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乾卦》对儒、道生命观及先秦汉魏文士生命意识的影响

社会与人生，始终是哲学永恒的范畴。《周易·乾卦》中不无对个体与群体，亦即人生与社会关系的探索。个体在群体中存在的理想状态究竟如何?“群龙无首”是对此理想状态的阐释——个体之间的矛盾与磨擦达到最小，在群体中互相谐调，从而使二者均达到最大、最优程度上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意识后来在《老子》诸多章节中同样存在，成为《老子》中关于“道”的探讨的一部分。失意文人也在痛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并在作品中描绘出类似于“群龙无首”的境界。

《乾卦》为《周易》六十四卦之头卦，在《周易》中的首要地位可见一斑。《乾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生命哲理，道出了最佳的生存状态，对儒道两派的生命观均产生巨大影响，并几乎成为先秦汉魏文士苦苦思索与探讨的生命意识的归着点。本文拟就此略抒管见。

一

《乾卦》以“龙”取象，“初九”之“潜龙”、“九二”之“见龙”、“九五”之“飞龙”、“九六”之“亢龙”，都指“龙”的个体，即指《易传》中所谓的“君子”。卦辞中又有“群龙无首，吉”，“群龙”是“龙”的群体，即指社会集体。《乾卦》如此取象，无疑寓含着“龙”与“群龙”——个体与群体，亦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从“初九”到“九五”是一个自我价值逐渐增值的过程：“初九”曰“潜龙勿用”，不违于道，体道而“无闷”，无所行动，只在进行自身的积蓄，所以坚不可“拔”；“九二”曰“见龙在田”，在心与道合的基础上，进而有所为，言信而行谨，做到“德博而化”；“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旨在“进德修业”，使德行与功业进一步发展；“九四”曰“或跃在渊”，《乾·文言》对此解释说：“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君子依时、依势而上下进退，意在其“德业”能够为世所用。在这一阶段中，个体运行的轨迹是自下而上、从低到高的，其价值持续地积蓄、扩充，是一个熵减的过程。但是，个体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出现“亢龙有梅”的局面，“亢龙”“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德而不知丧”(以上三句均见《乾·文言》)，物极而反、盈极而亏，势必走向自体的毁灭，同时扰乱整体、侵扰其他个体，制造乱局，无疑使系统整体的熵
值增加。
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群体来说，“群龙无首”这一取象也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亦即每个个体，都孜孜不倦、“自强不息”地“进德修业”，意欲“及时”而用，使个体的效用得以发挥出来。与此同时，个体之间——“群龙”之间又能互相协调，不相阻碍、磨擦，每个个体都进人到一种自觉的、自为的状态，发展自身，又不影响他人，自然也不需要“首”来指挥与操纵。个体均“不失其正”，集体自然而然地“不失其正”，
成为一个自然而有序的系统。这样的集体，是最和谐、最美好、最理想化的，是适合个体存在、发展的最佳状态。
同时，《乾卦》直接触及到生命本身。《乾卦》不仅提到人生的“进”与“退”、“得”与“丧”，而且提出了“存”与“亡”，“存”即生存，“亡”即死亡，如果把生命比作一条线段，《乾卦》则兼顾了起点、过程与终点，顾及线段的全部，即生、活着、死，并揭示了生与死的辩证统一。《乾卦》对于生命及生存环境，对于社会人生、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考索，如同先知的预言，犀利而准确。

二

《周易》的地位是很独特的，既是道家“三玄”之首，又是儒家重要经典，儒、道二派都极力从《周易》中寻出自己的理由与支持，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周易》本身的博大精深、包罗丰富。《周易》中举足轻重的“乾卦”对于社会及人生的考索，对儒、道二家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深受《乾卦》启发的当属老子。《老子》中许多内容都可看作对《周易》原理更为详尽、系统、条理的阐发。老子所标举的社会群体是“静”的，《老子》16章、37章、57章都反复地提到“静”。“静”看似“无为”，而其结果却是：“我好静，而民自正(57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37章)”，“静”的目标在于“正”，而“正”即意味着“无不为”。《老子》中的“正”同于《乾·文言》中所守之“正”。“静”与“水”是《老子》中经常出现的概念，8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78章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功坚强者莫之能胜”，水能弱而胜强，虽为至弱，实则至善。“静”与“水”实质上也是相通的，二者有本质上必然的联系。“水”表面是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静”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止水”，《老子》的“水”是动态的，是看似静的动，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有序的动。而在《老子》中，“静”也并非“静止”，而是“有序的动”，这种有序指个体遵循道，个体之间协调而统一，所以可以达到“正”，达到“无不为”。由此出发，老子极力反对破坏整体、系统的和谐关系。24章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此章所谓“企者”、“跨者”、“白见者”、“自是者”、“自伐者”、“白矜者”，其形象的实质等同于《乾卦》之“亢龙”。18章又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段话可作辩证理解：有仁义，大道废；有大伪，智慧出；有孝慈，六亲不和；有忠臣，国家昏乱。“仁义”、“大伪”、“孝慈”、“忠臣”等都属打破和谐的“亢龙”。《乾卦》仅对“亢龙有悔”，因为“亢龙”高自标置，“贵而五位”、“高而无民”，“亢龙”高高在上，作了“群龙”之“首”，破坏掉“群龙无首”的最佳组合，引起系统整体的混乱，使熵值突增。老子主张“不自见，或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22章)，就是旨在维持“群龙无首”的状态，避免出现“亢龙有悔”。这是一种合理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个体与群体双方都有利。
老子是较注重现实生命的，《老子》揭开了生命含义的精髓，33章中说“死而不亡者寿”，同《乾卦》一样，兼及生与死，是对生命全过程的考索。老子明确指出：真正有价值的生命，不会随着肉体的死去而消失，其生命的精华——应是精神的、非物质的，会得以延续，生命本身亦藉此获得永恒与不朽。老子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乾卦》暗合并有所发展。老子清醒而冷静，但决非悲观消沉。他力图为个体以及整体的运行轨迹提供方法论。
道家一派中，真正悲观绝望的是庄子。庄子宣扬“无用”以保全性命，无用即无所作为，不尽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也就是只要个体，不要群体，脱离社会。
即便对个体，庄子也持极端悲观的态度。《庄子》认为，人不仅在空间上微不足道，在时间上更是来去匆匆。《知北游》篇中说：“人生天地之间，若自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盗跖》篇中也写：“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庄子强烈地体味到生命的短暂，对他来说，生命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存在，一个倏忽即逝的瞬间。他从生命所占居的极小的空间与极少的时间中，看不到任何积极的因素，得不出任何有为的结论。庄子认为人活着，只要有待，就有痛苦，并且生命有多长，痛苦就有多长。因为人身是物质的、现实的，必须有待于外在的现实才能得以维系，这种患在于有“身”的观点出自《老子》第13章：“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有身即有待，无待即无身，如果无待，生命本身也不会存在了。身与待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矛盾，即便庄子笔下的“神人”、“真人”也要“餐霞”、“饮露”，也要“乘云气”，所以还是有待于“霞”、“露”、“云气”等外物的。生命对于庄子来说，就是痛苦，就是死亡。
庄子虽深刻地理解死，但是轻视了生，忽略了生命的价值，也否定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割裂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他只执《乾卦》、《老子》中所涉及的生命线的一段——死。
儒家的持论则恰好与庄子相反。
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儒家极力强调、推重群体。贯穿儒家思想始终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他们标举“立德”、“立功”、“立言”(见《左传·襄公24年》)的“三不朽”的立身处世原则。正如《孟子·告子》中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儒家奉行的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仁以为己任”、“死
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他们对社会的责任，他们所躬行的“长幼之节”、“君臣之义”在生命的终结时刻才宣告结束。也就是说，儒家所重的是“群”，是社会整体，在许多情况下，是牺牲个体以维护集体，而不是个体与整体的协调、同步的发展。
一般说来，儒家重现实人生而回避死亡。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所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乐以忘忧”，与庄子大相径庭，孔子对生持乐观态度，根本不关心衰老与死亡这种必然的规律。所以当子路问事鬼神时，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中，儒家似乎又执“生，，之一端，大约有同于只知“进”与“得”，不知“退”与“丧”，只问“存”，不问“亡”的“亢龙”了。
总之，对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及生命本身的生与死的考索，庄子与儒家的主流态度是互相割裂的，二者各执一端，都有缺憾，也都是不够完善的。按照一般性的理解，死亡是一个悲剧，既然这一悲哀的结局不可避免，所以没有必要不顾“老之将至”；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人们当然应该重视现世的“生”，从短促的生命过程中探掘出永恒的内容，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说，意识到终极结局，同时又积极地生活，全面地把握死与生；对于个体与群体来说，二者应互相协调，避免矛盾，同步发展，和平而稳定。因此，儒道二者应该是互补的，互补的结果当是《乾卦》提出的集体与个体互相配合、共同进步的。

三

《乾卦》“群龙无首”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也是只有儒、道(主要指庄子思想)并行互补才能接近的状态。正因为是理想的，所以与现世的实践始终会存在着距禹。人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一生?怎样实现自身的价值并同步地推动整体的前进?怎样调节个体与整体?诚然，这是每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能动的主体不会满足于植物般地机械地被动地活着，总是要设置自己的人生道路，总是要面对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因而，对生命哲学的探索也自然超出《周易·乾卦》、儒与道等纯哲学的领域，而成为一个较普遍的问题，进入文学的范畴，久久地索绕着文士的心灵。

在先秦，伟大诗人屈原积极地追求生命的价值，努力地实现人生理想，却因得不到集体的容忍与忍可而无法发扬个体，并最终走向自体的毁灭。继屈原而后的抒情诗人宋玉，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的夹缝中，无时无刻不感觉到痛苦与无奈，宋玉身上有儒家求功名的一面，《九辩》中写他“欲布名乎天下”，“布名天下”是他人生目标的寓托，但却不能实现，于是他别无选择，只有“处穷而守高”，又显示出道家的影响。在汉代，儒家思想占居主导地位，经学观念笼罩着意识形态领域。受此情况左右，许多文士如司马相如、董仲舒、东方朔、司马迁、王褒、扬雄、刘歆、冯衍、班固、张衡等等，都怀有“兼济，，之志，希望施展才能抱负，有补于国家社稷，但往往以怀才不遇而走上游心玄默的道路。怀才不遇，似乎是绝大多数文士的通病，究其根源，则在于个体的自由发展受到外界的阻挠或整体的障碍，其自我价值不能充分实现。对于大多数文士，都是先儒而后道，儒不成则道，由主动地追求儒转向消极地接受道。儒与道是选择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有一个先后相继的顺序，而不是同步并行，虽然在同一主体身上得到统一，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因此，达不到“群龙无首”，个体与整体也不可能彼此促进、共同发展。
在建安曹魏之际，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疾疫流行，“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生命的大批凋谢，促使文士们现实地面对死亡，探索死与生的辩证，探寻生命的意义。社会四分五裂，是挑战又是机遇，为有识有志之士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也促成文士们对自我价值的探求。在这个“人的自觉”的时代，文人们也在自觉地、主动地思索、把握人生。在这方面，曹丕、曹植兄弟可以作为典范。曹丕在《与王朗书》中写：“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又《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事，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植《与杨德祖书》中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年寿有时而尽，肉骨终究化为土灰。如何从肉体升华到精神?如何向瞬间求得永恒?如何实现自我?建安文士给出了很好的答卷，他们追求“无穷”与“不朽”，他们生命的价值已融人了毕生的努力。
建安时期是一个个体高扬的时代，集体则相对地疏淡，个体的发展可以不受集体的局限，“通脱”而较为自如。
魏代司马氏取得统治地位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玄学的兴起与严酷的政治现实使得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许多文士都从老庄那里寻求心灵上的寄托。个体与集体的矛盾难以调和，个体的价值无从实现，文士内心极端地痛苦，嵇康在《六言诗》10首中这样描绘自己的理想，其一曰：
惟上古尧舜；二人功德齐均，
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
宁济四海蒸民。
其二曰：
唐虞世道治：万国穆亲无事，
贤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内忘，
佳哉尔时可喜。
唐尧、虞舜虽为一国之君，但却“高尚简朴慈顺”，“不以天下私亲”，不以“群龙”之“首”自居，因此“万国穆亲无事”、“晏然逸豫内忘”，四海安宁，实则达到了“群龙无首”与道合一的境地。个体与集体相得宜彰，贤愚能够各自“得志”，个体得到自由发扬。这种情形正是《乾卦》所述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