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帝政时期的罗马史，一直对日耳曼尼库斯其人颇感兴趣，他大约是惟独的在各种史料中均能保持风度优雅及声誉良好之类评价的帝国显贵了。虽则可以断定不乏籍着父荫的成分，但立身行事的正派总是无可否认，不然，以苏维托尼乌斯巨细靡遗的对私生活的收集癖好，又怎能对他独独放过，甚至采取褒扬和同情的笔法呢？日耳曼尼库斯是否真被视为“共和孤儿”，这我也不敢妄议，毕竟手上一来没有度量意志的容器，二来有关罗马精神的了解，也仅限于“威力”[numina]之类而已。可是对于留下这许多讲宽容的佳话[详细可见编年史中他和杜路苏斯的友谊，对皮索的容忍]的人物，总是忍不住想写点什么。
　　最初宣称的还是要墨守传记形式，然而两个理由不得不使我放弃：写传记的素材取诸何地？无非是商务或三联的普及读物，最多胜出的也就用英文的搜索引擎觅得少量残篇。在日史尚且可以说是打地基，不失为有益的工作，对于罗马史而言，无非是把人物的事迹略做麇集，由编年的体例里拆散些零件，装到自己的骸骨上。而这样一种行状类的照抄便很有价值吗？与其如此，我却宁愿将自己的主要参考书目作为文章的主体，有爱好的朋友不妨按图索骥，从塔西佗或是迪奥.卡西乌斯的原著里汲取营养，相信所得必丰。而利用本身浅陋的知识，尽可能的转译些原始材料，或许才是我们治学的正经亦未可知，这也确是我今后计划内的一部分。后来渐渐泛起点自利心，以为观众大约是比较喜欢谈战争，而日耳曼尼库斯短暂人生功业之大半，即是在日耳曼的森林中取得的胜利及凯旋的荣誉，作为统帅的恺撒之决断，凯奇纳的勇敢，罗马军队的刻苦和坚毅，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多数日耳曼人对自由的执着，他们的领袖阿尔米尼乌斯屡败屡战，却始终不屈的精神，也使得画卷的铺展越发显得波澜壮阔，如果我们以前还仅认为罗马的舞台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并且罗马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日耳曼尼亚所濒临的大洋，无边无际，和我们相距，真所谓各在天一涯”引自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那么现在，至少可说这“景物荒凉，风光凄厉”之地是分得了它应具的辉煌。这样一段事迹，怎么看都不失做小说创作的好脚本，甚至是为任何的艺术体式所采用。然而如此感性的认识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尤其是以作者所描写的经过本身就极有可能是取自再三转述的感性认识，其不可靠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抛开所谓情绪化的细节，从技术角度谈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是否更合适些？远征主力在经过沼泽时一面修补已塌陷的堤路，一面戒备敌人进攻，最终以构筑营地，轮替工作的方式抵御偷袭的情形，颇多合于军事工程学之处；双方在会战前鼓励士气的演说似又可做军事心理学的研究；至于战术，军制，指挥，情报，管理等各方面，都是值得拓宽并及纵横比较的大论题。这样的专著，没有一定的军事眼光而又试图在几句话里交代清楚，不啻班门弄斧。
　　胡乱扯些无关的废话，其实想说的大体可归总如下：在下学识浅薄，而眼高手低，不甘总是取了凉白开加工成矿泉水兜售，自己的东西掰不出来又舍不得这好题材，就仿佛易醉的邮差遇见绝佳的白兰地，唯一的途径还只得浅尝辄止，大体上对于酒的色味，稍有些与旁人不同的见解，也就够了。
　　一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统治者通常以此为工具实现所欲达到的目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者其他。在此，我们是否应当同意塔西佗著作中的观点：罗马以规模庞大的军力再三投入到他们素不熟悉的地理环境中，[第一次战争前期{公元14年}派遣12000的军团士兵，以及数逾6000的辅军精锐，后期{公元15年}倍于此，莱茵河左岸的八军团全部出动，再加上15000的辅军部队以及临时征募的日耳曼地方武装；第二次战争{公元16年}虽声势不及，然而1000只船所组成的运兵舰队亦可称的上是蔚为大观]仅是[普通士兵]为了赎他们在哗变中所犯下的罪，以及[高级军官]取悦于他们的主子提比略，于是年轻的皇子给了部下机会。不，倘使战争竟是如此轻率，奥古斯都又何必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溃败消息传来后，悲号“还我军团”呢？更何况此刻帝国的主宰，是执行比养父更为谨慎的对外政策的提比略，他如非觉得必要，断没有理由冒险。当然，士兵的羞耻心和罗马人一贯注重荣誉的传统，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战争的胜利，但这是条件，而非原因，尤其在遭遇自然肆施淫威时，这一条件的作用就更显微不足道了。
　　塔西佗固是良史，一方面在于他为我们保留并搜集大量可供研究的原始资料，一方面也是因了辞章的简洁有力。但自五贤帝治世迄今，历史的方法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我们还墨守传统，单纯的将其理解为人物的历史，所谓分析也仅停留在人物关系[政治层面]上，甚至溯及人物的内心世界，未免嫌视界狭窄。就我们现在所考察的两次日耳曼战争为例，我以为其原因，还是偏在社会经济方面。
　　[一]，日耳曼尼亚的动乱使整个日耳曼和山外高卢的经济活动受到影响。
　　从恺撒统治以来，意大利所产的葡萄酒即行销日耳曼，而这民族的好酒贪杯也是闻名的，再加上他们在财务管理方面的能力极差，由此推想则酒类贸易给罗马带来的利润不会很少。至于高卢人在罗马化后就表现出对金钱异常的执着，他们之于意大利和日耳曼都有大量的出口，帝国财库的丰裕得高卢的税金助力不小，至于阿非利加和埃及，主要被视为粮食供应渠道和皇室私产所在，东方各省往往内部消耗比较严重，所以，阿尔米尼乌斯领导的反抗联盟，必然导致西部形势恶化，引起连锁反应。第二次战争前，[编年史]上甚至出现“高卢诸行省已不再能供应马匹了”的记载，这不仅说明战争消耗之巨，也从侧面揭示高卢的商贸交通受到严重妨害，致使他们无力抑或不能购获马匹。[当时高卢境内为罗马提供骑兵和马匹的主要是特瑞维累人，他们是罗马人的忠实盟友，以善骑著称。]由此可见情况确实难以令人持乐观态度，如果未能尽快摧毁反抗势力，将直接影响到罗马的民生，进而危及统治。
　　[二]，自然灾害的雪上加霜。
　　主要还指水患。内战结束后意大利新辟田亩多数都在平原地区，这些易积水的相对低地，在未经系统的修筑水利工程前，往往一次山洪爆发便能将沃土变成死水的沼泽，如果天气炎热，更会促使疟疾散布。奥古斯都统治末期，提比略统治初期，台伯河流域的水患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自治市和移民地住民深受其苦，否则不会主动要求政府组织疏导。我们再从空间上对照来看，正是边境受到威胁的同时。以往尚可以籍高卢之有余，补罗马之不足；现在则稍有不慎，内忧外患将以具体的形式全盘发作，故恢复北方的秩序来拯救罗马，便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提比略之所以始终回避远行，也正为防止不满情绪的失控。[虽然就如何疏导的讨论无果而终，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台伯河不再为祸，直至公元四，五世纪，灾难方对帝国施以总清算，“罗马热病”可说是持久而可怕的表征了吧]
　　平定日耳曼的事业或许会将罗马拖进战争的泥淖，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提比略才坚持招回他的侄子，尽管日耳曼尼库斯很有大将风范，但毕竟血气方刚，难保不会为了追求荣誉变的盲目，看他在两次战争中的举措，每有不顾实际情况制定行军计划并以压力要求完成的例子，幸得麾下将领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军人，很难想象，如果“长桥战役”中的指挥者不是凯奇纳而是谢雅努斯之徒，瓦鲁斯的悲剧未始没有可能重演。然而日耳曼尼库斯毕竟是大大削弱了反抗军的实力，最终内部的不和使联盟分崩离析。这战争实是代价高昂的赌博，最终皇子取得了胜利，纯军事视野中“特洛伊的胜利”，至于社会经济则摆脱桎梏，损失虽然惨重，但在短时间内即得到补偿。下面转换角度，谈谈日耳曼人失败——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几点原因。

二
　　自从公元前113年钦布里人首次劫掠罗马边境以来，日耳曼蛮族的军事声誉始终长盛不衰，即使恺撒统御的部队，面对他们时都发生恐慌。这民族的作战方式并无特出之处，对于军阵的节度远逊马其顿人，骑兵队也不如高卢和吕息坦尼亚的机动灵活，但因为他们得了地利的优势，每于战斗中又能充分发挥其初民的兽性，往往在声势上已先压倒对方。《日耳曼尼亚志》中有关“拔力吐[barritus]”描写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其实是祭司们创作的赞美索尔神（Thor）的颂歌，逐渐在行伍中通行，作为鼓舞士气的手段。因日耳曼联盟的军队，实质上就是动员各部体格强健之成年男子组成，方言未必相通，习俗也不尽相同，唯于祭神一事不敢懈怠，难怪塔西佗称之为“心的共鸣”，也就是因此造成同仇敌忾的氛围。之所以判断这样带有军歌性质的曲调是由祭神颂歌演变而成，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即日耳曼人在开战前总是根据“拔力吐”的情形来预测战役的胜负。此外，他们的迷信——光荣战死者可进入奥丁的宫殿瓦尔哈拉（Walhalla），也是能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因素。
　　但这倔强的民族终被压制，两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难道要归咎于阿尔米尼乌斯缺乏战术眼光吗？我想不是。一世纪初期，日耳曼尼亚其实已陷入分裂。首先，是日耳曼各部族间的不和，他们的敌对主要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车茹喜人[Cherusci]长期与世无争，部落风气萎靡，缺乏尚武精神，虽然未曾结怨强邻，却被夺去了大半土地。这种争夺具有符合自然法则的传统性，呈现出单向的往外挤压的流动过程，他们不得不冲出森林，甚至渡过莱茵河以求生存，这就必然导致和扩张中的罗马的冲突。正因此，他们能够团结抵御外敌入侵，而为什么车茹喜人阿尔米尼乌斯军中主力多为卡狄人[Chatti]至此也可以被理解。其次，亦有相当数量的日耳曼部落投到罗马人一方，如巴塔威人[Batavi]，马提雅契人[Mattiaci]等，他们以穿托伽，建奢华的浴池为乐，文化程度也颇高，其代表人物阿尔米尼乌斯的岳父塞盖司特斯，他的演说术水平与地道的罗马人相差无几。他们当然也在军中服役并获得各种荣誉。由于这些人的帮助，远征士卒在物资补给和行军方面获得便利；对于反抗联盟也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因为无法预知誓言并肩战斗的同胞是否已怀贰心]。再次，反抗联盟内部也分成两派，阿尔米尼乌斯和他的叔父音吉奥美路斯分别是这两派的首领，音吉奥美路斯位尊年长，在罗马人中很有威信；阿尔米尼乌斯则掌握大部队的军事指挥权。这样的格局自然要发生矛盾，他们之间的争执在第一次战争期间尤为明显，最终阿尔米尼乌斯迫于压力，采用音吉奥美路斯的作战方案，导致联盟丧失了本来具有的优势，反被罗马人击败。更何况还有受罗马收买的马可曼尼人国王玛罗波杜乌斯的从中掣肘，这样的局面，怎能与百年前单纯迁移性的进攻相提并论呢？
　　另一方面，日耳曼人的装备亦很落后。他们的盾虽然大，但多数仅是柳条编成，或木板一块；没有头盔，也没有护胸甲。当然，为了达到振奋士气的目的，日耳曼尼库斯的战前演说对敌人的情况还是有所贬低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取信。比如他说“[日耳曼人]只是最前面一排的士兵使用相同样式的枪”，其实他所谓的枪[framea]在军中是人人必备的武器，轻便而极具杀伤力，适用于短兵相接或长距离交战；又说“在树干和丛生的灌木林当中，蛮族的巨大的盾和投枪是不可能象我们的投枪，短刀和贴身的甲胄那样灵便的。”根据此前的战况，凡在林间，沼泽进行的战斗，蛮族必表现出机动灵活，从而给予对手以很大打击。尽管如此，他们面对几乎“半金属化”的罗马人，在肉搏中吃亏也是一定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日耳曼人，至少说绝大部分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因为Shamanism的影响，必具有未经训练的保全生命之本能，趋吉避凶的直觉使他们一旦受伤即惊慌失措，无视纪律临阵脱逃在他们看来并不以为羞耻。初民状态的蛮族在与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罗马人交锋时，往往格外暴露出他们的原始认知。“突如其来的喇叭声和武器的闪光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日耳曼人被打倒了......”这段初看有些滑稽的记载揭示的远不止是反抗联盟失败的因素而已。

三
　　据《编年史》，日耳曼的驻军在两次战争前不久，曾为薪酬和待遇问题爆发哗变。这一背景对于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之价值何在？或者说，为什么桀骜不逊的士兵们，在几乎完全摧毁上级军官积日以来的威权后，却能以荣誉和纪律为保证屡次获得胜利呢？前文已叙及，虽然罗马常备军的组建历史不过数十年，但爱惜荣誉，服从纪律的传统却是由来以久。当读到他们竟以无产阶级的热情要求平等，对长官和皇帝的使节肆意施暴，我们又如何能使这两幅迥异的图景在头脑里共存？
　　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军队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已发生的变化，可以提供解释。内战结束后，意大利本部已无力再向军队补充新兵，于是只有向罗马化了的行省，甚至是东方某些地区征募，这些外省人的“坏风习”改变了军营里亚平宁农夫的单纯质朴，骄奢倾向日渐严重，终于酿成祸患。如果情况属实，难道策略性的安抚和镇压清洗能在短短数月间将他们锻炼为耐劳果敢的精兵吗？再者，罗马化[毋宁说是表象的罗马化]的典型即是耽于物质享受，放弃自由精神；更不用提那些从埃及，小亚和色雷斯来到驻地者，对于“王”的崇拜更可谓根深蒂固，他们会为了虚妄的平等而放弃既得利益[详下]吗？由此可见，《编年史》夸大了哗变的规模，而这部分资料，应是来源于帝治初期带有共和倾向的史家，原作者试图通过反映独裁统治确立后社会混乱的局面，从而引起人们对共和制度的怀念。对哗变的描写也是情绪化的，与塔西佗在整部作品中客观理智的风格甚不相融。
　　自奥古斯都的军事改革以来——其实改革的目的也是为适应政体，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多数人并非罗马公民，但只要他们善尽士兵的义务，并能初步的说，写拉丁语，通常情况下都可于服役期满后获得公民资格，仕途得意者在军中享有优厚待遇，或被纳入文官系统，为皇帝效劳。要知道，卡里古拉即位前，恺撒们对于通过其他方式授予公民权的态度几乎到了严苛的地步，因而罗马公民资格在外省人眼中自然成为一种很高的特权。作为罗马人民中正处于统治地位或即将处于统治地位的分子组成的军队，又有什么理由存在政治问题或政治欲望呢？
　　关于哗变领导者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仅存的记载是关于潘诺尼亚驻军头目佩尔肯尼乌斯的[因为两处哗变时间相近，经过也大致相同，这里且共同分析]，说他“早年在剧场里干过领头喝彩的巷道”，根据我们对这一职业的了解，他大约是释奴出身，尽管这人很善于拨弄是非，但他的号召力真是一呼百应，或者说得到同侪的“热烈赞同”？罗马军团里有不少人在参军前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将自己的处境视为飞黄腾达的机会，对于一个微贱的释奴所发起的成功几率至小的叛乱，显然不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注意到以上疑点，或许有助于得出新的认识。
　　这里尤其要指出苏维托尼乌斯《十二恺撒传》的失实之处，卷四第一节“当奥古斯都驾崩的消息传来时，所有的军团都坚决拒不承认提比略为帝，而拥戴他[日耳曼尼库斯]接管最高权力”，当然我并不否认参照这段话能让我们更加接近真相。所谓争取平等的“哗变”至此成了形式上的“拒绝承认”，那么，是否日耳曼尼库斯在这场策谋中的作用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呢？或者还要将时间后移，关于他试图反对提比略所进行的活动等一系列不光彩的记录，在其子卡里古拉执政时被篡改或销毁。假设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为基石，因此我不打算就日耳曼尼库斯的真实目的展开想象，仅就“所有军团都坚决拒不承认提比略为帝”略作论述。《编年史》和后世研究者已经明确了“哗变”范围，即日耳曼尼库斯统帅的八个军团及潘诺尼亚布莱苏斯统帅的三个军团，仅为当时军团总数的二分之一弱，说是“所有军团”未免太过夸张。此外，其中最为善战的第一军团[“奥古斯塔”]曾从提比略手中领受军旗，第二十军团[“瓦勒利亚”]（则是他亲自组建征募的，并屡受赠赐为数颇丰。提比略本人也曾两次治理日耳曼，一次治理潘诺尼亚，深受部下爱戴。这样的情势在数年后突发逆转，士卒都愿为日耳曼尼库斯效死，未免过于浮诞。
　　四
　　对于两次日耳曼战争的意义，无论认为是打开局面势所必行，或纯为将问题外界化的手段，见仁见智，本就不须唯一标准，但至少我们能够明白，这绝非无意义的发泄。它的胜利使帝国北疆保持长期了长期的相对稳定，即使在提比略老迈昏聩的晚年，社会经济依然持续发展，惯性延续到朱里亚斯—克劳狄家族统治末期。客观上为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