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特色则是旅游的生命，发展湖北旅游必须深度挖掘湖北物色文化。湖北地方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南北交融，但以南方文化为主。楚文化是南方文化的根基，湖北特色文化的各种形式大多在此背景下展开，除楚文化外，中原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也长期影响我省，使得湖北特色文化异彩纷呈。
　　楚文化因楚国楚人而得名，是兴于周而对中华文化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区域文化，绵延800余年，与周朝相始终。随着楚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强盛，楚文化脱颖而出，进而与中原文化分庭抗礼，共同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流。在以后的历史岁月中，南北两支华夏文化相互融合、转变，更新，一起铸就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楚国兴衰史
　　按《史记·楚世家》和《国语·郑语》的说法，楚人是祝融的后裔。祝融是火神兼雷神，“能昭显天地之光明”，生时为高辛氏的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祝融部落不断发展，在夏朝时已成为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集团，号称祝融八姓，祝融部落集团依附于夏朝后，曾帮助夏人征伐三苗，但祝融八姓中，不少又为夏朝灭杀。殷商时期，祝融部落集团分布于商之南境，因其地生长牡荆，被商人称之为“荆”。殷人为开疆拓土，向南推移，商王武丁南征“奋伐荆楚”时，荆人多数臣服，少数逃散，呈分崩离析之势。
　　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羋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鬻熊为首领时，审时度势，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周武王继位后，有图南之意，楚人觉察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举部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暂时避栖于荒野之地。周成王时，周公避祸于楚，楚人敬之如上宾，周公大感其德，周公回朝后诉说此事，感动了周成王，于是周成王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熊绎建国都于丹阳（今南漳县境内），率众在“号子男五十里”的狭小之地辛勤劳作，艰苦度日。《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其事曰：“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国此时尚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迈进的门槛，虽清苦仍显向周天子尽忠效力，楚人对周天子尽的职分主要有三方面：守燎以祭天、贡包茅以缩酒，贡桃弧棘矢以御王事。
　　楚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初露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三苗早已归顺荆楚，熊渠把征伐重点放在西部和东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拉开了拓疆序幕。在东讨中，楚人攻打了位于今湖北中部的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接着远征，攻打了位于今湖北鄂州境内的鄂国。
　　征战既后，楚国逐渐兴盛起来，真正立于诸侯之林，熊渠离经叛道，分封3个儿子为王，镇守长江中游的3个要地：虽然在周王朝的压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个儿子的王号，但楚国仍然在江汉平原扎稳了根基，并开始对中原虎视耽耽。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熊通为楚地之王，继续了熊渠的开篇拓土历程，公元前706年，楚国攻打姬姓诸候国随，并逼周天子晋升其爵位。遭拒绝后，熊通亲率大军再次征讨随国，大获全胜后，熊通自称“楚武王”，成为天下诸侯中第一个敢于自己称王的国君。随后几年里，熊通先后征服了邓国（今湖北襄樊境内）、郧国（今湖北安陆境内）、权国（今湖北当阳境内），武王晚年，楚人又攻占了东邻卢国、鄢国、罗国，西邻谷国，江汉平原东南的周围，以及南阳盆地东南的蓼国。文王继立，迁都于郢（今湖北宜城境内）。他继承武王遗训，先后占领了申、蔡、息等中原南部三国，打通了前往中原的道路。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国的大国声威真正建立起来了。
　　成王两传至庄王。庄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庄王曾率领楚军，浩浩荡荡开赴伊水与洛水之间，对周天子耀武扬威。庄王武功之时，选拔孙叔敖实行文冶，楚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鼎盛局面。
　　庄王于公元前597年在泌水大败晋军，饮马黄河后凯旋，庄王既没，共王继位，此时楚国开始走向衰微，鄢陵之战后，晋国抬头，历史上呈现晋楚并霸的局面，康王、灵王、平王、昭王之时，楚国进一步衰落。公元前506年冬，吴、蔡、唐三国合兵攻楚，并陷落郢都，昭王仓皇出逃，申包胥入秦求救，秦王发兵。秦楚联军击败吴军后，昭王回到破败不堪的郢都，感伤满怀，与臣僚商议后，迁都长江北岸的今湖北荆州，都名仍为“郢”。
　　吴楚大战后，楚国经过8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惠王时，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其间，楚国和诸侯列国战战和和，并无大的建树，一直延续到简王、声王。公元前400年，韩、赵、魏合兵数次攻楚，向楚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楚悼王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任用吴起开始变法，并取得了成效，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归中原，初露称雄之势。
　　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
　　怀王未能把握好合纵连横的机遇，致使楚国在战国争斗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楚国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21年春，秦大败楚于丹阳，秦军乘胜南进，夺取了楚汉中郡，此后，楚与列国争战各有得失，还于公元前306年攻来越国，扩大了版图，但总的来说，国力已不如前，顷襄王继位后，楚国每况愈下。公元前278年春，秦军对楚国国都发起总攻，并很快占领了郢。顷襄王东逃至今河南淮阳，建立新都陈郢，在庄辛的治理下，楚国又趋于安宁，考烈王时，迁都寿郢（今安徽寿县），春申君黄歇治楚25年，颇有功勋，楚国又有一些起色。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随即开始统—全国的迸程，诸侯国纷纷割地事秦，但仍不能挽救灭亡的命运。在攻灭韩、赵、魏后，楚军于公元前224年大举伐楚，楚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击之力。公元前223年、秦军席卷淮北淮南，攻陷寿郢，俘获负刍，绵延800的楚国就此灭亡。

二、楚文化的发展阶段
　　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
　　楚人是祝融的后裔，楚文化的源头自然也从祝融部落集团开始。祝融是高辛的火正，其职责是观象授时，掌管天界之火和人间之火，楚文化中对火的崇拜和天文学的发达当源于此，夏朝时，祝融部落集团依附于夏，神界的祝融也因之从属于夏朝崇奉的火神兼农神炎帝，楚人对炎帝的崇拜始于此，楚人对凤的图腾崇拜也与祝融有关，《白虎道·五行篇》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凤。鸟也可算作凤。祝融部落集团处在夏人与三苗之间，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媒介，楚文化的外向性在早期即有所体现。
　　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毕竟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于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于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楚民族风俗独树一帜。楚人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各地楚墓出土的黑底朱彩漆器就是例证。楚人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与周人的面南背北、头北脚南迥然不同。楚人尚左，也与周俗尚右不同。楚人念祖、爱国、忠君比之周人更为突出，他们习惯于用原有地名命名新地，丹阳、郢数次迁移不改其名就是为了缅怀先祖。楚人由于历尽艰辛而建国称霸，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钟仪南冠面晋，南音不改，屈原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都是典型的例子。楚人崇巫好鬼神。鬻熊就是酋长兼大巫，后世因袭，还出现了以巫为世官的家族；屈原的《山鬼》则是描写人鬼相亲的例子。另外，楚人男留长髯、女爱细腰也是不同于中原的风俗。
　　楚国的物质文化开始显示出自已的独特风格。陶器中的“楚式鬲”、长颈壶造型特异，表现了楚人的审美情趣。楚人修建的期思陂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社会性的农田水利工程，改变了当时的农田灌溉方式。青铜器由于创造了中原不曾有的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工艺，而卓然一家，并领先于中原。铜礼器是楚国铜器发达的象征，在表现形式、组合关系和装饰方法上别具一格，黑漆镶嵌工艺中原不曾有，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的娴熟使得中原相形见绌。乐器中楚人最爱钟，并视之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楚钟不仅音色绝佳，而旦造型独到，甬钟、钮钟等都有从大到小不可颠倒的组合关系，因而称为编钟。众所周知，编钟是楚国音乐艺术的杰出代表。台谢建筑也有楚人的独创，楚人筑台追求高峻，以纵目远望，楚人修榭追求空灵，以澄怀远目，而且在建造中还有层台累榭的特点，这一点为后来的南方园林所继承。此外，楚国修城不建池也有别于北方而显示出自己的个性。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时，铜器生产登峰造极，铁器普遍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三、楚文化的基本特征
　　楚文化内容广泛，笼统谈其特征是难以揭示楚文化的博大内涵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很多展示的层面，第一层是这种文化高度概括出的精神要义－－我们称之为民族精神；第二层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行为思维方式－我们称之为民族心理；第三层是这种文化的物质产品方面－我们称之为物化文化，包括作为物态形式的哲学、文学作品。楚文化在这三方面都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楚文化在民族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积极进取、开放事例、革新鼎故和至死不屈。积极进取就是不满足于既得和既知，勇于向未知领域渗透，向未得领域开拓。楚人立国之初，偏僻狭小，但它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终于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而成为泱泱大国。楚人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楚人不以处蛮地而自卑，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展露自己的锋芒。
　　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楚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合理因子。楚国建国后，就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抚有蛮夷，……以属华夏”，表现了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诸夏亲暱”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都要进步。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
　　革新鼎故是楚民族精神的又一方面。楚人师夷夏之长的目的在于创新，在于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井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
　　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别人不敢做，楚人做了；问周鼎大小轻重，各路诸侯想都不敢想，楚庄王不仅想了，而且做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逐渐上升为以蔑视既存、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
　　楚人走过的历程是一个既不服周、也不服秦的历程，是一个生不服、死不屈的历程。楚受周封，理应为周天子服务，起初楚人还勉强应付，立足既稳后，楚人就开始“包茅之不贡”，就敢于使“昭王南征而不服”，到后来还有夺周鼎之意，使得周王室无可奈何。秦国强盛后，楚敢与之争斗，以致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楚国虽然被秦国打败了，但民族魂魄依在，楚人精神不死，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楚人最终还是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楚文化在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是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此外，楚人尚赤、尚东、尚左也与北方文化有所不同，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于礼法，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且楚文化在念祖忠君爱国上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深沉。
　　楚人的民族心理深深积淀在楚人心中，表现在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楚人的衣食住行、自娱自乐、思维想象等各个方面都是上述民族心理的反映。
　　楚文化的物质方面主要表现为漆器、木器及青铜器，丝织、刺绣及工艺品，郢都、宫殿及台榭建筑，帛画、壁画及屈骚庄文，编钟、琴弦及轻歌曼舞，祭祀膜拜等民俗。所有这些，都可通过实物让人们感知到，是开展楚文化之旋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