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今年是门罗宣言发表180周年，门罗宣言一发表，就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00多年来，各家对于门罗主义一直论争纷纭、褒贬不一。在随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基础。当时美洲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实力的弱小使美国外交的决策者在处理拉美独立问题时面临严峻考验，门罗主义以平和的语言宣告美国开始作为大国在国际舞台独立的发挥作用，它对国家战略的启示是引人深思的。

　　今年是门罗宣言发表180年，这个美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从它发表那一天起，就存在广泛的争议。仅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对于它的评价就存在天壤之别，推崇者如法国的拉法耶特评价门罗主义是"上帝允许人类给予世界的仅有的最杰出的文字"；[１]诋毁者如梅特涅称之为"邪恶的教义和危险的榜样"。[２]一直以来，国内外的政界、学界对它也是意见纷纭，褒贬不一。本文无意对门罗主义做出或褒或贬的评价，但在当时美国国力弱小和美洲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公开向世界宣布门罗主义，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做出的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的决策。"它是从半个世纪以来独立同外国相处中建造起来的应予肯定的美国外交政策结构的一块顶石。"[３]"为美国外交政策树立一个举世共见的准则，并将它牢固的植根于民族意识"。[４]门罗主义在发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但如后来史学家的评论，"门罗主义之所以重要，并非在于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发展的结果"。[５]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一直以此为基调，近至1960年，当苏联开始向古巴渗透时，它还被援用。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门罗主义为正在崛起的美国在外交上奠定了的基础，它的战略意义是引人深思的。

　　一、门罗时期的美洲国际环境和美国实力

　　门罗宣言的发表源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拉美各国在西班牙国内起义之际开始独立运动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在世界上率先承认了拉美国家的独立。在面临神圣同盟威胁干预的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坎宁向美国提出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在拉美恢复殖民，主张承认拉美独立。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撇开坎宁的建议，独立阐释美国立场，于1823年12月2日由美国时任总统门罗以国情咨文的形式发布，是为门罗主义的由来。

　　门罗主义针对的地理范围在拉丁美洲，涉及的列强主要是西班牙、英国、俄国和法国，西班牙是拉美新独立国家的宗主国，极力主张镇压拉美独立运动；俄国是神圣同盟的领袖，在美洲拥有阿拉斯加，并试图向中美扩张；法国与拉美经济关系密切，也积极主张干涉拉美事务；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是拉美新独立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英国虽然愿意看到拉美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但和美国相互猜忌，试图遏止美国势力的扩张。可以说，美国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

　　门罗宣言发表在美国独立后的第47年，就国家综合实力而言，门罗时期的美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与这些有涉的列强相比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弱小的国家。经济上，美国制造业仅相当于英国的1/5左右，不到俄国和法国的一半，也比西班牙要低，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约2％左右。[６]门罗时代是一个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时代，今天一些广为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规范，如限制战争权等远没有得到接受，各国维护国家利益和争取国际地位最主要的手段是战争，最重要的工具是军队。在门罗时期，美国的军事力量相当弱小，门罗宣言发表前的1819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一些扩充军事实力的计划被推迟或者取消。1821年美国国会立法将陆军规模裁减为6183人，[７]海军虽然在1819年通过长期建设规划，但扩军计划也被推迟和压缩，1823年美国海军力量只相当于法国的1/4，俄国的1/8，与英国的差距更大。[８]与相关列强以数十万计的庞大军队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神圣同盟威胁要镇压拉美独立运动，当时，国际社会仅有美国承认拉美独立，在拉美独立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年轻的美国将是一次重要的考验。

　　二、两种战略选择

　　一个大国的崛起，首要的是足够的实力，实力的强大是成为大国的基础，但一个大国最终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大国，则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问题。在其走向大国之路上，在对外关系上必然会经历一些重大的考验，成功的大国不仅能经受考验，更重要的是以这些重大事件为作为大国奠定经久的外交传统。这些传统的影响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其反过来将有力的促进实力的增长。门罗主义为美国外交开辟了具有经久战略意义的传统。

　　针对坎宁的建议，美国的外交决策层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门罗总统和前总统杰斐逊、麦迪逊等人，尽管不信任英国的意图，他们还是认为"美国应该与唯一能够对它构成伤害的大国结成同盟以获得安全，这个同盟将保护拉美的独立，或许，这也是吓阻神圣同盟支持西班牙的最佳途径。"[９]国务卿亚当斯则反对接受坎宁建议，认为"对俄国和法国直言不讳地宣布我们的原则，总比充当尾随在英国军舰后面的一艘小船要光明正大和体面得多"，[１０]主张美国应该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

　　按照国家战略理论，国家大战略有霸权、自助、规避、搭车和超越五种。[１１]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分析，美国决策层的两种不同意见大致可以分别归入"搭车"和"自助、超越"战略。门罗等人最初主张接受坎宁的建议，和英国一道发表声明，借助英国的力量达到维护拉美独立和求得美国安全的目的，如杰斐逊所言，"有大不列颠在一起我们不必惧怕整个世界"。[１２]在当时美国国力弱小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理想选择，它能够得到当时美国决策层大多数人的支持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战略是一种保守消极的选择，对于一个生机勃勃、欲有所作为的大国来说，任何重大战略选择都不能苟且于眼前。门罗宣言宣示的是一个积极的选择，它没有附和英国的建议，撇开当时的"超级大国"的主动邀约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体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大国气魄。同时，它又超越列强之间的纷争，不介入列强可能的对立和冲突，门罗宣言不针对特定国家，没有给美国树立敌人，而且迎合了当时拉美普遍存在的"泛美主义"思想[１３]的需要，因而在当时也受到了拉美国家的普遍欢迎。

　　门罗主义在美国独立半个世纪之际，国力依然弱小之时，向世界表明美国已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门罗宣言引起了列强的不同反应，最终结果却是英国无赖的接受了门罗主义，神圣同盟受到沉重打击，美国获得了外交的胜利。排除其他评价因素，从国家利益和战略的角度来看，门罗宣言是成功的。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在事实上和外交风格上塑造了美国一个多世纪的对外关系，美国日后的发展、强大离不开门罗主义的作用。

　　三、门罗主义的国际战略启示

　　门罗主义在美国国力弱小的情况下发表，它的提出和产生经久影响，有当时美国决策层的深谋远虑，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启示是多方面的，其意义已经超越了门罗宣言乃至国际关系本身。

　　首先，门罗主义体现了一国社会制度先进性对外交决策的积极影响。

　　外交从根本上说是一国内政的延续，外交水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状况的体现，先进的经得起考验的政治制度能激发国民蓬勃向上的朝气，一个先进的国内政治制度将为外交提供适宜和有效率的决策体制，创造积极进取的外交风格，是积极外交的力量之源。而且，先进制度的吸引力本身就是外交的巨大优势，吸引别国学习借鉴本国制度，增加相互信任，其产生的作用是物质力量无法代替的。相反，一个落后的政治制度将制约外交发挥主动性，一方面，落后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外交决策体制的落后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落后的国内政治制度在外交上往往成为别国的攻击目标，外交人员的很大精力将牵掣在应付解释制度的合理性上，外交的战略决策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可以断言的是，不具备制度吸引力的国家的实力发挥将受到极大制约，将难以成长为一个经久的大国。

　　厄恩斯特·R·梅曾经指出，"就门罗主义而言，我的结论是其结果最好通过国内政治来理解"。[１４]亚当斯的见解得到认可并最终通过门罗宣言的形式发表，是美国适宜的外交决策体制的产物。民主共和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前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当时，君主专制制度在世界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其时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病已经充分暴露，在西欧各国已经呈现颓势；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生机和活力，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民主共和制度充满信心，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想就包含对民主共和制度优越性的理解，要将美国的独特制度与旧大陆的专制制度分隔开来。门罗宣言终究也包含对自身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理解。门罗主义中的"两个半球主义"和"非扩展原则"，前者的提出是基于欧洲和美洲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包含着认为美国建立的和美国希望在美洲新独立国家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优于旧大陆的君主专制制度；后者指美国视欧洲列强将它们落后的专制和殖民制度扩展到美洲的企图为对美国"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反对神圣同盟在拉美恢复旧制度，有先进的制度可供选择，就不应该再退回到落后制度。"非殖民原则"和"不干涉原则"也多少包含认为民主共和制度优于专制殖民制度的因素。不能排除当时美国的决策者在国家实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发表门罗宣言包含对民主共和制度有充分信心的因素，对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理解促成了外交上的积极行动，尽管"美国扮演该角色所需的物质力量如果受到进一步考验实际是不存在的"。[１５]门罗主义在拉丁美洲各国受到普遍欢迎，也在于玻利瓦尔、圣·马丁等人向往在拉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对共同制度的向往促进了拉美和美国的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外交的优势。

　　其次，门罗主义是美国政治精英建设强大国家决心和信心的延续和发展。

　　一个国家是否要争取强国地位必须由它自己来决定。在实力弱小时，国家往往选择"搭车"战略，为国家崛起积蓄力量。但一个国家要最终崛起为一个大国特别是新兴领导国家，在确立大国地位前展现出朝气蓬勃的国民心态，在国民特别是在精英层表现出追求国家强大的强烈愿望和信心，在外交风格上呈现积极有为的姿态。通俗一点说，新兴大国在大国地位确立以前，它的作为起码要"像"一个大国的样子。在保持与现有国际体系和谐的前提下，在一些关键时刻，借助一些重大事件，以大国姿态明确的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独立立场，既向世界宣示本国作为大国应有的影响力，因为一个国家争取大国地位的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别国的承认，也可为本国外交树立经久的传统，延续的强国外交传统是国家强大的持续动力。当然，这不是要在国家实力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承担超过实力所允许的责任，追求实力达不到的国际地位。

　　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表达了建设"自由的、进步的伟大国家"，为人类树立"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１６]的思想，建设新的强大国家是美国建国后历届政治精英的不变追求，新兴的美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迹象。美国建国后，长期奉行孤立主义思想，不介入列强纷争，一心一意提高自身实力，但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美国已经开始呈现一个新兴大国的姿态，在对待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问题上，在1812年美英战争中，美国外交开始展现自己的特点，门罗宣言的发表，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登上国际舞台。亚当斯的意见能够为其他美国决策者接受，有亚当斯个人因素作用，更重要的在于门罗和其他决策者同样有追求国家强大的理想，"不是亚当斯通过一个人的斗争建立起至关重要的信念，而是门罗已经形成了美国应该和英国平等的思维。"[１７]美国的大国姿态在门罗宣言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它（门罗主义）表现出美国在1823年已经是一个大国，这个国家那时已经享有它今天所拥有的尊敬。"[１８]除去其他因素，美国决策层对于国家强大的信心和决心对于门罗宣言的发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总体保持孤立主义的情况下，在关键时刻，美国的决策者抓住机会赢得了列强的认可并开创了延续的传统。实际上，直到门罗宣言发表，美国才开始被当时的列强作为一个大国看待，大国地位得到列强的接受。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一块顶石"，开创了美国新的外交传统并经久的延续下去。玛丽·贝克·爱德在1923年《纽约时报》纪念门罗主义100周年的文章中写到："我严格信奉门罗主义、我们的宪法和上帝的律法。"[１９]

　　最后，新兴大国要引领国际关系趋向文明进步。

　　纵观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是不断趋向文明进步的，这一趋势推动国际关系不断进步、不断趋向文明。同时，国际社会的发展又是阶段性的，国际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国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有特定的时代要求。既有大国保持大国地位和新兴大国崛起，必然自觉或不自觉的使自身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水平符合时代的要求，成为国际关系体系前进的引导者；不能适应时代进步要求的大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最终将被历史的选择所抛弃。国际社会从最初的"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演进到今天的相对文明状态，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２０]对于处在崛起进程中的新兴大国，不仅需要增强自身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为国际社会引入新的准则，引领所处时代国际关系趋向文明进步，能够做到这一点，该国将获得道义力量的支撑。在任何时候，新兴大国尤其是开创一个国际新时代的先导国家的崛起离不开道义力量的支撑，而且这种道义力量的支撑具有超前性。

　　门罗时期，国际主流的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国际关系准则是基于权势平衡的均势政治，殖民制度盛行。在这样一个时代崛起的大国，要遵循既有的国际文明准则，将已有国际文明向前推进。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为国际社会注入新的选择，代表了那个时代发展的方向，如前所述，这是美国外交的一大优势。"美国历史上从未曾参与过均势体系"，[２１]门罗宣言包含对均势体系的拒绝，在列强忙于权势斗争之时，美国暂时置身其外，对当时普遍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一个超越。门罗主义提出了"非殖民原则"，适应了拉美各国寻求独立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殖民主义在拉美复辟的作用，赢得了拉美独立各国的认可，在当时的拉美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是那个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非扩展原则"和"不干涉原则"对当时习惯于扩张和干涉的其他列强的冲击也是很大的，所以保守的梅特涅才会诅咒门罗宣言是"邪恶的教义和危险的榜样"。在门罗时代，门罗宣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关系文明的进步方向，道义的无形力量起到了弥补美国实力不足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门罗主义本身包含美国控制拉美的野心，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被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不断加以扩展，发展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幌子。以今天的国际文明标准来衡量，对它所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进行谴责是可取而且必要的。这也正是不能对门罗主义加以肯定的原因所在。

注释：
[１]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p55-56.
[２] Ibid, p57.
[３] [美] 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8页。
[４] [美]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3页。
[５] [英] C·W·克劳利等编：《新编剑桥史：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1793--183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0页。
[６] 未能获得当时美国和列强经济的准确数据，根据保罗·肯尼迪著作中的数据大致推算出。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表6。
[７] [美] 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８] 徐世澄：《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９]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198.
[１０]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814-1871》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１１] 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论·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633-634页。
[１２]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46.
[１３] 昆达尼拉说："泛美主义最初确实是拉丁美洲人的事情。像'美洲代表大会'、'民族代表大会'、'总联邦'、'总代表大会'、'大联邦'、'永久同盟与联邦'、'美洲同盟'、'世界最大国家'（指全美洲而言）、'美洲公约'、'诚意的联邦'、'真正美洲联盟'、'姊妹国家集团'以及玻利瓦尔的'永久同盟'、'联盟与联邦'等名称在十九实际初期拉丁美洲的政治词汇里是所在皆是的。"参见[美]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31页。
[１４]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reface.
[１５]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54.
[１６] [美] 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载王建华、蒋荣钧：《世界名人演说精粹》，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１７]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25, p202.
[１８]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p54-55.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
[１９] 转引自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Foreword.
[２０] 参见拙文："负责任的大国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72页。
[２１] [美]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