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镰仓幕府成立到明治维新，武士阶级统治日本长达700年之久。武士政权或武家政权是日本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形态，而且直接与近现代日本相联结，因此在日本社会和民族性格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91年日本集英社出版了一套(日本历史)丛书，其中第7卷(武者之世)写武士阶级形成的历史。著者是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入间田宣夫。他在该书结语中评价了武士政权的历史作用。他先引用了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对日本的文字说明：“尚强力”、“权常在强臣”，然后评论道：这个评语决不是褒奖语，其意思是说，日本人好战，武力优胜者即可掌握权力，由于这种野蛮的风俗，日本不能成为先进的文明国家，这是很可悲的。著者认为：利玛窦是从国际性的或普遍性的立场出发评价中世纪的日本人的，而国际性普遍性的立场，例如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男子应以习文修学为最高目标，而视武人为鹰犬，而日本正相反，“其民多习武，少习文”。著者认为:这正是武士政权存在的阴暗的一面，而这一中世纪的遗产即轻文重武的岛国风气，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现代也未能消除，对此我们难道不应抱有警惕么？入间田教授的论断说明了武士政权对近现代日本的深远影响。从了解日本、认识日本的角度看，研究武士阶级的形成史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关于武士阶级的形成问题，日本学者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从六七十年代以来，无论在史料的发掘方面，或是在视角的深化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从史料的发掘方面说，过去被认为史料价值不高的物语（话本）、军记（战记）一类作品受到重视；过去仅被作为美术史、风俗史史料的绘卷(画卷)也被视为视觉史料而用于历史研究；此外，日记、考古资料也得到广泛的利用。从视角的深化方面说，随着史料的多样化，社会史、军制史、地域史等新视角不断提出，并取代阶级分析的旧方法。从阶级观点研究武士的出现，一般认为是领主为自卫而建立私人武装的结果，但是这个论断缺乏史料的支持。社会史则从社会职能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武士的社会职能是练武、打仗，可以说是“杀人请负人”（杀人包干者），而武力的请负化是与当时王朝国家的基本统治原则“请负制”一致的。军制史则强调武士与地方政权相结合，构成军团制废除后的国衙军制的一部分，以及武士与公权相结合对武士阶级形成的意义。武士起源于东国，武士政权亦建立于东国，其原因何在？地域史着重探讨这一间题，指出当时东国是防御师夷的兵站基地，并由此而在那里形成了军事贵族，他们是武士的前身。
相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累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从观点上看，我国学者有关武士阶级形成的论述基本上也是吸取日本学者的看法，而且是以前的传统看法。吸取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史实，用我们的观点来阐明武士阶级的形，成史，应该提上日程。本文作一初步尝试，以抛砖引玉。
“武士”一语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国初出为：唐“天宝十一载（752）改诸卫士为武士”。日本初出为：宝龟二年（771）“赐亲王已下五位已上丝，各有差。其明经、文章、音博士、明法、算术、阴阳、天文、历术、货殖、恪勤、工巧、武士，总十五人赐丝十绚”。这里的“武士”当然与本文所说的武士含义不同。
本文含义的“武士”一语十世纪以前虽已出现，但不固定。同样含义的词语还有“兵”、“侍”、“武者”等。这几个词语间也稍有区别：“兵”，以战争为职业者；“侍”，贵族的警卫；“武者”，政权中的武人。日本学者认为这三个词语反映同一实体的不同侧面，到十二世纪时三者统一为“武士”。
以上是“武士”的语源。
武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应该予以明确的定义。日本学者间有两种定义方法。一种从职能定义，例如：“以武艺为专业者”（万有百科）、“以武技、战斗为业者”（世界大百科）。但是，武士不仅是一个职能集团，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显然这种职能定义的方法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状况，因此都需要作补充说明。例如：“在封建时代作为支配者而发挥权势”（万有百科）、“后来成为身分阶层或其所属成员的呼称”（世界大百科）。但是，什么支配者、什么身分并不明确。另一种从阶级定义，例如：“拥有武力并在农村居住的本地领主”（现代百科）、“凭依武力统治地方而又任职于政府者”（小学馆百科）。这些定义虽然指出了武士的阶级性，但又局限于“本地领主”、“地方统治者”，而实际上镰仓幕府后武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全国统治者。因此这些定义只适用于平安时代，而不适用于镰仓幕府后的时代，尤其是江户时代。显然这种定义作为定义缺乏普遍性。
武士出现于十世纪，200多年后镰仓幕府建立，以后武士政权延续了近700年，直至明治维新。在这近1000年间，武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应该以什么时点作为定义的基准呢？上述两种定义方法的问题恰巧是没有弄清楚武士定义的时基准。我认为定义武士应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来看待，以其形成作为定义的时点基准。而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的武士，其形成又应以武士政权的建立作为标志。根据以上考虑，我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指标来定义武士。第一，经济上为领主，既可以是庄园领主，也可以是封建领主；第二，社会上以武艺、战争为职业；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权为目标；第四，思想上以主从关系为道德准则。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的武士阶级应具备以上四个指标，尤其是第二、第三点最基本。这样的定义把武士与一般的职业军人、雇佣军人区别开来，既适用于武士形成期，也适用于武士政权期。当然在武士形成期这些指标不那么典型，但已具有这些因素。武士政权虽然历经变迁但不出这些基本点。
以下我们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并以武士政权的建立作为其形成标志，来考察武士的形成问题。


阶段

武士形成为一个阶级并建立政权，历经近3个世纪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土着扩张阶段，939年平将门之乱以前；
第二，对抗朝廷阶段，平将门之乱----1028年平忠常之乱；
第三，充当鹰犬阶段，平忠常之乱----1156年保元之乱、1159年平治之乱；
第四，形成新贵阶段，保元、平治之乱----1185年平氏灭亡；
第五，建立幕府阶段，平氏灭亡----1192年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
以下以平、源两氏势力消长及有关重大事件为线索，描述各阶段的基本状况与特征。
土地扩张

桓武平氏的始祖高望王，889年赐姓平氏，被任命为上总介，下放坂东(关东)。坂东是镇抚虾夷的前进基地，是落后的边陲之地。“凶徒结党，群盗满山”。高望王下放坂东是朝廷为加强边备而采取的一个部署，但却为平氏土着（定居、扎根）关东，扩张势力提供了机会。因为边陲遥远，朝廷鞭长莫及，控制力弱。
国司官分四等:守、介、椽、目，任期四年。高望王任期届满后，未回京都，而在坂东定居，以便扩大势力。到其子代，势力已达于上总、下总、常陆。高望王的8个儿子中，有3人任镇守府将军（长子国香、三子良将、四子良孙）。此外，国香任常陆大椽、二子良兼任下总介、良孙任上总介、七子良持任上总介、八子良茂任常陆少椽。而到其孙代，势力更扩大到下野（良茂子良正任介）、相模（良将子将文任守）、武藏（良兼子公雅任守）、陆奥（国香子贞盛、繁盛任守）等地。在平将门之乱爆发以前平氏已三代称雄坂东。
平氏扩大势力的手段:与地方豪族联姻，如国香与常陆椽源护有姻戚关系。源护为嗟峨源氏，也是赐姓皇族。这是和平手段。非和平手段为私斗，如931年良将子将门与伯父良兼因“女论”而发生战争（后者之女为将门妻）。四年后（935）将门又与常陆椽源护及伯父国香交战，杀源护子及国香，继而又与国香子贞盛等交战。双方都向朝廷申诉。先是朝廷发太政官符追捕将门，将门上洛陈弁后又发追捕良兼、贞盛、源护的官符。贞盛不服也上洛陈词，朝廷又发太政官符责问将门。双方都企图利用与朝廷的联系，使争斗有利于自己。
十世纪中叶，平氏已在坂东构筑了足以发动反乱的实力。就平将门而言，他在下总国丰田庄建立据点，势力范围及于相马郡与猿岛郡。他在猿岛郡的石井乡还建有营所。营所既是将门出巡的休憩处、四方人马来往的住所，又是储藏兵器的仓库、堡垒。将门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大约一千人，称为“驱使”（可能是亲兵）、“从类”。此外，还能动员、指挥大约八千人的称为“伴类”的其他地方豪族的武力。如上述，他在中央贵族中也有自己的后台。将门不仅在同族间进行秘斗，而且干涉其他地方豪族与国司间的争斗。如939年武藏权守兴世王与足立郡郡司武藏武芝发生争执，兴世王违反惯例率兵强行进入足立郡内，没收、查封百姓的财产和房屋，“将门急闻其由，告从类云：武芝虽非我近亲，但我欲镇定彼此之乱”。于是率兵“向武藏国”，与武芝一同责问国府。
总之，经过三代人四五十年的扩张，平氏已形成了称雄坂东，足以发动反乱的实力。显然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的能量散发出来，必然会形成震动全国的大反乱，而其导体即是国衙的压迫。

对抗朝廷

本阶段起自平将门之乱，迄止平忠常之乱。先叙述这两次事件的概况。
平将门之乱爆发于939年（天庆二年）。起因是常陆国新资族藤原玄明不服从国司，“素为国之乱人，至官物叫柬把不济。行文多次，竟敢对抗不服”。于是国司藤原惟几派兵追捕玄明，玄明逃奔将门的据点下总国丰田庄求援。11月将门率兵攻打常陆国衙，以千人胜三千国衙军，占领常陆国衙并夺印镒（官印与仓库钥匙）。其时，武藏权守兴世王建议将门攻占整个坂东，“既已背朝廷，取常陆，则掠取坂东，其罪亦同”。将门接受此建议，于12月11日占领下野国府并夺印镒，15日又驱逐上野国守并占领该国府。至此，将门己控制了下总、常陆、下野、上野四国。继而，听从自称八幡大菩萨使者的女巫宣告的神谕，于12月19日在上野国府宣称自己是新皇，任命了左右大臣、纳言、参议、文武百官及坂东八国国司，并计划在其根据地下总国亭南建造皇都。朝廷得报，大为震动。但迟至次年1月1日才任命东海、东山道追捕使，11日向东海、东山道诸国发布追讨官符；同时停止节会，并向神佛祈祷(在1、3、6、7诸日)。但此次追捕使似乎未能成行。19日重新任命参议、修理大夫藤原忠文为右卫门督、征东大将军，但组建征讨军又费时近20天。征讨军由“诸司各所堪兵者”及沿途征集的“诸国之兵”组成。2月8日征讨军终于出发，但到达坂东时将门已被平贞盛与藤原秀乡的联军打败，并在2月14目的会战中中箭身亡。藤原忠文不过扫荡将门的残部而已。平贞盛是将门的宿敌，藤原秀乡也是地方豪族，当时任下野国押领使。两人联合，打着追讨官符，纠集诸国势力，也不过400兵。其取胜的原因是:利用平将门的约八千人“伴类”返回乡土的时机。3月有功者叙位，藤原秀乡从五位下，平贞盛从五位上，源经基从五位下。4月25日将门首级送至京都，挂于东市广场示众。
平忠常之乱爆发于1028（长元元）年。平忠常是桓武平氏的一支，将门叔父良文之孙。他继承父祖的遗产，以上总为根据地，成长为关东东部的有名的军事贵族。他曾任武藏国押领使、上总介、下总权介等官职。平时即“对抗国司，怀有枭恶野心，反叛皇室，吞没公物，并夺取调庸等税品”（1046年源赖信在石清水八幡宫祭祀告文中言），从而得到不满国司苛政的地方豪族们的拥护。1028年6月起兵攻安房国，杀国守藤原惟忠，公开叛乱。朝廷得知安房守被杀，立即派平直方（平贞盛之子）等为迫讨使，但公卿们讨论出兵的吉日费了40多天，到8月5日才正式出兵，也不过200骑。而在此以前平忠常又占领了上总国衙。平直方追讨军与平忠常转战2年，屡战屡败，未能平定。后者在房总半岛(上、下总、安房三国)掌握政权达三年之久。1030年9月朝廷召回平直方，任命新任甲斐守源赖信为追讨使。源赖信率“馆乃者共”（警卫国司的直属军）与“国兵”（国内之兵）共2000人，同时得到左卫大夫平惟基的3000骑兵支援，合计5000人。平忠常的兵力没有记载，从平直方2年未能平定，源赖信需要平惟基的骑兵支援看，平忠常的兵力当在他们两人之上。又从上总守在乱后的报告中所称：“追讨忠常后关东之民仍抗拒公事”看，其兵力大部分如将门那样也是伴类，即得到地方豪族的支持。但当平忠常得知源赖信出征后，却在其出发以前突然亲自往甲斐向赖信呈名簿和谢罪状，表示服从与投降。后在押解京都途中病死。日本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源赖信初下关东时已使忠常服从自己，因而当忠常听说自己的主人任追讨使时立即请降，或是因为连年战争，房总荒芜。据说上总国原有22900余町步田地，战后减少到18町步。离散他乡的民众经数年以后才返回故里。
平将门之乱与平忠常之乱相隔近一个世纪，但有许多共同点。第一，反乱的主角是恒武平氏。平将门一文因反乱失败而衰亡，其他平氏仍在关东发展，因而又有平忠常之乱。在近一个半世纪中，关东为平氏的势力范围。第二，目的明确：以武力耷取地方政权，对抗朝廷。将门虽开始并不想以朝廷为敌，但一旦举事就十分坚定。不但自称新皇，建立对立的朝廷，而且提出了一套理论。他在给原主藤原忠平的信中称：“将门为柏原帝（桓武天皇)的五世孙，即使永久领有半国，岂可谓非运哉。”又举契丹阿保机灭渤海国建辽国为例，称“以兵威取天下者史书不绝”，“将门扬兵威于关东，耀武功于中外，必能战胜当世之人而为君”。平忠常虽未称新皇并提出造反理论，但一开始即以国衙、朝廷为对抗的目标，而无须其他导体的引导，如他人的建议、女巫宣告的神谕等，反映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建立政权的目标更加成熟。第三，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将门的驱使、从类、伴类总计约有一万人；平忠常早已是关东东部无与伦比的“兵”，其兵力决不会在将门之下。将门之乱初，时任武藏介的源经基曾向朝廷告密，但朝廷未采取行动。而平忠常之乱一开始朝廷就十分重视，也可说明其规模超过将门之乱。第四，时间长。平将门之乱，不算私斗，从将门干涉武藏国司与足立郡司之间的争斗算起，延续了一年多。平忠常之乱坚持了三年之久。地方反乱以前也有，如藤原广嗣之乱（740），不过是中央贵族争斗的延长，所用兵力为军团兵士，并且不出月余即被朝廷派遣的追讨军平定。将门、忠常之乱无论在反乱目标上、动用兵力上，或是在延续时间上，都与以往的地方反乱不同，他是不同性质的反乱。第五，失败非因朝廷军事镇压的结果，而是出于内部原因。朝廷虽派遣了追捕使、追讨使，但动作迟缓，能动员的兵力远不及反乱军。平将门之乱因平贞盛与藤原秀乡的倒戈而失败，平忠常不战而降也是由于源赖信的威望。
从上述第二、第三两点看，即从夺取政权的明确目的即阶级意识，与具备独立的武装力量及主从原则在武力编组中开始起作用这两方面看，应该说武士作为一个阶级似已初步形成。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又是不成熟的。从政治上看，夺取政权仍属于初步尝试。因为他们这时的目的仅限于地方政权，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明确意识。即使将门自称新皇，其目的也仅限于“暂且夺取坂东各国”。平忠常则局限于房总半岛。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对中央贵族的卑屈和崇敬心态，而要消除这种心态，在认识上来一个飞跃，超越对中央贵族的卑屈和崇敬心态，树立夺取全国政权的观点，还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过程。从组织形态看，虽然主从原则开始在编成军力上发挥作用，但尚未形成严格的规范。这不仅表现在伴类的集合离散（如将门称新皇后，8000伴类离去，最后所剩不足1000人，以至被平贞盛等击败），而且驱使从类中也经常出现投敌的情况。与以后以严格的主从关系和家属结合原理编组的武士队伍相比，尚处于某种自发状态。
但是，即使武士夺取的是地方政权，也毕竟宣告了它作为一个阶级开始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也正因为这样，这两次反乱震荡了日本列岛，使朝廷大为惊恐，“京官大惊，宫中骚动”。自此以后，朝廷在京都治安的维持、中央贸族的警卫以及地方叛乱的镇定等，总之一句话，在维护权门贵族的统治方面，只有依靠武士的力量。因为，与将门、忠常同样的武士平定了这两次反乱。京都贵族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要利用地方豪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借助他们的力量来镇压叛乱，利用他们作为爪牙来维持统治和秩序，也就是要把武士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引进王朝国家体制。
平将门、平忠常之乱的失败，也为武士自身提供了教训。这就是:武士自身的发展也必须借助于朝廷的威望。当时的社会是一种向心的社会结构，重中央、重贸族，而轻地方。武士要形成严密的组织，必须以贵族世界的承认为媒介，才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最后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也必须进入中央政界，而固守于落后边远之地是无法进入中央政界的。因此，他们以后就由对抗朝廷转向了跻身于贵族世界，即便充当他们的鹰犬即“侍”也在所不惜，以借助于朝廷的威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用中国的比喻说，就是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中去的战术。这是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一条必由之路。平忠常之乱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武士的地方反乱，其原因即在于此。
投靠权门，作为其“侍”，以求发展这种路线，在将门之乱以后源氏的动向中己见其端倪。
源氏的始祖是经基。他是清和天皇第六皇子的长男，将门之乱时任武藏介，因向朝廷告密将门反叛有功，被授予从五位下，接着又被任命为追捕南海凶贼副使，参加平定藤原纯友之乱。死前961年赐姓源氏，是为清和源氏之始。至其子满仲时确立源氏在贵族中的“京侍”地位，满仲被称为“天皇、大臣以下共用”的工具。尤其投靠摄关家，为摄关政治的确立立下汗马功劳。在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实赖诬陷左大臣源高明谋反的安和之变（969）中扮演了告密者的角色；在藤原家内部兼家为与伊尹争夺摄关地位而策划的花山天皇出家事件（986）中担负警卫任务。满仲还利用与摄关家的关系，历任摄津等国的国司，积累了盖世之财。他在摄津多田庄建立基地，组织武士团，成为其栋梁(首领)。《今昔物语》描述满仲晚年出家时的状况称：出家前夜，在其住处四周有四五百武士警卫，以防有人偷袭；出家当日有50余亲信郎党（侍从）跟随。满仲奠定了源氏的基础。满仲有三子：赖光、赖亲、赖信，皆仕于藤原道长；尤其赖信为道长之侍，许可升殿。从满仲开始，源氏的基地在畿内，如赖光以大和为根据地，赖信以河内为据点，赖信为河内源氏之祖。但赖信不战而平定平忠常之乱，一举提高了源氏在关东的威望，如忠常之子愿代代为源氏的从者。这不仅巩固了源氏的京侍地位，而且成为其势力伸向关东的契机。赖信历任伊势、河内、甲斐、陆奥、信浓、美浓、相模等守，并任镇守府将军。
总之，源氏三代的活动说明，他们走了一条与平氏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是，以畿内为根据地，投靠权门，借机发展。当然，总的看来，这一路线此时还处于摸索中，其成熟的实施有待于下一阶段。

充当鹰犬

平忠常之乱的平定意味着武士对抗朝廷，以武力夺取政权阶段的结束；而保元平治之乱则是源平两氏之间的代理战争，战胜者平氏成为新贵，形成与摄关政治、院政相并的平氏政权。在这两次事件之间的一个多世纪是过渡期。其特点是：不仅源氏，而且平氏也走上了投靠权门，充当其侍，或所谓“朝廷之固”，以求发展的道路。如果说前一阶段源氏充当摄关家之侍，出征平乱是被动的；那么在这一阶段它似乎更自觉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它有意识地挑动反乱，制造出征机会，名正言顺地组织地方武士，从而取代平氏成为以关东为基地的最大武士团，并成为院的近臣，上升为新的权门。前九年之役(1051一1062)和后三年之役(1083一1087)即其表现。
前九年之役是源赖信之子赖义与安倍氏父子之间的战争。安倍赖时为陆奥俘囚之长，领有陆奥六郡，形成半独立国，不纳年贡徭役，并攻略邻郡，国司不能制。1051年朝廷任命源赖义为陆奥守，前往镇抚，安倍赖时一度归顺。但是不久又反，1056年陷入全面战争。1057年赖时战败死，但其子贞任等善战，大破赖义军。赖义苦战2年，1062年得出羽另一俘囚长清原武则率兵万余支援，时赖义军3000余，两者结合，战局才为之一变。9月16日斩贞任，战争结束。
后三年之役是源赖义之子义家与清原氏之间的战争。1083年清原武则之孙真衡与义弟清衡、家衡之间发生内战，时任陆奥守兼镇守府将军的源义家支持真衡。不久真衡突然死亡，清衡、家衡降义家，战事一度中止。但是，1086年清衡又与家衡发生争执，家衡袭击清衡，焚烧其家，击杀其妻。清衡向义家申诉，义家攻家衡，数月不下，后撤退。次年义家与清衡联合攻家衡，苦战三月胜之，斩家衡等48人。义家要求朝廷补发追讨官符，朝廷以私战为由，不许，并解除其陆奥守职，召回京都。
11世纪后半期的这两次战争，是当时两大势力即坂东集团与奥羽集团之间的直接冲突，而且又是镇压化外之民即虾夷俘囚的战争，因此无论时间之长(十二年、三年)、规模之大(前九年之役中源赖义斩首一万八千级，取千耳二箱回京，建立耳寺埋之）、战斗之激烈（反反复复，互有胜负），都非以前之反乱可比。因此不仅需要武勇，而且需要武略，要靠战略策略夺取胜利。赖义被评为“性沈毅，多武略，乃将帅之器也”。前九年之役时苦战十二年，最后争取清原氏参战，一举结束战争，这是争取同盟者的策略。当时，“坂东猛士，云集雨来，步骑数万，辎重战具，重叠蔽野，国内震俱，无不响应”。义家参加了前九年之役，但被当时有名的儒学者大江匡房批评为不懂兵法，于是他拜匡房为师，学兵法。在后三年之役中，他利用了清原氏内部的矛盾，又传说他从空中飞雁队列散乱而判断有伏兵，说明这时他已深通兵法。义家不仅善于用兵，而且也善于带兵。他设刚臆座，鼓励士兵英勇战斗。他爱兵如子，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冻伤的士兵。后三年之役被朝廷视为私斗而不予赏赐，义家将自己的私产、没收的敌产分赏有功者。这样，在长期战斗中结成的生死之交又具有了经济上的基础，主从关系更加巩固。义家的声威大震，甚至超过赖义，被誉为“猛将武略，通神之人也，弓马之达者”，“武威满天下，诚足为大将军者”，“天下第一武勇者，武士之长者”等，总之，对他赞口不绝。
由于赖义、义家的武功和声威，各地武士纷纷投奔其门下，宣誓效忠。“赖义之政教威风大行，会坂以东弓马之士大半为其门客”，“逢坂山以东武士大半为义家之从者”，“爱知以东武士皆为源氏家来”（会坂、逢坂山、爱知以东，皆指广义的东国)。后代的许多武士皆以自己的祖先曾从属于“八幡殿”（义家的尊称）为荣。源氏的势力分布于全国，但核心是关东各国的武士，无论赖义军团或义家军团都是如此。前九年之役攻击小松栅（安倍氏据点之一）时拚死奋战者皆为坂东精兵，后三年之役攻击金泽栅（清原氏根据地）时右眼中箭仍奋战的三浦为次是号称相模之雄的三浦氏的始祖。源氏取代平氏成为关东最大的武士团。这个武士团的组织形态已具有主从原理与家族原理相结合的雏形。后三年之役时义家弟义光听说其兄陷入苦战，辞去官职前往支援，可见同族结合的加强。但是，主从关系超过家族关系。1091年，义家与其弟义纲因从者间争夺领地而反目，双方准备在京城会战，“天下骚动无有此大者”。朝廷为此向五畿七道发布命令，禁止义家在各国的从者上京支援。这说明义家的私兵分布之广，主人一旦有事，从者有义务支援；同时也说明为保护自己从者的利益而不惜兄弟相争，也就是说主从关系高于血缘关系。应该指出，源氏的根据地本在畿内，当时他们是作为京侍而活动的。但是，畿内地区贵族势力强大，在那里不可能形成大武士团。因此，要摆脱京侍之域，成为独立的力量，必须向关东转移。因为关东接近边境，有用武之地，又远离中央，易于发展。源氏走的正是由畿内向关东伸展势力的道路，而平氏则正好相反。
军事力的伸展伴随着经济力的扩大和政治力的上升。源赖义因平定安倍氏反乱有功而升任伊豫守，头两年未赴任，但税收和食封仍须向中央交纳，他只好以私财充抵，可见其富有的程度。领地寄进是武士效忠的一种形式。作为武家栋梁的义家已经成为寄进庄园的领家或本所，其庄园之多引起朝廷的惊恐。1091年朝廷发布命令，“禁止诸国百姓动辄以田地、公契向朝臣义家寄进”，1092年又下令停止义家所立庄园，对个人立庄发布禁令仅此一例。源氏以前主要是摄关家之侍，源赖义也不过是敦明亲王的判官代（官职名，亲王的近侍，五、六位官），而到义家上升为天皇、院（上皇）的近侍。院政时期最重大的社会问题是僧兵问题，义家成为白河院追捕恶僧、保卫天皇及院的武士。如1081年9月寺门(园城寺)恶僧300余进攻山门(延历寺)，白河院命检非违使并源义家入寺门追捕。同年10月天皇参拜石清水八幡宫，12月参拜春日社，都由义家率郎党数十甚至百余人武装警卫。以后成为惯例。1098年义家被授予正四位下，许可院御所升殿；时宫内有反对者，但因白河上皇压制，而无人敢言。这反映源氏政治力量的上升已非贵族们所能阻止。虽然义家在朝廷中的地为还不高，还未升入公卿（三位以上）之列，但已成为天皇的近侍、院的近臣，已接近于构成一个独立的新权门。
然而，源氏到义家时达于极盛，从义家晚年尤其1106年义家死后，走向衰落，而在这期间平氏势力开始抬头。源氏衰落的原因，一是自相残杀：1091年义家与义纲准备兵刃相见是其发端。继而1109年义家的继承人义忠被暗杀，义纲受嫌，义忠养子为义率军讨义纲，义纲及其子被杀。1154年为义孙、义朝子义平与其叔义贤卷入武藏国秩父氏的继承斗争，义平杀义贤。自相残杀当然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二是义家死后未出现能作为栋梁的人物，相反其子孙中一再出现因胡作非为而被朝廷追捕者：义家嫡子义亲1101年任对马守时，杀人民，夺公物，不服从大宰府，被解职并流放隐歧国。以后又偷渡到出云，杀该国目代，夺调庸物，1107年再次被讨伐，而讨伐者正是平正盛。1108年平正盛挑着义亲的头班师回朝，给世人以平氏代替源氏的深刻印象。1154年为义三子为朝在九州胡作非为，不听朝廷召唤，其父因此被免职。这些当然有损于源氏的威望。三是在皇室、摄关家内部的斗争中站错了队：在保元之乱中，除源为义长子义朝站在后白河天皇一方外，源为义一族站在崇德上皇一方，因失败而灭亡。义朝又在平治之乱中败于平清盛，结果河内源氏一支仅年方13的源赖朝（义朝长子）免于一死。源为义站在崇德上皇方面反对后白河天皇是自源义家以来与鸟羽院方面关系逐渐恶化的结果，这又反映在政治斗争中缺乏判断力，即完全从眼前利益出发而无远见。反复无常亦是初期武士的本性之一。总之，以上三方面都说明，即使义家时源氏也还不能说形成了组织严密而有强大制压力凝聚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因此不足以对付公家的各种阴谋诡计，而容易被分化利用，各个击破。例如，朝廷利用义纲牵制义家，利用义朝对付为义，利用平氏消灭源氏。这样，从源义家死到十二世纪八十年代，源氏处于衰落中，而其顶点则是平氏政权的三十年间。《吾妻镜》说源赖朝“长吁短叹地度过二十年，忧心重重地历经四八载”，恐怕也是他总结源氏成败教训而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军事家的苦思冥想时期吧。
与源氏衰落的同时，平氏的势力开始上升。但与过去发动地方反乱不同，它也走上了跻身贵族世界，充当权门鹰犬的道路。平氏的根据地本在关东，如平将门、平忠常；与将门敌对的平贞盛的根据地也在常陆。平贞盛在平定将门之乱中立功，被授予从五位下。但自其子维衡起即由常陆转移到伊势，其原因不明，很可能以平定将门之乱为机，走上了与源氏同样的道路。维衡曾接近藤原道长，向右大臣显兴赠马。他是伊势平氏之祖。维衡以后正庋、正衡两代无起色，到正盛、忠盛两代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进入中央政界，势力超过了源氏。平氏得势的原因，一是善于利用时机：1097年正盛通过院的近臣，如藤原显季（任播磨守时正盛为厩别当[长官]）、藤原为房（任加贺守时正盛在该国检非违所任职）以及宠妃祗园女御，向白河上皇的爱女郁芳门院嫂子内亲王的菩提所（私家寺院）----六条院御堂，捐献伊贺国靳田村、山田村20余町宅地和水旱田，从而投靠白河上皇，成为北面武士。这时正是后三年之役后源义家的威势达于极盛之时，白河院为了牵制义家，利用其兄弟矛盾而起用义纲。1092年任命义纲为陆奥守，次年又命他讨伐出羽国豪族的反乱，因功而被授予从四位下。正盛正是利用院企图扶植其他势力压制义家的机会，因此一举得宠而为近臣。忠盛则讨好鸟羽法皇，为其建造得长寿院千体观音堂(三十三间堂)，而被许可由升殿。因破格提升引起不满，在他上殿时险过暗杀。他的地位已超过源氏。二是运用政治策略：1107年正盛受命追捕义亲，仅一月即捕杀之，并在返京前即受恩赏，转任但马守。时人评曰：正盛力量下品者，却任第一国，乃因殊宠之故。这说明时人对此有怀疑，因为不久有自称义亲者在陆奥活动。因此所谓追捕义亲，可能为一计谋。1129、1135年忠盛两度受命赴西国捕海贼，对此日本学者根据史料考证，认为也有疑问。因为1129年并无海贼情报，虽有追捕的院宣，但无恩赏。1135年所捕的70人中有不少人并非海贼。因此实际是以追捕海贼为名，到西国组织武士团。再加上正盛、忠盛两代利用院的殊宠，历任畿内返国及濑内地区的国守，如伊势、伊贺、因播、若狭、但马、备前、赞岐、播磨、安艺等国守，因此在西国形成了自己的武士团。与源氏的东国武士团不同，平氏的西国武士团大多为小武士团。这反映平氏为对抗源氏而急速在源氏影响小、又无大武士团的西国发展势力。但数量比源氏多百骑，又说明在正盛、忠盛两代已奠定了战胜源氏的基础。
源平两氏势力的消长都说明，两者走了同一条路。而源氏之所以在义家以后开始衰落，其原因除主观因素外，就在于当时院的力量还不能忽视。正因为她脱离了依靠院厅的道路，或说走上了一院对立的道路，于是衰落下去。因此，孙行者策略是当时历史的必然。

形成新贵

这一阶段通称平氏政权。然而，平氏虽为武士 ，但他不是以武士身分，而是以新的贵族身分掌握权力的，因此不是独立的武士政权。从武士阶级形成史的角度，以“形成新贵”概括这一时期的特点，比较恰当。
平氏掌握政权始于保元平治之乱。保元之乱起因于皇室内部对立和摄关家内部争权斗争的交织。1156年（保元元年）7月鸟羽法皇病死，崇德上皇与后白河天皇的对立公开化（祟德、近卫、后白河三人皆为鸟羽之子，鸟羽逼迫崇德让位于近卫 以后又由后白河继位，因此崇德对鸟羽和后白河不满）。时关白忠通与其父藤原忠实不和，后者策划以另一子赖长取代忠通。于是崇德与忠实、赖长结成一方，后白河与忠通结成一方。双方都企图利用武士的力量压制对方，崇德一方召集源为义、为朝父子起兵，后白河一方则依靠平清盛及源义朝的兵力。双方激战一日（7月11日)，结果崇德一方战败。上皇流放，赖长战死，为义被义朝所杀，为朝流放。但论功行赏不均，立大功的源义朝（原为下野守，任左马权头）反在平清盛（由安艺守转任播磨守）之下，引起义朝的不满，而中下了平治之乱的祸根。
保元之乱后三年，1159（平治元）年爆发平治之乱。后白河院（1158年让位于二条天皇）的宠臣信西勾结平清盛，两人专权，引起同为院近臣的藤原信赖与源义朝的不满。12月，平清盛赴熊野山参拜，信赖与义朝乘机袭击信西成功（9日）。平清盛得报后回京，27日两军激战，义朝败。信赖、义朝及其子皆被杀，仅年方13的源赖朝幸免，被流放伊豆半岛。经过平治之乱，平清盛成为京都最有力的武士团的首领，奠定了掌权的基础。
保元平治之乱是因皇室和摄关家或贵族内部争权夺利而引起的战争，因此都是武士进行的代理战争。通过这两次战争，武士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力量。但平清盛并非以武力夺取政权，而是在代理战争中护卫皇室的一派有功，晋升为贵族，从而执掌政权的。因此他对院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这正是平氏政权的重要特点。因为在数百年的贵族社会中形成了森严的门第观念，在贵族的心目中武士不过是侍、鹰犬、工具，地位很低，单凭两次战功并不能升进高位。保元之乱后平清盛不过升任播磨守，仍然是地方官。因此，要克服各种阻力，进入高位，必须与院结合，借助于院的权威，以至院的庇护；而且，即使如此，其晋升也不像摄关家或其他贵族那样可以越级，而必须一步步地上升，否则阻力会更大。因此，平清盛在平治之乱后次年1160年进正三位，列入公卿，任参议。次年任权中纳言，1162年迸从二位，1165年任权大纳言，1166年进正二位，任内大臣，1167年进从一位，任太政大臣。太政大臣是辅佐天皇的最高官职。平清盛任太政大臣是藤原氏以外任此职的首例，也是武士任此职的首例。从此平氏才进入全盛时代，因为由此平清盛获得了任官叙位的决定性发言权。但这己距保元之乱12年之久了。
平清盛对院的依赖性从以下事例也可看出。1171年平清盛以女德子入后宫为高仓天皇妃(次年为中宫)，但武士之女为后妃这是打破贵族社会传统的重大事件，阻力很大。为缓和阻力，德子以后白河上皇养女的身分进宫，可见也必须利用院的权威。1177年以西光为首的院近臣阴谋打倒平氏，但被发觉，西光被斩，称为鹿谷事。时西光供认：“我们策划危害归依佛教的相国（平清盛），法皇及其近臣都参加了谋议”，但是平清盛并未对院加以追究。1179年平清盛因后白河上皇与基房联合密谋消灭平氏，率数千骑进京，迫使后白河上皇停止院政。但次年1180年源平内战开始后不久，即请求恢复院政。1181年1月高仓上皇病亡，后白河院政重开。二个月后平清盛去世，其子宗盛宣称：今后一切听从院旨，承认院的领导地位。当然，平氏与院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但平氏的角度看，其政权的存在是以与院相结合为前提的。因此，严格地说，平氏政权是平清盛与后白河院的联合政权。这是平氏政权的特色之一。
其次，从形态上应该说，平氏政权是王朝国家体制的变异。平氏执政的形式，首先是平清盛任太政大臣（2月任，5月辞，被称为前相国)，以及同族占据公卿和主要官职。平氏任公卿数不断增加，1170年约在7一9人之间，最多1183年达12人，大约占公卿数的一半(但在比例上未必超过摄关时期)。任地方国守大约在10国左右，最多时达29国。这是律令形态。其次是外戚。平清盛妻妹滋子为后白河上皇宠妃；其子1166年立为太子，1168年2月即位为高仓天皇，平清盛作为外戚而掌权。但他不是天皇的外祖父，只能说是准外戚。1179年11月停止院政后，准外戚的身分显然不够了，于是1180年2月迫使高仓天皇退位，由其女德子所生年仅三岁的安德天皇即位，这时才成为真正的外戚，从而成为实质上的最高权力者。这是摄关政治形态。第二，平清盛1168年患病，为此出家，但是后来痊愈。以后平清盛一直以出家的外戚身分掌政。当然这是偶然性，即因病出家，但以后长期以此形式掌政，就具有了与院政同样的性质，即可不受法制的约束。因此，平氏政权无论其那种执政形式，都未脱离王朝国家体制的框架，而不过是把太政大臣制（律令体制）、摄关外戚政治、院政三种形式集于一身。平氏政权并未创造出新的政权形态，它与以前的政权区别仅在于:(1)他是武门新贵;(2)他综合运用以前的政权形式。因此，平氏政权不过是王朝国家体制的变异形态而已。
第三、平氏政权在经济和军事上依附于旧体制。平氏政权的经济基础有三：知行国、庄园、对外贸易，主要是前两者。知行国其领主制的一种形式：领有知行国者派至亲或近臣担任该国国守，掌握统治权，除应向朝廷和寺社上交的租税外，其他收益均归自己所有。平氏的知行国随着其权势的增大而增加，平清盛升任公卿的1160年只有一个，1167年任太政大臣时达5个，以后保持在3--6个之间。1178年德子生皇子并立为太子后增至10个，废除院政后猛增达30国。由于有武力作背景，平氏对知行国的统治十分严厉。如大和国一度为摄政思通的知行国，因国内寺社反对丈量土地，而不得不改换石见国。然而平清盛任大和国知行国主后，派其子基盛为大和守，压制寺社的反对，成功地实行了土地丈量。但知行国数并不稳定，如1179年其子重盛死，其知行国越前被上皇没收，而转给其近臣。又如1180年平清盛请求恢复院政，为此而上献赞歧、美浓两个知行国。
平氏的庄园据说多达500余个，分布于全国。如九州萨摩1197年的土地帐水田总数4010町，平氏庄园12个1105町，占四分之一强。平氏庄园的取得也是其势力扩张的结果。1158和1166年平清盛与其弟赖盛任大宰大贰，与一般贵族都不亲自赴任相反，赖盛亲自赴任，其目的即在于加强在九州的势力，建立庄园，扩大从者队伍。平氏庄园的特点是，平氏非最高庄园主，在其之上另有本家，平氏不过是领家或预所，这与皇室或摄关家的庄园不同。再一点，本家都是与院或皇室有关者。这都反映平氏是作为院的近臣之一而上升为新贵的。因此他的庄园也是不稳定的。如1163年平清盛以女盛子嫁于关白基实，从而取得了摄关家领的实际管理权，但是1179年盛子死后管理权就转入上皇之手。总之，从经济基础看，平氏基本上依附于旧体制，因而十分脆弱。
平氏的军事基础也同样。平氏的武士团以伊势、伊贺为根据地，组织畿内近国尤其濑内一带的武士而构成。但作为全国政权仅靠这样的兵力显然不够，他必须掌握全国的军事权和军力。平氏取得全国的军事权的途径有二：（1）由朝廷授予全国的军事警察权。平清盛任太政大臣的1167年，根据上皇的院宣，命平重盛（清盛之子，时为大纳言）追捕东山、东海、山阳、南海诸道贼徒。这不是指具体的追捕任务，而是授予其权力。院的目的是建立院的军事体制，以应付当时的贼徒和恶僧，平氏则由此而得到了全国的军事警察权。1176年又再次授予此权限。（2）通过国衙吸收地方武士作为自己的家人。如大宰府在厅官人（地方下级官吏）有力武士原田种直成为平氏的家人，即是一例。根据日本学者考证，有史料可查的平氏家人计614人。再，源平内战时平氏通过国衙动员的各国武士是其军力的主要部分。这些武士被称为“国之驱武者”，意即各国被强征的武士。可见平氏在军事上也依附于旧体制，作为武士团尚未形成严密的系统的组织。建立在院宣和国衙基础上的军事权是可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源平内战后期源赖朝就得到了后白河上皇的追讨平氏的宣旨。而“国之驱武者”其战斗力远逊于东国武士。《源平盛衰记》记载，富士川会战前夕平维盛（重盛之子）和斋藤实盛比较双方军力时说：坂东武者进行战斗时置生死于度外，而畿内近国之驱武者则缺乏斗志。
总之，无论从平氏政权的性质、形态和基础看，都不能说是独立的武家政权。它不过是王朝国家体制中的一个阶段，甚至可以说是院政时期内的一个小阶段。因为后白河防政并非仅是形式，它虽被平清盛停止一年，以后又恢复了。武士掌握政权而未脱离旧体制这种平氏政权，其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武士在以武力夺取政权失败后，走上曲折的投靠权门的道路的必然结果，也是武士进行的代理战争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形态的政权不仅没有解决王朝国家包含的各种矛盾，相反增力了武士与其他权门之间的矛盾。以前武士是被利用的工具，在矛盾中处于次要地位，现在则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众矢之的。1179年平清盛发动政变，停止后白河院政，平氏权力达到顶点，这时真正可以称为平氏政权。但正是在这时各种矛盾一起爆发，各种反平氏力量纷纷起事，使貌似强大的平氏政权在仅仅五年之中即土崩瓦解。这无疑应该说是平氏政权本身的脆弱性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平氏政权仅仅充当了由王朝国家向武士国家过渡的角色。

建立幕府
这里的幕府指镰仓幕府。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建立是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形成的标志。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武士政权，它与平氏政权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平氏政权不过是小规模带有军事政变性质的武士间代理战争的结果，而镰仓幕府则是武士间的全国性内战的产物。这次内战称为“源平会战”或“治承寿永内战”。参加者有平氏、源义仲、源赖朝三大武士集团。历时五年，从1180年（治承四年）4月至1185年（文治元年）3月，主要在寿永年间（1182--1184）进行，波及全国。1183年以前平氏处于官军地位，追讨占据北陆的源义仲和占据关东的源赖朝。1183年源义仲进入京都，平氏西走，双方地位倒转，源氏成为官军，平氏被迫讨。并形成三足鼎立：西方平氏，京都源义仲，东国源赖朝。最后源赖朝灭源义仲（1184年1日）和平氏（1185年3月），结束内战。继而又追讨对其不满的弟义经（1185年11日），1189年出征奥羽，消灭藤原氏，以武力征服了全国。在这个过程中，源赖朝以军事实力和实际占领地为后盾，先后迫使后白河法皇承认他对东国的实际统治权（1183年10月），对全国派遣守护地头权（1185-11），以及军事委任权（1190年任大将，1192年任征夷大将军），这样又取得了合法的外衣。但这不过是利用而己，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再也不必像平氏那样依赖于院的权威。日本学者石母田正指出：在全国性内战中成立的镰仓幕府，“早就不能像平氏政权那样成为贵族国家的一部分了。”(《日本史概说》）
第二，与平氏政权依附于律令官制不同，镰仓幕府建立了独立于朝廷以外的行政系统。幕府的行政机关是逐步建立的。1180年富士川战役和控制关东后设立侍所，职务是统制御家人和掌管军事警察。这是最早的机构。1184年10月同时设立负责一般政务的公文所和掌管诉讼的问注所。这时已灭源义仲，并于一谷战役中打败平氏，离最后消灭平氏已为时不远，因此源赖朝着手完备其中枢机构。这些机构开始带有源赖朝的家政机关性质，随着掌握全国的权力而演变成正式的行政机构。1190年源赖朝上洛（进京），被授予右近卫大将军职，次年1月公文所改称政所。这些机构统称幕府，后来幕府就成为武士政权的代称。
幕府机构的基本特色即是独立于朝廷之外。首先，幕府所在地即武士政权的首都设在远离京都的关东的镰仓。关东是源氏的根据地，把武士政权的中枢机构安置于此，是为了有所依托，并可不受贵族的影响，保持武人的本色。其次，不仅有独立的中枢机构，而且有自成系统的地方机构。设奥州总奉行掌管奥州御家人和有关诉讼，京都守护六波罗探题负责朝幕间的联络和京都的警卫、治安，西奉行掌管九州的军事、行政、诉讼等事务；各地派守护（每国一人），主要职责为“大犯三条”，即镰仓等警卫的派遣、杀人犯和谋反人的追捕；对庄园和国衙领派遣地头，负责维持治安、管理土地和征税。源赖朝建立独立的行政系统，其理由是：他不想混杂于公卿之间，像平清盛那样毫无顾忌地出入宫廷，干预朝政。实际上，这样一个独立的行政体系可以不受朝廷的牵制和干涉，独立地行使对全国的指挥权，控制分布于全国的御家人；同时也可因不占有公家的官职，而避免朝廷公家的不满和反对。这是吸取了平氏失败的教训。
幕府机构还有一些特点，如比较简单，不像律令官制那么复杂。这适合刚建的武士政权，便于运作，也便于源赖朝集权于一身。在源赖朝时，幕府机构不过是其辅佐机关，决定权、判决权集中于源赖朝个人。又如公文所和问注所的长官由下级贵族或下级官吏担任，前者由大江广元任首任别当，后者由三善康信任首任执事，这两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既独立于朝廷而又利用公家的人才，这也反映了源赖朝政治上的成熟。
第三，形成了主从原理与家族原理相结合的统制武士的制度，这就是以总领制为基础的御家人制。这是在内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随着战争的胜利进展，占领地不断扩大，家臣队伍也不断扩大。源赖朝的家臣本以东国为主，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御家人被派到各地任守护地头，再加上各地新臣服的武士，源赖朝的家臣分布于全国。武士为武勇之辈，其特性为“杀人请负人”，具有犯罪者的侧面，自相残杀、反复无常、胡作非为，不一而足。对于队伍大，分布广，而又不易控制的武士如何加以统帅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间题。而这时形成了以总领制为基础的御家人制，以主从关系（纵的）和家族关系（横的）的结合来统制武士。
总领制是以总领为中心，由总领统率全族，以加强同族结合的制度。总领即族长，由本家的嫡长子继承。总领制的基础是土地的分割继承。武士间实行分家制，土地在诸子中分配，但不是平均分配，嫡长子即总领分得最多最大，剩余的土地再分配给庶子。庶子分家后并不完全独立，仍在本家总领的统制之下。总领对全族领地享有最后处理权，总领之名即由此而来。总领制虽为家族的结合，但并不排斥无血缘关系的小领主加入，结成拟似的血缘关系，成为家子。这是日本家族制度的特点。总领的职责是，对内统帅庶子，祭祀族神，分配领地和赋役；对外代表全族，为幕府服役，战时率领一族出征。总领代表全族，关系到一族的兴衰，因此其人选十分重要。总领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如果嫡长子不肖，也可从次子中选择。因此嫡子又有生得嫡子（天生的）与取立嫡子（选拔的）的区别。而且，总领还有反悔权，如发现已立的嫡长子不行，可反悔另立他子。幕府也从法律上承认总领制，对一族颁发领地证明书（称为“领地安堵”）以总领为对象，御家人一族应尽的义务也规定由总领承担。幕府除以下两种情况外，对总领一族内部事务一般不干涉。(1)在嫡长子因继母谗言或偏爱次子而不立时，幕府规定必须给予嫡长子以五分之一的领地；(2)总领死亡无遗言，又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由幕府来分配遗领。幕府利用总领的统御力来掌握御家人，总领制成为御家人制的基础。
御家人的意思即是家人。因为是将军的家人，为对将军表示尊敬，而称将军的家人为御家人。同时也有对将军的家臣表示尊敬而称之为御家人的含义。将军与御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从关系。结成主从关系要履行一定的手续：谒见将军并宣誓，称为见参式；将军则颁发领地证明书，称“本领安堵下文”。继承时也要履行同样的手续。但是西国不那么严格，因为人多了，改由代官将名簿呈报将军，将军发给下文（通知），即成为御家人。到后来更加简化，不再由将军发给下文，而由代官给予奉书（奉将军之命而发的文书）。结成主从关系的基础是所谓御恩与奉公。御恩包括：1、本领安堵；2、新恩给予（分给新的领地）；3、发生领地等纠纷时加以保护；4、向朝廷推荐官职。奉公包括：1、率领一族参战；2、皇宫、镰仓等的警卫；3、皇宫、幕府、寺社以及驿站等的修建费用等。奉公义务由侍所通过守护按各人的领地分配。奉公要严格执行，不得怠慢，否则要削减领地，剥夺身分，甚至处死没收领地。
以总领制为基础的御家人制，形成了以将军为顶点的金字塔式的武士统御制度。若用图表表示之，则如下页表。
御家人制本来是私人间的主从关系，从1185年源赖朝获得任命守护地头权以后，遂成为正式的制度。并且与幕府的中央地方官制相结合，形成了将军----侍所----守护----地头的统辖系统。1189年奥州会战时源赖朝动员66国的武士，命令他们必须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拒不参加者和迟到者将受到处罚，直至没收领地。显然，源赖朝的目的是通过此举测试各地御家人的忠诚程度，同时重新进行编组。可以认为奥州会战时的军事动员是以总领制为基础的御家人制形成的标志。这种主从(纵的)关系和家族(横的)关系相结合的统制武士制度的建立，应该说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而这也正是镰仓幕府与平氏政权在组织形态上的根本区别所在。这样一种制度的建立才保证了武士政权的长治久安，而不像平氏政权那样成为短命政权。
第四，制订了最初的武士社会的成文法典----贞永式目，也称御成败式目（审判法规）。1232（贞永元）年在北条泰时主持下制定。它不是依据或模仿律令法，而是根据武士社会的道德、习惯和源赖朝以来的惯例而制订的。它的制定并不取代律令法，它是专门为武士制订的第一部武士法典。
贞永式目共有51条。从内容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有关守护地头的职权，如第三条规定：守护的职责是大番催促、谋叛杀人犯的追捕等，即大犯三条；第二类有关御家人的领地继承，如第二十三条规定：可养子并继承领地，而这在贵族社会是不许可的；第三类有关领地纠纷的裁决，如第七条规定：源赖朝以后历代将军恩赐的领地，即使旧主提出诉讼也不得变更；第四类有关朝幕关系的处理原则，如第六条规定：关东（即幕府）不得干涉国司、领家（朝廷公家）的争端，而公家法也明确规定军事警察权委之于武家（如1191年3月的公家新制16条）；第五类有关其他刑罚等。贞永式目虽多达51条，也不过是原则规定。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有补充修改，修改补充的单行法称为“式目追加”。
贞永式目虽以武士为对象，但因镰仓幕府是全国政权，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变成全国性的法律。它不仅对当时的公家法、本所法（本所为名义上的最高庄园主）有影响，而且成为后世武士政权制定法规时效法的范本。贞永式目制订的意义就在于，它把数百年武士社会和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加以规范化，并制成独自的法律。当然，贞永式目主要是为审判提供一个基准，目的是制约武士的不法行为。但即使这样也反映：在思想意识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成熟了。
从以上四点看，应该说镰仓幕府与平氏政权有着质的区别。镰仓幕府才是真正的武士政权。但应注意：源赖朝并未否定公家政权，他是在承认公家，并保持其全国政治统治权的前提下，建立武士政权的。因此形成了公武两个政权并存，并长期保留天皇
制的政治结构。而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小结
以上概述了武士阶级形成的五个阶段 ，即土着扩张、对抗朝廷、充当鹰犬、形成新贵、建立幕府。综合起来说，就是：皇族列，入臣籍，放地方，主要是关东地区，担任地方官 任期届满后，在当地定居，通过各种方式扩张实力。以此为基础，公开以武力反抗朝廷，企图夺取地方政权。失败后改变策略，走上了跻身贵族世界，充当鹰犬的道路。借此以登上中央政治舞台，并逐步成为新贵，掌握实权，进而建立独力的武士政权----幕府。
上述阶段划分和综合，是就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其形成和取得政权的总过程而言的，即是从整体上说的。具体到这个过程中的两个主角----源、平两氏各自所走的道路，则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从共性即共同点说，两氏都先后走上了充当鹰犬之路。平氏在武力对抗朝廷失败后，转而采取这个策略；源氏则一开始就充当“京侍”。两者都借助、利用旧制度来发展自己，并登上中央政治舞台，掌握政权。平氏建立平氏政权，源氏建立镰仓幕府。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充当鹰犬是武士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取得政权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从个性即相异点说，两氏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平氏发迹于关东，反抗朝廷失败后放弃关东，投靠院政，借此在西国发展势力，最后依靠西国的力量，在代理战争中取胜，并在原体制内建立政权。其图式是：关东--京都(畿内近国，伊势平氏） 西国 京都。
源氏先是以畿内为基地，充当朝廷政争与镇压地方反乱的工具，借此在东国发展势力，最后以东国为依托，在武士间的全国性内战中取胜，控制全国，建立独立的幕府政权于东国。其图式是：畿内（河内源氏） 关东 京都（西国） 关东。
两氏所走的道路不同，决定了各自所建政权性质的不同，及其最后结局的不同。平氏所建政权是王朝国家的变异，是旧制度的最后点缀。源氏所建的政权独立于王朝国家之外，是真正的武士政权。前者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短命政权。后者则开创了一个武士统治的新时代，而武士统治的时代在日本历时700年之久。这就是说，源氏所走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日本历史发展的方向：使日本最终脱离了东亚历史的常规，成为例外的异常存在，即尚武而非尚文的国家。
如果我们假设一下，历史在平氏政权时就打上句号，也就是说武士的最后发展采取留在旧制度内的平氏政权形态，又将会是怎样呢？那时历史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吧。律令体制从总体上说将继续下去，虽会有变化，但决不会出现幕府这种武士政权形态；日本仍将留在东亚国家的总体框架内，成为一个尚文而非尚武的国家吧。那么，为什么平氏路线行不通，而历史选择了源氏路线呢？我以为，这恐怕和当时日本的人文风土----由于吸取外来先进文明而高度发达的中央与极端落后的地方相结合----密切有关吧。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有待于今后深入探索。