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以后，苏联党和人民的叛徒戈尔巴乔夫最终亮出了他所导演的一场骗局的底牌：“应该改变制度，我当时（按：指他刚上台时）就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不过，倒也应验了中国民间一句谚语，叫做“作贼不打，三年自招”，戈尔巴乔夫把时间拉长了一点，6年之后，也就是他搞垮苏联社会主义之后才不打自招的。苏联解体之后，许许多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感到受骗上当了。本文介绍的叶·利加乔夫就是这众多受骗上当者中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他写过一本回忆录，书名为《戈尔巴乔夫之谜》。他在书中写道：“人民可能指责我这样晚才把我自己关于一场大骗局的思考披露出来供人民评判，这场骗局取代了社会主义改革，我应该接受这种指责”,又说“当目前政治斗争灰尘落定，各种烟幕消散时，历史将使一切各就各位”。
利加乔夫的悲剧能给我们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带来什么启示呢？让我们顺着利加乔夫的“轨迹”，看一看、想一想吧，或许能悟出点什么。
一
叶·利加乔夫1920年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工业学院，曾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过，1944年加入共产党。1957年5月，37岁的利加乔夫在新西伯利亚担任地方党委书记，1961年调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宣传部副部长，后任组织部副部长。1965年11月，他被调到西伯利亚西部任托木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1976年，他被选为中央委员，1983年4月任苏共中央组织和党务工作部部长，1983年12月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4月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主持书记处会议、掌管意识形态并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的第二号人物。据来自苏联的资料介绍，利加乔夫以“办事果断，言谈利落，立场坚定，有知识，有远见，有魄力，廉洁奉公”而著称。他同科学界、知识界、军界和地方干部群众都有广泛密切的联系，因此享有很高的声望。1987年秋，他开始觉察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有问题，随后与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分歧，并展开了一系列斗争。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他被戈尔巴乔夫赶下台，结束了他这一段是是非非的生涯。
利加乔夫比戈尔巴乔夫大10岁。他们是70年代初认识的。他们一起出访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代表团里的成员，那时戈尔巴乔夫在北高加索，利加乔夫在西伯利亚，他们都在基层工作。此后关系渐熟，每当他们到莫斯科开会见面时，就像老朋友一样经常交往，常常就个别问题和普遍性的问题交换意见，又常常是“英雄所见略同”。
1983年4月，在安德罗波夫接替去世的勃列日汉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利加乔夫与许多州委书记一样，“急切地期望变革”。在讨论人选问题时，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认为，需要有利加乔夫那样的人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致赞同。利加乔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在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里，有一个人（按：指戈尔巴乔夫）不仅向安德罗波夫推荐我作候选人，还积极推动把我调到莫斯科.”1983年4月那是“令我难忘的日子”，“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份量迅速增加了，……这是个好兆头，而且我看到他的计划中有我的角色，……正在发生的事符合我的观点”，“内心准备好好干一场”。此后他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更密切了，用利加乔夫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关系发展到只说半句话彼此就能心领神会的地步”。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死后，又一位老人契尔年科掌了权。谁来当二把手？在这个节骨眼上，利加乔夫借机在契尔年科面前为戈尔巴乔夫说了许多好话，使契尔年科不再听信反对意见，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了。在戈尔巴乔夫和格里申谁来接任总书记的问题上，利加乔夫又一次利用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有利位置与另两位元老——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一起展开了斡旋，使戈尔巴乔夫终于登上了总书记的宝座。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时我直接目睹并参与了那场事件，那时我是这样想，事过多年我仍然这样认为，我还绝对有把握地说，政治局委员中有人明显地不赞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当时私下还流传着契尔年科留下的保举格里申的‘遗言’。尽管这种‘遗言’未必会对新总书记的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可它无疑将给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造成困难，票数会分散。”这里，利加乔夫等人的活动显然起了作用。
对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这历史的一幕，博尔金在他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是这样评价的：“自从1985年3月一小部分人通过巨大的阴谋活动，在一个大国推出这位领袖，他便以权术欺骗了他周围的人，欺骗了最高职位的中央委员，用甜言蜜语糊弄了千百万苏联人。1985年3月，在历史上将成为新的动荡、黑暗势力的倾轧、无政府状态、人民视为最神圣的东西遭到践踏的开始，成为我们伟大祖国解体的开端。动荡开始了，人民暂时还在沉默。”利加乔夫此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功是过？别人比他自己清楚。历史是实实在在的。
戈尔巴乔夫挺够朋友，一上台就把几个“有功”人员加以重用：把雷日科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把葛罗米柯提升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把利加乔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事实上的苏共中央二把手。可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开始了。

二
纵观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的总体表现，尽管头三年利加乔夫因主观和客观局限，没能识破戈尔巴乔夫的真面目，扮演了作嫁衣裳的角色，但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他同戈尔巴乔夫之间逐步出现了分歧，有时这些分歧具有局部性质，有时则涉及高度原则问题。就是说，他逐渐对戈尔巴乔夫这条错误路线和根据这条错误路线制定的各方面的改革政策产生了疑问，进而在政治局、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利加乔夫由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得力工具，变成了戈尔巴乔夫改朝换代、更旗易帜的绊脚石。
他们之间的裂痕，是从1987年秋围绕利加乔夫在莫斯科一个地方教师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开始的。在此之前，在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反常的动向，如开始出版过去的禁书，上映反映斯大林“暴政”的影片《悔悟》，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通知持不同政见的领袖萨哈罗夫，允许萨哈罗夫夫妇返回莫斯科，并允许其发表文章，允许其参加政治活动等等。这个口子一打开，党内外修正主义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反动的文人墨客、西方的敌对势力等，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掩护下，组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掀起了全盘否定苏共、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浪潮。他们胡说，“共产党不只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的组织”，甚至“同法西斯组织一样”。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军营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说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一时间“转变观念”、“敢于突破”、“告别革命”、“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界，成为宣传上的主调。利加乔夫是这样评价这一反常的历史现象的：“1987年秋，在极右报刊上开始出现一股潮流”，这股潮流“用尖刻的，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过去”，“搞的是攻击，而不是治病救人，不是为了教育后代和现代人，庸俗地津津乐道地谈论老一辈经历的苦难。这样做使谈论者得出一个结论：全都是社会制度的罪过，应当改变这种社会制度”。“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界。极右报刊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的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倍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风气。于是矛盾开始对准了共产党员、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了人民对历史的怀念”。激进派（即右派）“在人民对历史的认识方面做了大量的破坏工作，其目的是要从思想上削弱社会主义，还企图以欺骗的手段说服人们放弃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许多舆论工具都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谈论历史。当然他们不会麻烦自己去进行认真的科学考证，仔细核实和对比事实。报刊逐渐发表了那么一大堆历史题材的文章，几十年都理不顺，搞不清”。“在冲垮社会基础和歪曲历史的卑鄙勾当上，这些‘工程主任’干得比苏维埃政权有史以来所有的外部敌人都出色得多。他们在这方面无疑都占有不光彩的优势”。“激进报刊大放厥词向历史泼脏水的行径引起千百万人的愤怒，就是不足为奇的了。一些报刊和苏共中央收到了几十万封信，信中愤怒地谴责了改革的‘工程主任’们的沽名钓誉的勾当。……四面八方都在抗议精神堕落。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被深深地刺伤了”。“国内外的某些人企图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社会主义建设说成是一连串的错误，拿无端镇压的各种事例来抹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功绩。……应当从这一点出发，负责地和充分地向青年讲党和国家的英雄历史”。
就是这次讲话，触动了戈尔巴乔夫。他不动声色地给利加乔夫寄来了一份外电的评论综述。综述摘自《泰晤士报》。它写道：“利加乔夫讲话调子和内容与现在出现的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大多数评论不同，看来，这个讲话证明利加乔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改革规模和后果表示极大的怀疑。……这表明，苏联现在进行的某些改革遇到很大阻力”。
不久，广播中就掀起了攻击利加乔夫的攻势，说利加乔夫想回到斯大林时代，说他反对戈尔巴乔夫。晚些时候，这股喧嚣进一步升级，说利加乔夫正在策划让戈尔巴乔夫下台的阴谋，等等。对此，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与戈尔巴乔夫在如何看待历史这一问题上是有严重分歧的。……我没有看到总书记对污蔑我国的历史表现出愤怒。在他的立场中出现了某些两面派的东西。一方面，他呼吁要负责地对待我国的历史，而另一方面，自己却表现出相反的态度。”他说，“我丝毫不后悔当初在埃列克特罗斯塔尔开始‘疏远’和不再迎合扭曲的改革方针”。
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利加乔夫在报告中又一次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他“反对歪曲和污蔑历史”的立场。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不能放弃原则》一封信。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利加乔夫在他主持的主编会议上谈到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认为这是对“反历史和反苏浪潮的反击”。后来，这封信被定为“反改革势力的宣言”，专门召开两天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来“迫害异端”，利加乔夫也受到牵连和指责。
与雅科夫列夫的矛盾使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的裂痕进一步扩大。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和智囊人物。据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第四个月就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继而提拔他为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本来苏共二十七大后，利加乔夫不仅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还主管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可在1987年苏共一中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又安排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一起主管这项工作。这是戈尔巴乔夫耍的一个手腕。原苏联《真理报》总编辑维·戈·阿法纳西耶夫在他所著的《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斗争的：“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不同，后者代表党内明确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路线，而前者则代表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路线。我是依照我的亲身经历做出如上判断的。大约在二三年（1986－1989）间，我作为《真理报》的总编辑不得不膜拜两个偶像，受到两个意识形态书记——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领导。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出差，另一个人就会召集各报刊的主编开会，把自己的方针下达给他们。利加乔夫强调原则性的、党的、社会主义路线，雅科夫列夫则强调新文化、新思维、全人类价值，维护合资者、公司和企业利益。”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他之所以重用雅科夫列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改革之初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常常与他唱不同的调子，有时甚至唱反调，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利用雅科夫列夫来取代利加乔夫。同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后，意识形态工作改由雅科夫列夫一人负责，而利加乔夫则被改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变相地被夺了权。雅科夫列夫独掌意识形态大权后，到处宣传所谓的“民主化”、“公开性”。他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大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打着彻底革新社会主义的旗号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他鼓动、支持一些所谓的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们，在他主管的舆论阵地上，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修正叫好，说俄国过去修正主义太少；他们认为否定斯大林和列宁还不够，还应该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他们咒骂布尔什维克，咒骂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一切。利加乔夫比较早地看穿了雅科夫列夫的罪恶用心，和他展开了斗争。两人经常吵得不可开交。而戈尔巴乔夫一会儿支持利加乔夫（做样子安抚左派）。”一会儿支持雅科夫列夫（真心支持右派）。戈尔巴乔夫经常会晤报刊主编，给他们的一些人打电话，鼓励“激进派报纸继续自己的破坏工作”，“激进分子的文章越来越肆无忌惮”。政治局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自然地议论舆论工具问题。对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的文章感到愤怒的人们的来信如潮水般涌向中央。戈尔巴乔夫对这些来自上层和下层的强烈反映，每一次都不了了之，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利加乔夫曾专门写信也曾口头汇报反映舆论战线上的问题，一次他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对戈尔巴乔夫说：“正在发生的事情证明，国家处于多么不正常的状态”，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忠告，责备他是“老调重弹”。事态的发展终于使利加乔夫认识到：“右派激进报刊的‘队长们’是非常了解这种政策的，这种政策‘鼓舞了’他们”。“破坏势力的专制在舆论工具中明显具有统治地位。正是这一点加快了经济的崩溃，加剧了民族冲突，……总之，社会免疫系统在他们的攻击下变得衰弱了。”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关系越来越糟，很快他们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了。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也产生了严重分歧。1988年7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加快了这方面改革的步伐。首先在组织上对领导核心又一次作了大手术，把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不大合拍的元老葛罗米柯等五位政治局委员（占政治局委员的二分之一）请出政治局，作了退休处理，同时，提升了四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同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又解除了另外五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同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取代了葛罗米柯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样戈尔巴乔夫就集党和国家两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第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权力机构，使88.1％的代表（这些人的政治面貌是很复杂的）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而许多各级党的负责人却没有进入这个权力机构。敌对势力借机夺取各级政权，为全面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基础。第三，1987年11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问世。在该书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进一步民主化、扩大公开性”的口号和政策鼓动下，党内外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成为一股难以控制的势力，对苏共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自1988年起各种“非正式组织”纷纷建立，1989年达6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多个。这些组织多数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色彩，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四，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多元化问题，先是大讲“不应当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进而讲“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最后同意实行多党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规定，主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政治改革，利加乔夫开始时有保留态度，后来分歧扩大，他在一些场合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同戈尔巴乔夫唱反调。利加乔夫认为1985年以后的六年改革中，有三个错误最严重：一是过早地过渡到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二是党从政府和经济部门撤出；三是实行多党制。他尖锐地指出，改革的“激进派就是修正主义”。他批评“1987年苏共一中全会宣布：必须用政治改革补充经济改革。然而实际情况是：民主化进程一发而不可收拾，社会失去了政治稳定”。这“是政治上一种独特的‘休克疗法’”，“不让人们弄清楚那些事物，只让他们面对既成事实。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力图改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使多数人受穷和少数人发财”。他批评放任自流的苏维埃选举，候选人名册上工人和农民少得可怜，党实际上退出了竞选，事情竟然发展到党员候选人之间相互争斗的地步，这是极其严重的失误。
在“经济改革”上，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也有严重分歧。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制定了加速发展经济的战略方针，后来又提出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利加乔夫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他说，“国家已经真正地走上了经济非国有化的道路”，“他们把非国有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私有化，换句话说，就是归结为生产资料变为私有财产。可见，不是要搞所有制形式多样化，而是要在我国社会实行新型的所有制，即私有制，……这就意味着一点：不是革新和完善社会主义，而是要改变现有的制度”。他说，“脱离苏维埃制度的原则并滑向不可控制的市场，就给人们带来了损失和苦难”。他批评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各种形式’，接着提法中除去了‘实现’这个词，这就改变了那句话的涵义，后来‘社会主义’一词也消失了，只留下‘各种所有制形式’。这样就把私有制的‘合情合理化’塞进了社会意识”。他说，“靠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解决不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毫无疑问，可以并且需要从外国的经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但是许多有效的宝贵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利加乔夫反驳关于“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公有制存在严重缺陷，应恢复私有制”的观点，认为“私有制会加深社会分化，破坏政治稳定”。他说“有人经常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例来说明问题。然而，在各国中，兴旺发达的只是一小部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的人民用劳动创造的成果。但是，也不能不考虑一个历史因素，这就是：几百年来，甚至到今天，资本家一直在从不发达国家汲取超额利润，利用这些国家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资源”。
利加乔夫坚决反对依靠外国资本家实现现代化，他说：“西方不少政治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实行不受控制的市场和生产资料私有的要求，作为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另一些人则干脆希望苏联变成西方的原料附庸。美国的一家报纸曾于1990年2月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援助戈尔巴乔夫？报纸说，在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换个角度来问：援助他干什么？如果把改革的成功理解为建立共产主义制度，……那就应当作出否定的回答。这家报纸认为，援助的目的是要消除现存制度并建立起私有经济。……看来，事情极为简单，要想得到贷款吗？那就改变制度吧。”他认为，“社会主义有巨大的潜力，关键在于要善于积极地利用它。改革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范围内取得重大成就，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利加乔夫说，我们必须“尊重整整几代人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的必要性，不要贬低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要“注意将格格不入的理想和价值带入我们实际生活的危险性”。他说，“改革的主要危险来自那些把我们推向资本主义道路，企图毁掉我们联盟的人”，“而不是来自那些忠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忠于国际主义的人。现在该是擦亮眼睛，明辨真伪的时候了”。
在分配问题上，利加乔夫认为，“社会公正的实际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法规——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每个人付酬”。他坚决反对不是通过诚实劳动而挣得高收入和两极分化。他说：“1988年至1989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1991年公开说出来了，这指的是资本主义化，建立企业家这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存在的基础就是私有制。”他激烈批评戈尔巴乔夫赞同的“500天计划”，说这是一条“搞垮苏联的路线”。他在多方面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时举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例子——1987年12月他作为苏共代表团团长出席了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当他说了一句苏联宪法将保障工人们的劳动权时，数千名与会者起立欢呼。后来他问乔治·马歇（法共领导人）：为什么代表们对他发言中这句话表示热烈欢迎？马歇回答说：代表中有不少人亲身体验到失业的滋味，还有更多的人为害怕失业而感到恐惧。对此，利加乔夫不无感慨地说：“今天，我们自家的资本主义鼓吹者正急于葬送社会主义，并对‘资本主义天堂’大唱赞歌。在这个时候，我常常想起巴黎的那次代表大会和法国劳动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真正羡慕，羡慕苏联人民当时有避免失业的宪法保障！”
博尔金在谈到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之间的分歧时指出：他们“在政治角斗场上进行的不是党的领袖人物权欲之争，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还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
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在原苏联核心领导层中，利加乔夫算得上是一位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他在捍卫马列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那样一种环境里，他不怕戈尔巴乔夫一伙人的攻击和迫害，敢于大声地呐喊，敢于奋力抗争，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他理所当然地受到许多苏联人民的尊敬和同情。但是，他失败了。他没能制止住戈尔巴乔夫们的背叛行为，没能挽狂澜于既倒。这样一个结局，对他本人和苏共来说，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教训是什么？
（－）未能正确认识苏联和平演变的历史
历史已经证明，苏联的演变，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始作俑者是赫鲁晓夫。演变的起点是二十大。大家知道，1956年2月24日深夜，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举行了一次未列入二十大议程的内部会议，他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借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名，从根本上抹煞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国内外敌人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功绩；抹煞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成绩；抹煞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否定斯大林所执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路线中的基本观点。这个潘多拉魔盒被赫鲁晓夫打开了，苏联的演变从此开始了。赫鲁晓夫借口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同资产阶级的合作代替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解释和改造马克思列宁主义。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又进一步提出“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全民党”这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的理论和纲领。赫鲁晓夫集团已经蜕变为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集团。利加乔夫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到位的，他的回忆录和多次讲话中对赫鲁晓夫、对二十大总体上是肯定和颂扬的，从没有过批判。他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使群众得到了解放并发挥出积极性”。他说赫鲁晓夫时期是“解冻时期”。他反复强调“不要让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神圣事业自消自灭了”。这样的糊涂认识，必然导致他反对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的不彻底性。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到1991年未苏联解体，历经五任领导人，长达35年。其间虽有变化，也有矛盾和斗争，但就总体而言，却始终被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贯穿着，最后，由戈尔巴乔夫完成了到达终点的任务。
对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多时间，利加乔夫把它划为两个时期。他认为前三年是“我们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后三年即“1988年以后改革政策实际上已误入歧途”。这种划分是不符合实际的。应当看到，戈尔巴乔夫的前三年和后三年，是他最后完成复辟资本主义这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的关系。利加乔夫在头三年被戈尔巴乔夫的假象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纵观国际共运史，历代修正主义者都是靠欺骗混日子。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以后，是在烟幕弹和谎言的掩护下，有步骤分阶段推行他“改变制度”的计划。第一步是在“打破禁区”、“更新观念”的口号下把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搞乱。第二步，他怂恿一批作家、艺术家、记者等利用共产党的舆论阵地。攻击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动员一批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大造复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舆论。第三步，他借“8.19事件”，解散共产党，按照资本主义方案从根本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博尔金在他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也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比喻：总书记“带领党的羊群走入那精神和肉体的屠宰场，只有他一个人从那里走出来，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发了财”。利加乔夫没有从本质上分析这个演变过程。
（二）没有透过假象从实质上看清路线问题
利加乔夫对雅科夫列夫之流是敢于揭露、敢于斗争的，可是对戈尔巴乔夫，却只认为是上了雅科夫列夫等人的圈套，因而多次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揭露雅科夫列夫，并当面提醒戈尔巴乔夫“您的亲信中有不正派的人，他们会毁掉您”。当他受到雅科夫列夫的攻击、陷害时，他还幼稚地乞求戈尔巴乔夫给予支持。他对戈尔巴乔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恨铁不成钢，期盼戈尔巴乔夫改邪归正。甚至在戈尔巴乔夫设圈套把他赶下台的苏共二十八大上，他还投了戈尔巴乔夫一票，并且当面告诉了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则说“我投了你的反对票，叶戈尔（利加乔夫）”。当戈尔巴乔夫决定取消宪法第6条时，利加乔夫还说：“戈尔巴乔夫被人推上了另一条路”。
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路线，造成了国内一片混乱，对此利加乔夫没有从路线上去找原因，却从决策快与慢上找原因。他认为混乱的局面是戈尔巴乔夫处理问题“慢一步”造成的。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与他产生分歧，“原因是对国内发生的事缺少全面的了解”。
对于戈尔巴乔夫善于耍两面派的手腕，他虽有所察觉，但他还是肯定“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局里气氛是民主的，政治局会议没有变成按照总书记的旨意进行表决的机器”。利加乔夫常常被这些假象所蒙蔽。
（三）丢掉了阶级分析
从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全人类的价值高于阶级利益”，其核心是取消阶级斗争。他说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消失”，“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已不存在”，“只有朋友合作和协作”，戈尔巴乔夫们所反对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专政而并不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专政。在国内，他们积极培养起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说，戈尔巴乔夫这个新的资本主义集团和阶级联盟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新兴的企业家阶级”；二是“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三是“政治经济特权阶层”。在国际上，戈尔巴乔夫不仅出卖本国人民，而且出卖“社会主义大家庭”，他成为西方和平演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伙伴。这些都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啊！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能看清事物本质吗？
利加乔夫对戈尔巴乔夫的确作了很值得人们尊敬和赞扬的分析、揭露和斗争，然而令人们不无遗憾的是，他没有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突出的表现在他未能正确评价斯大林。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辉煌的历史是与斯大林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英国前首相邱吉尔在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80诞辰之际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其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总而言之，历史和人民是不会忘记斯大林的”。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为了彻底否定斯大林，无限夸大斯大林的错误，他们从否定三年的肃反运动，到否定30年代，进而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光辉历史。
利加乔夫在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问题上的思想观点是矛盾的，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全面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另一方面，在斯大林问题上他又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持相同的态度。当别人攻击他是“斯大林分子”时，他坚决予以否认，并说：“我一直激烈地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攻击安德列耶娃是“斯大林主义的怪物”然后把利加乔夫扯在一起，宣布利加乔夫是恢复个人崇拜时期的主要支持者时，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蔑”，影响他的“名誉”，认为这些人是“按照斯大林时代臭名昭著的传统搞阴谋”。总之，利加乔夫是不赞同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但他又是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而问题恰恰是，苏联掀起全面否定苏联历史的恶浪，首先是从否定斯大林和批判“斯大林主义”开始的。利加乔夫如此这般的矛盾心态又怎能对苏共的历史得出正确的结论呢？利加乔夫没有认真思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他所推行的改革政策，为什么会受到所有的西方各国政界、所有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一致欢迎和拥护呢？难道在这个还存在着剥削、压迫、战争和掠夺的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种超阶级的“全人类的价值”吗？
（四）没有旗帜鲜明地依靠人民群众
利加乔夫归根到底没有看透戈尔巴乔夫已经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本质，没有彻底划清戈尔巴乔夫在马列主义幌子下所高举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与马列主义旗帜的根本界限，因而也就未能真正寄希望于人民群众并依靠人民群众来捍卫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悲剧结局。
利加乔夫虽已77岁，但还健在，他的路还没有走完，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在戈尔巴乔夫下台后，我们的转折时期还没有结束。还有许多事情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期望他进一步总结好自己和党的经验教训，紧紧地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高举起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写出自己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