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皇帝尊号？从秦始皇自称皇帝以来，皇帝早就由某种名号变成了一种官职，虽然史料中常见以“称尊号”代指称帝（即担任皇帝职务），但这种“尊号”与本文所说的皇帝尊号是不同的。唐代以前，皇帝在世时除了本人姓名和“皇帝”职务，别无名号，死后乃有庙号与谥号。比如《隋书》卷一《高祖纪》的第一句话，是“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1]。杨坚是姓名，高祖是庙号，文皇帝是谥号。而《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的第一句话，是“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讳隆基”[2]。隆基是名，玄宗是庙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是谥号。表面上，除了玄宗的谥号比较繁复以外，隋、唐皇帝制度的形式并无不同。可是事实上，唐玄宗在世的时候，有过五次“上尊号”和“加尊号”的事情：先天二年（开元元年，713）十一月戊子，“上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开元二十七年（739）二月己巳，“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742）二月丁亥，“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八载（749）闰月丁卯，“上皇帝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十三载（754）二月乙亥，“上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肃宗乾元元年（758）,“肃宗与群臣奉上皇尊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帝”。[3]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的开元十八年（730），“百僚及华州父老累表请上尊号内请加‘圣文’两字”，玄宗没有同意[4]。类似唐玄宗这样，皇帝在任期间发生的所谓“上尊号”和“加尊号”，在皇帝称谓前面附加制度化的修饰语的情况，两汉至隋的皇帝制度中，是不存在的。这种制度化的修饰语，就是皇帝尊号。
　　皇帝尊号又称皇帝徽号。唐宋尊号与徽号并用，无所区别。如柳宗元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上《礼部贺册尊号表》，一边说“陛下膺受尊号，率土臣子庆抃无穷”，一边说“唯有徽号，是彰中兴，所以上探天心，下极人欲”。[5]元代以后，尊号多施之于皇帝，徽号多施之于母后，不过也经常混用，难作严格分别。尊号或徽号，强调的都是陆贽所说的“美名”，只不过这种美名已经制度化了，成为皇帝制度的一部分。
　　《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记陆贽答唐德宗问尊号之言曰：“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6]胡三省说：“上尊号，事始于开元元年。”[7]胡三省所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十二月改元开元）十一月戊子，“上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显然胡三省把唐玄宗这一次“加尊号”看作皇帝尊号制度的开端。可是陆贽认为尊号制度的起源要早得多， “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8]。圣刘指西汉哀帝建平二年（前6）“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9]；天元指北周宣帝于大象元年（579）“自称天元皇帝”[10]。汉哀帝改号，周宣帝称天元皇帝，无疑都是反传统行为，虽然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都被后来人否定，被视为离奇怪异之举，没有后继者。而唐代大多数皇帝都采行皇帝尊号，俨然奉为故事和传统。可以说，皇帝加尊号，是从唐代开始的。当然，正如本文将要论述的，唐代皇帝加尊号，始于唐高宗，盛于武则天，由唐玄宗确立并制度化，进而形成皇帝制度的新传统。制度化的皇帝尊号，是唐代政治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影响后世既深且远。
　　制度化的皇帝尊号为什么出现在唐代呢？我认为，唐代皇帝尊号的制度渊源，在于北亚草原部族、特别是突厥族的可汗号制度。唐代发端的皇帝尊号制度，正是突厥等北方民族政治文化强烈影响下的产物，是唐代政治文化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又一个证据。
　　什么是可汗号？从柔然社崘称丘豆伐可汗开始，柔然、高车、突厥、吐谷浑、铁勒诸部等等北亚民族所建立的汗国，其政治首领皆称可汗，可汗在任期间，其可汗称谓前面，都各有一个修饰性名号，这个名号就是可汗号。比如，丘豆伐是社崘的可汗号，沙钵略是摄图的可汗号[11]。我在《可汗号之性质》一文中已经论证过，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是从名号的分化展开其制度形式的，名号分化为官职与官号，官号与官职相依相伴，而可汗号是官号的最高形态，每个可汗都有可汗号，二者不可分离。这是早期社会的政治体（polity）共有的特征，而在古代北亚游牧社会的政治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把可汗号看作北亚草原部族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传统之下，每一个新任可汗经过就职仪式，都会获得一个专门为他准备的可汗号。可汗号用以表彰可汗特有的品德与能力，因此每一个可汗都有只属于他个人的可汗号。虽然后任可汗也可能采用曾经使用过的可汗号，但这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行为，理论上可汗号是不能继承的，可汗号本质上就是为了使担任可汗的人具备全新的身份，这种身份既是至高无上的，又是唯一的和独特的。[12]
　　历史上，由于汉族中原王朝及其优势文明的存在，北亚草原部族的发育与进化，不可能避开这一无比强大的文化与政治力量的持续作用，而使北亚部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方向，受到某种命定意味的影响。一波又一波的草原部族进入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经历种种历史运动，最终失去部族面貌，而获得与农耕地区居民毫无分别的身份（Identity），此乃中国历史的特征之一，可谓老生常谈。但是，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在中原王朝的政治和文化持续而强烈地作用于北亚部族时，北亚部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会在适当的时候，由于某种机缘，而反方向地作用于中原王朝，使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受到影响，由此生发出新的因素，进而形成新的传统。就本文所讨论的可汗号问题而言，我认为，唐代开始的所谓皇帝尊号的制度形式，其历史渊源，就是北亚部族特别是突厥族的可汗号传统。试论证如次。
　　朱熹说：“尊号始于唐德宗，后来只管循袭。”[13]据前引胡三省语，早在唐玄宗时，已屡次加上尊号，唐德宗不过因循故事而已，并非创始人。甚至连唐玄宗也不是创始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尊号”条：“秦汉已来。天子但称皇帝，无别徽号。……则天以女主临朝，苟顺臣子一时之请，受尊崇之号，自后因为故事。”[14]封演把皇帝加尊号的起始时间上推到武则天时期，无疑是有充分理由的。武则天在“革唐命”称帝之前，就已经由皇太后的身份“加尊号曰圣母神皇”[15]，称帝后立即“加尊号曰圣神皇帝”[16]，此后又连续加上尊号“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17]到神龙元年（705）唐中宗逼武则天传位后，还“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18]。虽然武则天临死时“令去帝号”，改为“则天大圣皇后”，但她的确开创了在位期间一再加上尊号的传统，对唐代皇帝尊号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她之后，唐中宗先“加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后尊号曰顺天”，又“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19]唐睿宗虽然没有加尊号，但在位短暂，唐玄宗即位后，立即恢复了加尊号的传统，并且经他多次加上尊号的实践之后，皇帝尊号制度便被后来者视为不可置疑的传统与故事了。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其帝王部列有“尊号批答”、“尊号册文”和“册尊号赦”等几个门类[20]。可见加上尊号是唐代皇帝政治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
　　可是，在史事中对皇帝尊号循流穷源，就还要继续向前追寻。唐高宗上元元年（674），有一个重新确定祖宗谥号的“追尊”事件：“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懿王为光皇帝，太祖武皇帝为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为文武圣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 [21]这在中国皇帝制度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变化，历来简洁的皇帝谥号就此变得十分繁复。后来高宗谥曰“天皇大帝”，应当是由武则天决定的。不过，在武则天之后，中宗谥曰“孝和皇帝”，颇有复古的意味。不久，在玄宗主持下，睿宗谥曰“大圣贞皇帝”，又回到高宗和武则天的老路上了。事实上唐玄宗走得更远，天宝十三载（754）二月甲戌，玄宗也重新给历代祖宗尊上谥号：“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谥曰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谥曰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谥曰中宗太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谥曰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22]这是使后来皇帝谥号变得繁复冗长的一个关键步骤。唐玄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他是为了先予后取。就在追尊祖宗的第二天，他给自己加上了更加辉煌的“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的尊号。从《唐大诏令集》所载玄宗答蒋庆绪等上尊号表及答裴光庭等上尊号三表，可知他对自用“圣文”二字感到不合适，因为太宗睿宗的谥号里已经用了这两个字[23]。可见追尊祖宗，不惜改变古制，其实只是为自己道地。和唐玄宗一样，唐高宗追尊祖宗，也是要先予后取。就在追尊的同一天，他给自己和皇后武氏改变了称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虽然改变称号与后来的皇帝加尊号究有不同，但这一改动从性质上看是为了提高高宗夫妇的名望地位，与后来皇帝所加尊号实际上同一轨辙，因此可以说，唐代皇帝加尊号，实以唐高宗改称天皇为最早。
　　唐高宗尊为皇帝，天下已无人可与抗礼，为什么还要改称“天皇”而画蛇添足呢？显然，这次“改称”，对高宗意义不大。从这次“改称”中受益的人是武则天。武则天虽然早在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并且在显庆四年（659）逼逐长孙无忌，“自是政归中宫”[24]，“权与人主侔矣”[25]，但她毕竟只是皇后，她的权力来自高宗，是临时的和非制度性的，所以得不到制度的保障。麟德元年（664）杀上官仪之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26]。武则天这时已经在行使皇权，与皇帝无异。可是其权位的临时性和非制度性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从理论上说，一旦高宗去世，长君即位，武则天就自动失去对皇权的占有。因此，她必须发动某种制度变革，给自己占有皇权寻求制度保障。上元元年八月的追尊祖宗和改称天皇、天后，就是这一意图的体现。不把祖宗提拔上去，高宗夫妇就不好给自己加上“天”这样的神圣美名；不把高宗推为“天皇”，武后自己的“天后”就没有着落。天后既是装饰性美称，又是超越和凌驾历代皇后的新的职位，在这个新的称号下，武后获得了超越皇后职位的地位和权力，为进一步控制皇权准备了制度的基础。《资治通鉴》记上元元年这次变革，有“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27]，似是唐高宗的诏册原文。胡三省注曰：“实欲自尊，而以避先帝、先后之称为言，武后之意也。”[28]可谓得其确解。高宗死后，中宗即位，武则天的权力丝毫不损，还给自己加上超越于皇帝职位的“圣母神皇”的尊号，就因为她获得“天后”称号已经很多年了，她的权力早已获得制度的保障。
　　改变皇帝称号，背弃古制，毕竟是怪异不经之举。虽然唐高宗不惮于“自我作古”[29]，武后更是“旷世怪杰”[30]，但如此重大的制度变革，必定会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和灵感源泉。天后之称，自然是顺应天皇而来，那么天皇呢？我认为，天皇是从“天可汗”而来。自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四月“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并得到太宗允可后[31]，历代唐天子一直被“西北诸蕃”称为天可汗[32]，而且唐王朝“降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为皇帝天可汗”[33]。唐高宗当然也是天可汗，在与“西域北荒君长”的会见仪典和文书往来中，高宗本人既被呼为天可汗，也自称天可汗。可汗“犹言皇帝”[34]，天可汗，不就是天皇帝吗？北族传统中，天可汗与天皇帝本无区别。直到耶律阿保机称帝，“国人呼之‘天皇王’”[35]；其子耶律德光称帝前，先“立为天皇王”[36]。天皇王应当就是天可汗的汉译。刘义棠认为天可汗即Tängri Qaghan一词之意译，突厥与回纥之登里可汗者，即天可汗[37]。武则天发动的“改称”变革，既得到可汗号传统的灵感启示，又直接借用“天可汗”称呼而转为“天皇”，皇帝尊号制度即滥觞于此。
　　对于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呼，范祖禹批评道：“太宗以万乘之主，而兼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师古，不足为后世法也。”[38]他的批评是否可取，这里暂置不论，但他把接受天可汗称呼视为重要事件，可以说是对唐代政治文化变化的一种洞察。只不过，李渊、李世民父子接受可汗称号，并不始于贞观四年。陈寅恪先生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考证李渊起兵之初，曾称臣于突厥始毕可汗，并接受可汗封号，只是“唐高祖所受突厥封号究为何名，史家久已隐讳不传”，但比较当时李仲文被突厥封为“南面可汗”，刘武周被封为定杨可汗，梁师都被封为大度毗伽可汗，李子和被封为平杨可汗，则“高祖所受封号亦当相与类似，可无疑也”。[39]《通典》载隋末突厥始毕可汗乘乱而起，称霸东亚，“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於定襄。薛举、窦建德、王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40]。李渊也是称臣并接受可汗封号者之一。李仲文、刘武周等既臣服突厥，突厥乃封以可汗，可汗必有可汗号，南面、定杨、大度毗伽等等，都是可汗号。只是李渊所受的可汗号，为史臣所遮掩，已无从考知。李世民自称与突厥有“香火之情”[41]，陈寅恪先生感叹“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42]。加拿大学者陈三平（Sanping chen）研究唐代皇权继承问题时，也强调了李唐皇室的北族文化背景[43]。由此可见，当贞观四年唐王朝与突厥的政治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时，唐太宗欣然接受“天可汗”的称呼，是有深刻的历史缘由的。天可汗与此前李渊所接受的突厥可汗之间最大的差别，一定是反映在可汗号上。李渊的可汗号虽无可考，想来与南面、定杨、大度毗伽（解事）等大致相仿，足以体现与突厥关系中始毕为君李渊为臣的性质。而现在天可汗的可汗号，则体现了唐与突厥全新的政治关系。

更早被突厥尊为可汗的中原王朝皇帝，是隋文帝杨坚。《隋书》载启民可汗上隋文帝及隋炀帝表文两件，上文帝表直称“大隋圣人莫缘可汗”，上炀帝表提到“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44]皆以莫缘可汗称文帝，显然是尊文帝为可汗，其可汗号就是莫缘。莫缘可能是突厥得自柔然的官号[45]，谷霁光猜测莫缘即莫何、莫贺之别译[46]，此处用作可汗号，其为美称，自不待言。根据陈三平的研究，莫贺、莫何、莫贺弗，从语源（Etymology）上看应当来自古伊朗语的Bagapuhr, 原意为“神之子”（son of God），与兴起于姬周的“天子”实有共同的远源，当然这个词汇传入草原以后经历了贬值（devaluation）过程，常常被用作部落酋长的官名[47]。如果这一研究可信，那么莫何作为名号分化而为官号与官职以后，官职虽然贬值了，官号却保留了早期的某些意义。隋文帝、隋炀帝对启民上表中的莫缘可汗受之泰然，不是曾经正式接受过这一称号，就是默许了突厥一方的如此称呼。谷霁光认为隋唐两代天子皆对突厥称可汗，从而把隋唐国家定性为“二元性帝国”[48]。从柔然侵逼北魏，到突厥凌驾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中原政权对柔然和突厥的可汗号制度已经相当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并先后给阿史那氏皇太后上尊号为“天元皇太后”和“天元上皇太后”，就是以仿行突厥可汗号和官号的方式，来向突厥表达和解和改善关系的意向[49]。
　　因此，北朝后期到隋唐之际，由于突厥汗国与中原政权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两者间密切的政治接触带来了文化交流。对可汗号制度的了解，对突厥所给予的可汗号的接受，使隋唐政治文化受到明显的和持续的突厥影响。事实上，基于对突厥可汗号制度的了解，隋唐朝廷也以向突厥封授可汗号的方式体现王朝意志。比如：隋文帝拜染干（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50]，隋炀帝赐内降的西突厥处罗可汗为曷萨那可汗[51]，唐高宗赐西突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52]，武则天赐步真之子斛瑟罗袭封继往绝可汗、寻改封竭忠事主可汗[53]，又赐突厥默啜为迁善可汗、立功报国可汗[54]，唐玄宗册立突骑施别种苏禄为忠顺可汗[55]，等等。隋唐朝廷向突厥赐予体现王朝意志的可汗号，反映中原王朝对于突厥政治文化中可汗职位与可汗号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了解，并且还能够主动加以利用[56]。
　　皇帝尊号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只有当唐代朝野人士对天可汗称号及相关的可汗号传统基本接受的情况下，唐高宗改称天皇一事才有条件实现；只有当武则天需要改革以寻求在制度上保障自己权位的时候，唐高宗改称天皇一事才有可能发生。武则天的政治需要，与突厥政治文化对隋唐的持续影响，这两个历史条件的结合，使唐高宗改称天皇、武后因而改称天后变成了事实。武则天“革唐命”之后，故技重施，多次加上尊号，无非是为了进一步树立权威，以震慑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治对手。中宗复位后，两次加上尊号，与韦后欲“仿武曌之前例行事”[57]，关系甚大。因此可以说，武则天和韦后时期发生的多次加尊号事件，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都是为了满足迫切的政治需求。而中宗给相王李旦“加号安国相王”，给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也反映了突厥官号传统对唐朝政治制度的直接影响[58]。睿宗似乎对加尊号这一套做法没有什么兴趣，如果随后的玄宗也如睿宗一样，那么很可能皇帝加尊号的传统就此中断，并成为后人指斥武则天的又一理由。然而玄宗对他祖母的政治方略相当尊崇，对她加尊号的做法也效之不疑[59]。唐玄宗之后，皇帝加尊号已经属于唐代宫廷政治的故事与制度，并影响及于后世。
　　封演批评皇帝尊号“允文允武，乃圣乃神，皇王盛称，莫或逾此。既以为祖父之称，又以为子孙之号，虽颠之倒之，时有变易，曷曾离此？数代之后，将无所回避”[60]。这个道理不是很难明白的，但为什么皇帝尊号传统还能够长久维持呢？从根本上说，是皇帝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决定的。在观念上和制度上，君主愈尊，则臣下批评的锋芒就愈不可能触及使皇帝显得尊崇的那些制度和传统。否定这一制度和传统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个别头脑清醒的皇帝本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乙丑，群臣上疏，鉴于康熙皇帝“以七十岁寿考之圣人，为六十年太平之天子”，建议上尊号“圣神文物钦明濬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康熙皇帝回答：“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诳不学之人主，以为尊称，其实何尊之有？当时为臣下者，劝请举行，以致后人讥议，往往有之。……这所奏庆贺，无益，不准行。”[61]康熙讽刺历代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与封演所谓“颠之倒之”，意思一样。但康熙批评臣下，却赶不上封演批评皇帝。因为尊号传统的长盛不衰，决定于皇帝制度下的君臣关系，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发展看，使尊号传统得以维持的动力都来自皇权。
　　王国维在《遹敦跋》一文中，据西周金文中周穆王生前即称穆王，联系相关事例，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这些号都是“美名”，可见“周初天子诸侯爵上或冠以美名，如唐宋诸帝之有尊号矣”。[62]王国维讨论的正是与可汗号传统同一源流的周代王号和官号问题，他却敏锐地联想到了“唐宋诸帝之有尊号”，这真是深具天才的联想。从周代谥号制度兴起，经历了谥号与官号并存混用时代，到战国中期谥号已经全面取代官号。也就是说，随着华夏社会及政治的发展，从官号中分化出来的谥号，慢慢取代了王号与官号，这个过程与集权政治的成长与定型，有着正相关的关系。[63]所以，从汉代到唐初，并不存在皇帝号（即皇帝尊号）。可是，到唐代却又出现了类似周代王号的皇帝尊号，从华夏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内部逻辑，是找不到合理答案的。正如本文所努力揭示的，答案来自中原政治体与文化体的外部。
　　探寻尊号制度的起始，我们不能不重视突厥文化对唐代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从进化论的观点看，可汗号与官号制度，本来是浅化与后进的北亚部族政治文化的古老传统，随着其政治体发展阶段的提高和政治文化的成熟，这种服务于早期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理应向秦汉魏晋的中国制度靠近。可是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就这样表现于唐代皇帝尊号制度的形成与延续。在突厥等北方部族与隋唐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了交互影响，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影响都线性地指向历史进步。

[1]《隋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1页。
[2]《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165页。
[3]《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卷九《玄宗纪下》，171页、210页、215页、223页、227页、235页。
[4]《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196页。
[5]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79页。
[6]《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3792页。
[7]《资治通鉴》卷二二九胡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7389页。
[8]《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3792页。
[9]《汉书》卷一一《哀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340页。
[10]《周书》卷七《宣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119页。
[11]《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录了沙钵略与隋文帝的往来书信，沙钵略信中自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隋文帝复信中称对方为“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可见始波罗即沙钵略之异写，也是可汗号全称的省写。见《隋书》， 1868页。《通典》卷一九七：“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5402页。沙钵略即始波罗同音异译，又译作沙钵罗，车鼻可汗时期有沙钵罗特勤，西突厥有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皆以勇健为美称。
[12]罗新：《可汗号之性质》，待刊稿。
[1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九，中华书局，1986年，1017页。
[14]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23页。
[15]《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19页。
[16]《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21页。
[17]《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23-124页。
[18]《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32页。
[19]《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141页、145页。
[20]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六至卷十，商务印书馆，1959年，36-65页。
[21]《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99页。
[22]《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228页。
[23]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六，37页。
[24]《资治通鉴》卷二○○，6317页。
[25]《资治通鉴》卷二○○，6322页。
[26]《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100页。
[27]《资治通鉴》卷二○二，6372页。
[28]《资治通鉴》卷二○二，6372页。
[29]《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109页。
[3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0页。
[31]《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39页。关于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号的时间，请参看朱振宏《唐代“皇帝·天可汗”释义》，《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003年，413-433页。
[32]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新亚学报》，1955年，第1卷第1期，后收入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55年，54-87页。对罗香林此文的批评，请参看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341-366页。
[33]王溥：《唐会要》卷七三，中华书局，1955年，1312页。
[34]杜佑：《通典》卷一九四，5301页。
[35]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页。
[36]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11页。
[37]刘义棠：《天可汗探原》，收入刘义棠《中国西域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71-109页。
[38]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刻本，1984年，33页。
[39]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7-108页。有学者（如李树桐先生）对陈先生的论点提出反驳，不认可唐高祖曾经称臣于突厥。本文仍然赞成陈先生的意见。请参看王荣全《有关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几个问题》，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七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24-237页。
[40]《通典》卷一九七，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5407页。
[41]《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5156页。
[42]陈寅恪：《寒柳堂集》，108页。
[43] Sanping che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Tang Imperial Hou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Series 3, VI, 1996, pp.379-405.
[44]《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1873-1874页。
[45]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政治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48-150页。
[46]谷霁光：《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后记》，收入谷霁光《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3-125页。
[47] 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12-3, 2002, pp.289-325. 此文承荣新江教授提示，谨此致谢。
[48]谷霁光：《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收入谷霁光《史林漫拾》，116-122页。
[49]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政治关系史》，91页。
[50]《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1872页。
[51]《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1879页。
[52]《通典》卷一九九，5460页。
[53]《通典》卷一九九，5461页。
[54]《通典》卷一九八，5435页。
[55]《通典》卷一九九，5463页。
[56]唐朝廷赐予回纥等部族可汗号，更是举不胜举，此处从略。
[5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63页。
[58]《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136页。
[59]当然，玄宗即位不久就加尊号，也许同样有现实政治利益的考虑，因为他逼睿宗传位，权力基础还是不很牢固。
[60]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 23页。
[61]《清实录》第六册《圣祖实录（三）》卷二九一，中华书局，1985年，831页。
[62]王国维：《遹敦跋》，载《观堂集林》卷一八，中华书局，1959年，895-896页。
[63]罗新：《可汗号之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