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第一奇书”的《金瓶梅》自16世纪末问世以后，如惊雷乍起，誉之毁之，莫衷一是。然于聚讼纷纭之时，有志于研究者毕竟寥寥，不成气候。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学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金瓶梅》的研究亦渐次由微而宏，由浅而深，遂成显学，学界称之为“金学”，以期与中国小说研究的另一显学——“红学”并驾齐驱。回首20世纪，百年烟云，倏忽过眼，本文拟为20世纪的百年《金瓶梅》研究作一历史小结。
　　　　一
　　伴随20世纪学术思潮的阶段性演进，百年“金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1-1948年，是为百年金学现代学术范型的奠立期。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社会变革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开始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即由传统的感悟式“评点”方式转向融合西方现代人文学科成果的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而就《金瓶梅》的研究而言，首开先声的是王钟麒在发表于1908年《月月小说》2卷2期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一文中，以现代小说观念否定传统的“淫书说”，而充分肯定《金瓶梅》在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方面的思想意义。而后至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出版，尤其前书有较多篇幅论及《金瓶梅》，命之为“世情小说”，并推为“世情书”之最，遂将金学研究引上现代学术之途。再至30年代初，由于不同于通行崇祯本的万历间刻本《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县的发现(1932)，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对于金学研究的热情，于是有一系列重要成果问世。其中创见最多、影响最著者当推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1933)、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934)二文。郑文于《金瓶梅》时代、作者、版本多有考证，推许《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这是对鲁迅“世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吴文进而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功力，以翔实的材料考定《金瓶梅》作者籍贯与创作时间。以上二文一同以崭新而又科学的理论、方法与见解奠定了20世纪现代金学研究之基础。
　　40年代金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有姚灵犀《瓶外卮言》(1940)、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7)、孟超《〈金瓶梅〉人物小论》系列论文(1948)等。《瓶外卮言》是一部论文集，为民国年间金学重要成果的汇集。冯文于《金瓶梅》文学史料的考索有许多新发现，具有集成之功，孟超系列论文则是百年金学中《金瓶梅》人物形象专题性的系统研究的发轫之作（注：原载于1948年9月9日至11月7日香港《文汇报》，题为《金瓶梅人物小论》，1985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金瓶梅人物论》。）。
　　以上诸项研究成果，虽各有侧重，但在百年金学史上，都具有共同奠定现代学术范型的开创性意义。
　　第二时期：1949-1978年，是为百年金学内衰外盛的分化期。本时期的金学研究，大陆由于受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成果寥寥。而在台港、日本与美欧则分别形成三个研究重心，成绩斐然。
　　在第二时期的近30年间，国内金学研究中除李西成、李长之、李希凡、任访秋等所撰论文有较大影响外，值得注意的是潘开沛与徐梦湘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论争。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提出《金瓶梅》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之说，遂引发不同意见。徐梦湘于次年4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一文，予以反驳，认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之所以名之为“词话”，是因为最初小说都曾模仿评话创作。潘徐之争，作为本时期金学惟一的学术性论争，具有较重要的意义。然而，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此次论争不可能进一步走向广泛、激烈与深入。
　　本时期台港方面的重要金学研究成果集中在70年代末，1977、1978年，东郭先生《闲话金瓶梅》、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相继出版。前者广泛论及思想艺术诸方面，但深度不足。后者集中讨论了《金瓶梅》的艺术特色与成就，论述更为深入，为台湾地区《金瓶梅》艺术论的开山之作。
　　国外的金学研究以美国和日本为盛。日本因文化上的因缘关系，以及《金瓶梅》的较早传入，研治金学起步较早，学者较多，成果亦著。奥野信太郎、长泽规矩也、小野忍、鸟居久靖、泽田瑞穗、小川阳一、上村幸次、饭田吉郎、太田辰夫、清水茂、后藤基巳等都陆续有金学成果问世，其中不乏兼任《金瓶梅》日译之学者。总的来看，日本的金学研究主要以文献见长。1948年至1949年、1963年、1965年，日本曾先后出版了三本金学研究论文集，分别名之为《金瓶梅附录》论文集、《金瓶梅特集》研究专号、《金瓶梅论文集》，可以视为日本学者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汇集。

　　美欧的金学研究以美国韩南、英国阿瑟•戴维•韦利、前苏联马努辛、勃•里弗京（即李福清）等为代表。其中韩南成果最著，他于1962年在《亚洲杂志》发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对《金瓶梅》版本做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次年，又发表《〈金瓶梅〉探源》，该文以冯沅君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作了系统的溯源，是一部有关《金瓶梅》渊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韩南上述二文，资料丰赡，论证审慎，向为研究界所重。此外，马努辛一生致力于《金瓶梅》的俄译本工作，并著有《十六世纪社会暴露小说〈金瓶梅〉：从传统到创新》、《关于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等多篇论文，代表了本时期前苏联金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第二时期境外金学研究之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金学研究之不足，但毕竟是在相对隔离乃至封闭的背景下展开的，直到70年代末，这种状态才逐渐被打破，境外的主要研究成果也开始陆续传入内地。
　　第三时期：1979-2000年，是为百年金学由分到合、相互促进的全盛期。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成果的传入以及境外金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全国各种《金瓶梅》研究会的成立，国内外有关金学会议的召开，等等，一同开创了百年金学研究之盛世。与此同时，受金学研究实绩的激发，“金学”之名也终于亮相于《金瓶梅》研究界。1982年6月，香港著名学者魏子云所著《金瓶梅审探》一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董庆萱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称“继‘红学’之后，‘金学’也逐渐热闹起来。”此后，“金学”之称遂广泛流行开来并被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与第二时期内衰外盛所迥然不同的是，第三时期的金学研究中心又重新转移至内地。循其演进轨迹，则又可分为1979-1985：复苏、1985-1995：鼎盛、1995-2000：退潮三部曲。早在1979年，朱星率先打破金学史上近30年的僵化局面，在《社会科学战线》上连续发表《〈金瓶梅〉考证》等三文，再次确认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击石惊浪，以此为序幕，金学界掀起了经久不息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热潮。嗣后，张远芬、徐朔方、黄霖、鲁歌、马征、卜键等各自提出作者假说，并围绕作者考证展开大规模的论争，继而讨论作者的属性，所处的时代，所用的方言等等，一时气势如虹。1985-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徐州（第一、二届）、扬州（第三届）的相继召开，尤其是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徐州的召开以及“中国金瓶梅学会”的成立与《金瓶梅研究》的创刊，有力地促进了金学研究的全面拓展和高度繁荣。1995年后的五年，金学研究有热潮渐退的迹象，习蹈陈说之文渐多。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进入世纪末的学术反思。
　　与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盛势相呼应，本时期台港、日韩、美法的金学研究也相当活跃，并由此构成境外金学的三个新的研究重心。80年代，魏子云、梅节两大家崛起于台港金学界。魏子云著作如云，涉及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成果显著。其《金瓶梅研究二十年》可以视为著者20年金学研究历程与成果的自我总结。梅节的主要成就则集中反映在已出版的全校本《金瓶梅词话》中，此本得到了金学家的普遍好评。本时期日本的金学研究似有退潮之迹，但实力依然不弱，先后涌现了荒木猛、日下翠、大ｚｈǒｎｇ＠①秀高、寺村政男、阿部泰记、铃木阳一等金学研究名家。其中荒木猛、大ｚｈǒｎｇ＠①秀高成果最著。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金学研究的崛起，但总体成就还无法与日本相比。欧美的金学研究以美国为主、法国次之。美国除前面提到的韩南外，夏志清、芮效卫、柯丽德、浦安迪、马泰来、郑培凯、杨沂等都是美国兼治汉学与金学的主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83年5月，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了《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夏志清、芮效卫、史梅蕊、杨沂、孙述宇、郑培凯、马泰来等11位学者提交的11篇论文（注：此次会议论文均收入徐朔方编选校阅之《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本时期境外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一次检阅。法国的金学研究界主要有雷威安、艾金布勒、陈庆浩、李治华等。其中雷威安的法译本《金瓶梅》颇为人所称道。

　　第三时期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因挟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之盛势，虽历时最短，却争论最烈，成果最富，影响最著。而在台港、日韩、美法三个新的研究重心中，以美国声势最宏，韩、法则分别为后两个重心的新的生长点。中国大陆与境外由分到合，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终于共同奠定了百年金学的繁荣局面。
　　　　二
　　纵观百年金学，时而喧闹，时而寂寞，而使金学一脉始终保持活力，未至绝灭，乃是因为金学中屡有观点之碰撞，思想之磨砺。故虽行途曲折，终能求得学术之递进。百年金学，就其主流及影响而言，约有以下四大争鸣之热点。
　　一曰作者之争。在20世纪之前，盛行明代嘉靖年间学者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注：此说主要依据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所作《稗说》，后《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即据此提出“苦孝说”。）。1934年，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以极其严谨的考证，予以否定。时过半个世纪，朱星于1979年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等文和《金瓶梅考证》一书，列举十点理由重申了王世贞说，而后周钧韬承之并加以补充和发挥，进而发展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此说后来也同样引发了众多的不同意见。
　　自朱星重申“王世贞说”之后，大大激发了金学界探寻《金瓶梅》作者的热情，各种推测之说相继出笼，举其要者有徐朔方、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卜键以及日本日下翠等人提出的李开先说，张远芬、郑庆山等人提出的贾三近说，黄霖、郑闰、李燃青、吕钰及台湾魏子云、杜松柏等人提出的屠隆说，鲁歌、马征等人提出的王稚登说等，与王世贞说合之为“五大说”。除这“五大说”以外，还有李先芳、谢榛、徐渭、汤显祖、冯梦龙、沈德符、丁惟宁等人选不断被提出，包括只知字号，未坐实某人的已达到50余人。各说在拥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时，又几乎都面对着强有力的驳论。在对《金瓶梅》作者人选的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属性的三种争论，分别是：(1)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2)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3)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其中以由潘开沛、徐梦湘肇其端的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但迄今为止，这三大论争也同样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作者之争乃是百年金学论争的第一热点，其内容占了金学史之一半，然因论争者多以推测代替实证，尤其缺乏确凿之内证，所以终无结论，不免令人遗憾，亦引人深思。
　　二曰主题之争。《金瓶梅》的主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大约有数十种主题说被渐次提出。择其要者，分别为世情说、暴露说、政治讽谕说、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凉说。（注：前五重主题说重点参考了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
　　民国时期，鲁迅首倡“世情说”，认为《金瓶梅》的特点在于“描写世情，尽其情伪”。黄霖作于1984年的《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一文论述更为系统，是对鲁迅“世情说”进一步的发展。“暴露说”的完整表述是“暴露封建黑暗说”，最初由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小说史》提出，认为《金瓶梅》是对明代正德至万历中期封建社会黑暗的全面暴露，在五六十年代甚为流行，80年代之后逐渐弱化。“政治讽谕说”又称“影射说”，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魏子云率先提出，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有关明神宗的政治讽谕小说。此说虽曾获得一些学者的支持，却遭到极为强烈的批评，被视为“索隐派”的复活。
　　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凉说相继出现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之间。1987年卢兴基撰文提出“新兴商人悲剧说”，认为《金瓶梅》主旨就是表现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相反意见是从两方面进行驳难的，一是西门庆依仗封建特权，不是新兴商人；二是他的死亡并非悲剧。“人生欲望说”由张兵在1988年11月于扬州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书，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即是小说表现人生欲望的一篇宣言书。“文化悲凉说”见于1993年第4期《文学遗产》所载王彪《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一文，作者由《金瓶梅》的思想矛盾，最后归结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这一终极指向，其中包含着对人、生命、历史的更高意义的思考。

　　以上六种主题说，唯鲁迅的“世情说”本是对《金瓶梅》小说类型的定位，正如以《西游记》归之于神魔小说一样，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小说主题的揭示。至于其他诸说，则以王彪的“文化悲凉说”更具哲学深度。
　　三曰性描写之争。《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向为金学争论之焦点，20世纪百年中，论争不绝，各执一词。
　　一方观点主张《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内在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早期对《金瓶梅》性描写予以一定积极评价的论著多从其“史料价值”着眼。本世纪中叶之后，才逐渐转入更为内在、深入的研究，代表作为日本后藤基巳的《〈金瓶梅〉的时代背景》(1965)、章培恒的《论〈金瓶梅词话〉》(1983)、王彪的《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1994)等。前二文重在从体现晚明人性解放新的时代精神的视角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予以充分肯定，王文则就《金瓶梅》性描写与小说叙述视角和动力的内在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性描写无法从《金瓶梅》中剥离，性描写除了表现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需要外，在《金瓶梅》里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式功能，这种功能使“秽笔”真正渗透到全书的肌体，直至成为血肉本身。具体地说，一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视角之于体现小说主题的意义；二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动力之于推进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意义。与以上意见相左的另一方则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外在的、附加的，至少是过度的，故删除之也无伤大体。虽然他们也并不全盘否认《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但认为这些性描写没有节制过于泛滥，是书中的败笔，于社会于读者有害无益。徐朔方在《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一文中这样写道：“不是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性描写并不必然等同于个性解放，正如同杂乱的性关系并不必然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这一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以上双方分歧中可知，前者多从史料价值、时代精神及叙事功能方面立论，后者则多以社会教化以及审美品格责之。应该承认，对《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评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了断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淫书！如果除尽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然而，假如有人反问：果真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删除殆尽，那《金瓶梅》还成其为《金瓶梅》吗？显然，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已渗透至小说的题旨、形象、叙事之中，与小说几乎无法分离，但是又不是不可删削的，作者的矛盾心态在于一方面以色劝惩，另一方面又玩味于色，致使性描写失于节制，过多过滥，所以，在不伤害题旨、形象、叙事的前提下，删削一些也无妨。
　　四曰人物形象之争。论争主要是围绕西门庆、潘金莲以及宋惠莲等人物的评价而展开的。
　　关于西门庆主要有三次争论。一是西门庆的社会属性中是否含有地主成分？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西门庆称为地主、恶霸、商人三者的混合体，另一种意见认为，西门庆虽购买土地，但未进行土地投资，故认定其为地主缺乏起码依据；二是西门庆之属性层次是三位一体，还是以商为主的官商？近年来，将其作为官商典型的意见较引人注目；三是西门庆是否是新兴商人？自卢兴基提出“新兴商人说”后，遭到多位学者的强有力反驳。西门庆形象论争的结果是使这一形象的社会属性更加明确，西门庆既不是地主，也非新兴商人，而是一旧式官商。
　　关于潘金莲的评价经过了一个从简单定性到全面艺术分析的过程，前期研究者如李西成、朱星等认为：潘金莲是封建社会中堕落成性却又凶狠的妇女典型，是坏女人。后期研究者如罗德荣、叶桂桐、宋培宪等则更加注重全面的审美考察，更加注重揭示其可憎又可悲的多重性格。

　　在西门庆、潘金莲两位最重要的主角之外，有关人物形象之争还涉及到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这里重点谈一下宋惠莲。对于宋惠莲前后性格行为强烈反差的解释，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以孟超等为代表的批判性的意见，认为宋惠莲具有两重人格，是个不彻底的人物，不值得同情；二是以孔繁华等为代表的肯定性的意见，认为宋惠莲已完全觉醒，她是在以死向不公平的社会作抗争；三是李时人等提出的意见则显得更有说服力，认为宋惠莲之死并非因为忠贞，而是源于严重的失败感，她终于意识到她根本不能对西门庆有多大的影响力，因而死于绝望。
　　以上四大热点的争鸣与研究，构成了百年金学之主潮。然而，大潮涌动之际，也往往是学术泡沫盛行之时，得之失之，我们还须予以冷静的思考和分析。
　　　　三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百年间共发表金学论文千余篇，专著百余部，成果是相当可观的，这里拟再从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个方面略作评价。
　　（一）文献研究。《金瓶梅》的文献学研究在整个金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又包括作者、版本、源流研究三个方面。关于作者研究，前文已作较多论述，在金学研究成果中，可谓学者最众，论著最丰，影响最大，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
　　版本研究方面，正式撰文作专题考辨的始于周越然发表于1935年4月《新文学》创刊号上的《〈金瓶梅〉版本考》。由于《金瓶梅》的版本从早期抄本到词话本（万历本）、绣像本（崇祯本）、张竹坡评点本及其他诸本比较复杂，故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即集中于以上诸本流变及彼此承传关系上。其中如日本长泽规矩也《〈金瓶梅〉的版本》、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美国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等论文以及大陆学者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王汝梅《金瓶梅探索》、薛亮《明清稀见小说汇考•〈金瓶梅〉系列》等专著，都是重在对《金瓶梅》版本进行系统研究的力作。鸟居久靖之文详细著录并分析了《金瓶梅》从“词话本”到异本的35种不同版本。作者后又有《续考》、《三考》问世，对此予以补充。韩南之文以翔实的材料和周密的论证，考定《金瓶梅》甲乙丙三个版本系统及其相互间的渊源关系，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万历本为代表的甲系和以崇祯本为代表的乙系，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有重要影响。刘辉的《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有价值、有影响的主要版本十四种，是版本研究之重要著作。此外，还有不少论著是围绕版本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探讨。比如就“词话本”而言，存在着(1)初刻本时间、(2)东吴弄珠客等三序跋、(3)第53-57回的补刻、(4)万历间“词话本”与《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关系以及(5)“词话本”作为刻本之祖与其他诸本的渊源等五大问题。关于“词话本”，经魏子云、马泰来等考证，大致可以确定初刻本时间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初刻本时间的确定因直接关系到成书年代的推测，至少可以为成书确定一个明确的下限，故此对于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关于《金瓶梅》成书年代的“嘉靖说”与“万历说”之争，以及综合其他佐证材料推断《金瓶梅》的创作时间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关于第53-57回，经语言学家朱德熙及其他学者的考析，也已大致可以确定为南人“补以入刻”（详后）。至于另三个问题，至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和歧见，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再如关于张竹坡评点本，也是版本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论题，先是陈昌恒于1986年整理出版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次年，吴敢同时推出《张竹坡与金瓶梅》、《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两部学术著作，对于推进有关张竹坡本人及其《金瓶梅》评点的研究贡献尤著。
　　源流研究包括溯源与传播影响研究。前者的早期代表性成果有三行《苦孝说与〈金瓶梅〉》、涩斋《〈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许固生《〈金瓶梅〉本事考略》等。而后，又有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韩南《〈金瓶梅〉探源》二文先后问世，堪称渊源研究的集成之作。此外，还出现了诸多对《金瓶梅》进行专题性溯源的研究论文。至80年代后，内地又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融故出新推出了总结性的研究专著，如蔡敦勇《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鲍廷毅《金瓶梅语词溯源》等。周钧韬的专著乃是对韩南《金瓶梅探源》的全面发挥，具有考证全面、论述独到的特点。传播影响研究以《金瓶梅》续书研究和《金瓶梅》对《红楼梦》影响研究为主。如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以及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日本寺材政男《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变化》、大内田三郎《〈水浒传〉与〈金瓶梅〉》、上野惠司《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重复部分语词的比较》、美国史梅蕊《〈金瓶梅〉与〈红楼梦〉的花园意象》等（注：参见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二期。），其中《红楼梦与金瓶梅》收入26篇论文，集中代表了孙、陈二人的主要成果。史梅蕊之文则最富新义。有关《金瓶梅》外文译介方面研究，国外学者多有涉及，国内则以王丽娜用力最勤，撰有多篇文字。

　　当代学者在加强对《金瓶梅》文献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整理。主要有：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方铭《金瓶梅资料汇录》、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周均韬《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以上五编几乎已将古代、现代之金学研究资料尽收其中，嘉惠士林之处，自不待言。另外，日本泽田瑞穗主编《增修金瓶梅资料索引》、饭田吉郎、太田辰夫等《金瓶梅词话语汇索引》、胡文彬《金瓶梅书录》及魏子云《金瓶梅编年记事》等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文本研究。包括小说文本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整体研究的早期代表作是孙述宇出版于1978年的《金瓶梅的艺术》，此书以人物研究为重心，涉及《金瓶梅》艺术成就的诸多方面。另外，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张业敏《金瓶梅的艺术美》、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以及美国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论《金瓶梅》部分，等等，也都重在整体性的文本研究，其中浦、杨之作则更多自己独特的体悟与创见。
　　关于专题性的研究，大略可分为五个方面内容：其一为人物形象论。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中国小说研究的重中之重，金学也不例外。仅就专著观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多方开掘，内涵丰富。其中有侧重于人物形象整体研究的，如孟超《金瓶梅人物论》、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谱》、鲁歌、马征《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华《金瓶梅人物掠影》、叶桂桐、宋培宪《金瓶梅人物正传》、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等；有侧重于人物形象分类研究的，如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跃进《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等；有侧重于人物形象个体研究的，如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魏崇新《说不尽的潘金莲》等；也有侧重于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的，如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至于论文方面，如日本荒木猛《〈金瓶梅词话〉人物登场表》、前苏联马努辛《〈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美国杨沂《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以及张天畴《〈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等，也各有特色。从总体上看，早期论著在深度上有所欠缺，但进入8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步转向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审视《金瓶梅》中人物，因而更加丰富多彩，也更为深入。
　　其二为叙事模式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界，此前的叙事研究多沿承传统范式，成果不著。此后，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引入，才陆续有些颇有深度的论文问世，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彪《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等，但总体上看，还显得比较薄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外学者能充分吸纳叙事学理论运用于《金瓶梅》研究，故能从跨文化的视角提出一些新见，如美国浦安迪专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以及夏志清《〈金瓶梅〉新论》、柯丽德《〈金瓶梅〉的结局》、史梅蕊《〈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花园意象》、日本阿部泰记《关于〈金瓶梅〉叙述的混乱》、寺村政男《〈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等论文，这些成果对于加强和深化《金瓶梅》的叙事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其三是语言艺术论。这一研究是随着许多语言学家的加盟而逐步走向深入的，主要集中于(1)语言（包括方言熟语）艺术与现象本身研究和(2)通过语言现象与特点的研究为推断小说作者或地域背景提供佐证。前者除了诸多论文之外，还出现了为数可观的辞书和专著，如张鸿魁《金瓶梅字典》、白维国《金瓶梅词典》、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上海市红学会、上海师大文研所合编《金瓶梅鉴赏辞典》、张鸿魁《金瓶梅语音研究》、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张惠英《金瓶梅俚俗难辞解》、李布清《金瓶梅俚语俗谚》、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密》、《金瓶梅妙语》、章一鸣《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鲍廷毅《金瓶梅语词溯源》、潘攀《金瓶梅语言研究》、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毛德彪、朱俊亭《金瓶梅评注》、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等。国外关于《金瓶梅》语言艺术与现象的研究，涉及到修辞艺术、双关语、隐语、歇后语及其他语言现象等内容，主要见于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金瓶梅的修辞》、柯丽德《〈金瓶梅〉中的双关语和隐语》、日本鸟居久靖《〈金瓶梅〉的语言》、《〈金瓶梅〉中的歇后语》、上野惠司《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重复部分语词的比较》等。比较而言，《金瓶梅》的语言艺术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另一方面，是以方言熟语考释为媒介为探讨小说作者或小说地域背景提供佐证。如朱德熙发表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的《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一文通过《金瓶梅》中方言两种反复问句句型的研究，提出《金瓶梅》所使用的是山东方言，而第53-57回则是南方人补作的观点，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鉴于《金瓶梅》作者及地域之争，从方言俗语开辟一条考证新途的确是很有意义的，尽管至今仍未有定论，但基本已破除了原先广为流行的《金瓶梅》方言纯为鲁语的说法，证实其中还掺杂着吴语、晋语以及北京方言等。

　　其四为艺术价值论。由于《金瓶梅》本身的复杂性，学者们对于《金瓶梅》的价值评价始终存在着很大的歧见甚至相反的观点，一般来说，人们对其思想内涵尤其是其中的性描写多有责词，而对其艺术价值则多作肯定，但也有一些学者认定《金瓶梅》当为“三流作品”，似乎贬之过当。不过，更多的学者是从一般的价值评判走向对《金瓶梅》艺术价值的具体探讨上。在80年代率先对《金瓶梅》的美学价值进行研究的是宁宗一，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努力探索了小说美学的新观念。此后，宁宗一与罗德荣联合主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一书，进一步论证《金瓶梅》的小说美学价值。此外，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与艺术》等专著以及章培恒的著名论文《论〈金瓶梅词话〉》，都有对《金瓶梅》独特艺术价值的深刻领悟与充分肯定。王书采用八个理论视角，对小说的多重价值进行综合分析，多有创见。
　　其五为主题思想论。前面已较详细地评述了有关主题思想的讨论，此略。
　　（三）文化研究。就研究论著数量而言，文化研究无法与文本研究尤其是文献研究相比，但就研究深度而言，尚有一些新见值得注意。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主要从文化总论与分论即整体与专题研究两个方面展开。前者代表性论著有陈东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田秉锷《金瓶梅与中国文化》、何香久《金瓶梅与中国文化》、王宜廷《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以上专著）、王彪《无可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论文）等。另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田秉锷《金瓶梅人性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宁宗一、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以及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等，虽都未径直标出“文化”二字，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研究。其实，有无标出“文化”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从文化现象入手逐步走向更为潜在、更为深层的文化精神研究。
　　文化分论即文化专题研究包括宗教文化、性爱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等。宗教文化研究方面，余岢、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石景琳、徐ｔáｏ＠②《金瓶梅的佛踪道影》是两部比较系统探讨《金瓶梅》与佛道二教文化关系的学术著作。此外，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所著《金瓶梅的修辞》中有专章讨论《金瓶梅》里的宗教。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对正统哲学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机”一节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相矛盾揭示了《金瓶梅》中佛教与道教的文化意义。性爱文化研究方面，学者分别从儒家性观念、道家性观念、性科学等角度出发予以探讨，其中以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为多，如日本奥野信太郎《好色文学谈义》、长泽规矩也《〈金瓶梅〉和明末淫荡生活》、小野忍《〈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金瓶梅〉的色情描写》、荒正人《色情和文学》、武田泰淳《肉体的问题》及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等，都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金瓶梅》的性爱文化及其意义。民俗文化研究方面，首开先声的是阿英作于1936年的《〈金瓶梅词话〉风俗考》。80年代之后，陈诏《从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蔡国梁《灯市•圆社•卜筮•相面》等从各个不同层面勾勒出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时代的民俗现象。关于饮食文化研究，主要有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大观》、胡德荣、张仁庆《金瓶梅饮食谱》、赵建民、李志刚《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戴鸿森《从〈金瓶梅〉看明人的饮食风貌》、美国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以及日本小川阳一《〈金瓶梅〉中的酒令》等。至于商业文化研究，则以邱绍雄的《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南矩容《金瓶梅与晚明社会经济》、跃进《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透视》为代表。文化专题研究与文化整体研究一样，都需要透过文化现象直趋文化精神之内质，而文化精神的研究则对研究者有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研究者关注研究现象，而且要有形而上的文化哲学思考。

　　　　四
　　回视百年金学，代代学人前后相继，耗费大量心血从事于《金瓶梅》之考论工作，终以诸多实证性的成果否定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陈言谬说，澄清了诸多谜团，使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背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景象，同时也把文本、文化研究的许多论题提到时代应有的学术高度，因此对百年金学所取得的成果应予充分肯定。但我们也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在代代学人所付出之心力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间，在百年金学的表面繁华与实质性的进展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这一事实是与百年来充斥于金学研究中学理、学风之亏缺分不开的。概而言之，此类学理、学风之弊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
　　一是考证公式化。20世纪之初，胡适以《红楼梦考证》一文鸣世，其考证结果使曹雪芹终获著作权，推动了旧红学向新红学转型，而其治学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亦风行于世，深入人心。而在《金瓶梅》研究中，尤其是有关作者研究，则仅取其“大胆假设”而舍其“小心求证”，于是乎，有关材料＋猜测＝作者人选，遂成为《金瓶梅》作者考证通行之公式，结果作者人选渐而至五十余人之多，谓是奇观，实是悲哀，于真实考证无补。
　　二是论断主观化。有三种表现，一是考证中之索隐倾向。典型者如阚铎在《红楼梦抉微》中认为“《红楼》全从《金瓶》化出”，所以他在其书中固执地认为：“黛即金莲”，“贾珍与可卿，即花太监与瓶儿”，“李纨即孟玉楼”，云云。二是囿于所见不博，此在《金瓶梅》之方言考辨中表现颇为明显。三是以臆测取代事实，求奇尚异。如“武松爱上潘金莲”之说，故作惊人之语，殊为无聊。
　　三是方法单一化。现代阐释学之在20世纪初确立，即主张以开放之眼光，求达文学作品之丰富内涵。而许多金学研究者却往往为原有思维定势所限，研究方法陈陈相因，比较单一。如果说在百年的第二个时期，由于特定政治环境之影响，金学研究之单色、平面固难避免，那么在80年代以后，小说研究视野得以开阔，观念得以更新，一些论著却仍是对以往成果的低层次、低水平重复，则不但证明其理论方法之僵化和落后，同时暴露出其学养之不足。
　　以上三大弊端毫无疑问是影响百年金学整体成就的主要症结所在，其所产生的离心力量使推动金学向前发展的部分动能消弥于无形，故发人深思。而今，世纪幕落，百年已尽，那么新世纪之金学又将何去何从呢？有感于20世纪金学之得失，我们认为，应重点围绕以下的“双向推进”和“三个转移”实现新的突破。所谓“双向推进”即指应该在金学理论建设与金学走向深入两个层面同步展开，相互促进。显然，金学的提出受启发于红学，金学界倡导金学也有比肩于红学之意，但较之红学，金学的理论起步毕竟相对滞后，尤其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金学本来也可与红学一样，挟改革开放与中外文化交流之盛势，充分吸纳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成果，着力于金学的理论建设，然而，诸多学者往往热衷于热点争鸣，尤其是将大量心血耗费在推证《金瓶梅》作者上，所以金学的理论建设一直裹足不前，反过来势必影响金学的发展。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金学界还缺少不时回视与前瞻的学术反思兴趣与动力，至今尚无一部反思过云、启示未来的通代金学研究史的著作问世，因而前贤的研究成果也难以作为一种学术资源与智慧得以及时转化，由此常常造成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鉴此，有必要首先开展金学研究史的研究，即能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编写一部《金学通史》，以便对现有金学研究成果进行一次学术大盘点，并为21世纪的金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支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金学”的理论建设展开广泛、持久而深入的讨论，以寻求金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另一方面，则需大力加强金学薄弱的研究领域和环节，向纵深开掘和拓展，以提高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概而言之，就是实现“三个转移”：一是在文献研究方面，作者求证在没有发现新的强有力的内证材料的情况下应该缓行，而应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金学的传播与接受史研究之中；二是在文本研究方面，也要摒弃过去过于注重的道德评判，而将着力点放诸《金瓶梅》作为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较之过去小说传统的艺术创新精神及其对后代小说创作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上；三是在文化研究方面，在重视文化形态研究的同时，要将重心转移到文化精神尤其是文化哲学意义的研究上来，并进一步拓展视野，展开跨文学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便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对《金瓶梅》所蕴含的艺术智慧与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和阐释。总之，21世纪的金学研究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基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上实现理论建设与研究实践的双重突破，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土加冢
　　　　＠②原字勹内加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