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一场有关于“孔学”是否宗教的纷争便悄然开始了——或许倒可以将其正式追溯到一本叫做“中国儒教史”的书的面世，而且即使时至今日，这场纷争却依然是沸沸扬扬，如火如荼，余兴未了，方兴未艾甚至还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纷争可以休矣——这不仅是因为它毕竟不是什么正经事，而且更其因为，它无疑又乃是与孔学的思想意旨相背离的。究其实，正是自近代以来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所自觉担当的启蒙意识在思想中作祟的缘故。

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学的确可以说是“宗教”——这根本是因为，毋庸讳言，它是有神论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忘记孔子自己曾说过的这样一句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与此同时，在这一问题上，其实他又是十分谨慎的，“子之所慎：齐，战，疾”——而“斋”无疑更是其中的慎之又慎者，是第一慎。而这显然更是在告诫我们：毋轻议之！而且在他看来，“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由此我们似乎还可以得出他是根本反对“背教改宗的精神”这样一个结论。什么叫“背教改宗”？对此，向来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柏克曾有过一段精辟表述，“在我看来，当前的法国革命……与任何那些在欧洲所发生过的纯然建立于政治原则基础之上的革命绝少有相通或相似之处。它是一场学说和理论教条的革命。它与那些在宗教方面所发生的变革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在那些革命中，背教改宗的精神成其为其中重要的部分”。因而法国革命便与宗教改革有着某些相似性。然而“此种一般性政治宗派的精神”，或者说是“此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教义”，又是根本“与宗教相分离的”，而且实际上是无神论的；指引着法国革命的“理论教条”纯粹是政治性的。但是由于那场革命将政治权力已延伸到了宗教以及“甚至是人类心灵的构成”，因此它就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最“彻底的革命”。它的成功不能由激励着它的政治原则来加以解释，尽管那些原则一直以来就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和感染力或者说是蛊惑性和煽动性，因为它们“最能迎合没有头脑的大众的天然倾向”。所以以前有好些次反叛“是以这些人权为根据的”，比如说中世纪的扎克雷起义和约翰•保尔以及英国内战时期的极端派——毋宁说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曾发生过的不胜枚举的的农民起义。但其中的问题是，这其中却没有一次反叛的企图取得了成功。法国革命的成功只能由它的特征中区别于所有同类事件的那种特征才能得到解释。法国革命是第一场“哲学革命”，而且它也是第一场由文人、哲学家、“纯种的玄学家们”所发动的革命，他们“不是叛乱的附属工具和鼓吹者，而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经营者”。它是“雄心勃勃的精神与思辨的精神相互联系起来的”第一场革命。

为此，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阅读一下李大钊先生著名的《法俄革命论》，或者可以拜读一下刘小枫先生的《儒家革命渊流考》——要知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似乎是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革命”的而不管它到底有多么的“正义”。于是乎我们看到，他们总是要为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革命讳莫如深，就像孟子之于“汤武革命”一样。而且要知道，“子之所慎：齐，战，疾”——其中的“战”，无疑乃是处于第二位的慎，它处于“齐”、“疾”二者之间，而且谁能说此三者间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呢？人食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疾”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可以在平时注意饮食，可以像孔子那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而“齐”与“战”却可以通过谨慎或慎重从中加以把握——当须知，此二者原系当是时也的“国之大事”，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祀”就是“齐”，为其所指谓的乃是宗教之事；而“戎”就是“战”，为其所指对的战争之事。此二者乃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其他毋论。因此孔子当年的周游列国似乎便可称之为“和平之旅”，至于当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孟子其实也是一样的——然而其中的问题只是，“子以为泰乎？”那样做很舒服、很风光么？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就像现代人那样去跑官要官呢？因此那些“子以为泰”者，很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而对孔子、孟子这样的人尚且如此的误解，又如何可以搞出什么像样的学问呢？因此正如“齐”与“战”或“祀”与“戎”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并且共同构成了“子之所慎”的第一与第二个“慎”，因此若不能慎重处理好前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便很可能接踵而至；当然更不要说是第三个“慎”，即“疾”甚至于无疾而终，死于非命了。

为便于理解，也许我们倒可以将“齐”或“祀”相应置换成“意识形态”或“舆论导向”。凭谁问：“舆论导向正确是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人民之祸”？而且这又哪里是在恫吓、恐吓？也就是说，若“齐”/“祀”或宗教的问题处理得不够谨慎、慎重或者不好的话，那么到头来将很可能引发信仰危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很可能会发生革命的。然而革命，如前所述，不管它是在任何名义之下的革命，也不管它有多么的“正义”，最终倒霉的只有“人民”，为其所意味着的只能是“人民之祸”而非“人民之福”。这一点还用得着未来去作证明？而且谁又能怀疑法国大革命、历史上最彻底也最成功的革命到底会有多么血腥？因此孔子、一位“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孔子又如何不尝极为关注如此重大的事情，如何不将“齐”/“祀”/宗教当作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呢？而且谁会不知道“孔子少时常陈俎豆，设礼容”？此外，后来当“卫灵公问陈于孔子”之时，“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且是“明日遂行”，虽躲之不及。谁会不知道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孟子尝有言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然而当下的现代性不正是以年轻人反对老年人为基本表征的——不要说显然已成公理并深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竞争机制，也不要说什么“四0、五0工程”了；而且又有哪一个“乱臣贼子”会因为“孔子作《春秋》”而惧？即使当年的荀子早已说过“《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的话了，无论其他。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孔学的确是具有有神论的宗教意义的。若没有神或者人们不信而非迷信“离地三尺有神灵”的话，则恐怕大家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的——何必说什么“诚信”？也许宗教的意义胥在于此：它的存在无疑在告诫人们，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或至少说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应当有所顾忌而不可以自我为中民，恣意妄为，不管不顾；应当有所畏惧而不能胆大包天，啥事都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其实宗教的意义也就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知天命”，认识你自己，了解自己的本性或者可能性。那么什么是“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就是说，教育就是让人们遵从或葆有自我的天性。

孔学乃是非宗教的宗教，综上所述，他一方面具有宗教性，但同时又显然并不同于今天之所谓宗教。尽管它是超时代的，具有普世性，有着普世宗教所固有的那种“黄金规则”，然而它的确是与今日之所谓宗教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句话本没有什么错——而其所以没错，也只是因为，它是宗教、是鸦片，但它同时也是药而且是可以救治社会、普渡众生的一剂苦口的良药，相对于它的功能和作用而言，根本看不出它本身有什么毒害。哲人需要过沉思的生活、需要清醒，但民众却不需要过这种生活，他们有时更多需要的是麻醉，需要有梦、各种各样而且更多的是美梦去做，需要知其然而不需要知其所以然，他们没有必要像哲人那样去承受和担当。因此孔子才要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今天意义上的宗教却正与此相反，它差不多在想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给自己的信众——前尘往世，来世今生，所有自己知道的以及不知道的。而其用意则显然在于启蒙，启蒙那些在他们看来需要启蒙甚至亟待启蒙的民众。而启蒙就意味着革命，就意味着流血牺牲。“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教育和品德轻而易举超过我们，那我们就完了；但如果这没有发生，我们就更完了”——这是那位曾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上帝死了”的哲人尼采说的。而且这里的“我们”又岂只是我们，而是我们大家。“天塌大家死”，没有人可以从中逃脱。“上帝死了”无疑于在说，今天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已经终结，无疑于在说，告别启蒙，告别革命，告别所有一切无谓的流血和牺牲。其实孔学也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学问。正如“上帝死了”接下来要说但却没有说的一句话是“我或者我们该怎么活”一样，为孔学所关心的乃是一个“生”字——“天地之德曰生”的“生”，“生生之谓《易》”的“生”。而孔学之不同于宗教，正有如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一样——它们无疑都是一门有关于死亡的技艺，是悲剧。而孔学在哲学的意义上，它更像是一门政治哲学——一个有关于生活、生存与生命的喜剧知识。启蒙于现代社会的恶果罄竹难书，从根本上说，它是与西方的宗教相伴而生的。而有关于儒学宗教地位的纷争，则很显然是受到了当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鼓励，尽管它打着恢复传统甚至可能还蒙受着保守主义的不白之冤——要知道，发源于法国的后现代，同时还被称之为“再启蒙”或者“启蒙之启蒙”。其后果或者恶果，自然可想而知，好不到哪里去。谁说历史上曾存在过儒教？而且又哪里来的什么“儒教史”呢？“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未发生过。可能有好事者据此会说“政教不分”。这显然不对但不能算错。

孔子并非什么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所能代表的只有他自己，而不可能会有那份闲心。“正名”的内容当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要让大家各安其位，安分守己，固守本位，不失本心，该吃那碗饭，就去吃那碗饭，“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千万别去捉摸什么平等主义。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却是绝对的，这并不是那个社会的问题而是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的最自然的现象。“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帝王师”或者说是“哲人-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显然并不代表任何阶级；恰恰相反，他们可能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他们的生活、生存和生命的利益。为此，他们需要与统治者合作并藉此把他们的思想切实贯彻下去，贯彻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也许正惟如此，他们才被冠之以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又哪里是什么统治阶级思想？此乃是古今任何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现实。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已降至于私人的领域，是私人的事情；而孔学的目标则乃是修、齐，治、平，是以平天下为思想指归的。尽管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但他却仍然对原初的基督教葆有敬意，他所要毁败的乃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显白而没有隐微的宗教，尽管也在撒谎但却显然撒不圆的意识形态的宗教。“无论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士，他们都不曾怀疑过自己有撒谎的权利”（尼采语）。“欺骗或迷惑民众是必须的”。尼采的“上帝死了”正是大白话（恰如他自己说过的），而其微言则是：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沦为真正的畜群，“必须一扫而光”。

然而不幸的是，当下杜撰和叫嚷着“儒教”的，正是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们；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能这样的杜撰和叫嚷。要知道，孔子最多也只能算是“素王”，他和他的学说与统治者间的关系也只是合作关系。“哲人-王”并不必然就意味着哲人可以称王称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更不要说他们愿还是不愿这样做。孔子从来没有想让自己去做这种事，孟子当然也没有。也许在历史上真正将儒学作为宗教的，只有袁世凯一个人，但他也只是将它做了仅仅83天的宗教或者说是“国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若连什么是孔学的思想宗旨、什么是它的“道”都还没有搞清楚，便匆忙上马，急着去搞什么“宗教”、“国教”，则岂不是太唐突了？庄重有余，严谨不足。合作就是合作，断不可不可喧宾夺主。而“道”之难言，其实早令古人浩叹不已了；否则，孔子自然便不会不无感慨地说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也”了。孔子尚且如此，更不要说现代的知识分子了。既如此，既然自己都还没有弄明白，那么让懵懂无知的孩子们去搞什么颂经运动还有什么意思呢？自己都活得很无聊，在对孔学的研究上仅仅只是“知之”或者“好之”而谈不上“乐之”，有的只是痛苦和无奈，那么又如何让别人而乐之呢？

诚然，做学问若没有悲天怜人的情怀显然是做不好的，但同时亦很可能因此而半途而废甚至误入歧途，没等做出个样子来就急着去搞什么启蒙，而且不只是启蒙自己的学生甚至还要启蒙民众。这种做法，若用尼采的话说，真是太傻了。

一部孔学常常被认为是“礼学”。当然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礼后乎，礼显然是一个后起的概念，它脱胎于仁与义，而此二者同又脱胎于亲亲与尊尊。此外，更不要说什么“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的问题了。而大凡宗教总是讲究一些仪式的。但在儒家那里，礼与仪却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的。礼是礼，仪是仪，正所谓“是仪也，不可谓礼”。然而没有某种仪式的宗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但若没有仪，则礼却依然是礼；而且礼则显然又高于仪。这一点似亦可说明孔学与宗教间的不同。

再就“孔子少时常陈俎豆，设礼容”。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儿童游戏而是“俎豆之事”，一种严肃的政治活动。但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乃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并不是今天“非政治”甚至于“反政治”意义上的政治。这种政治乃是亚里士多德之所谓“人是政治的动物”的“政治”。杨向奎先生曾以“报”来解释礼，并以为它是礼尚往来。这一解释应当说是对的。换句话说，其实早在孔子那里，他的礼学本身就是一种最典型的“交往行为理论”而且这种交往行为又是一种政治行为，是礼或者说是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依、不得不尽的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要知道，当金岳霖先生说出这番话的时候，“郭店楚简”尚未出土、更未公开发表，他一定不知道其中有一句“莫不有道，人道最近”的话。但惟其如此，他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既然“道”不可知而且儒学显然亦“皆原于道德之意”，那么我们又如何可以去极其荒唐地搞什么“国教”呢？既如此，“儒教之争”还有什么意思？

更要紧的是，在“背教改宗精神”激励下的有史以来最彻底的革命已经取得成功并且仍在继续“背教改宗”的情形下，又如何可以将儒学当作什么“国教”？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掴自己的耳光么？为其所动摇的不是别的而是所谓“合法性”问题。谁会干这种傻事？恐怕只有那些傻得不能再傻的现代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儒教之争”似乎可以休矣！与其像模像样或可能是知性真诚地去倡导什么“国教”，倒不如认认真真地煞下心来阅读一下儒家经典文献，睁开自己朦胧的双眼来看一看，孔子和孟子到底在那里说些什么以及又是怎么说的？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种样子？如果说孔学真的是什么宗教的话，那么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费了那么大的周折都没有取得成功，就凭我们便一定会取得成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而且就凭我们，就凭我们现代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是什么宗教，那么若倡导所谓“国教”，又有什么意思呢？别忘了孔子曾说过的这样两句话：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而且孔子坦陈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尚且是“学而知之者”，那么我们现代知识分子最多也只能是“困而学之”；而在尼采看来，则是“困而不学”，与“民斯为下矣”的“民”无疑。难怪乎有的学者在谈论自己的观点时，总是喜欢或者习惯于以“人民”的名义。这无疑于自报家门。而且要知道，一部孔学的思想真谛显然并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说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既如此，还要去搞什么启蒙或再启蒙，搞什么读经/颂经运动，则岂不是开玩笑么？当须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彼而同之，是乱天下也”。此其一。

其二则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从周”、“继周”的孔子显然属于其中的“继之者”乃至于“成之者”。至于我们现代知识分子则不过只是其中之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仁者”抑或“知者”罢了——难怪乎当下要有此“孔子”是否宗教的纷争甚至还可能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百姓”。

而且即使不是“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的“民”或“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百姓”而是“儒者”，那么也还可以按照《荀子•儒效》篇中对“儒者”的分疏，将自己“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是属于“大儒”、“雅儒”、“俗儒”还是“俗人”？这一点对人称或自称的“儒者”而言，显然是重要的；否则，必将会因此而迷失自己。故录此以“知来者”：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

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至此，太多太多的话恐怕已经不必说的了。一个真正的“儒者”或知识分子的责任，显然并不在于什么启蒙；当然，更不在于什么革命了。否则，其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而且要知道，到头来，也只能有如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之所言，“蛋和蛋壳都破碎了”——这太可怕了，但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想想吧，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们。而且“人们可能还不知道吧”？“孔子死了”，并且他其实就死在我们“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仁者”和“知者”的手里。孔子对此早就看得十分明白：“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同时“人们可能还不知道吧”？海德格尔亦早就公开宣布过，“知识分子消失了！”而且他们就消失在“忙于五花八门的研究项目与课题”之中——他们“已经无须在家里坐拥书城”——在他看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外边跑来跑去，或者在小型的碰头会上与别人协商切磋，或者在大型学术会议上趁机搜集信息”；他们“为了谋取聘书或委任状而与出版商接洽，后者如今已完全左右了他们写什么书或不写什么书”。对此，《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的作者拉塞尔•雅各比则作如是说：“准确地说，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现在的情况是，为有教养读者写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渐渐消失了……新的学院人士的人数虽然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们没能拥有为公众熟悉的语言，所以局外人也很少知道他们。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同那些小杂志相比，专业刊物的读者相当有限。这不是一个发行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专业期刊都有固定的读者群，其发行量要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文学评论刊物——而是和一般公众的不同关系的问题。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有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老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把知识传给了后代，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梦想和希望留给了后代。这种文化的传送带正遭遇威胁。更为宽泛的文化传播有赖于人数正在减少的老年知识分子。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又没有接班人。年轻的知识分子被大学生涯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专业生涯成功之时，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之日。”

然而要出乎尼采、海德格尔和雅各比意料或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却已在那里热衷于搞起什么“儒教”运动了而且他们似乎还对此乐此不疲，情有独钟。据知历史上好像并没有谁要这样做。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而且最没有说服力的恐怕还是，也许自己尚且没有将儒家经典背颂下来，却要孩子们不知所云地去背颂。这样做大概不太好吧？笔者虽不敢说对所有儒家经典都很熟悉但对一点却十分坦言，自己对“四书”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对其中的整部《大学》、《中庸》、《论语》以及《孟子》中的绝大部分还可以做到张嘴就来、不费功夫，虽不能说倒背如流，但大段大段地背上几回想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这不过是做学问的基础，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亦不可强求于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荀子》说的。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子不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更不要说是不能了），勿施于人”乎？自己尚且做不到，竟然要求别人去做。可乎？由此看来，所谓的“儒教”并不是你一个儒者或知识分子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肉食者谋之”之事。既如此，操那份闲心，干嘛！而且因“与虎谋皮”而不得遂将自己搞得可怜兮兮的样子，又何苦呢？张横渠之所谓“为天地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话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什么是“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世之绝学”以及“万世的太平”呢？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首先便要搞清楚自己是谁；或至少应当去搞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当然也不要把自己太不当一回事。古腊特尔斐神谕上只有一句话，而且这句话中只有五个字：“认识你自己”。而这种认识无疑却需要思想而且“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