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胡风”盛行的时代。所谓“胡风”，特指流行于唐朝社会各阶层的种种并非汉民族原有的社会风习而言，其中主要有当时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传来的风俗，也有由魏晋南北朝南下的游牧民族遗留的社会风俗，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唐朝胡风盛行的局面。当代学者对唐代胡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胡乐”、“胡服”、“胡食”等几个主要的方面。[1]其实，唐代的胡风在居室文化领域也有突出的表现，本文试从白居易(772-846年)的“毡帐诗”入手，对这一学术界注意较少的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讨论，[2]以加深对唐朝文化来源多样性的认识。
一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著名诗人白居易称病辞去刑部侍郎职，由长安东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时年58岁。回到洛阳之后，诗人一直住在早年购置的洛阳履道坊宅，直到75岁(武宗会昌五年，846)去世。在此期间，这位远离宫廷纷争的老人在履道坊宅内张设了一顶青毡帐，伴着青毡、红炉度过了人生旅途中最后18个漫漫的寒冬。在白居易的诗、文中，多次深情地提到或专门描述了“青毡帐”(或“碧毡帐”、“毡帐”)，此据写作年代先后，分别具引如下：[3]
1(太和五年(831)作《别毡帐火炉》：“忆昨腊月天，北风三尺雪。年老不禁寒，夜长安可彻?赖有青毡帐，风前自张设。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如鱼入渊水，似兔藏深穴。婉软蛰鳞苏，温炖冻肌活。方安阴惨夕，遽变阳和节。无奈时候迁，岂是恩情绝?毳帘逐日卷，香燎随火灭。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但令此身健，不作多时别。”[4]
2(太和六年(832)作《夜招晦叔》：“庭草留霜池结冰，黄昏钟绝冻云凝。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二三升。为君更奏湘神曲，夜变侬来能不能?”[5]
3(同年作《池边即事》：“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6]
4(同年作《雪夜喜李郎中见访兼酬所赠》：“可怜今夜鹅毛雪，引得高情鹤氅人。红蜡烛前明似昼，青毡帐里暖如春。十分满盏黄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尘。对此欲留君便宿，诗情酒分合相亲。”[7]
5(同年作《府酒五绝》之二招客：“日午微风且暮寒，春风冷峭雪干残。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8]
6(同年作《雪夜对酒招客》：“帐小青毡暖，杯香缘蚁新。醉怜今夜月，欢忆去年人。暗落灯花烬，闲生草座尘。殷勤报弦管，明日有嘉宾。”[9]
7(太和七年(833)作《青毡帐二十韵》：“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远别关山外，初安庭户前。影孤明月夜，价重苦寒年。软暖围毡毯， 鎗束管弦。最宜霜后地，偏称雪中天。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闲多揭帘入，醉便拥袍眠。铁檠移灯背，银囊带火悬。深藏晓兰焰，暗贮宿香烟。兽炭休亲近，狐裘可弃捐。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贫僧应叹羡，寒士定留连。宾客于中接，儿孙向后传。王家夸旧物，未及此青毡。”[10]
8(太和八年(834)作《除夜言怀兼赠张常侍》：“三百六旬今夜尽，六十四年明日催。不用叹身随日老，亦须知寿逐年来。加添雪兴凭毡帐，消杀春愁付酒杯。唯恨诗成君去后，红笺纸卷为谁开?[11]
9(同年作《风雪中作》：“岁暮风动地，夜寒雪连天。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两重褐绮衾，一领花茸毡。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稳眠。是时心与身，了无闲事牵。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忽思远游客，复想早朝士。踏冻侵夜行，凌寒未明起。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语形骸，吾应不负尔。[12]
10(太和九年(835)作《酒熟忆皇甫十》：“新酒此时熟，故人何日来?自从金谷别，不见玉山颓。疏索柳花碗，寂寥荷叶杯。今冬问毡帐，雪里为谁开?”[13]
11(开成三年(638)作《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水南水北总纷纷，雪里欢游莫厌频。日日暗来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亲。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今日邹枚俱在洛，梁园置酒召何人?”[14]
12(同年作《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走笔小诗能和否?泼醅新酒试尝看。僧来乞食因留宿，客到开樽便共欢。临老交亲零落尽，希君恕我取人宽。”[15]
13(会昌六年(846)作《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夫妻偕老日，
甥侄聚居年。粥美尝新米，袍温换故绵。家居虽濩落，眷属幸团圆。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书听孙子读，汤看侍儿煎。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支分闲事了，爬背向阳眠。”[16]
14(除诗歌外，诗人在太和六年(832)《与刘禹锡书》中也提到了青毡帐：“昨问李宗直，知是久亲事，常在左右，引于青毡帐前，饮之数怀，隅坐与语。先问贵体，次问高墙，略得而知，聊用为慰，即瞻恋饥渴之深浅可知也。复何言哉!”[17]
二
同一物事，在诗文中如此频繁地以浓墨重彩加以详细描述，是很少见的。《风雪中作》称“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此诗作于太和八年(834)，上推六年，正是太和三年(829)，即诗人初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时，也就是说，从还居洛阳当年起，诗人就开始在毡帐里过冬了。《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作于会昌六年(846)，是诗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75岁时创作的一首诗，即使在这时，诗人仍然过着“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的生活，青毡帐一直伴随诗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除《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外，毡帐诗最晚是在开成三年(838)创作的《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与《初冬即事呈梦得》二首，而在开成四年(839)初冬，诗人始患“风痹”，[18]上引《别毡帐火炉》中说“但令此身健，不作长时别。”体魄强健是享受毡帐情趣的必要条件，得风痹之后，诗人大概很少在毡帐中生活，所以在开成四年(839)至会昌五年(845)之间不见关于描写毡帐的诗文，会昌六年(846)提到的情景，可能只是偶一为之。到开成四年(839)时，诗人已在毡帐中度过了十个冬日(829-838年)，诗人患风痹是否与长期居住毡帐有关，已无从考察。
这些与毡帐有关的诗文，大多是描写在青毡帐中待客、宴饮的情形，其中《别毡帐火炉》、《风雪中作》及《青毡帐二十韵》等三首集中描述了青毡帐的形制、用途及诗人在毡帐中日常起居的情景，对了解有关毡帐的知识和诗人的毡帐生活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青毡帐二十韵》，特别受到后人的注意。宋人程大昌(1123-1195)曾主要依据白居易的记叙，对毡帐的来源、形制进行了详细考证。[19]程大昌说：
唐人昏礼多有百子帐，特贵其名与昏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棬柳为圈，以相连琐，可张可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总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白乐天有《青毡帐诗》，其规模可考也。其诗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其下注文自引《史记》：“张空弮”为证，即是以柳为圈而青毡冒之也。又曰：“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是顶耸旁圆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后地”，则是以之弛张，移置于月、于霜，随处悉可也。又曰：“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则其中亦差宽矣。既曰：“银囊带火悬”，又曰：“兽炭休亲近”，则是其间不设燎炉，但用银囊贮火，虚悬其中也。又曰：“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其所称比，但言蕙帐、茅庵，而不正比穹庐，知其制出穹庐也。乐天诗，最为平易，至其铺叙物制，如有韵之记，则岂世之徒缀声音者所能希哉!(中略)丙申年十月十一日(1176年11月13日)夜，醉后读白集，信笔以书。[20]
程大昌所论主要有四点：一、毡帐出自塞外，实即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白居易所设“毡帐”即百子帐；二、毡帐以柳为圈，顶耸周圆，周覆以毡；三、毡帐有便于移动的特点；四、毡帐不设火炉，而是以“银囊”贮火，虚悬帐中。
如果仅就《青毡帐诗》而言，程大昌所列诸条应该是没有多大
问题的，但是结合诗人其它与毡帐有关的诗来看，“不设燎炉”云云，显然与事实不尽相合。上引《别毡帐火炉》“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风雪中作》“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自咏老身示诸家属》“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等等，都说明“地炉”是毡帐取暖的重要手段。而且“碧毡帐”与“红火炉”对举，甚至成了作者毡帐诗的一个固定的句式，如《夜招晦叔》“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府酒五绝》“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等等，都是显例。“不设燎炉”，显然不能作为毡帐的一般特点。或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毡帐取暖有地炉和银囊两种不同的途径，而地炉显然较银囊更为重要。
此外，应该补充的是，诗人每年施设毡帐的时间多是在冬季，毡帐似乎尤其适宜于洛阳初冬的气候特点。《别毡帐火炉》“方安阴惨夕，遽变阳和节。无奈时候迁，岂是恩情绝?毳帘逐日卷，香燎随火灭。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十月”、“早寒”都是指初冬言，而“三春”阳和时节，就到了诗人告别毡帐的时候了。除了程大昌指出的“于月”、“于霜”可随意择地施设的特点外，毡帐最为诗人称赏的是它在风天雪夜的防风保暖性能。“雪中相暖热”、“青毡帐里暖如春”、“帐小青毡暖”、“内气密温然”、“暖帐温炉前”、“碧毡帐暖梅花湿”、“青毡帐暖喜微雪”等句，都在严冬里透出了融融的暖意。
三
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的形成，与
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受到经济生活形态的强烈制约，这种
影响表现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有时甚至宗教活动的具体形式也会深深地打上经济生活类型的烙印。如鲜卑人有神车之制，即将神像置于车中以供祭祀，[21]以适应流移不定的生活特点。突厥人无祠庙，刻毡为神像，或盛于皮袋，或系于竿上，四时祭祀，[22]经济生活类型对生活习俗的决定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居住毡帐，就是以畜牧为业，行逐水草，居无定处的游牧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
毡帐又称“穹(或“穷”)庐”、“穹（或“弓”）闾”[23]、“旃帐”、[24]“毳帐”等，是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或关游牧民族的最主要的居住形式。匈奴“父子同穹庐卧”。[25]乌孙人也以毡帐为室。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公主悲愁，作歌遣怀，其中有“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的描写。[26]汉末魏初，乌丸、鲜卑等东胡民族“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27]柔然“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毡帐。”[28]高车诸族延请宾客，不讲究座次，“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29]奚人“居有毡帐，兼用车为营。”[30]吐谷浑“随逐水草，户帐为屋，以肉酪为粮。”[31]突厥“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32]在一些半游牧的民族中，毡帐也是一种重要的民居形式，东汉西域蒲类国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东且弥国也“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33]两国属于半游牧经济，但都庐帐而居。吐蕃“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汗秽，绝不栉沐。”[34]城郭与毡帐并存。自汉至唐，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广泛使用了毡帐，匈奴甚至规定“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35]毡帐在游牧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古人居住的毡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毡帐与车辆合而为一，固定在一起的车帐。二是毡帐与车辆可分可合，临时居住或移动时，车、帐合而为一；长期居住于一地时，分而为二。三是毡帐与车辆分而为二，可以折叠张合的毡帐，张设时置于地面，移动时车载畜驮均可。三种类型虽然常常共存于同一时期或同一民族之中，但是不同的毡帐类型，大体上反映了游牧生活的不同
发展阶段，
时代愈早，流动性越强，居住与
交通功能的区分越不明显。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居室的用途与交通用途日渐分离，最后帐、车分而为二。[36]白居易在洛阳宅内施设的毡帐，就是属于车、帐分离后，纯粹作为居室，但同时又保留了便于移动特点的毡帐。
由于毡帐与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内地农耕民族的眼里，毡帐久已成了游牧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隋炀帝时，突厥启民可汗屡屡上表，陈请变服色，易冠带，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隋炀帝下诏说，启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入谒觐，屡有陈请。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37]明确将放弃“毡墙毳幕”作为改变游牧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标志。唐人薛登在《请止四夷入侍疏》中认为，遣子入侍，渐染华风，是导致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诱因，刘元海等匈奴五部以离散之余而能入主于内地，就是因为“居汉之故”；而匈奴冒顿虽兵力雄强而不入
中国者，则是因为“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坚于城邑，以毡罽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38]也以穹庐与城邑分别作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重要分界标准。
著名的僧人玄奘在唐朝初年游历了中亚各地，他依照佛教的观念指出，世界有四洲，其中南瞻部洲有南象主(五印度)、西宝主(波斯及以西之地)，北马主(泛指突厥、铁勒等北方游牧民族)，东人主(唐朝)等四主，“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张穹庐，鸟居逐牧。”[39]将穹庐作为“鸟居逐牧”的游牧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而与他同时代的僧人道宣在谈到四主时则说：“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是为马主也。其俗凶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国。”[40]突出强调“衣毛”在游牧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在古人眼中，居室与衣著是区分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毡帐与毛褐就是游牧文化的集中体现。
当这些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点的生活习俗的象征意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就带有了强烈的价值判断的色彩，甚至成为道德评判的标准。
晋太康年间，天下以毡为头、络带及衿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毡产于胡，而天下以为头、带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宋书》卷三○《五行志》一，3册，887页。]
如隋炀帝称毡帐生活“事穷荒陋”，就已含有了明显的褒贬成分，而最典型，也称得上最极端的例子是北宋初期徐铉(917-992)对待毛褐的态度。徐铉自南唐入宋，据称“初，铉至京师，见被毛褐者，辄哂之，邠州苦寒，终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带，遽索笔手疏，约束后事，又别署曰：‘道者，天地之母。’书讫而卒，年七十六。”[41]宋人程大昌虽然对徐铉“以织毛衣，制本出塞外，不肯被服，宁忍寒至死”的做法提出了怀疑，但是仍然“信其有守”，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对他“笃古坚毅，死且不易”的精神的赞赏。[42]因毛褐出自游牧民族，宁可冻死而不服，毛褐所承负的沉重的道德判断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将徐铉宁死不服“毛褐”的做法，与白居易对待毡帐的融融亲情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在一百多年之间，价值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从而也就会对唐代胡风的盛行有更深刻的认识。
四
白居易张设在庭院里的毡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有独特的
历史根源和
时代背景。
诗人自称所设青毡帐为百子帐。百子帐是南北朝时鲜卑人对毡帐的习称。齐武帝永明十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南齐使臣出使北魏，观看了北魏祭天仪式，仪式中专供宴饮休息的百子帐，使他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据记载，这种毡帐“以绳相交络，纽木支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人坐，谓之为‘繖’，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43]魏孝明帝正光二年(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北魏赐柔然降主什物，其中也有“百子帐十八具”[44]吐谷浑出自慕容鲜卑，西迁之后，吐谷浑部仍然保留着居住百子帐的习惯，史称吐谷浑“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45]前两例都是在鲜卑入主中原(姑以398年迁都平城为界)之后，可见在鲜卑人逐渐放弃游牧生活方式后，仍然保留了使用百子帐的遗风，但是南朝使臣见到的百子帐虽然形制仍旧，可是覆盖材料却由毛毡改作了青“缯”(丝织品)，而且使用范围也由日常居室变成了“宴息”的场所。又，北魏赐予柔然的百子帐，应该是用作日常居室的毡帐，则鲜卑人这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毡帐。
陈文帝天嘉四年(563)，江德藻出使北齐，归来著《聘北道里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46]从下文唐人记述可知，北朝供婚礼专用的“青庐”，[47]就是指百子帐。其使用的材料和用途都与492年南齐使臣所见的百子帐相仿。与百子帐保留了鲜卑人早年对毡帐的称谓一样，从“青庐”的“庐”字，依稀也可看到鲜卑人“以穹庐为宅”时代的影子。五六世纪时，鲜卑人基本上放弃了毡帐生活，但是他们在婚礼和祭祀等重大场合使用的“青缯帐”或“青布庐”，仍然保留了早年居室文化的
内容。
到唐代之后，继续沿袭了北魏使用百子帐的习俗，程大昌说，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即是一例。程大昌接着说：“唐德宗时，皇女下降，颜真卿为礼仪使，如俗传障车、却扇、花烛之礼，颜皆遵用不废，[48]独言毡帐本塞外穹庐遗制，请皆不设，其言毡帐，既乐天所赋而宋之问所谓‘催铺百子帐’者是也。”透露出了唐朝皇室嫁女仪式中盛行百子帐的情形。中唐人封演[49]也详细记述了这件事，此转录于下：
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庶族，莫不皆然。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观花烛及却扇诗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腶修，无拜堂之仪，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请皆不设，惟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幔为之(后略)。[50]
两人所记同为一事，但封演为德宗时人，他的记载更具权威性。从这段记载可知，中唐婚礼用毡帐的习俗盛极一时，“上自皇族，下至庶族，莫不皆然”，流行于
社会各阶层。
封演和程大昌提到的颜真卿奏议，分别见于《唐会要》和《通典》记载。《唐会要》说：“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日，礼仪使颜真卿等奏(中略)，(公主，郡、县主出降)相见行礼，近代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庐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帐，请准礼施行。”[51]明确将唐人婚礼中施设毡帐归结为“元魏(鲜卑)穹庐之制”。程大昌谓“催铺百子帐”为宋之问诗。据查，宋之问诗无此句，唯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52]与宋大昌所引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宋大昌“醉后信笔”将陆畅的诗误植到了宋之问名下。云安公主是唐顺宗(805)之女，宪宗时(806-820)下嫁刘士泾。[53]陆畅对云安公主婚姻情形的描写，表明婚礼设毡帐的习俗，并没有因为颜真卿的反对而消失，至少在九世纪初年，在唐人婚礼中仍然保留着“铺百子帐”的习俗。
从以上论述可知，唐人所用毡帐，尤其是婚礼中使用的，以“百子帐”为名的毡帐，是出自鲜卑遗制。洛阳为北魏旧都，而且白居易自称其毡帐为“百子帐”，则其所设毡帐与鲜卑的历史渊源自不待言。另一方面，鲜卑南下之后，随着
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为了适应内地的气候环境，“百子帐”的材料已由毛毡改为纺织品，但是到了唐代，又由缯、布变为毡褐。《唐会要》说婚礼施毡帐出自“元魏穹庐之制”，固然正确地揭示了这种风俗的来源，但是还应该看到，唐人婚俗中的帐幕与北魏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由缯、布到毡褐的转变。毫无疑问，鲜卑在南下之前和南下之初，使用的百子帐也是用毡制作的，[注：《宋书》卷五九《张畅传》，6册，1601页，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魏拓跋焘南征彭城，在城南戏马台立毡屋。参见《宋书》卷四六《张邵传》从子畅附，5册，1397页（此卷重出）。]但是在百子帐由鲜卑人传入内地，并演变为布帐数百年之后，到中唐又转而变为毡帐，这种转变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元魏穹庐之制”来解释。从唐朝的具体情况
分析，这种变动与唐代胡风盛行的有直接关系，具体说是受到了突厥风俗的直接
影响。
突厥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此仅就与毡帐有关者略作探讨。早在南北朝后期，突厥人就已大批入居北周及北齐境内，在北周京师享受优厚待遇的突厥人“常以千数”。[54]随着突厥与内地政权间交往的开展，突厥以“穹庐毡帐”为特点的居室文化也对中原农耕区产生了影响。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突厥，“欲夸戎狄，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55]所谓“千人毡帐”，一直是北方游牧生活的典型象征，[56]虽然不能说炀帝“大帐”形制必出于突厥，但他为夸示突厥而制作的“大帐”与突厥“毡帐”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灭突厥之后，又有大批突厥入居内地，“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57]突厥人的南下，将他们的生活习俗，包括居室文化带入了内地。突厥可汗颉利在长安被安置在太仆寺内，“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久郁郁不自憀，与家人悲泣相下，状貌羸省。”[58]太仆寺位置在唐西京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六横街之此，从西第一”[59]既然在皇城内都张设起了突厥毡帐，则毫无疑问，其它突厥人入居地区搭置的毡帐必定也不在少数。
流风所及，突厥文化甚至对唐朝皇室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深受突厥文化的影响，并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极力模仿突厥生活习俗：
(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60]
由帝位继承人张施在皇宫里的毡帐，可以作为突厥居室文化对唐人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个案，同时也为
研究白居易履道坊宅内的毡帐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北魏到唐代数百年间，由鲜卑人带入内地的毡帐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覆盖材料由毡而布，又由布而毡；使用范围由日常居室变为庆典场所，再由庆典场所变为日常居室(虽然只有特殊个例)；最终因为无法适应内地的经济生活和气候环境而逐渐消失。在毡帐流行于内地的过程中，既有渊源于鲜卑早期的习俗，同时又有突厥游牧文化的巨大影响，充分表明了文化传播的复杂性。
一旦某种社会风气形成之后，被这种风气左右的人们就会做出许多违情背理的事情，他们的这种作为，也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稍具牧区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居住毡帐远不是一件舒服惬意的事，虽然白居易描述毡帐生活如“有韵之记”，但由于注入了对毡帐生活的强烈的情感，所以诗人笔下的毡帐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毡帐固然有防风保暖的优点，但是这种优点只是相对于露宿野处而言的，是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人们的无法之法，与土木结构的民居相比，毡帐的这些优点恰恰就成了它最突出的弱点。应该说，北魏时随着鲜卑人的地著化，毡帐居室功能被房屋取代，毡帐本身演变为以纺织品为材料的庆典用具，属于事理之必然；而唐代搭设在皇宫及庭院里的毡帐则是对事物正常
发展规律的反动，诗人长期弃室屋而居毡帐，对这种都市中毡帐生活的欣赏态度，更是违背了情理之常。但这种反动和背理，却正是反映唐朝“胡风”盛极一时的绝好材料。
注释：
[1] 有关唐代胡风的
研究主要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第1-116页；〔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3-66页。
[2] 谢弗曾简略地提到了这个
问题，但没有进行专门讨论，见《唐代的外来文明》，第49页。
[3] 引文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下文简称《笺校》。年代顺序从《笺校》，不另注。
[4] 《笺校》卷二一格诗歌行杂体，第3册，第1455-56页。时60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此诗《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0-41页太和五年未收。
[5] 《笺校》卷二六律诗，第3册，第1865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6] 《笺校》卷二六律诗，第3册，第1867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7] 《笺校》卷二七律诗，第3册，第1911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0页系此诗于太和五年(831)下，此姑从正文。
[8] 《笺校》卷二八律诗，第4册，第1989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1-42页太和六年未收。
[9] 《笺校》卷二八律诗，第4册，第1994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10] “施张百子弮”下自注云：“司马迁书云‘张空弮’”。末句下注云：“王子敬语偷儿云：‘青毡我家旧物’。”《笺校》卷三一律诗，第4册，第2134-35页。今按：王家旧物云云，可参见《晋书》卷八○《王羲之传》，7册，2105页。作此诗时62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
[11] 《笺校》，外集卷上，诗文补遗一，诗词一，第6册，第3832页。时63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
[12] 《笺校》卷三○格诗，第4册，第2059页。时63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
[13] 《笺校》卷三二律诗，第4册，第2230页。时64岁，在洛阳，任太子少傅分司。
[14] 《笺校》卷三四律诗，第4册，第2331页。时67岁，在洛阳，任太子少傅分司。
[15] 《笺校》卷三四律诗，第4册，第2373页。时67岁，在洛阳，太子少傅分司。
[16] 《笺校》卷三七律诗，第4册，第2578页。时75岁，在洛阳，刑部尚书致仕。
[17] 《笺校》外集卷下，诗文补遗三，文，第6册，第3941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18] 《笺校》卷三五律诗，第4册，第2386页《病中诗十五首》序云：“开成己未岁(839)，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风痹之疾。”
[19] 宋大昌的传记见《宋史》(中华书局，1985)卷四三二《儒林传》三，第37册，第12858-61页。
[20] 《演繁录》卷一三“百子帐”条，《考古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2)第181-2页。
[21] 《魏书》(中华书局，1974)卷一三《皇后列传》献明皇后，第2册，第324页载，献明后为避仇，“匿神车中三日”，得免。《通鉴》(中华书局，1976)卷一○六晋武帝太元十年条，第7册，第3350-51页亦载此事，“胡注”云：“北人无室屋，逐水草，置神于车中而严事之，因谓之神车。”
[22] 《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中华书局，1981)前集卷四，第45页。又，在突厥人之前，尔朱荣的属部刘灵助也曾“刻毡为人象，画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之法。”见《魏书》卷九一《术艺》刘灵助，6册，1959页。
[23]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4册，1338页：“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索隐”称：“邹云一作‘弓闾’《天文志》‘弓’字，音弓。盖以毡为闾，崇穹然。又，宋均云‘穹，兽名’，亦异说也。”
[24] 《史记》卷一四《匈奴传》，10册，2901页，“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穹庐，旃帐。”
[25] 《汉书》(中华书局，1983)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11册，第3760，3772页。
[26]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乌孙，第12册，第3903页。
[27] 《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卷三○《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第3册，第832页“裴注”引《魏书》论东胡乌丸习俗。同卷，第836页“裴注”引《魏书》中说“鲜卑亦东胡之余也(中略)，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
[28] 《南齐书》(中华书局，1983)卷五九《芮芮虏传》，第3册，第1023页。芮芮是柔然的异称。
[29] 《北史》(中华书局，1983)卷九八《高车传》，第10册，第3271页。
[30]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卷一九九下《北狄》奚国，第16册，第5354页。
[31] 《晋书》(中华书局，1982)卷九七《四夷传》西戎吐谷浑，第8册，第2537页。
[32] 《隋书》(中华书局，1982)卷八四《北狄传》突厥，第6册，第1864页。
[33] 《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卷八六《西域传》，第10册，第2928，2929页。
[34]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第16册，第5220页。
[35]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11册，第3760，3773页。
[36] 关于游牧民族毡帐的三种分类及论证，请见王子今译，〔日〕江上波夫《匈奴的住所》，《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第103-114页。
[37]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1册，第71页。
[38] 《全唐文》(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卷二八一薛登《请止四夷入侍疏》，第3册，第2854页。
[39]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卷一，第43页。
[40] 道宣《释迦方志》(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3)卷上，第12页。
[41] 《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三许铉，第37册，第13045-46页。
[42] 《演繁录》卷一三“毛裘”，《考古编》第180页。
[43]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3册，第992页。
[44]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10册，第3260页。
[45] 《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3册，1027页。《梁书》(中华书局，1992)卷五四《诸夷传》西北诸戎，第3册，第810页谓百子帐“即穹庐也”。
[46] 据《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第241页转引。《酉阳杂俎》前集卷一礼异，第7页所述北朝婚礼与此同。“聘北道里记”，《酉阳杂俎》作“聘北道记”，此从《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地理，第4册，第986页。江德藻，见《陈书》(中华书局，1992)卷三四《文苑传》，第2册，第456-7页。据本传“校勘记”〔八〕，出使时间应在天嘉二年。
[47] 青庐，又见于敦煌写本吉凶书仪，参见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仪》，《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245-260页。
[48] 本段颜真卿奏议原文见下引《唐会要》(中华书局影印，1990)卷八三，此处宋大昌理解为障车、却扇、花烛之礼等，颜真卿皆“请遵用不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252页则认为，“据《唐会要》八三，颜真卿为礼仪使曾‘请停障车、下婿及却扇诗等。’看来却扇是唐代流行而未被承认的民间习俗。”并在注解中谓，《封氏闻见记》“奏”字下脱“停”字。两种理解正好完全相反。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下文引《封氏闻见记》。
[49] 关于封演，请参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7)卷一二○子部杂家类四，下册，第1033页“提要”的介绍。
[50] 《封氏闻见记》(乾隆五十七年江宁刘文奎刻版)卷五，第5页。
[51] 《唐会要》卷八三嫁娶，下册，第1530页。参见《通典》(中华书局，1984)卷五八，第337页。
[52] 《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第七函，第一○册，卷四七八，下册，第1212页。
[53] 参见《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云安公主，12册，3666页。《唐会要》卷六，上册，第65页误作“云阳公主”。
[54] 《周书》卷五○《异域传》下突厥，第3册，第911页。
[55]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第6册，第1588页。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第12册，第5632页。
[56] 参见洪迈《容斋四笔》卷八“南舟北渡”，《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2)，第732页。
[57]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16册，第5163页。
[58]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19册，第6036。
[59] 见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方严点校，中华书局，1985)卷一西京皇城，第14页。
[60]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七年，第13册，第6189-90页。参见《旧唐书》卷七六《太子诸子》，恒山王承乾，第8册，第2648页；《新唐书》卷八○《太宗诸子传》常山愍王承乾，第12册，第3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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