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阴阳和谐思维是建构《易经》体系和《易传》解释系统的灵魂，它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是古代“五行”、“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充分彰显了中国哲学与文化和谐思维的特色，它逐渐积淀成尚中求和的思维模式，对其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周易； 阴阳； 和谐； 思维模式
On the thinking of harmoniousness between Yin and Yang in Zhouyi
Abstract:The thinking of harmoniousness between Yin and Yang is the core in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Yi jing and the soul of the interpretative system of Yi Zhuan. As an inevitable result developed from th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s of Five element, Yin yang ,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and so on, the thinking was closely linked to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and history. This thinking conceived in Zhouyi fully exhibited the unique thinking mode of the harmoniousnes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t was gradually condensed into the thinking of upholding the mean and seeking harmony, having thenceforth exerted deep and extensive influences upo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Key words: Zhouyi; Yin yang; harmoniousness; thinking mode
和谐，harmony，现代汉语词典释为“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和顺、协调、一致、统一等，汉语中许多词都表达了“和谐”的意思。人与天合一、人与人和谐，构成几千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思想观念，和谐思维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显著特色。作为源头活水，《周易》的阴阳和谐观念充分彰显了这一思维特色。
一
《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它所讲的变易是指阴阳变易，阴阳变易显现的是整体和谐。阴阳和谐思维是建构《易经》体系和《易传》解释系统的灵魂。如果对“经”和“传”稍作分析，即可说明这一点。
《易经》体系由64卦384爻构成。从每一卦看（除乾、坤二卦外），构架的基础是-与两个符号，称作阳爻和阴爻。这种界定给出了两个符号最确切的名称，也反映了-与的本质特性。-与的重叠组合而成《易》卦。在《易》作者看来，每一卦中6爻的数学排列组合，表征着阳爻和阴爻的特定内在关系。每一卦自初爻至上爻，反映了事物由微而显的渐变过程，尽管爻辞看来不甚规范，也没有使用“阴阳”二字，但其体现的阴阳对立统一原理是一致的。如乾之龙、咸之感、震之雷、渐之鸿等，无不通过各自的爻变而显示事物由微而著的变化规律性。
因为阴阳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抽象，其一指实体即气，“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乾·文言传》）。“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坤·象传》）。“阴凝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 （《乾·文言传》）。因此阴阳为物：“乾，阳物也；坤，阴物也”（《系辞传》）。其二，阴阳指事物的属性和形式，阳的属性为刚健，阴的属性为柔顺：“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说卦传》），“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传》）。阴阳既可以从自然属性又可以从社会属性多方面表现出来，阳是君、父、夫，阴是臣、子、妻；阳是善、仁、爱，阴是恶、戾、残。等等。
在阴与阳的内在关系中，协调、统一、和谐是其基础和底蕴。阴与阳相互联结、依存，舍阴无阳，舍阳无阴。虽然看起来乾卦只有阳爻、坤卦只有阴爻，但阴中含阳，阳中含阴，并且两卦是易之“父母卦”，作为一个整体，阴阳俱备化生万物。“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系辞传》）。“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卦传》）。阴与阳的协调是易卦成为统一体的基础。《易传》及汉代易学揭示了阴、阳爻之间的承、乘、比、应、中的关系。凡下爻紧靠上爻叫做“承”，即以下承上的意思，凡上爻高凌下爻叫“乘”，阴爻乘阳爻为“乘刚”，六爻之间逐爻相连并列为“比”，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如果为一阴一阳，则为应，一般说来，有应则吉，无应则凶。“应”即为协调和谐。“中”即中位，即易卦六爻之二、五爻位，二为内卦之中，五为外卦之中。如果阴爻居二、阳爻居五位则既中且正，一般为吉、无咎。据统计，二、五爻吉辞最多，合计占47.06%，差不多是总数的一半。正是“二多誉”、“五多功”（《系辞传》）。在这些关系中“应”与“中”最突出地反映了阴阳和谐性，《易经》爻辞及《彖传》《象传》从许多卦上表现了这一特征。就六十四卦而言，凡六爻阴阳协调、和谐都为吉卦，如《泰》卦 ，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皆阴阳谐和，天地交通为泰。《既济》卦不仅阴阳全应，而且阴爻居二位、阳居五位，既中又正，象征事情有成。
从《易经》体系看，卦与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杂乱无章的，64卦的排列顺序体现了阴阳对应，一般是互为综卦排在前后位置。唐代易学家孔颖达将卦序的系统规律性总结为“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第334页）[1]。就是说每一组卦的两卦之关系不是覆（两卦卦画相颠倒），如屯与蒙，困与井；就是变（两卦卦画完全相反），如坎与离，中孚与小过。易卦的这种内在联系还表现在卦名的含义上，如乾与坤、泰与否、剥与复、损与益、革与鼎、既济与未济即是，它们之间都是阴阳的协调与和谐，相反相成。不仅如此，64卦也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上经始于乾坤，终于坎离。“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第10页）[1]《序卦传》给我们描述了万物生于天地，经过蒙昧时期的成长，最后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下经34卦从咸恒开始，咸为交感，喻指男女婚配交感；恒为恒久，喻男女白头到老。“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序卦传》），从人到家庭、社会渐次展开，充满矛盾、纷繁复杂，既济与未济表示事物相对完成又没有终止，无穷无尽。思维的和谐性、系统性在这里得以清晰体现。
《易传》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十篇，又称作“十翼”。《易传》多次使用“阴”、“阳”二字，并将它们视作相互对应、统一因而决定事物变化的两种因素，以阴阳和谐理解《易经》，建构成《周易》首要的解释系统。首先，《易传》从哲学高度、从宏观上说明了宇宙整体的和顺与秩序性。《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就把乾坤看作象征天地的符号，天地承顺关系体现了宇宙整体的和谐，而这种承顺性的和谐乃是万物生存不可缺少的前提。《序卦传》所编排的六十四卦顺序图式，实际上是一个表征宇宙秩序性的“代数式”，整体的有序性意味着宇宙的和谐与平衡。而且，和谐还是包含差别、对立、矛盾的有序结构，可以称为要素的定位化，以及定位化要素的协调，这在《系辞传》开篇即明确：“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彖传》所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表明万物的协调化即“太和”，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宇宙整体和谐状态。《易传》把宇宙和谐性概括为阴阳之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说卦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传》）。
其次，整体和谐观念还包括阴阳之间不断地交感或交易，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因阴阳交感而和谐有序，生生不息。《泰》卦的卦象是天在下地在上，天为阳，地为阴，阳气上升，阴气下降，二气交感，万物化生。因此《泰》卦的根本意蕴之所以为通达，有大吉之征兆，正是着眼于阴阳的交感。“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彖》）。《咸》卦也是如此，卦象为兑上艮下，兑为阴、艮为阳，阴气在上、阳气在下，阴阳二气才能发生交感效应。天地以阴阳二气相感而万物生成，表现了自然界的和谐；人类以男女两性交感而家道亨通，表现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彖传》对此作了精辟的说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系辞传》也有多处论述，如引《中孚》九二爻辞后发挥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应”即为感应响应之意；引《同人》九五爻辞后阐发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融洽的重要意义，成为千古至理名言。
尚中正，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的鲜明特色。《易传》在这方面作了不遗余力的运用和发挥。清人钱大昕说：“《彖传》之言‘中’者三十三；《象传》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中正’，曰‘时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刚中’，曰‘柔中’。刚柔非中，而得中者，无咎。故尝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2]钱氏的结论未免有些夸大，但在《易传》里，尚中正的思想十分突出，则是毫无疑义的。
通观《周易》“经”“传”，阴阳不仅表达万物内在的本质属性，而且表达更根本的“道”与“理”的属性。阴与阳的对应、统一、和谐，贯穿在《周易》构建的无限时空中，是《易》之为《易》的精髓。因此，《庄子·天下篇》一言一蔽之：“《易》以道阴阳”[3]。朱熹说：“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第2159页）[4]。江永在《近思录集注》中总结道：“易者，阴阳错综交换代易之谓，如寒暑昼夜，阖辟往来，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其间，非此，则实理无以顿放，故曰其体则谓之易。言易为此理之体也。”[5]
二
《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有其思想来源，她的产生及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她是上古先民五行、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发展的结果。
“易”在现代汉语中主要含义指变易、变化、交换。从文字学上看，有人认为“易”为上“日”下“月”构成，日为阳，月为阴，象征日月阴阳变化。《说文解字》引《秘书》云：“日月为易，象阴阳也。”“阴”“阳”两字虽不见于《易经》而多见于《易传》，但阴阳观念在传说中很早就萌生了。
认识来源于实践。阴阳观念与五行思想的出现和发展密切相关。五行是人的日常生活接触最频繁的五种元素，是维持人的生存的最基本、最必需、最直接的物质。箕子总结鲧“汩陈其五行”[6]的教训和禹治水平土的经验，还有扈氏“威侮五行”[6]的教训，对《洪范》九畴第一条予以阐述，五行首次被表达为“水、火、木、金、土”。统治者为了巩固并占有治水平土的成果，便把五行列为治国的第一大法，并专门设立经常管理水、火、木、金、土等五个部门的“职官五正”[7]。两周之际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8]五行即“五材”，成为产生“百物”的物质元素，并且突出了“和”的作用。还有后来的医和、晏婴等人对“和”也作了生动的说明，使之与“同”区别开来，反对“过”、“淫”、“不及”。产生于治水实践的原始五行说向前推进了，和谐思维的萌芽也孕育而生。刘安在《淮南子》中认为，黄帝时我们祖先就开始“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第65页）[9]。“治”包含治理、改造之意，“节”与“正”有节制、调整、纠正之意，都是人的活动，从中多少透露一点史影：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为阴阳思想产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阴阳思想的产生在传说中比较早。相传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他所创造的八卦符号，最基本的“－”与“- -”可能表示男女两性区别，反映了人们原始的生殖崇拜。但阴与阳作为哲学范畴来使用是比较晚的事情了。从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在原始五行说的形成阶段，人们的思维水平只能从“百物”中抽象出“五材”，虽然他们看到“润”与“炎”、“曲”与“直”、“苦”与“酸”等方面的差别（第301页）[8]，但还不能把“五材”的多样性抽象成两端的对立性。人类认识又经历了多少年的大大进展，人们已能从“五行”“五材”的简单多样性，上升为认识到乾与坤、泰与否、剥与复、损与益等等的关系。从“五行”“五材”到“二气”“两端”，这是一个必然的认识推进过程。在《易经》形成阶段，人们头脑中的阴阳观念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
阴阳对偶，是中国哲学史中既古老又重要的范畴。阳，《说文》：“高明也”；阴，《说文》：“霒，云覆日也。”徐锴《说文系传》曰：“山北水南，日所不及也。”张立文先生考证后指出：“无论是甲骨或金文，阳字均与日相联系，且日高悬，光芒下射，指光照到的地方。阴，甲骨现未确认哪个字，……后人以阴为背日或‘日所不及’，都取阳之相反之义，是相对于阳而言的。”（第261页）[10]阴阳在殷商时未以成对概念出现，两周时已有对偶使用但不多见。《易经》仅有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使用一“阴”字，帛书《周易》曰：“阳于王廷”（夬卦卦辞，通行本“阳”作“扬”），仅用一“阳”字。《尚书》单字阴与阳各有三处。《诗经》言阴与阳分别有9次和18次，仅有一处二字连用：“既景乃岗，相其阴阳”，意即在山岗上测日影，察其向日或背日，向日为阳，背日为阴。
先秦典籍《左传》、《国语》中阴阳连用多见，既指阴阳二气，又作为两种相对待的势力和因素，因此突破了原始意义而向哲学范畴过度。如“元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7]。《国语》说：作为两种势力，“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8]。这是周太史伯阳父用阴阳两因素对地震发生的最早解释。范蠡向越王勾践提出了用兵之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第653页）[8]这就以阴阳相对性和互变性来说明日月盈虚和战争的变化规律。又据《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春天曾发生陨石和六鷁退飞的怪异现象，宋襄公问周内史权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7]用阴阳的交互作用来说明自然现象，与伯阳父对地震的解释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人们还以阴阳解释人身体生理机能。《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求医于秦，秦伯派医和去看病，医和认为晋侯是女色过度，他说：“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7]“淫”为多过度，各种疾病由多种原因引起，但共同之处是阴阳失衡。这就从反面说明阴阳协调的重要性。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先民的阴阳思想加以弘扬。老子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万物包含着阴阳两个对应的方面。庄子曰：“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第394页）[3]。他认为：“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第166页）[3]。过度的喜与怒会伤及阳气与阴气，阴阳相侵害会伤害身体。他指出毗阳毗阴的相对性，是为了追求阴阳的和谐性。进而，庄子提出“阴阳调和”“交通成和”的重要论断：“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吾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第229页）[3]；“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第311页）[3]。交通，即交感；调和包括和谐、平衡、协调以至渗透、转化等意蕴。庄子在盛衰、清浊、长短、刚柔对待中以求阴阳的和谐；这个“和”是通过交通的方式达到的，阴阳交感成和，万物以生。
在阴与阳的关系中，尤其凸显和谐与统一的方面，是由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的，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不同，各国奴隶制形成所走的路径和特点不同。古希腊、罗马是在有了个人生产力、用家庭的个体生产代替原始集体协作生产，通过瓦解原始制、发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径而进入奴隶社会的。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进入文明时代的。概而言之，我国奴隶社会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农耕发达，以农立国。黄河、长江流域冲积平原养育了我们的祖先，他们以种植粮食为主。长期的农业生产，使人认识到面阳者丰收，向阴者减产，政论家们提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第483页）[6]。第二，依河而居，以水为主，以治水闻名。在治水斗争和观象活动中，祖先们很早就认识到五行和阴阳问题与人生活的关系，探索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萌发。第三，从夏禹开始建立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族统治。政治组织、经济结构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从父到尹（百官）到君，周代确立了按宗族血缘关系来“受民受疆土”的继统法，形成以井田为基础，以宗法为纽带的金字塔式等级特权制度。这是阳尊阴卑观念的基础。利用温情脉脉的血缘纱幕，掩盖等级差别和阶级矛盾，调整统治者内部君臣上下关系。这是倡导阴阳和谐的现实意义。第四，农牧业生产，治水实践，显示了发挥集体力量的重要性。面对洪水灾害和种种困难，艰苦环境中求生存需要人与人的团结，多种因素的协调，催生了和谐观念。《尚书·虞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6]。把音乐理解为各种音素之间的协调，不相冲突，目的在于追求“神人相合”。显然蕴涵着求和谐一致的思维倾向，孕育着天人合一的观念。第五，幅员辽阔，部落林立，民族众多。由于生产和分工，多部落的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体、具有较大范围的部落联盟，逐渐造就了中华儿女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与和天下的和谐精神，天、地、人相贯通，形成影响广泛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观念。
天人合一是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由此构成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主色调。其中涵盖着三层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心与身）的关系。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三者中都蕴涵着阴阳关系，自然中天与地是阳与阴、人中男女是阳与阴、人自身的刚与柔也是阳与阴；阴阳关系又反过来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主色调，阴阳和谐思维是天人合一的具体展现，又丰富和强化了天人合一思维。《周易》阴阳和谐思维正是在中国奴隶制的经济政治基础上，在天人合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三
《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一经形成并被系统化、理论化为尚中求和的思维模式，它便作为一种客观性精神力量，又反过来日渐渗入人的心灵世界的底层，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巨大的、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一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和谐思维在《周易》中实际上表现为四个层次：首先是在宇宙自然的宏观意义上，“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说卦传》）乾道刚健以生物，坤道柔顺以成物。宇宙整体是和谐而有序的；其次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地为自然，人为自然而生，又反过来体悟和确证自然。“六爻之动，三极之道”（《系辞传》），人道“仁义”与天道阴阳、地道柔刚贯通一体，天地人圆成会通；再次是在人与人关系上，“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强调德性伦常，主张“保合太和”与“同人”之道，亲附聚合；最后是在人自身，主张心身平衡，倡导“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系辞传》）的君子保全之策。
先秦时期，儒、道、阴阳各派思想家沿着先哲思维路径，分别从不同层面表示了对和谐的执着追求。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第8页）[11]把和谐作为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原则。《中庸》对“中和”作了经典性阐发，上升为宇宙根本性法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论断，使《易传》天地人“三才”落脚于“人和”，并强调“五伦”的重要性，着眼于社会的协调和谐。道家崇尚“混沌”，认为原始的自然混沌是理想的和谐状态，“当是时也，阴阳和静，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众不夭……莫之为而常自然也。”（第249页）[3]主张返朴归真，“和之以天倪”，“守其一以处其和”，厌恶自然的破坏和人性的扭曲，从与儒家不同的角度确认了和谐的价值目标。《管子·形势解》则把春夏秋冬四时与阴阳相配，阐述了万物生、长、收、藏的全过程，展开了一幅自然变化的和谐图画。可见先秦时期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大体上奠定了我国古代和谐理论的基础。这对于《周易》阴阳和谐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里需要指出，根据高亨先生等人的研究，《周易》的成书过程贯穿于先秦到西汉的较长时期，其间有儒家、道家的问世。时间先后可以大致表述为：先民观念—《易经》—老庄、孔子—《易传》—《吕氏春秋》、《淮南子》、《黄帝内经》等……。如果存在思想链条，那么其中每一环节都对前者有所承继，并对后者有所影响。在《周易》等典籍启发下，战国末期以邹衍为代表的稷下学派首次将阴阳与五行合和而论；《吕氏春秋》则将阴阳消长与五行生克完整地结合起来，全面地解释物侯、政令和人事，如把音乐的和谐和自然的和谐联系起来：“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黄帝内经》以内外环境统一的五运六气理论为主，建立了一套关于人体生理机制的阴阳五行学说。由此，阴阳五行思想从学术的边缘走向社会思潮的中心，并日益深入地结合到儒道两家思想里，深深扎根于社会意识中。
两千多年来，《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及整个和谐理论，与民族传统哲学发展相一致而日趋完备和臻密，并逐步积淀和强化为一种思维定势。例如，董仲舒说：“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第643页）[12]他十分崇尚宇宙的整体和谐：“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12]。魏晋玄学家阮籍说：“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第78页）[13]，把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贯通起来。宋代的哲学家以《周易》为起点进一步解释和发挥，《二程集》认为：“刚正而和顺，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刚正和顺而已”[14]，“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14]。张载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第85页）[15]强调宇宙本质上是动态性的和谐。王夫之则对二程、张载等人所阐发的《周易》阴阳和谐思想加以总结提升到：“太和，和之至也。”（第85页）[15]“天地以和顺为命，万物以和顺为性。继之者善，和顺故为善也。成之者性，和顺斯成也。”（第121页）[16]和顺即和谐，此乃天地之命和万物之性。这就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待和谐，把和谐视为宇宙的本质。上述和谐思想大多是在《周易》阴阳和谐思维基础上从不同方面深化之和发展之。因此，《周易》是“大道之源”，没有源头活水，就没有传统哲学的和谐论。
《周易》阴阳和谐思维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例如，表现在中医学上。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是阴阳调和观念——既指人体与自然界之间应该有一种协调关系，也指人躯体内各系统功能应当维持一种平衡关系。“内外调和，邪气不能害”，表明人身体健康；当失调或失和，则意味着人身体有疾病，“阴阳离决，精气乃灭”（第32页）[17]。因此，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是调整已受到破坏的生理机能，使之重新恢复到阴阳平衡协调状态，即“阴病治阳，阳病治阴”（第22页）[17]。阴阳调和观念显然与和谐思维方式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肯定祖国医学，就包含着对和谐思维方式的肯定。
又如，和谐思维对中国艺术也有深刻影响，它直接制约和支配着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中国古典美学在和谐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尤其注重美的对象的平和、凝重、庄严、典雅，特别崇尚“中和”的审美格调。古代传统的乐理，历来反对“郑卫之音”、“桑濮之典”，把它们视为“淫声之作”，认为它们违背了“中和”原则。相反，“雅乐”、“正乐”则受到格外推崇被称为“大乐”。而“大乐必易”（第635页）[20]，“易”即和平。“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8]。当代美学家周来祥先生提出“美为和谐”，反映了人类在审美领域的共识。[19]
还有，中国古代建筑学也体现出和谐思维，古建筑物十分讲究对称、平衡、协调的风格。古都北京的故宫堪称这种风格的代表作。从天安门到神武门，整个庞大的建筑群，以中轴为基准，前后左右处处展现出对称性。三大中心殿规模宏伟，气宇不凡，分别被命名为大和、中和、保和，足以显示出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和谐思维方式的魅力。此外，以乾清、坤宁二宫为后卫，以文华、武英二殿为侧翼，无论外观形象还是称谓，都符合“中和”原则，象征着皇权至高无上、君临天下的气派，给人以恢宏、庄重、威严的审美感。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梁漱溟先生曾提出“和平文弱”是民族品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并且解释为：“温顺和平、耻于用暴、重文轻武、文雅而不免纤弱、特喜调和妥协；中庸及均衡、不为已甚，适可而止等”（第12页）[20]。这种特定的国民品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到重和谐的思维方式在心理结构上的积淀。对其优劣需要具体分析。
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哲学，它所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调节这种关系而实现和谐为最高目标。《周易》的天地人三才思想，阴阳和谐思维，是以自然界所包含的万物的特性为据，旨在说明人道应以宽厚、仁义为德，应具有特大恢宏的气度。这种观念陶铸了中华民族胸怀宽广、热爱和平、团结和睦的特殊品格。从个人的修养——身心平衡、健康，到齐家——家庭和睦，再到治国——长治久安，最终达到平天下——“协和万邦”。从人际关系看，实际上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谐，有助于社会各方面力量、各种因素的协调、凝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看，实际上关注的是睦邻敦友，世界和平，这有助于全球一体化进程，最终有利于人类进步。但是，和谐思维模式实质上是以自然界的理想和谐证明人类社会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其内在逻辑是自然界的天上地下、天尊地卑的层次结构，人类社会相应地也应该是君臣上下、贵尊贱卑的差别结构。不仅是理想状态，而且是天经地义的。由此人们只能对封建等级制度顶礼膜拜，而不能表示丝毫怀疑。中国封建社会经二千多年而异常稳定，等级残余遗害长久，与传统的和谐观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也是梁漱溟所谓国民品格“文弱”性、消极性的一种表现。
《周易》的思想倾向以儒家为主流，兼融道家、阴阳家等汇通而成。如果说儒道是传统哲学的主干，那么《周易》阴阳和谐思维就代表了传统哲学和谐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和理解上，和谐思维不仅在历史上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而且对于处在科学文化高度发展时代的当代人依然具有借鉴价值。西方世界在主客二元对立的理念下，为征服、主宰自然，片面地发展了“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却忽视了“价值理性”，造成了现代化之后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全球性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调。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和谐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些西方人提出了“回到自然中去”的口号，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和印证了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和谐思维的价值所在。当然应当看到，除极少数先哲（如荀子）曾提出“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外，《周易》和中国传统哲学大都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人与自然的抗争，漠视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结果逐渐在先民（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心理底层沉积为一种对自然崇拜的宗教感情和审美情趣，似乎从来也没有感受到把自然作为人类首要的实践对象的必要性。中国未能形成类似西方那样的近代科学，其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不能不说与民族文化过分重视和谐思维的传统有某种关系。对此，我们应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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