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0年5月，《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作者之一大卫·科兹访问了中国，并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大量演讲。在中国，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似乎有很大的兴趣。这两个问题构成了该书的主题。本刊摘发该书关于“民主化”的一章，供读者参阅。
我们知道，在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不久，公开性政策就开始出台。此后不久，也就是在1987年中，声势浩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最后，作为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部分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也开始启动。尽管在1987年之初，戈尔巴乔夫就开始强调民主化，但是，直到1988年中，对苏联的政治制度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举措才开始实施，实质性的变化到1989年才开始出现。毫无疑问，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议事日程中最具风险的部分。如果领导者能牢牢把握政治权力，言论自由往往是可以受到限制或者甚至是可以取消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可以修正甚至逆转的。可是，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手中。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采取这样一种冒险的做法呢？显然，领导层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的：
首先，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戈尔巴乔夫注意到，民主的缺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发展民主的各种形式，通过自治的扩大，才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中取得成功。
其次，1988年领导层推进民主化进程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因为部分官僚机构已经成为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所以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民主化是消除这种阻力、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将会使每一个苏联公民受益，他们是克服这场改革的阻力的生力军。民主化会使劳动群众行动起来，清除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更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注意到：“民主化也是使目前的改革不至于半途而废的最根本的保证。”
第三，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层似乎已经注意到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他们似乎注意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民主是同等重要的一个目标。戈尔巴乔夫写道：“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好的社会应该既是有社会主义又有民主。他们很快就面临了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因为民主化开辟了一条通向亲资本主义联盟和为权力而斗争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在自己的讲话和施政纲领中谈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尽管在他之前的苏联领导人也经常讲类似的话，但是，由于集权形式的政治制度，这些讲话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变化。接下来，在1987年1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呼吁苏联社会的“高度的民主”，并把这一目标当作是党的“最紧迫的任务”。
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如何使苏联体制民主化问题上，大家进行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议题上：第一个议题是讨论对选举政治团体成员的办法加以改革的必要性。领导层提议让共产党和政府官员进行竞选，改变过去那种由上面直接任命和只有一个候选人进行等额选举的做法。第二个议题是主要权力机构角色的变换，政府部门特别是苏维埃政府在行使权力方面要更加积极和独立，而共产党则要从日常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和一种“监督和平衡的制度”。
为了贯彻落实这些新颖的民主化理念，戈尔巴乔夫采用了一种新奇的策略。他提议共产党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就苏联政府机构的民主化问题做出计划。在1988年6月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联走上了形势严峻的民主化道路。

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化
民主化的程序包括共产党本身的民主化问题。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提出，工厂、乡镇、城市的党组织领导要经过选举产生。而且享有很大权力的地方党委书记要由同级的党委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
由戈尔巴乔夫提议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呼吁党内的民主化。党的领导除了要通过竞选外，任期也规定为不得超过两任，任期五年，其中包括党的总书记。党的领导的连任不是由上级领导决定，而是由下面的选民决定。因此，权力来自下面，而不是像以往一样来自上面。当然，这种试图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民主化机构的计划从来就没有有效地付诸实施。
这种在党内的民主和开放只是一种例外。只有极少数的党委书记是通过无记名方式竞选产生的。在1987年1月为了呼吁党内民主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后两年多， 也就是在1989年7月，苏联《真理报》承认，省一级的党委书记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不到1％。在共产党内权力还是来自上级的任命。
或许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层认为，党外的民主化即政府机关的民主化更适宜于优先进行。他们甚至担心，按照许多党员、党的中层和低层领导的传统观点，真正的党内民主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他们自己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随着苏联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加，随着1989年和1990年苏联共产党所面临的反对派增多，如果在党内真正实行民主化，那些主张改革的领导者很可能会落选。事实上，还存在一个组织管理严密的机构，使得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能够阻止那些越来越难以控制的下层党的领导起来推翻他的统治，剥夺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试图利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推动全国范围的民主化进程，而不是对共产党进行改革，虽然苏联共产党是不民主的。共产党的领导在党内不容置疑的权力，是推进这一进程的一个有利条件，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可以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的民主化计划，接下来，他也可以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赞同。惟一的障碍在于，如果这一计划获得成功，那么，民主化了的政府和仍然没有改革的共产党相互争夺社会领导权的紧张局势就不可避免地出现。
国家的民主化
1987年1月中央委员会发动了苏联政府机构民主化的运动。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呼吁在苏联进行选举方式的改革。在实践中，苏联公民都可以不受限制地竞选公职，选民都可以在“赞成”或“反对”之间做出抉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在代表会议上由多个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的新体制。几个月以后，颁布了一条在一些地方进行竞选试点的法令。1987年6月，试点工作开始实施。在一些地方代表大会的竞选中，在200多万候选人中选出了 94 184名代表，占总数的4％。一些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人当选了，而一些很有名望的人反而落选了，他们不得不忍受这种受到侮辱的痛苦。
不断增长的民主化的热情甚至感染了冷静沉着而且以前很是温驯听话的最高苏维埃。以前，不管党的领导颁布什么样的法令．苏联的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总是很快就通过。但是，在1987年夏天，最高立法机关的代表却对一项法令提出了批评和修改，这在最近的苏联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不管怎样，传统的最高苏维埃已经到了梦醒时分。1988年夏天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同意深化对苏联政府的改革，1988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案和新的选举法。最高苏维埃被议会制代替。人们选出了一个拥有2 250人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再选举最高苏维埃，这是一个由大约500人至550人组成的立法机构。新人民代表大会中的750人是从“社会团体”包括共产党所列出的名单中选举出来的，而其他的1500人是由公众从潜在的竞选者中选举出来。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一名最高苏维埃主席作为国家的领袖。
1989年3月，89.8%的苏联选民到投票站参加投票。在3/4的竞选中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争夺一个名额。
由于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党，所以这种选举和西方的选举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尽管 80％的候选人是共产党员，但是，许多席位竞争非常激烈。鲍里斯·叶利钦在1987年的角逐中，出乎国家领导人的意料，在莫斯科地区获得89％的选票当选。在一场本来只是象征性的竞选中，叶利钦虽然遭到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的强烈反对，但他还是打败了由共产党确定的候选人——一位生产苏联高级领导人所喜爱的豪华轿车的工厂厂长。其他许多拥护快速和激进改革的人也在竞选中击败了共产党所确立的候选人而获胜。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那些非官方民族运动所支持的候选人都在竞选中获胜而进人人民代表大会。
在选举过程中，对民主还有许多的制约因素，这包括在击败共产党所确立的候选人之后当选人的任命程序。但是，人们对民主的热情至少在苏联几个欧洲加盟共和国中迫使地方官员不得不同意任命他们所不喜欢的候选人。与一般的民主最大的不同是，苏联的人民代表大会为社会团体保留了750个席位，保留的这些席位被视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但是，即使这一做法也在公众的压力下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科学院的领导宣布社会团体的候选人是一些早已确定的人时，在科学家中立即引起骚动。领导层不得不修改候选人名单，最后，科学院的一些拥护激进改革的人也被选进人民代表大会，这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作家协会也选了几个自由派的代表进了人民代表大会。
这是最富有讽刺意味的。在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组织中为社会团体留出750个席位，这可以被理解为对民主的最异乎寻常的破坏。1989年底，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未来的选举中取消这一做法。然而，许多家喻户晓的、很有影响的、赞成民主的代表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如果按照一般的地理区域来进行选举，不知道他们能有多少人能当选。
许多想维护原有社会体制的人都在竞选中失败了。几个军队高级将领也落选了。摩尔曼斯克的北方舰队指挥官、莫斯科的军事指挥官和列宁格勒的军事指挥官都被一般的竞争对手击败。而在民主德国的苏联军队总司令却被一个中校给击败。许多共产党的官员也落选了，包括一些没有竞争对手而大多数选民投反对票的人。列宁格勒地区党的领导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余日·索洛维耶夫就遭遇到了这样的命运。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命运以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地最为凄惨。
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夸大共产党领导在这种选举中的困难。80%的共和国和省级的党委书记还是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党的领导尤其是在中亚，没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在竞选中失败的。在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产党员的比例（87％）也大大超过原来的最高苏维埃（71.5%）。但是，由于这场在苏联各地展开的争论和选举已经进入共产党党内，因此，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苏联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党和政府的管理并不很好。在俄罗斯共和国有232人参与竞选（俄罗斯选举的代表总数是645人），结果有78％的高层领导在选举中落选，有47％的中层领导落选。相反，72％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选举中获胜。
新型的、有较大自由的选举为苏联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在这场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参与，人们都是作为个体平等地参与竞选。知识分子因为能说会道而且学识渊博，因而在这样的选举中往往处于有利的地位。到1989年，大多数电子和印刷媒体都被赞成激进改革、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编辑和记者占领。党和政府的官员都受到媒体的怀疑，而那些赞成激进改革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选举中赢得了媒体的好感并被媒体所接受。
对俄罗斯共和国的所有645名代表的研究（只有社会团体所选举的代表除外）表明，知识分子在这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确实非常有利，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在俄罗斯的645名代表中，知识分子占了28％，党和政府官员占21％，工人占16％，企业管理人员占14％，农民领袖占13％，农民占8％。而在城市地区知识分子占当选代表的37％。
人民代表大会在1989年5月举行会议。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得票率超过了95％），或者像媒体所说的“总统”。选出542名代表作为新的最高苏维埃成员。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视直播了13天，吸引了近2亿苏联观众。人们对这次会议的兴趣非常大。人们看到发生在苏联社会知名人物之间的争论中，没有哪一个议题是被禁止的。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斯大林的罪行、军工企业对经济发展资源的巨大浪费、经济改革的失败、贪污腐败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代表们畅所欲言和激烈争论的话题。波罗的海诸国要求独立。一些代表指责共产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主持会议的主席戈尔巴乔夫不时发表讲话和提出劝告，但还是允许争论中有较大的自由。
新成立的苏联议会有通过法律的权力，它也确实通过了一些法律。但是，它的重要性远远不及以前的立法机构。覆盖范围极大的电视直播，议会的争论，在苏联社会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震荡。几乎是在突然之间政治公开化了，人们可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广泛展开讨论，其中无疑会反映出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观点。当时或许还不是很明显，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权力转移的开始，它不再是共产党的工具。曾经因为被选为党的领导而享有巨大权力的戈尔巴乔夫，现在被半民主化的政府选为总统，这种选举与共产党已经没有法律上的联系了。
新的最高苏维埃开始严肃认真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了。1989年6月，当雷日科夫经最高苏维埃同意出任总理时，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再也不是一枚橡皮图章了。他所提名的70位部长，有11位不是被委员会否决，就是被新的提名所取代。雷日科夫自己也不得不接受一些猛烈的抨击。
第二年，苏联在全国举行了一些民主化程度更高的选举。1991年，苏联又通过直接的全民选举产生新的行政长官，包括新的共和国总统和主要城市的市长。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共产党和国家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体制中，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最大。党的领导人及其在政治局中的同伴主宰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最高苏维埃只是党的政策的赞成和执行部门。这种关系在下面各共和国、省以及地方党委与同级政府之间也是一样的。党中央领导给下级党的领导下达指示，党以直接干预的方式、自己的凝聚力来管理国家事务。
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中，管理部门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自治权力。一项策不可能对其实施的每一个细节都规定出来，这就给下面的行政管理部门留有一定的余地。任何监督也不可能是毫无漏洞的，执行政策的人有些行为是注意不到的。党作为公共机构，把人民称为国家的主体，它在国家的作用应当是一种杠杆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并不必然就是决定性的。一个政府官员在具有自己特殊使命的巨大组织中担任很高的职务，那么，这个政府官员很可能就会成为这个组织的利益的维护者，从而损害党的利益。
第二年，苏联在全国举行了一些民主化程度更高的选举。1991年，苏联又通过直接的全民选举产生新的行政长官，包括新的共和国总统和主要城市的市长。

共产党角色的转换
在一定程度上卷入政策的实施过程，而不仅仅是只制定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机制上就必须把政治局成员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局成员往往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议会主席、俄罗斯共和国主席、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等。
党暗中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也具有经济管理的职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很多，他们把持了国家的主要职能部门，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监督一个庞大的、保证党的政策能够得以贯彻执行的管理机构。书记处成员定期开会，采取措施，以保证党的政策能够在实际中按照预定的计划实行。在传统的国家体制中，党的地方书记在地方同级领导中拥有绝对权威，能够解决争端，统筹安排，从上级领导那里寻求额外的资源。
民主化运动使得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摆到人们面前，并且在1989年达到顶峰，共产党员的数量为1950万，还不到总人口的7％。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减少。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应该是要求党集中精力解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不是要党在社会中从事管理工作。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提出召开新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设想以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就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了很大的调整、重组。在1988年9月，中央委员会的部级单位由原来的20个减少到9个，所有与经济有关的部门都被取消了，但农业部除外。中央委员会的部委机构曾经是党对苏联社会进行有限管理和干预的基础，现在被新的“委任制”代替。像意识形态、组织、经济和国际事务这样的部门，都委托给一名政治局委员去领导。同时，书记处也不再总是举行会议。
中央委员会的重组，对共产党本身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对中央和地方党支部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使党脱离了对苏联社会生活的管理。在这之后的一年里，书记处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只有到1990年6月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重新设置书记处以后，才又零星召开过几次会议。
党的地方领导发现中央再也不给他们下达指示。按照利加乔夫的说法，地方党组织只能自作主张，因为中央不给他们任何明确的政策。他指出：“中央似乎已经消失了。”即使在像1989年3月怎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大事上，党的地方组织也只能自行决定。与此同时，从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传出的消息——党不应该再干预社会的行政事务——地方党的领导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该怎么办。
在苏联的社会制度中，党曾经是统筹一切的核心力量。严厉的中央计划出台以后所出现的重大问题，都是由地方党的领导解决的。如果在某一地区突然出现了经济资源的短缺，地方党组织会与在莫斯科的相关领导联系，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推进社会制度的民主化，戈尔巴乔夫突然放弃党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领导权。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改变了党这一重要的统筹力量的作用。而且，这一步骤是在《国有企业法》实施九个月、莫斯科的部长们减少了在苏联管理和统筹个体企业的范围以后采取的。
新的苏联体制要求政府立即担当起过去70年党所担当的角色。但是，在短时间内，政府能否有效地担当起这一职责，还不很明确。新当选的苏联领导人之间充满激烈的斗争，在社会生活中要发挥统筹作用还有很大的困难。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在1990年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如下评论：在我看来，过去两年造成我们的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委放弃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而苏联政府又没有能力担当起管理的职能……同志们，这里出现了权力真空。
虽然苏联宪法中的第六条仍然保证共产党对苏联社会生活的指挥权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党迅速放弃了这一职能。正因为党对社会的指挥权越来越弱，因此社会要求党从形式上放弃这一权力。在1990年2月，大约有10万人集结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场外，要求党放弃它在宪法上对社会的统治权力。在戈尔巴乔夫的强烈催促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意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在3月份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其中大约87％的代表是共产党员，以 1771票赞成，264票反对，74票弃权，对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进行了修正，废除了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
也正是在1990年2月和3月正式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权力的两次会议上，产生了新的总统享有权力的行政制度。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戈尔巴乔夫，曾经被非正式地成为“总统”。现在，国会同意实行总统负责制，赋予总统很大的行政权力。这项制度中还包括了监督和平衡机制——总统可以否决立法机构的提案，而立法机关可以以2/3的得票率通过某一法令。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法律管理委员会可驳回违法的和违宪的国家法案，可以对总统进行弹劾。新的总统应每5年由公众选举一次。当然，国会也同意了第一任总统人选，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戈尔巴乔夫，不过他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
新上任的还包括16名“总统顾问班子”，它和内阁差不多，是由总统任命的。现在，戈尔巴乔夫已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行使国家权力的组织，它完全独立于共产党之外。总统顾问班子看起来类似于共产党的政治局。在1990年7月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这种相似性得到了确证，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离开政治局进入了总统顾问班子。和以前的政治局不同，由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中，除了《真理报》的主编外，其余全是党的专职领导而不是国家领导。它包括15个共和国的党的领导和中央委员会的几位书记。确凿无疑的消息说，从此以后，政治局只领导党而不领导国家，领导国家的职能由新的国家议会和总统代替。
戈尔巴乔夫对于他的党的同僚，是怎样证明这种苏联国家体制的变化和党的地位的变化，特别是从宪法上取消党对苏联社会的统治权力是正当的呢？他不承认这些变化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相反，他认为这些措施对于发扬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是必需的。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面对由于党的权力的旁落而导致代表们的反对，戈尔巴乔夫呼吁“复兴共产党”，认为它可以“确证社会主义的选择和共产主义前景”，可以“从总体上代表仁慈和人道主义的理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说：“党应当正式放弃它代替政府组织去从事行政和管理的职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党仍然应该寻求对苏联社会的领导，但应当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我们相信［党的］先锋队作用不能强加于社会。这种作用只能通过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积极奋斗……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苏联共产党将实现它的政策，努力保持它作为执政党的性质和要求，并通过选举而进入立法委员会的中心或外围。”

民主化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的同仁们坚信，政治改革将会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拆社会主义的墙脚。他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呢？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民主化将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拒绝。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苏联人民渴望民主和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制度的民主化决不会给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带来危害。
然而，民主化的改革，却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虽然这种状况在一开始并不明显。戈尔巴乔夫得到民众支持的基础来自于党—国精英，因为是他们在1985年使他成为党的领导。正因为党的等级结构和传统体制使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所以，一旦他成为党的领导，他就可以得到党—国精英的支持。以这些精英的支持为基础，再加上党的强有力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就拥有了用以实现自己的计划的组织工具。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到1990年，他已经失去了作为基础的党—国精英的支持，而且，他也破坏了在苏联保证他的强有力的权力的原有组织机构。由于党原有的十分严格的纪律已经十分涣散，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党—国精英再继续支持戈尔巴乔夫和他所推行的改革计划。由于激进的经济改革导致混乱，国家面临艰难的状况，要重新建立作为基础的民众的支持，也决非易事。而且，也不可能产生一种可以取代党来行使权力的新的工具。作为总统，戈尔巴乔夫可以拥有许多权力，包括对军队的领导，但是，他不打算通过军队来统治国家。他似乎是想把由党正式行使的权力移交给苏联政府，但是，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面对的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最高苏维埃，不久，他面对具有完全独立性质的苏联政府，包括越来越具有独立倾向的主要城市、俄罗斯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
现在，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为作为其基础的民众支持而做出努力。同时由于他所推行的改革，民主化了的各种机构的力量也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得不去想方设法推行自己的政策。在这种新的不稳定的局势下，那些亲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也可能联合起来，伺机夺权。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结果，鲍里斯·叶利钦已经成为俄罗斯共和国的行政首长，首先是通过新成立的俄罗斯议会的投票，然后是通过公众的投票。到1991年年底，从他被选举为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导开始，叶利钦就把戈尔巴乔夫抛到了一边。苏联垮台了，俄罗斯以全速向资本主义方向挺进。由戈尔巴乔夫所鼓动和领导的苏联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在他个人离开政治舞台和苏联社会主义改革计划的失败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中所起的作用很容易遭人误解。叶利钦从作为苏联的一个部分的俄罗斯的领导人，到最后成为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国家的领导人，这一过程并不是什么选举的直接结果。新的自由选举在最后的权力争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们毕竟只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
任何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都不是通过选举实现的。1990—1991年出现的苏联社会革命也不例外。为了争夺到国家权力，叶利钦和他所领导的亲资本主义联盟，除了要在新的民主化的苏联制度下赢得选举外，还必须做其他许多工作。就像保守派力图回到从前一样，他们也必须从政治上击败戈尔巴乔夫和社会主义改革者。作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总统，戈尔巴乔夫的级别比叶利钦高，但是，保守派的代表们在苏联国家中也居于很高的地位。在1990—1991年间的政治斗争中，叶利钦及其所领导的亲资本主义联盟所赢得的至关重要的最后胜利，他们赢得了党—国精英的支持，这些精英分子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建设一个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