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焦循破除汉人“卦变”说之非，在《易》学史上颇具远识及贡献。他自己创立的另一套解《易》体系，有以下特点：(一)这是一套“之卦”学说，而不是“卦变”说。它是在既定和已生成的64卦基础上，用阴阳互变的“爻动”(爻之)关系解释《周易》经传，不存在卦与卦的相生成问题。(二)焦循这套学说，虽然体系繁密，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且多为强《易》就例、牵强附会之论。(三)焦循并没有最后解决《易》学史上“卦变”说的千古难题。
关键词：焦循；卦变；之卦
On JIAO Xun's criticism on the theory of transforming among the hexagra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I Ching learning
Abstract: JIAO Xun showed his deep insight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 learning by his criticism against the theory of transforming among the hexagrams popular in the Han Dynasty and established another system to interpret Yi.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are as follows: （1） it is a theory of transformed hexagrams, but not hexagrams transforming, for he, on the basis of the definite and transformed 64 hexagrams, interprets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of Zhouyi with the transforming between Yin andYang, thus it is not about the mutual producing between hexagrams; (2） though this system is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its contents do not accord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stretches the meaning to yield to his own rules; (3) JIAO Xun did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theory of transforming among the hexagrams through ages in the history of I Ching learning after all.
Key words: JIAO Xun; theory of the hexagrams' transforming; theory of transformed hexagrams
一、焦循对汉人“卦变”说之批评及其贡献
《易》学史上的“卦变”说问题，千古众讼不一，斥之者如宋人郑汝谐、清人黄宗羲、胡渭诸人。至清人焦循著“易学五书”，以为“卦变”之说不可信，其《易图略》一书中对“卦变”的问题论述精审得当，较为全面。焦氏：“说《易》者，必沾沾于‘卦变’、‘反对’者，何也？以《彖传》有‘往来上下进退’之文也。荀(爽)虞(翻)以来，大抵皆据以为说。《传》文不可以强通，故不能画(划)一耳”，正指出了“卦变”说产生之原因。
焦循批评汉人“卦变”说之偏失，综而核之，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卦例重出。
(例一)焦氏：“二阳之卦，自《临》来者，宜为《明夷》《解》《升》《震》四卦；自《观》来者，宜为《晋》《蹇》《萃》《艮》四卦。其《屯》《蒙》《颐》《坎》四卦，可自《观》来，亦可自《临》来，莫知所指……”按，焦氏指出《屯》《蒙》《颐》《坎》四卦依虞翻“卦变”既可自二阳卦《临》之例而来，又可自四阴卦《观》之例来，卦例相重而莫知所出，故不足信。
(例二)焦氏：“自《遁》来者，宜为《讼》《无妄》《家人》《巽》四卦；自《大壮》来者，宜为《需》《大畜》《睽》《兑》四卦。其《鼎》《革》《大过》《离》四卦，〖ＢＦＱ〗可自《遁》来，亦可自《大壮》来……”〖ＢＦ〗按，如上例，《鼎》《革》《大过》《离》四卦既可自二阴卦《遁》之例而来，又可自四阳卦《大壮》之例而来，莫知所出。
其二，自乱其例。
(例一)《屯》、《蒙》。《屯》，《集解》引虞翻：“《坎》二之初”。依虞例，《屯》当从四阴二阳之例自《临》《观》来，但虞说解此又自六子之《坎》来，其说例不统一，焦循即指出了这一偏失。《蒙》卦亦然。《集解》引虞翻：“《艮》三之二”。虞例《蒙》当从二阳之例自《临》来，或从四阴之例自《观》，但虞说解此却以自六子之《艮》来，已自乱其例矣。
(例二)《坎》、《离》。焦氏：“《坎》则云《乾》二五之《坤》，与《离》旁通，于爻《观》二之上。是既本《乾》《坤》，又本‘十辟’”。焦氏即指出虞翻“卦变”之说，并无定例，可从《乾》《坤》父母来，又可从“十辟”来，难以尽信。焦氏又说：“(虞翻)《离》为《坤》二五之《乾》，与《坎》旁通，于爻《遁》初之五，与《坎》一例矣”。按，焦氏之批评，与《坎》例相类。
(例三)《颐》、《晋》。焦氏：“……而《颐》则《晋》四之初，《晋》则非《乾》《坤》，非六子，非十辟矣！又何说乎？”。按，《颐》，《集解》引虞翻：“《晋》四之初……或以《临》二之上”，《颐》或自“十辟”之《临》来，或自它卦之《晋》而来，不成定例。《晋》卦，《集解》引虞翻：“《观》四之五”，是《晋》又从《观》来。平而言之，虞氏谓《颐》从《晋》来，《晋》又从《观》来，一卦而牵及数卦相生，实无定例可言，故焦循非之。
(例四)《丰》、《旅》。焦氏：“……(虞翻)其于《丰》云：‘此卦三阴三阳之例，当从《泰》二之四，而《丰》三从《噬嗑》上来之三，折(四)于坎狱中，而成《丰》’”。按，依虞例《丰》当从三阴三阳之例自《泰》来，但虞翻为牵合《丰》卦《大象》“折狱致刑”之文，又见《噬嗑》有“利用狱”之文，遂强谓《丰》自《噬嗑》“上来之三”。依例则应自《泰》来，此又忽改谓自《噬嗑》来，不仅自乱其生卦之例，其牵合《传》文解卦，实亦昭彰。《旅》，《集解》引虞翻：“《贲》初之四，《否》三之五”。《旅》卦可自《贲》来，亦可自《否》来，亦无定例可言。
其三，有来无往，有往无来。
(例一)《无妄》。焦氏：“《传》称‘刚来’者四。《随》‘刚来而下柔’谓‘《否》上之初’；《讼》‘刚来而得中’谓‘《遁》三之二’；《涣》‘刚来而不穷’谓‘《否》四之二’，似矣！而《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独加‘内外’二字，若豫知后有。谓‘《遁》三之初者’者，而早破之。其说穷，不得不改为‘上加于初’矣！”。按，《无妄》如谓“《遁》初之三”，则三阳来居内，不合“刚自外来”之文，故虞翻不得不改谓“《遁》上之初”，以迁就《传》意。但此即成了一爻独动，有来无往之卦，故焦氏非之。
(例二)《大畜》、《无妄》、《损》、《益》。焦氏：“且所谓‘之’者，两爻相易也……四之五亦五之四，三之二亦二之三是也。至《大畜》则云《大壮》初之上；《无妄》则云《遁》上之初；《损》则云《泰》初之上；《益》则云《否》上之初。依诸例则：《大壮》初之上《鼎》也；《遁》上之初《革》也；《泰》初之上《蛊》也；《否》上之初《随》也。此则以初爻加于上爻之上，上爻续于初爻之下，与两爻相易者迥别……”焦氏即指出虞翻解释此四卦（《大畜》、《无妄》、《损》、《益》）不用“两爻相易”，而是“以初爻加于上爻之上，上爻续于初爻之下”的办法折中生卦，即成了有来无往或有往无来，一爻独动的局面。焦说是。按，此四卦虞氏不以“两爻相易”，乃由于：(1)《大畜》如言“《大壮》四之上”，则四阳已处上卦，不得合 “刚上而尚贤”之文，故不得不改谓“《大壮》初之上”，强合《传》意。(2)《无妄》如言“《遁》初之三”，则三阳已处内现来居初，不能合“刚自外来”之文，故不得不改谓“《遁》上之初”，以合《传》意。(3)《损》卦，《集解》引虞翻云“《泰》初之上”，虞注《系传》“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亦云：“谓《泰》初之上成《损》。”虞氏此说为有往无来之卦，且与他家如蜀才、荀爽之“上之三”所说有异，故焦氏非之。(4)《益》卦，《集解》引虞翻：“《否》上之初也”，亦为有来无往之卦，且与蜀才“四之初”之说有异。
其四，两爻同动。
焦氏：“《中孚》《小过》两卦，无所依附，(虞翻)则云：‘《中孚》，《讼》四之初也。此当从四阳二阴之例，《遁》阴未及三，而《大壮》阳已至四，故从《讼》来’。‘《小过》，《晋》上之三，当从四阴二阳《临》《观》之例，《临》阳未至三，而《观》四已消也’。所说殊，艰涩不易解。”焦氏又曰：“盖两阳爻齐之，乃成《小过》。两阴爻齐之，乃成《中孚》。无两爻齐之之理，而其例既穷，乃变其说为‘《讼》四之初’、‘《晋》上之三’。” 按，虞氏“卦变”说皆一卦内两爻互易(一变)，而生成它卦。惟《中孚》《小过》例外。依虞例，《中孚》当从四阳二阴之例，自《遁》《大壮》来。但自《遁》《大壮》来，必须两次“两爻互易”(即二变)，方能得到《中孚》，故虞氏不得不改谓：“《讼》四之初”。《小过》亦同，虞例《小过》当从二阳四阴之例自《临》《观》来，但亦须两次“两爻互易”(即二变)，才能得到《小过》，故虞氏只好改称：“《晋》上之三”。焦氏所谓“两爻齐之”，即指必须经过“二变”之意。由此，可以看出虞翻所谓的“卦变”已自乱其例。诸卦可两爻互易，经一变而得它卦，及至《中孚》《小过》一变不得，乃改称“《讼》四之初”、“《晋》上之三”，无怪焦氏责之曰：“虞氏自知其不可疆(强)通，姑晦其辞，貌为深曲，而究无奥义也”。焦说是。
其五，文不验例。
(例一)《蹇》、《渐》。焦氏：“《蹇》为‘《观》上之三’而称‘往得中’。《渐》为‘《否》三之四’而云‘进得位，刚得中’，为卦变之说者又穷……”按，焦氏此说，实已指出汉人“卦变”说与《传》文不合，文不验例。
其六，牵合解卦。
(例一)《睽》。焦氏：“《晋》《鼎》《睽》皆云：‘柔进而上行’，谓《观》四进五成《晋》，《遁》二进五成《鼎》，《晋》《鼎》二卦自十辟，似矣！而何解于《睽》？以十辟例之，《睽》宜为《大壮》三之上之卦，《大壮》三之上，则‘刚进’，非‘柔进’。求诸十辟不可得，乃以为《无妄》二进而之五。夫《无妄》非十辟也。《无妄》二可进于五，则《讼》初亦可进于五，《中孚》四亦可进于五，皆上行得中，又何说之辞乎？”按，焦氏此说，即指出汉人之“卦变”说不仅与《传》文不符，乃至于为了牵合《传》文，如《睽》之“柔进上行”，乃将“《大壮》三之上”窜说为“《无妄》二之五”，实已自乱其例，不足为信。
(例二)《贲》。焦氏：“《贲》传云：‘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明以二语分释《彖辞》。所谓‘亨’、所谓‘小利有攸往’，谓‘柔来’，为《泰》上之二，何以得‘亨’？已牵强难说。若《泰》二之上，明是‘刚往’，不是‘柔往’。刚大柔小，常例也。乃以刚上为‘小往’，不且阴阳谬戾乎？”焦氏所谓“明以二语分释《彖辞》”，是说《传》文“柔来而文刚”是解释“贲亨”，“分刚上而文柔”是解释“小利有攸往”。因而如依虞翻“卦变”说《贲》从《泰》来，《泰》上之二，则：第一，《泰》上六之乾二，是“柔来”，不得言“亨”；第二，《泰》乾二之上六，是“刚往”，刚大柔小，“刚往”不得言“小利有攸往”。焦氏由是判断，这不是经、传不合，乃“卦变”说为非。
(例三)《噬嗑》。焦氏：“《噬嗑》传云：‘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以……《噬嗑》为《否》初之五，似矣！乃《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承‘雷电合而章’，则所谓‘上行’者，言合而不言分，分之不可为合，犹大之不可为小也。顾‘上行’既指合不指分，则以《否》初之五为‘刚柔分’者，即不得以‘上行’为‘《否》初之五矣’。”按，《噬嗑》卦《集解》引虞翻、卢氏、侯果诸家说，皆以为《噬嗑》自《否》来，《否》五之初。焦循即指出其偏失，以为《传文》“噬嗑而亨，刚柔分”自是一段，谈的是“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自又是一段，谈的是“合”。但虞翻诸家同以“《否》初之五”释“刚柔分”，又以之释“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是混淆错乱，不足为据。
(例四)《讼》。焦氏：“《讼》传云：‘讼有孚窒愓，中吉，刚来而得中也。’……以为‘《遁》三之二’，《遁》二三皆正，一经卦变，而皆不正。二五两刚不正，而可谓之吉乎？”焦氏此即指出“卦变”说《遁》二三从正之不正，反谓为吉，与经意不符。
最后，焦循给汉人“卦变”说作了总结，谓：
然则卦之来也，自《乾》《坤》，一也；自六子，二也；自十辟，三也；上下相加，如《损》《益》，四也；上下刚柔相变，如《小畜》《履》，五也；两象易，六也；两爻齐之，如《遁》先生《讼》，次生《中孚》，七也。谓诸卦各有所自来乎？谓每卦兼有所自来乎？余于此求之最深最久，知其非《易》义所有，决其必无此说。
夫《乾》《坤》索为六子，八卦错为六十四，相摩相荡，而设卦之义已毕。其旁通以各正性命，时行以自强不息，则爻之变化也。今谓卦之来由于爻之变，其谬一也；诸卦生于六子，而六子又生于诸卦，其谬二也；一阳之卦不生于《剥》《复》，一阴之卦不生于《姤》《夬》，与《泰》《否》《临》《观》等例参差不一，其谬三也……然一阳之卦有四，皆可兼自《复》《剥》来，一阴之卦有四，皆可兼自《姤》《夬》来。与《革》《鼎》《屯》《蒙》《坎》《离》《颐》《大过》之于《遁》《大壮》《临》《观》等，于彼于此，无所归附，其谬四也；至于《晋》《讼》可生《中孚》《小过》，《噬嗑》可生《丰》，《贲》可生《旅》，蔓衍无宗，不能自持其例，其谬五也。
透过焦循对汉人“卦变”说的批评、总结，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发：第一，汉人提出的“卦变”说不可信，焦氏验诸实例，犹捕盗而获赃，终得以关盗之口。第二，焦循提出：“夫《乾》《坤》索为六子，八卦错为六十四，相摩相荡，而设卦之义已毕。其旁通以各正性命，时行以自强不息，则爻之变化也。”这种认识与《易传》的生卦程序说相契合。其论“爻之变化也”则是认为64卦生成后阴阳仍可互变，此焦氏“之卦”说之所本。第三，焦循批评和总结汉人“卦变”说之偏失，在《易》学史上具有伟大贡献。
二、焦循《易》学之建构
焦循批评否定了汉人的“卦变”说，以为不足信据，与此同时，焦氏又创立了一套自己的《易》学体系。这个体系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是一套“之卦”学说，而非“卦变”学说。“卦变”学说是构述和解释64卦怎样产生、来源的学说，如虞翻认为二阴二阳诸卦，是经《临》《遁》两卦爻变生成得来，《临》《遁》犹如父母，二阴二阳诸卦犹如孩子，两者有相生关系。焦循创制的“之卦”学说，则否定这一点，他说：“夫《乾》《坤》索为六子，八卦错为六十四，相摩相荡，而设卦之义已毕”、“六十四卦之序不动，而有所之，乃动”。焦循认为《乾》《坤》六子相生索成八卦，再相摩荡(因而重之)生成64卦，这过程已结束，不再有其它生卦的问题。不同的是，焦氏认为在这既定生成的64卦基础上，阴阳爻可以相互变通，从不正之正(乃动)，而非相生。因而，焦循的这套《易》学说与汉人的“卦变”说体系，有着本质区别。焦氏又说：“随举其所之以为辞，谓之‘之卦’可也，谓卦由某卦而生，不可也”，正说明他所谓的爻动关系(爻之)与“卦变”说之不同。焦氏论述爻动(爻之)说：“所之者何？即刚柔相推者也。刚柔者爻也。就其反对而序之，无以见其变化也。推而使有所之，乃生变化，生变化乃变吉凶。所之者，初之四、二之五、上之三也。”焦氏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64卦生成后阴阳爻仍处在运动状态，从不正之正，相互变易而产生变化，从而显示吉凶之征兆。二是爻动的方式按照焦氏自创的初四、二五、三上互易规则进行运动变化。如《兑》之“柔外”，焦循解释为“三之艮上”，是说《兑》《艮》通，《兑》二之《艮》五，成《随》《渐》，《随》三之《渐》上，成《革》《蹇》，原居《随》内卦的三阴来化掉《渐》之上九，成了《蹇》外卦的上六，是“柔外”。显然，焦循释《易》乃依据既成的两旁通卦(如《兑》《艮》)之间的爻动(爻之)的关系解经，此其“之卦”说之特点。
第二，“一气相贯”解经的《易》学观。焦循认为整部《周易》的经传卦爻的通辞，都有内在的联系规律可寻，故可以将散落各处的相同文辞，串通起来解释。焦氏所谓：“一气相贯”、“一气贯注”的解经方法，换言之，即要纵横求通。焦氏批评汉魏以来《易》家如虞翻，释《易》“非不镂心刻骨，求合圣经，乃求之于辞，鲜能画(划)一”。又说：“学究之注、经生之义疏，就一章一句、枝枝节节以为之解。”即认为一般《易》说家不能将经传文辞作通盘理解，只是逐卦逐爻的孤立解释。焦氏不满意这种作法，故说：“夫学《易》者，亦求通其辞而已矣！横求之而通，纵求之而通，参伍错综之而无不通，则圣人系辞之本意得矣！”焦氏所谓“纵”，是将经文的每字每句讲明白，“横”是将散落经传各处相同的一字一句串通起来解释，最后对《周易》经传文辞有一全盘合理的解释，达到“参伍错综而无不通”的地步。由于焦循刻求这种“一气相贯”、“一气贯注”的解《易》原则，往往释一卦而牵及数十卦，敘一例而贯彻全经，其说体系繁密，既是焦氏《易》说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缺点。
第三，当位失道的“变通”解《易》方法。焦氏《易》学的核心，是他自创的当位失道理论。焦循主张对《易》的解释要“一气相贯”的全盘理解，而当位、失道理论正是他用以全盘解《易》的一把钥匙。焦氏说：“《易》之动也，非当位即失道，两者而已。”当位、失道的实质是阴阳爻运动变化(爻之)的结果，两旁通卦的阴阳爻按照二五或初四或三上方式运动变化，如果“之卦”二五两爻阴居阴位、阳居阳位皆得正，即为当位，反之二五只一爻居得其位，则为失道。当位吉失道凶，但吉凶又可相转化，从而体现《易》的“变通”精神。故焦氏说：“所之者何？即刚柔相推者也。刚柔者爻也。就其反对而序之，无以见其变化也。推而使有所之，乃生变化，生变化乃变吉凶。”是说从阴阳爻的运动产生和体现出变化，从而生出吉凶来。当位、失道理论涵盖了“旁通”、“相错”、“时行”(变通)、比例诸方法。简言之：“旁通”有两义，一是64卦每两卦相旁通成32组，另一义是在阴阳爻在进行二五、初四、三上运动变化时，产生的“之卦”又要与它卦旁通以进行下一轮的运动和变化，如《乾》《坤》旁通为一组，二五先行成《比》《同人》是第一轮变化，继以初四成《屯》《家人》是第二轮变化，到此《屯》《家人》如再继以三上则《屯》《家人》成两《既济》，阴阳爻运动就要停止不前，焦氏所谓“其道穷矣”。此为凶，故而《屯》《家人》必须再旁通《鼎》《解》，以进行下一轮的变化，由凶转吉。这种经旁通而得以变通，从不通趋向通，进行下一轮运动和变化的方法，就是“时行”(变通)；“相错”是两旁通卦上下(三画卦)交叉错成它卦，如《乾》《坤》错为《泰》《否》，《巽》《震》错为《益》《恒》；“比例”指文句类似的经传文辞，透过如同数学原理比值相等的关系，可以串起来一起解释，“如《睽》二之五为《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为《无妄》，故《睽》之噬肤即《噬嗑》之噬肤”，其原理犹如A=B, B=C 故A=C 的比值关系。总而言之，焦循的当位、失道理论有几个要点：一、64卦每两旁通卦(独立组)作基础，按二五先行或初四或三上方式，进行阴阳爻的变化运动(爻之)；二、二五先行所得之卦为当位为吉，初四或三上先行所得之卦为失道或凶；三、不管当位失道与否，所得之卦最后皆须再旁通它卦进行下一轮运动变化，以体现吉凶可相转化的时行(变通)精神；四、两独立组之间所得之卦具有相同或具旁通等比例关系，此两独立组的卦爻文辞即可串通起来解释，彼此互通。
三、焦循没有彻底解决“卦变”说
古今对焦氏《易》学之总体评价，或赞之另辟畦町，或贬之支离蔓衍，评隲不一。平实而言，焦氏对《易》学体系开创之努力，能破二千年来旧注之窠臼，蔚为一家说，此其独特的地方。但另一方面，焦氏之《易》说亦不乏可商之处。焦循批评汉人“卦变”说的努力卓然具有不可泯灭之功，但其用“之卦”说取代“卦变”说解释《传》文刚柔外内往来诸字，则是从主观出发，强《易》以就例的附会之论。
首先，焦循这套当位失道《易》学理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焦氏却很自诩自己的创造，他说：“余既为〈当位失道〉等图，以明其所之之吉凶悔吝，此即为荀虞‘之卦’之说之所本。去其伪存其真，惜不能起荀虞而告之耳。倘殁后有知，当与之畅谈于地下也。”焦循过份相信自己创造的这套理论，并以当位失道作为判别吉凶的唯一依据，同时其《易》说犹如数学公式，寄望用一个公式便解决《周易》经传全部文辞。由于焦氏刻求这种方式解经，因而往往以《易》就例，避重就轻，而忽略了卦爻的独立思想。如：焦循释《师》卦谓：“何以忧？为不当位，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师》三成《升》，则舆尸凶。《同人》四又之《师》初成《泰》，则否臧凶是也。”是说《师》《同人》二不先之五，而三先之上成《升》《革》，“不当位”为凶，有忧象，故“舆尸凶”。三之上继以初之四，成《泰》《既济》。《泰》是好卦，焦氏却反谓“……成《泰》则否臧凶是也”，可见焦氏只以“不当位”作为唯一考虑因素，而忽略了《泰》的义理思想，这并不符合经文之意。焦循又谓：“伏羲设卦观象全在旁通变化……当时旁通行动之法，必口授指示，而所以通德类情者，乃人人易知，历千百年而口授指示者不传，但存卦之序。当日所推而有所之者，不可见……夫文王之所指即伏羲之所指，文王之所告，即伏羲之所告。伏羲以手指之，文王以辞指之，伏羲以口告之，文王以辞告之。”这种提法，仅仅是焦循托古自重、一厢情愿之见，实际并未符合历史事实。
于《传》文刚柔往来诸字，焦循则谓：
凡《传》称外内刚柔往来上下，皆指旁通，以为卦变非也，以为反对亦非也，或举而悉归之乾坤，益泛而不可通矣。然则卦变之说何所来乎？曰：亦有之。《乾》二之《坤》五为《比》。谓《比》之来，由《乾》二之《坤》五可也。然《离》五之《坎》二亦为《比》，《师》二之五，亦为《比》也 。《坎》三之《离》上为《丰》，谓《丰》之来由《坎》三之《离》上可也。然《巽》上之《震》三亦为《丰》，《噬嗑》上之三亦为《丰》也。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所之或当位或失道，而辞则指其所之以明之。谓此卦之吉，由某卦之所之如此；此卦之凶，由某卦之所之如此；此卦之悔吝，由某卦之所之，失道而能变通如此。随举其所之以为辞，谓之‘之卦’可也，谓卦由某卦生，不可也……
要言之，一、焦氏要用“之卦”说即阴阳爻运动(爻之)变化的理论，取代汉人“卦变”说来解释《传》文刚柔往来诸字；二、阴阳爻运动(爻之)变化方式，按照焦氏的当位失道(二五或三上或初四先行)规则进行；三、焦氏认为经传文辞正是用以解释阴阳爻运动(爻之)变化的说明。
由于焦氏先从主观出发，用自创的当位失道理论作衡量标准解释《彖传》往来刚柔上下之文，故其说实多强《易》以就例、牵强附会，或难以自通之论。兹举数例，以见一斑。
(例一)《需》“险在前也”焦氏谓：“《需》《小过》相错为《蹇》《大壮》，故《传》与《蹇》同。”按，《需》《蹇》皆坎上故言险在前，焦氏此释亦多劳。“刚健而不陷”焦氏曰：“陷即窞也。《坎》成《需》则陷，《需》通《晋》则不陷。”此刚健究何义？焦氏皆无说，所释用《易》说例之词而已。又“其义不困穷矣”一句，“其”字明指《需》言，且《彖传》所释必卦之辞，此《易》例也，焦氏竟释曰：“义犹利也。变而通则利矣，《困》尚口成《需》，《贲》成《明夷》故穷，既变通于《晋》而不陷，则不困不穷。”于“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则谓：“(需)二之《晋》五成《否》，上乾为天，故为天位。《需》成《既济》则正，《晋》成《否》则中。”所释尤为牵强。
(例二)《讼》彖称上刚下险，险而健，皆就本象论，以此例彼，则刚来得中亦宜论以本象，至焦氏竟解为：“来谓二之《明夷》五得中道，凡二之五称来。”如是《讼》二五皆已刚中，何须之《明夷》成《既济》方得谓刚得中？于此可见，焦循释经多以《易》辞来附合于当位失道之例而已。
(例三)《蒙》“以刚中也”，焦循谓：“中谓五也。二之五则刚在中。”按，《蒙》二本已刚中，何必二之五乃为刚中？此犹如画蛇添足之说。“蒙以养正”焦氏又谓：“《革》四之《蹇》初则穷，变通于《蒙》则养之。”按，《革》通《蒙》，二五先行继以三上，成《革》《蹇》。今《革》复变通于《蒙》，乃循环论述，此其一。《革》《蒙》二五先行继以三上，仅行诸《蒙》而《革》全不动，有失两卦相之之义，而焦氏竟复以此不动之《革》通于《蒙》，则如何可得养正之说？焦说至此穷词难辩。
(例四)焦氏于《泰》则谓：“二之五为交，旁通于《否》为《乾》《坤》之相错故天地交。《否》成《益》又通于《恒》故万物通。”此避重就轻，于“小往大来”之文，焦氏竟无以释之。至《否》称大往小来，而焦说益穷。《否》《泰》二五不得相孚，独《泰》二之五，《否》则不动，则何为“大往小来”？焦氏亦无法释之。
(例五)焦循释《随》“刚来而下柔”，谓：“刚来，《巽》二之《震》五，亦《归妹》二之五。”果如是，依焦氏比例则《艮》五之《兑》二亦《随》，则不得称“刚来”，则焦氏之说已穷。又，《蛊》《随》二五不得相孚，《随》仍为《随》，则又如何“刚来”？焦氏亦无法解之。
(例六)《贲》“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焦循谓：“据《困》成《大过》言则分刚，据《贲》成《明夷》言则文柔。”如是，依焦氏《易》例：《困》《贲》二五不先相孚，乃先三上相孚，《困》成《大过》、《贲》成《明夷》，此“失道”之凶也，何得《传》文反谓“小利有攸往”？此焦氏不能释也。
(例七)《无妄》“刚自外来”，焦循谓：“外，谓《睽》也。《睽》二来五成《无妄》。”果如是，《谦》五之《履》二亦《无妄》，但《谦》五非刚；《井》二之《噬嗑》五亦《无妄》，但《井》二非外；非刚非外，则焦说穷。至《升》《无妄》二五不能相孚，《无妄》仍为《无妄》，则焦氏更不能释之。
(例八)《涣》“刚来而不穷”，焦循谓：“刚来，(涣)二之《丰》五也。”在《涣》而以二之《丰》五反谓为“刚来”，乃“刚往”也。焦说穷，乃狡辩曰：“来为知来之来，故在《涣》而以二之《丰》五为来。《丰》五得《涣》二之来，所以不穷而亨也。”《彖》解《涣》而反以《丰》说之，此亦锻头以便冠之说也。
(例九)《晋》“柔进而上行”，焦循读作“柔。进而上行”，谓：“柔谓六五，五柔宜进为刚，故《需》二上行。”按，《需》二之《晋》五，为上行为刚进，非柔进。焦氏为便于经说，遂以“柔”字、“进而上行”断作两句，以本卦《晋》解“柔”字，再以“《需》二上行”解“进而上行”句。其说失于牵强。它处解《睽》之“柔进而上行”、《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鼎》之“柔进而上行”，亦似此。
由上证知，焦氏用自创的当位失道理论解释《彖传》刚柔往来上下之文，其说多牵强附会，实不足为信。
四、结 语
综上，焦循对《易》学体系开创之努力，能破二千年来注家之藩篱，以及批评和否定汉人“卦变”说之非，使其在《易》学史上卓然具有不灭之功。但焦氏用“之卦”说取代“卦变”说解释《传》文刚柔外内往来诸字，则是从主观出发，强《易》以就例的附会之论，因而焦氏并未最后解决《易》学史上“卦变”说的千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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