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罗斯共产党是迄今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左翼反对派政党，它的兴衰、起伏贯穿了俄罗斯十年巨变的整个历史时期，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十年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由被禁止活动到重新崛起、由体制外政党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它发展的极盛时期，俄共对现政权构成了最有力的挑战，而且几乎改变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俄共自身的保守性与非建设性决定了它难以提出适应社会发展方向与符合社会主流意识的行动纲领，在与现政权的较量中其影响和作用逐渐衰弱。尤其是普京执政后，俄共受到了政权及议会“中右翼势力”的联合挤压，俄共也由党内不同派别的分化而走向了分裂，它的前途引人关注。
[关键词] 俄罗斯 共产党 左翼反对派 社会主流意识 内部分化
一、俄共的兴衰历程
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宣布了对俄共的解禁决定。两个多月后，即1993年2月13～14日，俄共召开了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又称俄共重建与联合大会。恢复重建后，俄共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表露出希望俄共成为体制内政党的愿望[1] [2] 所以，重建后的俄共首先放弃了传统共产主义理论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表示认同议会民主的道路。从1993年至今，俄共凭借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的选举基本上实现了“成为体制内政党”的目的。目前，在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中，只有俄共可以称得上是“历届议会大党”和“现政权最大的反对派”。但是，如果从俄共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的程度来看，可以看到在恢复重建后的九年时间里俄共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兴——极盛——势衰的过程。
(一)俄共的复兴时期。主要是指俄共从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到1994年年底的这段发展时期，它复兴的标志是参加1993年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并在选举中“意外”取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俄共基本上走的是平民主义路线，还没有提出自己十分明确的政纲，但在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上与其他共产党组织已经有了显著的区别；俄共利用选举等宪法规定的合法手段，逐渐摆脱了困境，终于东山再起，成为俄罗斯左翼力量的代表。
1993年年初，正当俄共重新恢复活动之际，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对抗已日益激化。在10月用武力解散了“阻碍改革”的旧议会(即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后，叶利钦趁势向社会抛出了以加强总统权力为核心的新宪法草案，同时宣布在对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的同时举行新议会的直接选举。俄共“因没有直接参与暴乱”而被允许参加议会选举。在竞选过程中，俄共作为惟一获得竞选资格的共产党组织备受选民关注。选举结果，俄共获得杜马450个席位中的65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俄共与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日里诺夫斯基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70席）所获的选票相加竟包揽了国家杜马中的近1/3席位，在议会中几乎与“民主派”政党（“俄罗斯选择”、“亚博卢”集团和“俄罗斯统一和谐党”）形成对抗之势，令“民主派”极为震惊和失望。
但是，这一选举结果对俄共来说却意义重大。其一，它标志着曾受到现政权打压的俄共以合法身份又回到了政治舞台，重新找到了发挥自己影响力的场所和机会，同时也让俄共领导人看到了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议会选举后，俄共、农业党等左翼反对派开始联合，并以议会为舞台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实际作用。在斗争方式上，俄共也逐渐放弃了街头斗争和大规模游行示威，转而主要在议会范围内活动，即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这样也就同那些激进的共产党组织拉开了距离。
其二，它反映了1993年前后俄罗斯民众情绪的变化：因激进变革而出现的社会庞大贫困阶层开始倾向左翼反对派或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党和组织，社会出现否定叶利钦政权政策路线的倾向和怀旧情绪。“十月流血事件”虽然结束了政权上层因改革政策上的分歧而导致的权力争斗，但并没有为激进民主派扫清所有政治障碍，以俄共为主的议会反对派作为社会贫困阶层的代表，同总统权力集团之间的对抗成为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主要内容。
(二)俄共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从1995年年初到1996年年中。俄共达到极盛的标志是：作为反对派政党，俄共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不仅成为现政权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几乎改变了俄罗斯政治进程的发展轨迹。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胜利除了给俄共领导人“意外的惊喜”外，也增强了他们通过竞选夺取政权的信心。他们知道，要想在现体制内取得主导权，还必须拥有议会多数席位或争取总统选举的胜利。按照新宪法，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定于1995年12月进行，半年之后即1996年6月还将举行总统大选。从1995年年初起俄共就拉开了架势，开始为年底的议会选举进行精心准备。
1995年1月21～22日，俄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俄共明确提出了参加竞选的三个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是“争取在议会选举中取胜。进入议会后力争在议会组成‘人民爱国’多数派，同时提出合适的总统候选人”；第二阶段是“在总统选举中确保爱国力量代表获胜。此后组成人民信任的政府”；第三阶段是“在‘爱国主义者'当选总统后，在俄罗斯各地区进行地方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的选举。这三个阶段的过渡时期结束后，将召开制宪会议，筹备宪法草案，自下而上地以苏维埃形式恢复人民政权”[2] [3]
按照这三个阶段性目标，在竞选活动中，与其他政党和选举联盟相比，俄共的竞选策略更具有针对性。这些策略包括：1.利用现政权内外政策的失误抨击“民主派”的改革方针；2.打出“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旗号吸引广泛的同盟者；3.发动地方基层组织开展对普通选民的宣传鼓动工作[3] [4] 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宣传俄共主张。几年来，俄罗斯政府执行的激进经济改革政策导致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以及犯罪活动猖獗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加上车臣战争的旷日持久，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而俄共在竞选活动中采取的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宣传攻势也勾起了部分选民对苏联时期社会安定与温饱生活的怀恋，在俄罗斯民众中引发了一股颇为强烈的怀旧情绪。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作用，在1995年12月17日举行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对现政府不满、希望改变现状的选民把大量选票投给了许诺“恢复俄罗斯大国梦想”的俄共。选举结果，俄共异军突起，获得22.3%的选票，加上在单名制选区中获得的议席，俄共共获得157个代表席位，占450个杜马议席中的1/3强，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经过两届国家杜马选举，俄共已经从复兴走向崛起。俄共在国家杜马中的优势地位也使它成了现政权最大的反对派。从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俄罗斯国内常常习惯地将国家杜马称为“共产党的杜马”或“左派的杜马”，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直接看成是“民主派”与俄共等左翼反对派的争斗。然而，俄共领导人并不想就此停住脚步，他们希望继续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
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面对咄咄逼人的左翼反对派，为了保住“民主派”政权和防止“共产主义势力”重新上台，背水一战的叶利钦几乎动用了一切竞选手段与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政治决战。尽管当时有11位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但实际竞争始终是在叶利钦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之间进行的。经过两轮激烈的较量，叶利钦终以微弱优势击败久加诺夫，成功蝉联第二届总统职位。俄共也由此失去了一次最有希望执掌政权的机会。
有关俄共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俄罗斯政治家及各国学者曾做过多方面分析，得出的许多结论各异。其中，最普遍的看法主要有：俄共的竞选纲领不切实际，没有给选民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俄共竞选资金不足；久加诺夫本人缺乏领袖魅力；叶利钦利用执政地位，在竞选中采取了俄共所缺乏的各种有利手段，等等。
除上面这些原因外，本人认为，在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还有一些非策略性因素（指那些对选举过程有影响、但难以控制的因素）也起到了左右选举结果的作用，其中某些因素甚至还转化成了影响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它们主要是：
1.大多数选民中普遍存在着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心态。
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一方面，人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取向尚未完全定型，不成功的社会激进变革使社会意识发生分化和对抗，这是导致总统选举争夺激烈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人们对苏联社会的失败和种种弊端仍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这点构成了社会大多数人的主导意识，并由此形成了社会主流意识。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找到何以竞选激烈但叶利钦却最终获胜的根本原因。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俄共的选民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为了表示其对现政权的不满，但并不表明他们赞成恢复旧制度。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正是抓住了大多数选民希望社会稳定、不愿发生大的社会逆转的心理，利用宣传媒介，连篇累牍地指责俄共掌权后将恢复“专制”体制，甚至大肆宣传“共产党人准备乘总统选举之机非法夺取政权”。而俄共领导人没有意识到选民的这种矛盾心态，反而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反复强调：俄共取得总统选举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要就是否恢复苏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还提出要修改现行宪法，彻底改变“民主派”推行的全面私有化政策。俄共的这些主张正好成了所谓“要回到过去”的最好脚注，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2.议会选举的结果客观上为叶利钦的当选创造了条件。
1995年年底议会选举后，一些曾对叶利钦蝉联总统职位构成威胁的人物，如亚夫林斯基、日里诺夫斯基等在民众中的影响下降，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竞选总统的实力，只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可以与叶利钦为争夺总统宝座进行一番较量。这种状况对叶利钦竞选连任非常有利。一方面，他可以为自己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竞选策略；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他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与某些候选人达成利益交换，共同对付俄共，以增加其获胜的砝码。事实上，在第二轮投票时，叶利钦正是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才问鼎成功的。
相反，对俄罗斯共产党来说，虽然在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并没有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在选民中有一定影响的政府反对派“亚博卢”集团与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拒绝在竞选中与俄共合作。所以，在整个总统大选期间，除了自己的固定选民和来自左翼人民爱国力量联盟的支持，久加诺夫一直是“孤军奋战”，没有找到任何新的同盟者。
3.俄罗斯70%的选民投票率决定了最终的选举结果。
总统选举前，俄罗斯有关民意调查机构根据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总统选举时选民投票率高于60%，叶利钦就有望取胜，反之，俄共上台的可能性就会增强。他们作出这种预测的根据是：1995年议会选举时选民的投票率为60%，所以俄共取得了胜利。俄共的社会基础比较稳定，其支持者的投票积极性也不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久加诺夫的选民人数不会有大的变化，还会是这60%参选选民中的大部分。而其余40%选民则处于游离状态，这些选民一般比较散漫自由，随意性大，对政治也相对冷漠，所以能否争取这部分选民参加投票，就成了叶利钦能否获胜的关键，而且选民的投票率越高，叶利钦获胜的希望也就越大[4] [5]
该民意调查机构的分析和作出的预测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在总统竞选期间，叶利钦的竞选班子曾把动员选民参加投票作为它的最主要工作之一。根据选举结果，在这次总统选举中，两轮的投票率都接近了70%。应该说，叶利钦的获胜与选举时选民极高的投票率有直接的关系。
以上所有列举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对1996年总统选举产生了影响，选举的结果其实就是这些因素在总统选举这一特定时期合力作用的真实反映。
(三)俄共的势衰时期。这一时期从1996年总统选举后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叶利钦的整个第二任期和普京当政以来这段时间。它的特点是：俄共对政权的挑战能力逐渐减弱，党内开始分化。
1996年总统选举的失利打断了俄共分阶段夺取政权的计划，一向以“不妥协的政权反对派”自居的俄共走进了它发展的十字路口。为适应选举后俄罗斯新的社会政治形势，避免再次同现政权发生直接政治对抗，从1996年年中至1999年年底，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领导层适度调整了自己的斗争策略，暂时放弃“夺取政权”、“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等激烈的政治口号，对现政权采取了一种“妥协 对抗”的态度。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接受叶利钦的倡议，同意参加由总统、总理、议会上下两院议长参加的“四方会谈”和由议会各党派参加的协商性“圆桌会议”；利用执政集团内部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在议会表决中支持主张采取稳健经济政策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和普里马科夫政府的各项提案，而且还赞同俄共代表马斯柳科夫等人进入普里马科夫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俄共又站在议会反对派的立场，在1998～1999年的政府危机中，联合议会其他各派力量，以通过否决案的方式迫使总统作出了部分让步，并在叶利钦执政后期，利用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发起组织了对叶利钦的弹劾案和有关限制总统权力的修宪运动。
然而，俄共领导人针对现政权的这一政策调整却遭到了俄共党内来自“左”、“右”两派势力的激烈反对。以彼得罗夫斯基、伊柳欣和马卡绍夫等为代表的党内激进派指责俄共领导人是在搞机会主义和妥协主义；而持“右”倾观点的谢列兹尼奥夫、波德别列兹金和马斯柳科夫等人则主张在目前形势下俄共应放弃对抗思想，扩大与政府的合作[5] [6] 这期间，观点对立的两派还在俄共党内相继成立了各自的政治派别。其中，激进派中的彼得罗夫斯基成立了“列宁—斯大林纲领派”、伊柳欣与马卡绍夫组建了“支持军队运动”；在持“右”倾观点的派别中，波德别列兹金等人创立的“精神遗产运动”很有影响，近两年俄共党内又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由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领导的“俄罗斯运动”[6] [7] 这些党内派别的出现不仅在俄共内部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同时还引发了俄共组织上的分化。在1998～1999年的政府危机中，俄共内部的这种分化显现了出来。
1998年3月23日，叶利钦突然下令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提名基里延科为新总理。但他的提名遭到了以俄共为首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普遍反对，议会两次投票予以否决。在关键的第三轮投票前，俄共召开紧急中央全会，要求俄共议会党团成员拒绝参加投票。但是，在投票当天，素以组织性强著称的俄共党团出现了分裂，一半以上俄共议员违反俄共中央决议，以个人名义参加了投票，而且其中的很多人还投了赞成票。结果，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以微弱多数获议会批准。无可否认，部分俄共议员的赞成票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
随后，在1999年议会选举前，“支持军队运动” 和“精神遗产运动”表示要单独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俄共力量因此大受损伤。与此同时，由俄共领导的左翼“人民爱国力量联盟”也出现了分裂，在议会中一部分党派愿意通过“圆桌会议”或“四方会晤”与叶利钦政府合作，另一部分党派则坚决反对。
由于内部的分化与组织上的分裂，这一时期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已经基本丧失了与现政权进行抗衡的能力，其影响力开始萎缩。在1999年议会选举中，俄共虽然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由于“人民爱国力量联盟”的分裂，左翼力量严重受挫，其影响已让位于以“团结”党为主的中右翼势力。
普京执政后，对俄共采取了“外松内紧”的策略。一方面，以“强国富民”的口号赢得俄共的合作，在议会中与俄共党团开展建设性对话，以期在一系列内外政策上寻求俄共等左派党团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手段挤压俄共。如促成议会多数通过《俄罗斯政党法》；推动中右翼政党——全俄罗斯“团结—祖国”党的建立，目前该党已经取代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2002年4月，议会中支持普京政权的中右派势力向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发动了“政变”，要求剥夺由俄共控制的一些议会委员会主席职位。在这场议会左、右两大派别的争斗中，俄共中央委员、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等俄共上层领导人因拒不执行俄共中央《有关俄共党员自动放弃所有担任的议会职位的决议》被开除出党[7] [8] 这一事件在俄共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表明俄共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俄共的前途令人关注。
俄罗斯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是在1990年，即苏联解体的前一年成立的。当时它的成立是为了满足部分俄罗斯共产党人希望在俄罗斯联邦内拥有自己共产党组织的愿望，以改变70年来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惟独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共产党组织的状况。在俄共成立大会上，由于苏共党内反对改革的派别占据了俄共的领导职位，因而俄共也从成立之时起就被打上了保守派政党的烙印[8] [1] 1991年“8·19”事件后，大权在握的叶利钦趁打击苏共之机，同时宣布解散俄共的组织机构，停止俄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并没收俄共的财产。但是，俄共不仅没有被叶利钦一棍子打倒，相反它借助叶利钦亲手建立起来的民主机制又很快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并迅速崛起。
在俄罗斯社会转轨的十年间，俄共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严密的组织结构，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对执政者最具威胁的左翼反对派政党。俄共的保守性和平民主义色彩也使因激进变革而处于分化的俄罗斯社会找到了某种平衡。普京执政后，俄共一方面受到议会“中右翼势力”的联合挤压，另一方面又因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斗而出现分化，直至分裂。
本文试图以十年来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为线索，概括俄共由盛而衰的发展轨迹，并在分析俄罗斯社会转轨特殊性的基础上，揭示俄共兴衰的内外原因。
二、俄共势衰的原因
在俄共从创建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再到失去议会第一大党地位的发展过程中，即使处于自己的极盛时期，或者在其最有影响的时候，它都没能像某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那样取得执政党的地位。究其原因，其中既有俄共自身的缺陷，也有俄罗斯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
（一）俄共势衰的自身原因
第一，俄共没有认真总结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以致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有别于传统、能够吸引社会大多数人的全新的社会发展方向。
脱胎于苏共的俄共并没有建成一个适应社会变化的全新政党，相反它的创建者拒绝任何社会变革。1993年恢复重建后，俄共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保守性也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俄共新的领导人面对以社会民主为核心的主流意识，被迫放弃了部分马列主义信条，提出了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沉湎于对旧体制的怀念和对恢复苏联的热望。成为体制内政党后，俄共以对抗现政权为己任，扮演了“不妥协反对派”角色，以反对政府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为其议会工作的重心。俄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激，以及它的非建设性反对派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俄共领导人与时俱进、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能够符合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正确主张。从俄共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反思被一些概念性和表面性的词句所代替，而对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展望也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9] 1996年俄总统选举时，正是俄共纲领上的这种保守性成了“民主派”攻击的把柄，俄共也因而失去了多数选民的信任，在许多选民心目中成为“守旧”、“倒退”与“恢复旧制度”的“同义词”。而俄共领导人一向用以对付叶利钦政府的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等宣传口号，如今也被普京政府吸收过去，成为他治国理论的一部分。可以说，意识形态与行动纲领上的缺陷是俄共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第二，俄共不是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而只是社会贫困阶层的代言人。社会贫困阶层的存在既是俄共复兴的先决条件，也是造成俄共势衰的主要因素。
首先，社会贫困阶层固有的保守性对俄共的政治思维和行动纲领起着束缚作用。如前所述，俄共的复兴首先是社会激进变革引发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俄共重建后，因“民主派”推行的社会激进改革而出现的社会大量贫困阶层开始倾向左翼反对派，这为俄共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依靠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俄共取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并成为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言人。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俄共的行动纲领必须以社会贫困阶层的意愿为出发点，即使这些意愿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为了满足贫困阶层对现政权的普遍不满情绪，俄共不得不将自己置于现政权与现制度的对立面，以致常常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势力而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孤立。
其次，普京当选总统后表示政府将考虑那些支持俄共的选民的利益，他的这种平民主义治国思想赢得了部分贫困阶层的好感。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及普京推行了一系列消除社会贫困的措施，曾占社会人口35%左右的贫困阶层正在出现分化，社会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在相对减少，这客观上造成了俄共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俄共的势衰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应该说，俄共与社会贫困阶层的结合是双方寻求互利的结果，但这种联合并未给双方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和行动纲领上的缺陷俄共没有能力为这一阶层指出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社会贫困阶层的落后性与保守性又割断了俄共与社会主流意识及其他具有先进思想的社会阶层的联系，限制了俄共的自我更新与自身发展。目前俄共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党员队伍老化，新生力量严重不足。在年龄及人员结构上，俄共基层党员基本上是以55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为主，25岁以下的党员所占比例很小，支持俄共的选民大多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多 [10] 党员队伍与群众基础上的双重危机表明俄共正在逐渐丧失其作为群众性政党的天然优势，且在与现政权的抗衡中也难以组织起广泛的社会联盟。
第三，恢复重建后，凭借合法手段俄共实现了从体制外政党向体制内政党的转变，这一转变推动了俄共的迅速复兴，但同时也引起了俄共党内及其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化。这种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源于思想分歧的党内派别之间的分化，这是俄共党内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长期斗争的结果。从积极方面来说，俄共领导人可以通过不同思想派别的交锋统一党内思想，从而实现俄共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自身嬗变。但从消极方面来看，这种思想分歧如果不能解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内分化。事实也表明，缘于思想分歧的党内分化极大地削弱了俄共的战斗力，而且从它的发展趋势看，这种分化正在演变成为俄共的分裂。
其二是党内既得利益者与广大普通党员的背离。成为体制内政党后，俄共领导人把参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作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凭借在选举中的胜利，大批俄共党员进入各级权力机关。据称，目前在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中，有近一半的地方行政长官职位被俄共党员或俄共的支持者所掌控。这一现象说明，目前很多俄共党员已经融入了现政权，并从现政权中获得了很多实际利益，成为党内的既得利益者。根据俄罗斯宪法和有关法律，国家杜马代表享有政治豁免权及其他特殊权利；国家杜马代表的月工资与政府部长的月工资相等，而国家杜马主席的月薪相当于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月薪；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还握有许多宪法规定的管理地方事务的实权。近年来，随着这些党内既得利益者队伍的不断增大，以牺牲党的整体利益来保全自己个人利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个最典型的实例就是：1998年政府危机期间，国家杜马中俄共议会党团的大批成员为避免叶利钦解散议会以保住自己的议员地位，公开违抗俄共中央全会决议，投票赞成基里延科出任政府总理，以致俄共反对叶利钦政权的计划遭到破产。应该说，这些俄共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对俄共势力的削弱负有直接的责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俄共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与它的体制内政党的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又反映出俄共行为上的矛盾性，它们表现为：（1）体制内政党应起的建设性作用与“强硬的反对派政党”非建设性作用之间的矛盾；（2）俄共纲领的保守与俄共上层领导人的务实态度之间的矛盾。在利益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行为方式上的矛盾性更趋复杂化，进而引起俄共党内及俄共上层领导人之间的分化。谢列兹尼奥夫等人拒不执行俄共中央命令与他们被开除出党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俄共势衰的社会因素
第一，不愿意走回头路的社会主流意识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影响。俄共恢复重建后正值社会激烈变革引发剧烈社会动荡与社会分化时期，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与怀旧心理为俄共的迅速复兴创造了条件。但是，社会情绪的左转并不是社会要求倒退的标志，这点从多数民众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俄共、而在总统选举中支持叶利钦这一现象中可以得到说明。如上所述，投票率高（接近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是叶利钦获胜的原因之一，这恰好也证明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政治倾向。纲领上的保守性与非建设性是俄共与社会主流意识相背离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数人看来，俄共对恢复传统苏维埃社会的企望就是要恢复过去的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统治，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可见，在俄共与叶利钦的较量中，不愿意走回头路的社会主流意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俄罗斯民主制度的特殊性对俄共的兴衰有着直接影响。1993年“民主派”以武力取得了对旧议会的胜利，确立了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西方式宪政制度。这一制度的内容包含了诸如多党制、三权分立与自由选举等现代民主原则，同时又赋予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绝对权威。依据这一宪政制度，一方面，俄共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体制内政党；另一方面，总统的大权独揽又对俄共和其他反对派政治组织形成高压态势。尽管俄共在议会选举中连续占据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却无法直接参与政权管理，而执政集团却可以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舆论工具丑化俄共，对它竭尽排挤、打压和分化之能事。相比较而言，除了得到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外，俄共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政治资源，它不得不孤身同掌控着大权的执政集团相抗衡。
第三，与社会知识阶层相脱离是俄共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由于俄共所代表的社会贫困阶层固有的落后性与保守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作为社会先进思想代表的知识阶层的联系。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在1996年大选中舆论界几乎全部站在了叶利钦一边，这一现象仅仅用“执政集团收买和操纵舆论”、“新闻工作者缺乏良知”是无法解释的，这实际上说明了知识阶层的主体与俄共的对立。而俄共之所以在与现政权的政治斗争中难以提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主张，也与俄共党内缺少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关系。就知识阶层而言，苏联模式极权主义长期统治的历史使他们对俄共抱有强烈抵触，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主天性促使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民主派”。在居民文化水平很高的俄罗斯社会里，正是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派”的引导下形成了以反共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并对社会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从一个方面充分说明，在一个居民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政权，离开了知识阶层的支持都是不可能的。
注 释：
[11][1] 参见〔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5页。
[12][2] 1994年8月10日〔俄〕《真理报》刊登了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答记者问。在谈到俄共与它的前身——苏共的原则性区别时，他认为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俄共在现代条件下放弃用革命来解决问题的方式；第二，俄共在坚持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同时，承认社会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第三，俄共承认多元化的政治制度。
[13][3] 参见《俄罗斯联邦第二届议会党团》，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1页。
[14][4] 1995年1月，在俄联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俄共执委会主席久加诺夫称，目前俄共在全俄89个联邦主体内有88个进行了登记并设有自己的分支机构(注：车臣至今没有俄共分支机构)，且在这89个联邦主体中的 2 000个地区与城市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新华社莫斯科1995年1月21日俄文电）
[15][5] 新华社莫斯科1996年6月29日电。
[16][6]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8年5月21日俄文电。
[17][7] “俄罗斯运动”成立于普京当政后的2000年7月。
[18][8] 俄塔社莫斯科2002年5月25日俄文电。
[19][9] 俄共纲领于1995年1月22日在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它反映了当时俄共党内对世界及俄国内局势的看法。俄共纲领的具体内容参见《俄罗斯联邦第二届议会党团》，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20][1] 参见〔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5页。
[21][2] 1994年8月10日〔俄〕《真理报》刊登了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答记者问。在谈到俄共与它的前身——苏共的原则性区别时，他认为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俄共在现代条件下放弃用革命来解决问题的方式；第二，俄共在坚持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同时，承认社会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第三，俄共承认多元化的政治制度。
[22][3] 参见《俄罗斯联邦第二届议会党团》，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1页。
[23][4] 1995年1月，在俄联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俄共执委会主席久加诺夫称，目前俄共在全俄89个联邦主体内有88个进行了登记并设有自己的分支机构(注：车臣至今没有俄共分支机构)，且在这89个联邦主体中的2 000个地区与城市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新华社莫斯科1995年1月21日俄文电）
[24][5] 新华社莫斯科1996年6月29日电。
[25][6]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8年5月21日俄文电。
[26][7] “俄罗斯运动”成立于普京当政后的2000年7月。
[27][8] 俄塔社莫斯科2002年5月25日俄文电。
[28][9] 俄共纲领于1995年1月22日在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它反映了当时俄共党内对世界及俄国内局势的看法。俄共纲领的具体内容参见《俄罗斯联邦第二届议会党团》，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0页。
[29][10] 资料来源：http://www.nns.ru/elects" TARGET=_blank>http://www.nns.ru/e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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