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马班异同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乾嘉学者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马班异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超越马班异同研究上抑此扬彼的局限，主张马、班并举，《史》、《汉》同列。他们在比较马班异同时，能够考虑到成书背景、著史旨趣及著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认识更加深刻，并且其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公允。

关键词 乾嘉；马班异同；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史学批评

《史记》、《汉书》是中国史学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二者的特殊地位，比较马班优劣，探讨《史》、《汉》高下，研究相关史学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争论两千年而不衰。 到了乾嘉时期，随着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更有大批学者在研究《史记》、《汉书》时涉及到此问题，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梁玉绳、章学诚、沈德潜、邱逢年、浦起龙、朱仕琇、熊士鹏、杨于果、牛运震、陆继辂、王筠、周中孚等。他们或断简零札，或鸿编巨制，从不同角度对马班异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甚丰，见解深刻。剖析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史记》、《汉书》研究的历史成果，还能使我们看到乾嘉学者自身的治史原则和方法。

一、史文繁简

《史记》记事起于黄帝，讫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所记为西汉一代之史事。二书在内容上有一百余年的重合部分。就具体篇章而论，《汉书》一百篇中有五十五篇与《史记》所记内容相同，计有帝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故历代研究马班异同的学者，很容易从二书相同的部分着手，研究其史文繁简、记事详略、取材异同，进而评价二书的优劣。如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明人许相卿的《史汉方驾》等。乾嘉学者在研究马班异同时，研究角度已趋向多样化，但仍对两书重合部分的记事繁简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通过比较探讨了马班史书取材的标准以及他们的史识。

总体而言，乾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时，已不像晋张辅等学者那样简单地以史文繁简论史书优劣，而是能够从马班著史意旨的角度讨论二书的繁简问题，比较公允、客观。如王鸣盛曾在《十七史商榷》中反驳张辅的“繁省说”，并且进一步指出“马意主行文，不主载事，故简；班主纪事详瞻，何必以此为劣”，[1]（卷七 ）意思是说，马、班作史的着重点、旨趣不同，由此而产生记事繁简区别，对此应分别看待。陈元棫也说：“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2](卷一八)无论是简是详，都是紧紧围绕着著史宗旨而作出的取舍。司马迁《史记》为会通之作，上下纵横几千年，旨在探讨历史演变的过程，故不得不提纲挈领地记载史事；而班固《汉书》为一代之史，述西汉之始末，主在总结西汉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故需详载二百年之历史。所谓“必综会其世其帝其国其人其事之始终曲折，审其孰重孰轻，炯若观火，然后即其重者以立主意，复执此以制一切详略虚实之宜”。[3]

就《史》、《汉》两书的具体篇章来说，乾嘉学者认为二者互有得失。大致说，《汉书》与《史记》相比，增加了一些诏令、奏议等，对此乾嘉学者肯定其记载详赡的一面，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汉书》增事迹”等条，就指出《史记》失收许多“经术之文”、“干济之策”，认为是一种缺憾。而《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明显赞同《汉书》记事的详赡，认为《汉书》所增补之文，“皆系经世有用之文”，[4]（P20 — 21）能让读者了解到更多的史事，从而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如沈德潜所论“高帝以下诸本纪，《史记》不录诏语，即间及一二语，而不录全文，《汉书》乃备载之，以志一代敦本懋实之治”，[5]（卷三 ）同样也肯定《汉书》多载诏令奏议。但乾嘉学者在肯定《汉书》增加诏令、奏议以充分表达史实的同时，又指出《汉书》与《史记》相比也有繁而无当之弊。如邱逢年说：“马之《律书》简而要，班之《律志》详而不得其要。”[3]赵翼也认为《汉书》所增列传有“本非必应立传之人”，并 “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更进一步说，“《史记• 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 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6]（卷五）同时，他们还通过比较《史》、《汉》记事之不同，指出“班马各成其是”，如沈德潜指出：“《史记》董仲舒与申公、辕固生、伏生诸人，入《儒林传》，故只记其治《春秋》，传公羊氏学，见有功于经。而《汉书》详载其《天人三策》，及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语，见其能推明孔氏之传，此班马之各成其是也。”[5](卷三)显而易见，他们不是简单地以繁简论优劣，而是以其能否完整、清晰、准确地表达史事论优劣。这是乾嘉学者继承清初顾炎武“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7]（P1465）思想的表现，也证明乾嘉学者已走出以前“繁简论”的樊笼，能一分为二地对待《史》、《汉》的文字繁简问题，作出公正的论断。

二、 编纂体例

从编纂体例上说，《史记》、《汉书》均为纪传体史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一为首创，一为继作。乾嘉学者在评论马班史书的编纂体例时，表现出相当公允的看法。首先，他们充分肯定司马迁对纪传体史书的首创之功。在这一点上赵翼所论最为全面、最具代表性，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4]( P2-3)王鸣盛也说：“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1](卷一P3)其它乾嘉学者如钱大昕、章学诚、赵怀玉等都有类似论述。司马迁在继承发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机综合五体，创造了纪传体史书，其功绩不可磨灭。其次，他们对班氏父子在体例上的损益也给予了足够重视。“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8]（卷二四）一改《史记》的“历代之史”而为《汉书》的“一代之史”，在某种程度上，《汉书》也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对此乾嘉学者有客观评价，认为二者只是“体制不同”，[9]（卷二） 都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作出的选择，并无优劣之分。这和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相比，是一大进步。刘知几因重体例严谨而 “抑马扬班”；郑樵因重会通之作而“抑班扬马”，二者所论均有偏颇。而乾嘉学者认为通史、断代均为良史，应以其服务的对象来确定使用的体例，不能抑此扬彼，这是对刘知己、郑樵历史编纂学思想的超越，应给予充分肯定。

在评论《史》、《汉》内部具体体例时，乾嘉学者的看法不甚统一，对某种体例的设立，存在意见分歧。

就世家而言，班书改《史记》“世家”为列传，有学者认为此做法不妥，比如赵翼就说：“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4]（P3）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这只是由断代史体例所决定，“不得不与马异”，说“班掾断汉为书，始高祖，终孝王王莽之诛，则本朝宜推尊，世家可不立。”[10] （卷二）这种意见上的分歧反映了乾嘉学者在历史编纂学思想上认识不同。

就表而言，乾嘉学者均充分肯定史书宜立表，对《史》、《汉》之表都给予了极大关注。由于二书之表除断限各异外，内容基本雷同，故引起的争论不大。但因《汉书》首创《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二表，前无此例，所以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对《汉书 • 古今人表》的争论为最多。一方面，有对班书《古今人表》加以针砭的，如认为《古今人表》与其断代史的体例不符；收录人物荒诞、无稽，并以己意定高下。对此，赵翼、章学诚、浦起龙、沈德潜、熊士鹏、朱仕琇等都有所论述，如沈德潜说：“《汉书 • 人表》一卷，起自伏羲，迄于董欣、司马翳，准之体例，未为得宜。盖《汉书》既以汉为主，不必复序古今人物。”[5]（卷三 ）浦起龙也说：“至若《古今人物》一表，草率支缀，强分九品，并阑入庄、列寓言无实之人，尤为识者所笑也。”[9]（卷二 ） 另一方面，也有替《古今人表》辩护的，认为班固撰《人表》虽未列汉人，但有因古鉴今的思想。如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说：“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著乎万世。”[11]（P140）梁玉绳也说“班氏广征典籍，搜列将及二千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恶，准古鉴今，非苟作者” [12]（P467 ）等等。乾嘉学者对《汉书·古今人表》的不同认识，反映出他们对史书编纂体例的不同看法，尤其是对于断代史纪传体编纂的不同看法。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要认识《古今人表》的价值，必须深入体会《汉书》的史学思想及《古今人表》的立表旨趣。[13]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通史、断代之思想融通。

就本纪而言，乾嘉学者对二书争论最多的当属《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惠帝本纪》等。一方面，乾嘉学者肯定《史记》为项羽、吕太后立本纪。如钱大昕认为项羽“虽非共主，而业为天下主命，不得不纪其兴废之迹”，《汉书》降项羽为传，是因为“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14]（P573）所以说“《史记》，一家之言；《汉书》，一代之史”。[8]（卷二八）又如邹方锷说“羽之立本纪也，迁盖以继秦而有天下者羽也”、“削孝惠而纪吕后，纪其变也，著其实也”。[15]（卷六）此等议论甚得史公之深意，也反映了钱大昕等人在历史编纂思想上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也有乾嘉学者肯定《汉书》的作法，如赵翼认为本纪之体是用以“叙述帝王”，而迁《史》为项羽立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4]（P3）又梁玉绳批评《史记》说：“惠帝不立本纪，反以吕代刘。睹斯众论，咸成乖越。”[16]（P101）赵翼等人的评价，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汉书》断代为史，意在尊汉，应把高祖冠本纪之首，此无可非议。但批评《史记》的做法，又欠妥当。司马迁《史记》为通史之作，他是站在历史变化的高度上臧否人物、评论历史的，而赵翼等人不甚理解史公旨意。窃以为，《汉书》为惠帝立纪、项羽改传，重在表现体例严谨，强调封建礼法制度不可逾越。而《史记》为吕后、项羽立纪，则重在突出历史变化以及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史》、《汉》二书的“书志”部分，均记述典章制度，对后人研究古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史等，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班固对“志”非常重视，《汉书》“十志”除继承《史记》“八书”之外，在内容上又有所增加，如《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五行志》等。乾嘉学者对《汉书》“书志”所增内容进行了仔细研究，如朱仕琇认为二者的不同“有损有益”，“《律历》、《礼乐》、《五行》、《艺文》诸志，迁无而班有”。[17]邱逢年也说“马阙《地理》而班于此志为特精”，“凡此岂非马失而班得乎”？[3]肯定了其所增内容及首倡之功。

乾嘉学者对二书重合部分的列传也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记》旧文，间有《史记》无传而增立者”。[4]（P22）并且肯定其所增之传，如赵翼就认为“《史记》有《齐悼惠王世家》，而赵隐王如意、赵共王恢、燕灵王建皆无传，赵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内。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阙之？《汉书》皆立传”[4]（P22）但乾嘉学者在肯定其增传的同时，也指出了《汉书》所增列传有流于繁琐的一面，如章学诚说“自班、范以后诸传，人各自为首尾，史传由是益繁”。[18](P245)另外乾嘉学者注意到《汉书》对《史记》的列传也有所改动，并认为这种改动得失参半。如王鸣盛认为《史记· 大宛列传》把张骞、李广利二人穿插叙述，而“班氏以二人截分两传”，“体例明整，马不如班”。[1]（卷六P2）而沈德潜则指出，“《史记》详叙桑弘羊、孔仅之去本趋末，乱法扰民，《汉书》只述晁错之入粟塞下，而于弘羊等阙焉，此班之不及马也”。[5](卷三)《史》、《汉》二书列传的差异反映了司马迁、班固二人史识的不同，乾嘉学者所论较中肯。

总之，乾嘉学者认为，在体例上，《史记》通变化，较灵活；《汉书》守绳墨，较严谨。所谓“迁才高识超，不拘拘于绳墨；固言必矩度，有阡陌可寻”。[9](卷二)“《史记》变化，《汉书》整齐”，[3]在体例上各有其优缺点。对二者体例异同的评价，章学诚所论甚为精当，说“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他认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9]（P49）细绎二书，笔者认为此论独具只眼，高人一筹，甚符合《史》、《汉》的实际。班书体例严整，迁史体例灵活，但都能适应其记事之需要。

三、叙事风格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20]（P11），故评论史书需重视其叙事特点。就《史》、《汉》二书来说，在乾嘉学者看来，其叙事风格均不失大家风范，各有千秋。叙述史事上“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写作风格上 “《史记》宕逸，《汉书》沈厚”[3]。

司马迁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在这一点上班固要逊色一些，如熊士鹏论《史记》刻画人物，说：“余每读其列传，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10]（卷二）司马迁写人物善用对话，且多用口头语言、谚语等，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惟妙惟肖。而班固由于“言必矩度”，[9]（卷二）以致行文平铺直叙，少了一些变化、灵活之感。所谓“孟坚文密，子长文疏。凡文力大则疏。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21]另外，司马迁注意用晦，“文贵远。远必含蓄”、“意到处言不到，言尽处意不尽”、“子长文并非孟坚所知”。[21]在这一点上，乾嘉学者认为班固不如司马迁。

但是，在某些篇章叙事上，班固又有不亚于司马迁、甚至超过司马迁之处，如赵翼指出：“《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魏禧谓固密于体，而以工文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4](P22)又如沈德潜说：“《史记》于李陵战功叙之极略，而《汉书》所载，‘自千弩俱发，应弦而倒’，下至‘击鼓起士，鼓不鸣’止，使千载下毛发俱动，不独表陵之勇，亦以鸣太史公救陵得祸之冤，此班之胜于马也。”[5]（卷三）从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史》、《汉》两书的叙事风格，乾嘉学者是有相当公允的看法的。

在叙事方面论述较详细、较客观的是熊士鹏，他认为二书叙事有“马书之隐而彰”者、有“班书之详而核”者、有“马书之直而宽”者、有“班书之赡可为戒”者，“后之人读此二书，于其隐而彰，则知乐得为善之利，于其直而宽，则知开其悔过之渐，于其详而核，则知实济有裨之为贵，于其赡可为戒，则知遗行有玷之为羞，此皆不失乎《尚书》、《春秋》之道与法，而足以继古传今者也”。[10]（卷二）在此熊士鹏认为二人尽管在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均能达到史书应有的效果，均不失为良史之作。

就序赞来说，乾嘉学者认为二书不分伯仲，班固《汉书》“十二纪赞言简义该，神味四溢，与《史记》同工”；[3]且“太史公论赞，…… 皆有深义远神，诚为千古绝笔”。[22]（P631）

总之，在叙事风格上，乾嘉学者认为《史》、《汉》两书各有特点，迁史的文章风格是峻洁雄伟，班书的风格是沉稳密塞，均对后世有重要影响，诚如浦起龙所说：“要而论之，文章议论之高，班不及马，而后人无迁之才，则宁学固，不可学迁。以迁书变化无方，而固书有规矩可遵也。朱子云：‘太史书疏爽，班固密塞。’夫密塞则有法可循，故后世之史，亦多从《汉书》之例云。”[9](卷二)

四、 学术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进行全面评述的当推班彪、班固父子。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的赞语中指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23](P2737 — 2738)班氏对《史记》的这三点批评，一直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他们在研究《史》、《汉》学术思想时，一般都立足此三个方面，或是或否，反复辩驳。乾嘉学者对《史》、《汉》两书思想进行比较时，同样非常注意班固对《史记》思想的这一评价，并由此对司马迁、班固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

在乾嘉学者看来，班固批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实际上是混淆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司马谈重道，而司马迁尊儒，二者不能相混。梁玉绳就指出：“《六家指要》之论归重黄、老，乃司马谈所作，非子长之言”。[16]（P1487）王鸣盛在《司马氏父子异尚》中也说司马谈尚黄老，“迁意则尊儒”。[1]（卷六P6）他们还具体分析了《史记》某些篇章的撰述思想，指出司马迁重儒轻道与班固以儒为宗没有什么两样。如王鸣盛分析《史记· 儒林传》“力表武帝之能尊儒”，指出“先黄老而后六经，非子长本意明矣”。[1]（卷六P4），赵翼也分析《史记· 孔子世家》，指出“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6]（卷五）章学诚则通过分析《太史公自序》指出“《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认为司马迁“经纬古今，折衷《六艺》”，“皆不背于名教”，[19]（P221 — 222）不仅不“后六经”，而且“折衷六经”，这与班固著史“纬六经，缀道纲”没有什么两样。[23]（P4271）

对于班固讥评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贱贫”，乾嘉学者也进行了批驳。如梁玉绳认为司马迁写《游侠传》，“盖见汉初公卿以武力致贵，儒术未重，举世往侠干禁，叹时政之缺失”，决非“退处士而进奸雄”。[16]（P1487）班固之评，全然不了解司马迁写史的真实用意。而牛运震在《史记评注》中通过分析《史记· 货殖列传》，指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或作庄语，或作谑词，或为诡激之论，或为平情之言，察其旨皆有所谓，考其是非颇不谬于圣人”，驳斥了班固对司马迁的讥刺，并进一步指出，有人轻议司马迁艳富厚而讥贫贱，是“失事理之平而不得太史公之用心者也”。[22]（P883）

另外，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乾嘉学者还从其它角度比较马班学术思想之异同，如熊士鹏就指出，班固变换司马迁立十表之例，撰次《古今人表》，结果在人物评价方面上下失序，“固讥迁是非谬于圣人，此表之谬，亦数倍于迁矣”。班固变《史记》之“书”为“志”，《郊祀志》因于《封禅书》，《食货志》因于《平准书》，“其在列传中，居摄建年，不偏年纪之末，孺子主祭，附载《莽传》之中”，“其所传儒流，徒与阴阳农墨等分畤并驱”，“固既讥迁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贱贫，此亦何以异于马乎？”[10]（卷二）在熊士鹏看来，班固在理论上讥评司马迁之失，而实际上自身也有处理未当之处。

从以上论列可以看出，乾嘉学者在讨论马班思想异同时，从尊儒绌道、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出发，极力抹杀马班二者之间思想的差异，有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马、班之间思想上的差异是明显的，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刚登上政治舞台，百家争鸣之余韵犹存，其思想的包容性很大。而班固生活在儒学神学化的东汉时期，受社会意识环境所决定，班固受正宗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但乾嘉时期由于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儒家一统天下的时代背景以及学者们自身思想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在评论《史》、《汉》两书时，有意无意曲解了马班的思想，得出片面的结论。

另外，乾嘉学者认为二书在政治上都是尊汉的，如钱大昕所论《史记》“举《月表》一篇，寻其微旨，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8]（卷三四）而《汉书》更是以汉为尊，断代为史即是为此。

五、几点认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探讨问题的角度已趋向多样化。自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将司马迁、班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来，围绕《史》、《汉》二书所讨论的史学问题愈来愈多，内容愈来愈丰富。乾嘉时期，学者们更是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多个角度探讨《史》、《汉》异同，所论更加全面。这其中，既有宏观的研究，如对《史记》、《汉书》整体风格、史学地位的比较；又有微观的分析，如对《史记》、《汉书》具体篇章甚至遣词用句的探讨等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史》、《汉》研究，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其二，提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史学评论原则。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马班异同，一直有一种不好的现象，那就是，要么扬马抑班，要么抑马扬班。乾嘉学者力矫此弊，由原来的抑此扬彼变为马班并举，提出以公允之心对待《史》、《汉》两书，如沈德潜就指出：“大抵论古人之书，必平允至当，而后可以服古人之心。”[5]（卷三）并批评了倪思、刘知几、郑樵等人刻责《史》、《汉》的做法。朱仕琇也指出：“后之学者，患在好使人同，或则好与人异，……皆揉于私意而与班马异者也。”[17]同样表示了对于以私意评马班的不满。邱逢年也说：“故夫甲班乙马，与夫甲马乙班之已甚，皆非平心之论也。”[3]他们认为，“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并推良史”。[5]（卷三）司马迁，“诚史氏翘楚矣”，而班固，“亦皆非后世之所易及者也”。[10]（卷二）具体比较起来，“马班二史互有得失，有马得而班失者，亦有马班同得者，且有马失而班得者”。[3]“有马之胜于班者，有班与马各成其是者，有班之胜于马者”。[5]（卷三）可以说，乾嘉学者已能较客观、公允地评价二者的异同优劣，得出较全面、公正的论断，他们所提出的排除私意、平心论事的史学批评原则，也必定成为史学史上一笔重要的财富。

其三，开始探讨《史》、《汉》两书相异的深层原因，将马班异同之论引向深入。他们认识到，《史》、《汉》之不同，一是与时势变化有关；二是与迁、固二人做史旨趣不同有关。章学诚就指出：“司马迁点窜《尚书》、《左》、《国》之文，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非好异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19]（P348）朱仕琇也认为，《史》、《汉》之“异同之势，俱处于不得不然”，[17]时代变化必然导致作史体制的变化，这种认识无疑是深刻的。《史记》是通史，《汉书》为断代，两书旨趣有异，处理史事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浦起龙就认为，由于《史记》为“历代之史”，重在揭示历史变化，因此司马迁作史较为灵活，“迁作本纪、世家、列传，或进或退，或合或分，各出心裁，初无一定语，故项羽可本纪，陈涉可世家，屈、贾、老、庄、申、韩可以合传”。但《汉书》为“一代之史”，重在推尊汉室，体例自然与《史记》不同，“固所修者《汉书》，则所奉者一王之制，所编者宜有一定之程，不得任为参差。故《史记》无《惠帝纪》，而《汉书》有之，项羽、陈涉皆为列传，彼其体固宜尔也，亦何必强同哉”，[9]（卷二）这是从著史旨趣的不同来论述《史》、《汉》两书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史学批评到了乾嘉时期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乾嘉学者已不是简单地评价《史》、《汉》优劣，而是能考虑到其成书的背景、作者的旨趣及著述的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历史地、辨证地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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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M]. 嘉定钱大昕全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12] 梁玉绳. 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人表考序[M]. 中华书局. 1982.

[13] 王记录. 《汉书• 古今人表》撰述旨趣新探[J]. 山西师大学报.1996.2.

[1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M].嘉定钱大昕全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15] 邹方锷. 大雅堂初稿[M]. 乾隆中刊本.

[16] 梁玉绳. 史记志疑[M]. 中华书局. 1981.

[17] 朱仕琇. 梅崖居士文集· 班马异同辨[M]. 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18] 章学诚. 湖北通志·凡例[M]. 章学诚遗书. 文物出版社. 1985.

[19]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 中华书局. 1985.

[20] 刘知几. 史通通释[M].第二册. 浦起龙. 万有文库本. 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19年初版.

[21] 刘大櫆. 论文偶记[M]. 《桐城先生点勘史记》附录.

[22] 牛运震. 史记评注[M]. 二十五史三编. 岳麓书社.

[23] 班固. 汉书[M]. 中华书局.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