习要成长，要处理他现实人生的种种问题，但无论他如何向别人学习，他都不会丧失其个体性，无论他如何面对其现实情境，他都无法否定他的禀赋，他早年的学思历程会深刻影响他对当下现实之处理。也许他当下很背时很不得意，回过头来追贬其禀赋与学思历程，但是这些已经发生的东西，实在不是当下的空想所能改变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现实，积极奋斗，通过努力来改变境遇，而不是怨天尤人的追贬过去。

我想以上这一例对个人的诠释模式，也可以类似的转用到儒家身上〔即中华文化〕，当西方凭借工业革命后的新武力侵略中国时，中国吃尽苦头，非常背时。于是就有全面否定中华文化，全盘西化的论述提出，这些论述就以科学民主，启蒙理性为标签，认为中华文化的全盘改变，不但是可欲的也是完全可能的，而改变的策略与手段就是以西方所谓的“理性”来改变中国的“非理性”， “启蒙”来改变中国的“封建性”。通过这样的改变，中国也就现代化，也就富强自由了！这样的总体模型其实只是某些人自我的信仰，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但是他们却坚持这是救国强国的唯一处方，不允许反省与质疑，并且四出攻击不同意此一模型的人。这种全面否定中华文化的全盘西化模型，最后集结于马克斯主义之下，而在中国掀起翻天覆地的全面革命，悲惨的故事与愚昧的做为层出不穷，好不容易迎来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改革，社会步入稳定与正常。然而此全盘西化的模型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批判与解构，在改革开放之后，全盘西化模型又变化脸面重新出场，此翻的全盘西化模型，其信仰从马克斯思想改成自由主义，其单相思从苏联模式改成美国模式，美国成了他们最爱最美的乌托邦天国。于是一切人间的是非与价值，都必须通过此总体模型而扭曲，美国违反国际法准则的攻击并占领伊拉克，却成了最正义，最正当的事，是为了全体人类的自由与人道而战。又如青少年儿童读经运动，中国人向其历史文化回归，向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进行探索，在全盘西化者的眼中，却成了走向蒙昧，走向堕落与无知……..。真的，总体思维模型固然成就人的思考与世界，但是也严重遮蔽人的视野与认识，使人成了思维模型之奴，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自由的精神，独立的思考”！难道“自由”与“独立”就只是一套咒语，只要任何人在嘴巴上念上一遍，他也就自由与独立了，也就与神同在了！

此外，还有一种心态立场不是这么样全盘西化的，但也是西化挂帅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不全面否定中华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但认为中华文化的那些价值与意义，已经是过去式了，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中华文化必须“现代化”。粗看来也似乎言之成理，但略一深思，此种思路真类似于前述那个背时的人，为了当下背时的原因，要追贬其禀赋，要以当下现实的某种需要改变其禀赋，他想得很认真很苦，但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空想罢了，无补实际徒然自贬，徒然自我否定与自我矮化而已！言之可慨也！

〔二〕何谓〔现代性〕？

[现代性]一词是人的创造物，人创造符码自有其意图、作用与指涉，但是不同的人使用同一符码，经常表现出不同的意图与指涉，不同的想象与意函，因此若不能先在意图与指涉上有所厘定，则讨论往往变成鸡鸭对话，南辕北辙。我在此处实无能力对[现代性]一词，做全面的意函厘定，只能随缘方便的就所知做一个粗略的综合：

华勒斯坦在《自由主义之后》〈彭淮栋译台湾联经出版〉一书中将　[现代性]做出两方面的诠释，其一是科技的现代性，指牛顿以后所建立起来，运用石化能源所形成的现代科技。其二，意指反中古，反对中世纪的心智狭隘，教条独断，权威主义。[现代性]　指的是政教分离，解放黑奴，自由对邪恶无知的胜利，人对特权者的胜利，民主实现的现代性，解放的现代性。

金耀基先生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引用若干数据后，对[现代性]　做了一个诠释，认为“现代化”即是“世界化”，现代性的特质为：１．工业化。２．都市化。３．普遍参与〔广大的沟通网、大众传媒、大众的政治参与〕４．世俗化〔实证的、理性的、世俗的〕。５．高度的结构分殊性〔专业化、高度分工〕６．高度成就取向〔契约取向〕。他认为「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完全抗拒“现代化”的诱惑，在古老社会的人们心坎里，已激起一种“满怀希望的革命”，这一种心理上的革命使人们对“现代”产生一种崇拜与濡慕，，它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基本的文化取向及价值系统。」

此外，金氏在其书中还引述其它论述，认为“现代性”含有浓厚价值判断，断言现代一定比传统好，采取历史直线进化理论观，而且以西方社会为“现代”之范型，越西方的就越现代，以西方之英美模式为唯一合理唯一可欲的，英美模式且为任何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地最后阶段”。〔此类论述实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语言形式。〕

王晓波先生在《西潮的响应》一书中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殖民地化，其中有认同的意义在内，对第三世界而言是新殖民主义的另一商标，他们接受西方某些技术与投资，为西方提供初级产品、劳务与市场，在表象下的实况就是西方多国公司的垄断与独占。

南方朔先生在《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一书中认为：「被殖民、被压迫国家以西化为母模的现代化运动，….冲毁了弱小民族固有文化传承和痛苦民族经验的堤防，现代化运动也将弱小民族的文化，由殊异性价值扭转到世界主义一致性的价值层围。」在以资本帝国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体制下，”现代”已被偶像化为一种价值，但是此种”价值”却缺乏公道与正义，反而面临严重的疏离与堕落。劳动被物化商品化，工人与雇主分离，”人键”被”商品键”取代，人际走向买卖关系，人与人的连系只不过是私利而已，人的价值系属于其商品价值，商品之生产非基于需要，商品极度无意义的分化，更加重社会的疏离。

综合上引资料我认为：”现代性”并不是指时间上的当代，而指向西方，特别是指英美这两个先后的世界霸主，以他们的工业与现代科技，建设出强大军力，对世界弱小民族进行侵略与殖民，同时将他们上帝的、西方中心的、理性实证主义的、自由民主观、直线进步观、私有企业资本主义以及科技至上、物质中心观[资源的无限开发，成长的无限可能]，当成普世价值向世界全面传布。在军事上，透过各类联盟，各种武力的使用或威吓，建立起合乎其霸权利益的世界秩序格局。在经济上，透过各种世界金融与商贸机构[集团]，主控世界贸易规则与网络，使原殖民地弱小国家，担任世界劳工的角色，提供原物料、劳力与市场，进而以贸易差额不断向核心国家输送剩余价值。在文化上，主控世界传媒、教育、出版、智能产权，既掌握知识经济的核心位置，又对弱小民族的知识精英，进行知识规训、渗透与洗脑，使他们深信西方价值，特别是霸主的价值观是唯一合理而至善的，从而乐于顺从与配合霸主在世界政经领域的秩序安排。在政治上，不问条件的否定自我民族之特殊真实相，而以霸主所描绘的政治体制、政治理念为唯一合法正当，以霸主之政治理念自我要求，自我否定，以丧失自我主体为条件，追寻霸主所建构的政治图像。

以上就是我理解的 “现代性” ，它是以西方侵略殖民为背景，而以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体制为远景。以物质之大量生产消费，政治之选举，思想之理性实证主义为当前努力以赴的目标。这一种现代主义者因为心态上已经认同美式世界体系，所以毫无批判的就接受美式的“现代化”论述，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奉行这一种“现代性”图像，那么他们所渴望的科技生产力，所渴望的民主自由尊严，都会自然而然的到来。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载另一个美国，美式生活是通过军经力量向世界弱小民族剥削，是通过大量的物质供应与浪费而成就的，没有美国的条件，单单妄想通过一国的单方努力，就可以走美国道路以追赶美国，恐怕只是非常不实际的空想吧！至于大拜拜的美式民主，通过一连串程序安排，通过各财团势力，通过大量金钱，通过传媒的掌控以产生总统，一般选民的所谓一票，实在形同强迫背书〔只是形式〕，根本不能在总统的选举与政府的更换上，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可是第三世界知识精英，却任意而煽情的将自己乌托邦式的无边梦想，统统灌入这小小的　“民主”两个字中，然后一往情深，声嘶力竭的呼唤“民主”。所以第三世界各国拼命追求“现代化”也已几十年了，　但失败的比比皆是，许多精英总怪官员贪污腐败，却从不思考这种“现代化”之路有多少可行性？

当然依据天人合一的观点看，存在自也会有其合理性，这个西方 [现代性] 之图像也是有其现实依据与价值追求的，只是其合理性并不应该是固定的，普遍而理所当然的，而应该要看各国的实际条件，实际需要，以自身条件为主的合理参考与运用，才能呈现其有益的价值。如果只将　[现代性]　视为普世而固定的真理，盲目套用与照搬，那也就意味着否定自我的特殊实存与主体性，从而落入西方中心意识的宰制之中，盲目的为他人做嫁衣裳，从而走向自我否定与甘受宰制的地位。

〔三〕儒学与时代性的变与常

在西方殖民帝国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中国虽然没有被灭亡成西方的殖民地，但也备受欺凌压迫沦落到似殖民地的境界，在此过程中，中国兴起〔自强运动〕及其它许多救亡图存的奋斗，经过一百多年可歌可泣的血泪拼搏，直到中共建政，甚至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才算真正的克服了危亡的威胁。在此救亡图存的奋斗中，当然会检讨中国为什么会从亚洲强国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而首当其冲必须承担中国衰败责任的就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因此五四运动就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大呼〔线装书丢茅坑里〕、〔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改成拼音文字〕、〔非孝非忠〕、〔吃人礼教〕……。虽然有 [论衡派] 文化守护的努力，但是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仍是这段历史的主流意识，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通过改革开放，通过海外中华文化的对比与对话，中华文化儒家的亡灵，又逐渐回魂活起来了。魂是回来了，但是文化的犹疑彷徨并没有过去，虽然邓小平有 [摸着石头过河] 的指示，但是如此大国的大政方针何去何从，究竟不能以”摸石头”来了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建设自己？中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在中国建设自己并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中国文化与思想是一种负债还是资源？如果是资源，那是何种意义下的资源？

因此「儒家如何开出现代性的问题」，「儒家与现代性究竟是何关系」？这类问题也就在此背景里提了出来。　

讨论问题首先涉及本末先后的问题，也就是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框架与逻辑进行判断与思考的问题。我想必须先厘定基本思维范畴，也就是一个 “变与常” 的问题。变的问题是　[时变世亦变，世变理亦变]；常的问题是　[天不变，道亦不变] ，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就 [时变世亦变，世变理亦变] 而言，世界当然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人的思想，人的生命，人的社会，地球万物没有什么是凝固不变的。但是此变化究竟不是全然的变化，断裂的变化，如果变化是全然而断裂的，世界将成为不可能，不可能存在，不可能理解。因此变化固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之中，但是常存的、持续的东西也无时无刻不在发挥著作用，这样我们就有了世界，有了各种生物，有了人，有了文化创造与文明积累。

变所涉及的总是具体存在物，具体的人，具体的物，具体的社会与万物。而常是相对稳定的，所涉及的是ＤＮＡ，是讯息，是模式，是能量形式，是某种结构。这变与常若换个方式来说，也可以说成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一个人往下游分殊，可以分成无限杂多，直到细胞，原子，往上游整合，也可以不断形成同一，直到宇宙整体。所以“人”就普遍性的立场看，可以说是某种物质结构，一种生命体。若就特殊性的立场看，他是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身体、心灵、思想、感情……….。所以任何一个人既是特殊的存有，也是普遍的存有，如果不能特殊，他就不成其为“一个”，如果不能普遍，他就不成其为“人”，只要是“人”，就必然生活于此宇宙，此地球，就具备“人”之所以为人的身体心灵特性。当然依据进化论与考古学的判断，现代人毕竟与数十万年前之原始人有差异，但是此差异仍不能否定物理之常，生命之常，甚至人性之常。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比喻，“常”是一条大河的源头水，不断往下游流漟，而每一时代的“变”，就是这条大河在每一阶段的样貌，中下游的河当然不同于源头，但是中下游的河水也永远有源头水在其中。

中华文化的儒学在此文明积累 [常与变] 的辩证过程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东西呢？我想儒学究竟有多长的时间，实在是无法断定的，依一般通说也就几千年吧！如果断自孔子开始，那也就二千五百多年，一种思想一种心灵模式，任你人事代谢，国家兴亡，可以度越二千年而仍存，可以历百代而不灭，那么显然它不是一时风潮，显然有它不受时代与地域限制，有它“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道在。这种常道也就立基于人性的稳定，立基于人的心灵与身体需求的稳定性上，只要不能否定人的这一种稳定性，那么做为中国人文化ＤＮＡ的儒学，就不是任何现代主义者可以否定的。如果本位主义的以为，依据当代数十年的表面情况，就可以否定儒学之常道，就可以自设法庭，要求二千年之儒学，向现代法庭证明其正当性，那无疑是荒唐的，违背实证精神的。

因此关于「儒家如何开出现代性的问题」，我想这就好比是问一条河流的源头水：“如何开出下游广阔水面？”，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可能是自己脑筋短路的结果，河之所以能成就“下游广阔水面”，那是一路流来，众水汇聚的结果。中国社会，中国思想之所以表现当代风采，当然是历代中国人创造积累与流变的结果，舍弃百代创造的历程，单单问古代人对现代的责任，这种心态难道是合乎理性的？再说如果“现代性”的意义是本文所定位的“西方中心意识”，那么，要求“中国的”，“古代的”儒学，为当代某些中国人脑筋里所设想的“现代性”负责，难道不会是一种颠倒与错乱？西方社会走到当代呈现出他们“当代”的面貌，当然有他们的变与常在，有他们历史文化的依据，有他们百代的创造与积累在，岂可以舍百代只论当代？岂可以舍弃中国历史文化的变与常，而抽像挂空的谈什么“现代性”？当然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有其类同性，但是若依此物的类同性，就来否定文化心灵历史的殊异性，实在也是不通之论！人类社会虽然必须以物质为存在的基础，但是舍弃心灵思想文化，社会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仅仅以物的观点，全面论断一个社会的是非与价值，那只能是一种拜物教的论述，实在缺乏参考价值。

对此文化的变与常，庞朴先生在其《论传统与反传统》一书中〔台北，联经〕，也有深刻的说明，他说：「文化都是相对的，也都有其绝对性…..，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条件下进行生存的表现，是这些人群的人类本质之对象化。唯其特定所以相对，唯其表现生存与本质，所以具有绝对性。」；「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发生和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因此有时代性民族性。」；「变动不居的时代性内容中，寓有不变的永恒性成份，因此文化才可以积累，后一时胜前一时。各异的民族性内容中，寓有普遍的人类性成份，因此文化才可以传播。」

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中国文化及当代中国人，面对当前特殊时代情势，所做出的特有的创造与响应，是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社会政治条件、经济技术条件下，面对自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有针对性的选择与创造。在其选择与创造过程中，西方的经验与心得，思想与学理，自也可以有所取用，但所有的取用，都必须以中国之实际需要为依据，都必须不失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经济之主体性，绝不可以反过来以西方〔现代性〕为主体，以若干亲西方媚西方者的所谓〔现代性〕为主轴，反过来要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依西方逻辑而取舍，依西方观点而舞动，这一种模式就是文化的被殖民，就是买办思想的张扬，其结果不但无助中国的自立自尊，反而会毁伤中国内在的建设力量，更拖累中国不能迅速的强大与健康。

〔四〕现代儒学之路在否弃西方中心意识之宰制

再说古人有思想行动能力，现代人也有其思想行动能力，要选择怎样的思想与行动，现代人也尽有其权力与自由，怎可以将现代人思想行动的责任推到古人身上呢？说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儒学先现代化，现代人如果还有儒学的话，那也是现代人理解与诠释的儒学，这种现代人的儒学不算现代儒学，那算什么呢？像「儒家如何开出现代性的问题」这样的提问，正是西方中心意识者的标准思维模式之一，在这个看似先进的提问中，隐藏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宰制关系，也就是以西方的所谓〔现代性〕，作为理所当然的思维前提，作为理所当然的优位价值〔价值主体〕，而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置于劣位，置于必须学习与改变的，不具主体性的依赖变项与依赖价值。在此先验的，内化了的思维与价值宰制关系中，思维的重点不是我们应该如何保存我们的文化与心灵价值，不是思考我们的文化中有那些价值资源可以继承与再创造的，而只是说儒学不具〔现代性〕，任何不具〔现代性〕的事物，在人类文明高峰的现代都代表落后，都只是些落伍的价值，如果还想在现代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改变，而改变的唯一道路就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现代性〕。在这种思维倾向下，因为轻忽与先验论断，看不到西方模式的不义与缺失，看不到西方模式对大自然的掠夺与毁坏，看不到他们对弱小民族的掠夺与压迫。这种思维倾向所造成的意识遮蔽，同样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文化的优点与价值，看不到自己的条件与特质，以为理所当然的必须用西方的药方治自己的毛病，以为西方的药方具有普世性，〔普世〕一词也就意味价值上的优位性，而中国即使有其特殊性，在西方〔普世〕的优位前提下，中国的特殊仍然必须服从西方的〔现代普世〕。这样的思维与心态倾向，再次展示出全盘西化论的同一思维理路，再次表达着毫无保留，毫无主体的仰拜西方，仰拜他们通过主观想象与建构的西方乌托邦，此种〔现代化〕乌托邦，固然以西方社会为模型，但乌托邦想象毕竟只是心灵上主观好恶的投射，此种〔现代化〕乌托邦除了在某些人心中之外，现实世界是找不到的，也是不存在的。

固然有人说过「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但是此种论调妄图以现代的观点吞灭所有其它观点，也吞灭古人的观点，妄图树立时间上的“现代”，就是价值上的“现代”〔代表着最新最好〕，其实这只是现代人的一种狂妄而已！历史文化是积累创造的，古人虽然不在了，但是其文化创造还有相当部份凝结在文物书本上，凝结在现代人的心灵与思维中。现代不是断裂孤绝的现代，现代仍然是来自前现代，来自古代，古人的心力与业绩，已经汇入历史与文化长河，此长河固然可以呈现某种“现行性”，却不是“现代性”一词可以包括的。而价值的高低其实不在时间的现代与否，而要看你的意图与标准如何而定。所谓的〔现代性〕既未必是最高的价值，更不是人类社会唯一可取的价值。即使在现代不接受〔现代性〕，不追求〔现代性〕的人也所在多有，〔现代性〕并无权要求一切价值隐退靠边，〔现代性〕更不足以单独解决人的问题。人与人自己，人与他人，人与天地万物的伦理关系，就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既是每个时代，每个人所必须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常道的核心价值所在，吾人纵论人类历史文化，岂可以一味采取本位主义拜物主义的立场，只看到现代无视于古代，只看到以物为基调的价值无视于以人以心灵为基调的价值呢？

说到底「儒家如何开出现代性」这一种论述，其实际意图不过是，将西方中心主义之〔现代化〕意识形态，推高为普世价值，永恒价值，用以宰制及奴役其它社会及文化的价值，在中国就是把具有永恒常道的儒学，贬抑为封建落后，要儒学向〔现代化〕法庭交心，要儒学自我改造向〔现代化〕权威证明它自己。既然儒学是中华文化之核心，贬抑儒学也就贬抑了中华文化，贬抑了中国在人类价值创造上的地位，让中国向西方皈依并接受西方之改造，将东方巨龙栓到西方的裤腰带上，听从并接受西方对世界的论述与建构，心甘情愿接受西方设定的世界格局，并心甘情愿的接受西方派定的角色与位阶，这样中国就永远成了西方的帮凶与奴仆，在西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下诚惶诚恐，匍匐前行，这么一来，西方在〔文明冲突〕的思想战线上，也就功德圆满，大功告成矣！

〔五〕结论：以儒家“礼乐文化”重建中华

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向往者因为一心向往〔现代化〕，所以也根本不思考〔现代性〕的负面后果，西方〔现代性〕意识形态，通过现代媒体与市场拜物教的张扬纵横，现代化造成许多原有价值的失落，造就一群只追求金钱与物欲享受的人，只认钱不认人，只认物不认心灵与思想的人，这样的人无所谓公共利益，无所谓社会正义，也无所谓历史文化，有奶就是娘，现在有奶现在是娘，明天没奶明天就不是娘，社会唯利是图，急功近利，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西方亚里士多德所谓「人是社会动物」，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如中国所定位的「人是追寻价值的动物」来得深刻。儒学〔人性本善〕的判断，就是说人必定要追求价值，追求“善”的价值，追求“好”的价值，这是生命本体的要求。但是何谓‘善’何谓‘好’？却有待人类在天地间探索，这探索有赖于一代代人的生活经验，一代代人的思考，一代代人的创造与积累，这就是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创造与意义追寻。在此儒学世界中，他们追寻并诠释什么是价值？什么有价值？何种价值具有优先性？他们追寻着人与天地，与亲人朋友，与他人，与他自己的伦理关系与价值定位，并在此价值基础上安立社会国家，安立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实证论的立场看，世界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客观存在，要改变世界必须争夺并借助外界的物质力量。在儒学立场看，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也是人心灵智慧创造的，要改变世界固然需要借助外界的物质力量，但是如何驱动如何定位世界，却依赖人的心灵抉择，心灵的信仰与价值皈依。

价值的论述与追求在实证主义者看来，也许只是无用的清谈，但是其影响于社会国家者实既深且巨。就以现在的台湾来说，明明日本占领与殖民台湾，对台湾人民进行无耻的压迫与剥削，但是台独人士却将之解释成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做为日本殖民地是台湾之大幸。明明日本将台湾人视为次国民，台湾人无论就血缘、历史与文化而言都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但台独人士却说自己不是中国人，而将日本美化为亲爱的祖国，所有的修改教科书，否定台湾归还中国的有效性……..种种日本极右言论，公然通过台湾官方之口而说出，这样的丧心病狂，荒腔走板，完全无法用实证的观点加以解释，根本原因就是价值错乱，就是中华文化的沉沦，就是儒学之价值定位在五四以降，经历数十年的打击破坏，已经失去团结中国价值共识的能力，从而使得日本价值，美国价值有机可乘，对台湾进行价值渗透与价值扭曲，通过价值掌握人心，进而谋求日本美国各自的经济军事政治利益。

此时两岸的中国人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团结与重建，而其核心就是中华文化的重建问题，如何依据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当前全球化的世界条件下，在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需要上，进行价值创造、思想更新与体制重建，要有利的适当的配置中国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要积极的合理的调动中国人的创造潜力，进而在资源枯竭，生态恶化，战乱频仍的世界上，推出中国的创造成果与价值模式，在西方道路之外，也推出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不仅能对世界人类的发展，提出更多选择与贡献，也对两岸的和平统一，价值重建，思想回归，创造出坚实有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所梦想的重回三代，再造汉唐，也应该可以极有希望的向前开展吧！而这一切，完全是模仿〔西方现代性〕的道路，所不可能企及，不可能梦想的！该如何前进，如何奋斗？有志气的两岸中国人，应该会知所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