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季应学堂教科之需，从日本译介数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如《支那通史》、《支那史要》、《普通新历史》、《东洋史要》等，都曾作为官方审定历史教科书来使用，还有若干种以“文明史”、“开化史”命名的支那史，亦广泛流传于各地学堂[1]。这些史书大多属教科书性质，学术性不甚高明，诚如梁启超所言：
中国史至今讫无佳本，盖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不得已而求其次。[6]
但此类教科书多数采用新史体例，以新眼光、新学识来编纂中国史，重要的不是它们所提供的具体历史事实，而是“史识”，这些教科书之所以在清末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引起较大的反响，被他们所吸引的亦正在于此。一些思想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就通过阅读支那史、东洋史著作，以反思传统史学，对其存在的诸多弊病进行深刻的批判，同时又在思考传统史学如何“走出中世纪”，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与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新史学思潮遥相呼应，有力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
（一）、支那史的介译
《支那通史》是近代中国较早引进自日本的一种历史教科书，在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均有很大的影响。《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用汉文编纂，1899年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重刻出版，罗振玉作序[2]，始在中国有广泛的流传。是书凡五册四卷，附地球沿革图。首总论，分上世史和中世史。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中世史又分上中下三期，中世史上：自秦汉至晋并吴，中世史中：自晋南北朝至隋唐，中世史下：自五代至金章宗末年。采用章节体例，每卷后载历代世系，又卷末载宋儒传授图，文庙从配沿革表，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宋百官品级表。
东文学社在《申报》上刊登重刻《支那通史》广告指出，中国历代通史若《通鉴》、《纲目》之类，“卷帙繁重，不便记诵”，至后世“删节之书，则又多脱略，编定鲜识，致典章沿制皆不可考。”而《支那通史》“体例精善，于历代政令、风俗、建制沿革考证详核，洵为至美至善之作。”[7] 所以东文学社将此书重刻以为各省学堂教科之用。中日学人对《支那通史》有较高的评价。此书原序作者日人南摩纲纪认为：“初学熟读此书，则不费力而得略知支那四千年之治乱、政刑、地理、人种、教育、制度、风俗及农工商等之大体，其为裨益也大。”[8]王国维亦痛感于旧籍浩如烟海，仅记载帝王将相事迹，于政治、学术、风俗之由来不得而知，而是书“究吾国政治、风俗、学术之流迁，简而赅，质而雅”，并认为“持今世之识，以读古书者欤，以校诸吾土之作者，吾未见其比也。”[9] 《支那通史》由东文学社重刻发行之后，其社会影响之大，“久已脍炙士林，岁不下脱销万余部”[10]。1903年《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评《支那通史》：“简要有法，若再删冗词三之一，补元明本朝，即成完书”，对此书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支那通史》上起唐虞下讫五代辽宋，而元明清史付之阙如，所以有人给它作增补和续编。1904年文学图书公司出版了日本狩野良知增订、那珂通世原本的《增补支那通史》石印本。1903年会文政记出版日本山峰畯台著、“中国汉阳青年”译之《续支那通史》，补全元明清历史，迄至中日甲午战争。
《支那通史》在中国有较好的声名还得力于《历代史略》。《支那通史》虽属教科善本，但它并不适合作为小学尤其初小学堂历史课本，是书“体制虽善，究嫌卷页过多，不适小学教科之用”[11]。柳诒徵可能亦有同感，于是将《支那通史》改编为《历代史略》，以合教科之用。《历代史略》，江楚编译局出版，初版时间约在1902年，由柳氏改编自《支那通史》，并补上元明两朝史事。此书编成出版后，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上海等地竞相翻版印售。江楚编译局初印本没有署名，后上海中新书局重版时才署上“柳诒徵”的名字。《历代史略》曾被学部审定为“中学应用历史教科”，评价甚高：“日本人述中史，究不免疏漏，此书既略为汰冗存真”，“取材尚丰润，而无断烂朝报之讥”[12]，并认为此书所补元明历史，略胜日本河野通之、石村贞一所辑之《最近支那史》。
《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次郎著、陈毅译，广智书局1902年6月4日初印，1903年6月5日再版。是书一册凡六卷，附地图一册。卷一、总论；卷二、古代史，自开辟至秦之并吞六国时；卷三、上世史，自秦并吞六国至隋一统南北时；卷四、中世史，自隋之统一南北时至宋之灭亡时；卷五、近世史，自元统一海内至清宣宗之世；卷六、今代史，自道光迄至台湾及伊犁之纷议，并附有历代一览表、历代帝系表、历代帝都表。译者认为《支那史要》一书，“叙录我国自开辟以迄今代数千年来政治上变迁之大纲，提要钩元，不烦不漏，至于学术风俗之有关政治上者，亦择要著论，更附各表，以便参照，其有便初学，岂浅鲜哉。”[13]且当时出版界对该书反映亦颇好，“提纲挈领，抉要钩元，于制度沿革、对外政策尤所著眼，苟用以为教科书，尤称适宜。”[14]当年浔溪公学第一学期“内国史”所用教科书即《支那史要》[15]。此书篇幅适中，叙述简明，曾被学堂广为采用。
《支那史》一书在当时亦有一定的影响。此书由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1903年教育世界社译刻发行，凡六册九卷。卷一、总叙；卷二、太古史；卷三、三代史；卷四、秦汉三国史；卷五、两晋南北朝史；卷六、隋唐五代史；卷七、宋元史；卷八、明清史；卷九、年表。该书自上古迄至清末台湾、伊犁纷议，“颇能提要钩元，且稍注意于民间文明之进步，亦中国旧著中所无也。”[6]1903年支那翻译会社发行、“支那少年”编译之《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便是据市村氏、泷川氏所著《支那史》，“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而取其关系于文明之进步者”[16]，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编成此书；吕瑞廷、赵澂璧据《支那史》“逐加考订，正其讹误，而补其缺略”[17]，编成《新体中国历史》，均为一时流行之作。
清末本朝史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与此同时国内也引进出版了一些日人编著的清史著作，主要有三种：增田贡之《清史揽要》，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三岛雄太郎之《支那近三百年史》。这三种清史作品均用汉文编纂。不过此类史书在学堂流传有限，因时人普遍认为：“我华掌故自有专书可读，不必乞诸其邻，转贻数典忘祖之诮。”[3]被审定为“暂用书目”的只有《最近支那史》，并且评价不高，此书“意在续《支那通史》，而无宗旨”[18]，又采用编年体著史，不合教科之用。取鉴《支那近三百年史》颇多的汪荣宝所编纂之《本朝史讲义》，却被学堂普遍采用[4]，还得到官方的肯定，“钩元提要，本末悉贯”，“洵近今教科书中仅见之作”[12]。
（二）、东洋史的汉译
“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古代东西方各为系统，近代以来双方联系日益密切，才有所谓“世界史”的出现。东洋史是相对于西洋史而言的，“称东洋史、西洋史者，必自国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变，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体者也。”若只是“各国国史之集合者”，不可谓“东洋史”[19]。但是近代译自日本之东洋史著作有符合此东洋史标准的，屈指可数，“东洋史之主人翁，实惟中国，故凡以此名所著之书，率十之八九纪载中国耳。”[6]
《东洋史要》是近代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是书由桑原骘藏所著，樊炳清译，王国维作序，东文学社1899年印行。该书分上下二卷，首总论；全史分为四期，曰上古期：汉族增势时代，曰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曰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曰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迄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译本出版后，国人竞相翻刻。1903年宝庆劝学书舍校刊之《东洋史要》，与东文学社译本完全相同，并题“京师大学堂审定史学教科书”字样；1904年成都官报书局印本之《新刻中国历史》，扉页却题《东洋史要》，其内容与东文学社译本无二异，但无王国维序；190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中等东洋史教科书》，日本桑原骘藏著、周同愈译，并有日人那珂通世所作的序，就所译之原本言，应与东文学社译本同，但两种译本文字上略有差异；商务印书馆曾有《订正东洋史要》，“本馆据原书翻译，篇章悉仍其旧。”[5]另有一种同名译作，小川银次郎著、屠长春译之《东洋史要》，1902年普通学书室印行。
一种教科书有如此多不同版本，这在近代也是不多见的，足以说明《东洋史要》译本出版后社会影响之大。那珂通世憾于“近人所著东洋史甚多，然皆详中国而略塞外”，“欲考求亚细亚古今之大势，终未能了如指掌”，当他读到《东洋史要》，“喜此书之出于世”，认为该书“史料取材于东西，而博引旁搜，东洋五千年来治乱兴亡之事变，约而能得其要。”[20]王国维亦有同感，是书“简而赅，博而要，以视集合无系统之事实者，尚高下得失，识者自能辨之。”[19]在王国维眼里，《东洋史要》至少是符合他所提出的东洋史标准的。1902年梁启超亦说：“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繁简得宜，论断有识”[6]。《东洋史要》并非专述中国史，而强调亚洲诸国之间的关系，“合东洋诸国为一历史团体，于亚细亚东方民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言之甚详，而南方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与有关系者，亦略述之”，所以被视为“世界史教科善本”[21]。
《东洋史要》出版后，在国内教育界有很好的评价。此书译成中文之后，“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22]。学部认为是书“以种族之大势为纲，其叙事以国际之关系为键，条理分明，简择得要，可谓东洋史之善本。”[12]陈庆年后来据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改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清末民初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国历史教科书》最早刻本应是1903年武昌印本，仅改编至近古期元及明部分。编者言：“桑原骘藏之书，尤号佳构”，“今据以为本，更令事义少近周赡，依据或乖亦为匡救，与夫回易数字，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弥缝无缺。”[23]《中国历史教科书》并不是简单地节选自《东洋史要》，而是有所补正的，“事义较详，改错不少，于南朝周朗所谓书不烦行，习不縻力者，庶乎近之，因暂定为中史课本。”[12]《东洋史要》被大多数学堂所采用，自编本国史教科书均受其影响，尤其在历史分期方面，以至于后来傅斯年还对此深有不满，“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24]从中可窥此书影响之一斑了。
《普通新历史》，上海普通学书室1901年9月印行。是书一册凡十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三皇五帝及三代；第三章、秦汉时代；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五章、隋唐时代；第六章、五代及宋之时代；第七章、元明时代；第八章、国初；第九章、嘉道咸同间；第十章、近年时事，迄至甲午战争。此书凡例言：“是编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取其序次明析,记录简要,足备教科书之用也”，“今就原书增删取舍，以合于我国小学教科之用。”因《普通新历史》以日本《东洋历史》为底本，所以把它归入东洋史部分考察。《普通新历史》因匆促出版，原印本间有讹字，是书“依东文译录，故叙述事件及词句间之语气，不免日人口吻”，所以在初版发行后一个月，即出版《校正普通新历史》，对初版进行了订正和删改。1902年普通学书室又出版了《增补普通新历史》，增补了近年事实，史料来源“皆采诸奏章、公牍中之可稽者，凡报馆琐语不敢拦入”[25]，并且此后再版择要随时增修。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已三版《校正普通新历史》，1913年商务印书馆又增订出版《普通新历史》，迄1917年8月发行了28版，足以说明《普通新历史》流传之广。
东洋断代史之作，仅有田中萃一郎所著《东邦近世史》一种。是书最初连载于《湖北学报》，从1903年2月12日《湖北学报》第1集第1册陆续译刊至1904年9月14日第2集第21册，上卷始刊毕，后湖北学报馆曾将译文集结发行单行本，分上下两册。湖北学报馆译本仅是《东邦近世史》上卷，与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介绍该书所列篇目相同，说明梁氏亦只见到此书的上卷部分，至于原著者是否有计划续出此书下卷部分以及后来是否出版过下卷部分，待考[6]。湖北学报馆译本首绪言凡十章。第一章、欧人通商之初期；第二章、大清兴起；第三章、欧人通商之第二期；第四章、俄国东方侵略之初期；第五章、莫卧尔帝国之勃兴及其瓦解；第六章、英人侵略印度；第七章、大清之西方经略并教匪海寇；第八章、印度支那侵略之初期并南洋诸岛；第九章、英俄在中亚冲突之初期；第十章、鸦片战争本末并长发贼之举兵。梁启超对此书评价甚高，搜罗事实而能连贯之，能“发明东西民族权力消长之趋势，盖东洋史中最佳本。”[7]出版界的评价亦颇高，“提纲挈领，笔法精严，读之可以见东方进步迟滞之由，及欧势东渐之次第也。”[26]从此书内容的编排上看，有别于一般的东洋史作品，以东西洋贸易为主线，将亚洲各国之间互相联系的历史展示出来，实属不易。
三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固然有传统史学内部存在革新因素涌动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外近代史学的影响和刺激下发生的，国外史学无疑起到了“助产婆”的作用。近代新史学家批判封建旧史，所用的“理论工具”都是舶来品，并非是传统史学中的学术话语。若没有国外近代史学的引进，恐怕很难革传统史学的命，更难以作富有近代意义的批判。近代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传入国内便担当了这种“榜样”角色，新史学对旧史的批判才“有的放矢”。人们关心的不是“历史是怎样”而是“历史应该是怎样”，牵动时人神经的是从外来教科书中所传达出的“新学说、新眼光”，对他们固有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当年京师大学堂教习王舟瑶认为“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之《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之《支那史》，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之《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之《支那文明史》，“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皆足备览”[27]。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作品是站在“近代”的高度，以近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编就的历史，虽存有民族偏见，然“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迥非本邦旧学名家所能梦到者。”[28]旧学名家还生活在中世纪，他们完全可以具备一流的旧学功底，但其眼界与近代学人有天地之殊。
历史教科书所能容纳的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毕竟是有限和曲晦的，它有别于专门性的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著作，但近代学人还是从这些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中获得了最初反思传统史学的点滴思想武器。王国维老师藤田丰八跟他谈论《东洋史要》时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王氏以此之观念来考察传统史学，发现旧史毫无系统，不过是一些史料的堆切，“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19]。这些史料又特别关注于帝王将相事迹，“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譬诸石层千仞，所存疆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9]即使是素有旧学根柢的王舟瑶，读了这些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后，亦同情于新史学家对旧史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指出旧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之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而希望学者能够“以特识读旧史”。所谓“特识”，当然是指近代的史学思想，只有这样才“庶不为古人所愚”[27]。
“支那少年”在改编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所著《支那史》时，对传统史学发出了满怀愤怒的控诉：
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国无史。庞然塞于栋者，非二十四史乎，我谓二十四姓之家乘而已。兴灭成败之迹，月舌 月舌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我国士夫，嗜古若性命，我国无古之可言也。恫哉我无古之国，哀哉我嗜古之士夫。[16]
类似于这种声音在20世纪初年不胜枚举。传统史学如此黯淡无光，使得学堂苦于无适合之历史课本，“我国兹学号称最盛，四库著录，史部居其十七，然而求一完善之本，可为初学者研究用者，犹不可得，不亦奇哉。”[13]
近代学人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著作的心态尤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于来自异域的新事物，给他们带来了“新学说、新眼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这些史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完全知识之器械也。余观日本所为东洋诸史，庶几其近之欤。”[23]另一方面，非常难以接受本国史也要求助于外人尤其在近代与中国有宿怨的日人之手，有损民族自尊心。“吾支那人也，支那人不能作支那史，窃取东籍而揣摩之，已可嗤矣。”[10]王国维亦曾说过：“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 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9]本国史要靠外人编写，固然可耻，但不虚心好学、忍辱负重而束书不观，那就更为可耻了。王氏此言还是比较积极的，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近代学人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沉重心理包袱。
在引进支那史、东洋史的同时，人们就开始思考近代意义上的国史所应具有的品格。所谓“史学革命”，绝对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史学，而是要在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观照下获得“新生”。“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27]，由于认识到这些被传统史学所忽视内容的重要性，所以王舟瑶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通史时，就跟以往史家有所不同，而比较关注于社会、宗教、学术等所谓“民史”的内容；“支那少年”批判旧史之时，注意到“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应是国史所要关心的要项；有的学人还意识到，“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克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家警醒振拔之标准。”[29]强调国史编纂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史，要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舞台上，认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横阳翼天氏”受西方和日本文明史、开化史著作的影响，认为国史编纂要“参酌东西洋历史通体，确察我国民缺少之原质，核定大义，以叙述古今人群进化之大势，盛衰隆替之原因结果，及万般社会之重要事实，为独一无二之主脑”，如此才有可能“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30]
在国外史书的影响下，近代学人对国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新国史不能再局限于帝王将相的一家一姓之史，尤其应重视政治、学术、风俗之由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联系，培养国人世界之眼光，特别是要在国史中灌注爱国主人思想等，对日后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0世纪初年的国史“破旧立新”，在言论上应该是非常彻底的，但要把想法付诸实践，编纂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国通史，那就相当困难了，梁启超、章太炎、陈黻宸等均为此努力过。最初人们在引进支那史、东洋史的同时，采取“编译”或“改编”的方式编纂中国史，说明人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翻译层次而要有所取舍，如汪荣宝的《本朝史》、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普通新历史》以及《支那四千年开化史》，虽还处于“模仿”阶段，原创成分不多，但对原本作了改编，订正史误，补充不足，站在本国立场上叙述历史，后来又不断修改补正，实与原本有了质的区别，为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积累了一些经验。
四
“爱国救亡”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有如幽灵一样徘徊于其发展的全过程，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无时不在，无时不有”。近代史学在承担爱国救亡的职责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传统史学向来就很强调“资鉴”功用，20世纪初新史学虽把传统旧史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出发点还在于传统史学面对近代所出现的新问题难以提供资鉴服务，传统史学在新历史境遇的“致用失效”，成了新史学批判的焦点。梁启超《新史学》可以说是拉开新史学运动序幕的宣言书，他说：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这是近代学人对“史学致用”所作的最为经典的总结，一言以蔽之，就是“爱国救亡”。比较中西史学，梁氏发现“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在其间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中国传统史学之发达举世无与匹敌，为何近代中国境况如此窘迫？顺理成章地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旧史，旧史“四弊二病”说，大家耳熟能详。为了发挥史学的爱国救亡功能，必须革传统旧史之命，近代史学似乎理所当然地要献身于爱国救亡的洪流之中。作为新史学重要一部分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亦要承担“爱国”的职能，而且还是批判旧史的重要参照。
取自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原著者立意绝不是站在中国人立场上，就原书本身而论，它并不能起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事实上，这些教科书在中国语境中却能够起到资鉴作用，还在于中国人以何种眼光来看待它。近代学人将这些史书介译给国人，虽然译者本人的思想倾向可能各有不同，但是爱国旨趣基本成了他们翻译支那史、东洋史的共同动机。为近代中国自编历史教科书作出杰出贡献的张元济，在谈及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时，他说：
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
他所标举的“鉴于古”、“观于人”，既是他对自编历史教科书的要求，亦是对当时汉译历史教科书主旨的客观反映。他进一步指出，历史教育要详于本国历史，而本国史教育不仅仅要“明于盛衰存亡之故”，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2]。“今欧洲诸国，虽贩卒竖子，人人能诵祖国光荣之历史，扌间然有爱国家爱种族之心，历史思想普及之效何其章也。”西人普及历史以养爱国、爱种之心，谢无量认为：“事简则易知，文繁则难习”，西史采用了新史体，有利于历史知识的传播，而“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丘明至于今，所以为史者，交错相糺，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是以民智日坐暗下，何暇论及外国之史乎。”[31]因旧史卷帙繁过，无条理系统可言，国人望史怯步，以致爱国心不发达，说明译史书以启爱国心亦是其初衷之一。
陈毅认识到“史学者，国民之龟鉴，爱国心之根源也。今泰西诸国民族主义之所以发达，论者以为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而传统旧史竟无一完善之本，所以他才将《支那史要》“爰译之以公于世，以为爱国国民初学研究之用。”[13]日本所著之支那史教科书要为中国人启爱国心之用，不免有不着边际之感，《普通新历史》就因“叙述事件及词句间之语气，不免日人口吻”，需删改校正重版。当时中国学人取日本史书充当国内学堂教科之用，翻译时一般力求站在本国立场上叙述历史。周同愈重译桑原骘藏之《中等东洋史教科书》说：“桑原骘藏君为日本人，彼自爱其国，宜其尔尔。译者既为中国人，仍其旧而不为改易，爱国之心何在？”全书统之中国纪元，“凡吾之所为，勤敂而不敢忽者，无他故，总以吾爱国之心激动读者爱国之心。”[32]
近代中国屡屡被列强所侵扰，几近于亡国灭种之穷境，但国人并没有妄自菲薄，盲目崇外，而是大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以激发国人的爱国之情，力挽狂澜，冀图强国富民。《普通新历史》指出：“今者大地交通，欧势东渐，东洋各国多为白人种所并吞，我国近年割地开港，亦几为所分割。从此举全国之力，振兴庶务，输入文明，以光我古国之声名，驾五洲各国而上之，非国民之责任而何？”[33]译者欲彰显“爱国救亡”的信念，在此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马雄读《续支那通史》后，认为此书“为吾胳凿破混沌，输入文明，将与欧美学者同上历史竞争之大舞台，所获岂有崖量。”虽然中国人不能作中国历史，实属可耻，但读此书传达给他信息的却是：“吾知二十世纪为列强风潮澎淜汹涌之时代，虽欲高生咿唔，叱咤风云，而破白种人者已挟其猛鸷坚忍之手段，横渡太平洋、大西洋而群集于东亚之中心点。乌乎！不可惧哉，不可惧哉。”[10]外来教科书本身并不具备国人所要达到的爱国主义旨意，而国人能够读史启爱国心，要归因于读者本身所具有的爱国意识。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与读者的爱国意识相互转发，通过解读这些教科书叙述简明的历史事实，而激发读者爱国心。即使这些汉译历史教科书本身，同样也可以成为国人以此为耻而启爱国热情，努力摸索自编历史教科书的素材。
清末取自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虽然缓解了当时学堂教科书危机，对近代刚刚起步的历史教育亦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国人早已意识到外来教科书并不能完全替代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学堂采用日本教科书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国人对外来教科书既有欢迎的声音又有批评的声音，这两者并不矛盾，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国人批评日本教科书，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出于民族感情的考虑，“近年以来稍稍有历史课本出，然大都取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颇有伤于国民之感情，谈教育者时以为憾。”[34]另一方面这些教科书因国情不同，不能完全充当国内教科之用，支那史、东洋史在日本只是作为外国史中的一科，取材相对简略，而且错误较多，“惟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则又病于太略，且多舛误”[27]。
1903年10月《文明书局编辑蒙学中外历史教科书约恉》一文对日人所著教科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取吾国史料为彼学校外国历史之科，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称谓辞气之间，客观让作主位，令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可忧孰甚焉。
由此，文明书局所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要求“以我国人述我国事”，“以进文化改良社会为主”。全书大彰爱国主义，“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衰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35]。东新译社认为：“译外国教科书以充国民读本，皆于学界之进化，国魂之发达，无丝毫影响，而反生大障碍者也”[7]，计划出版包括文、理、商、农各科课本。国学社亦痛感：
自顷海内，明智之士，亦尝有意于教科书矣。然率勇于译述，而怯于编著，工于谈外情，而拙于言国故。甚或三千年之历史，十八省之地志，亦复求书异域，奋笔抄胥。呜呼！抑可谓穷矣。
为“明内外之大别，发爱国之公心[36]，组织志同道合者自编历史教科书。

纵观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发展概况，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与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几乎是同步发展，不过最初日人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清末学堂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对当时历史教育有较大的影响。而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还处于摸索阶段，极不成熟，因此对清季早期历史教育影响较小，大多数所谓“自编”历史教科书实属“编译”性质。据文中列表可知，绝大多数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译介时间在1903年或之前，1903年开始，原先充斥各学校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逐渐被国人编译的本国史教科书所取代。国人自编且较早较有影响的本国史教科书，应属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可惜这两种教科书都未编完。本国史教科书的翻译、编译、自编三步曲，反映了本国史教科书发展的艰难历程，历史教科书从无到有、从草创到成熟，这在中国教育史、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 奏定学堂章程[A].中国近代教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 张元济.中国历史教科书·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
[3] 审定书目：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J].学部官报,1907-05-22(第21期).
[4] 群谊译社广告[J].大陆报,1903-02-7(第3期).
[5] 普通学全书已译广告[J].游学译编,1902-12-14(第1册).
[6] 梁启超.东籍月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石印支那通史广告[N].申报, 1899-7-1(第9414号).
[8] 南摩纲纪.支那通史序[A].支那通史[M].东文学社,1899.
[9] 王国维.重刻支那通史序[A].支那通史[M].东文学社,1899.
[10] 马雄.续支那通史序[A].续支那通史[M].会文政记,1903.
[11] 新编简明小学历史读本广告[J].译书汇编,1902-04-3(第2年第1期).
[12] 审定书目：书目提要[J].学部官报,1908-06-19(第57期).
[13] 陈毅.支那史要序[A].支那史要[M].广智书局,1902.
[14] 支那史要广告[J].新民丛报,1902-08-4(第13号).
[15] 学务杂志：浔溪公学学课[J].普通学报,1902-05(第5期).
[16] 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弁言[A].支那四千年开化史[M].支那翻译会社,1903.
[17] 吕瑞廷,赵澂璧.新体中国历史·叙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
[18] 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Z].湖广督署,1903.
[19] 王国维.东洋史要序[A].东洋史要[M].东文学社,1899.
[20] 那珂通世.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原序[A]. 中等东洋史教科书[M].上海：文明书局,1904.
[21] 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录·史志第一[M].
[22]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序[M].
[23]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M].
[24]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J].北京大学日刊,1918-04.
[25] 增补普通新历史·凡例[M].普通学书室,1902.
[26] 东邦近世史广告[J].新民丛报,1902-02-8(第1号).
[27] 王舟瑶.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论读史法（贰编）[M].
[28] 中国文明小史广告[J].新民丛报,1902-02-8(第1号).
[29] 普通新历史·凡例[M].普通学书室,1901.
[30] 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上)·第一章历史之要质[M].东新译社,1903.
[31] 谢无量.万国史纲序[A].万国史纲[M].支那翻译会社,1903.
[32] 周同愈.中等东洋史教科书自序[A]. 中等东洋史教科书[M]. 上海：文明书局,1904.
[33] 普通新历史·第一章第一节史学之要[M].普通学书室,1901.
[34] 新书介绍：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M].东方杂志,1904-03-11(第1期).
[35] 文明书局编辑蒙学中外历史教科书约恉[N].大公报,1903-10-19日(第478号).
[36] 国学社编辑教科书启[J].江苏,1903-04-27(第1期).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history textbook of China and Asia from Japan is the product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late of Tsing Dynasty, which has a powerful effect on historical education of new-type school in the early state of Tsing Dynas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istorical textbook of China compiled by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history textbook of China and Asia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New Historical thinking trend ,which further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Historical thinking trend. Its main aim is to publicize patriotism, which manifested dense utilitarian tendency. The history textbook of China and Asia have certain positions at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Htoriography history in China modern times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China; The history of Asia;New historiography;Patriotism

注释：

[1] 关于“文明史”、“开化史”教科书，将另拟文专论，在此不加赘述。
[2] 考甘孺辑述《永丰乡人（罗振玉）行年录》，此序实出自王国维之手。
[3] 《译书经眼录》卷一：史志第一，《支那三百年史》评语。
[4] 汪荣宝所编《本朝史讲义》，最初由京师学务处官书局1906年印行，作为当时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1909年经张元济校订，改名《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史讲义》，属《本朝史讲义》的改订增补本。《本朝史讲义》原分为三编：开创时期、全盛时期、忧患时期，迄至太平天国运动。民国成立后，清史首尾已具，商务印书馆请许国英增补同治初年迄于宣统退位，勒为第四编。
[5] 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萨端译：《西洋史要》，商务印书馆1914年再版书后广告。
[6] 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提及《东邦近世史》有广智书局译本，笔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日）发现上海广智书局近已译书目广告，其中有《东邦近世史》，并有简短的评语。
[7] 《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特质》，见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上）书后附页，东新译社1903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